内容提要：认知增强越来越依赖纳米、生物、信息等技术的发展。基于会聚技术的认知增强尽管还处于实验室阶段，却已经引起诸多伦理争论，主要涉及增强与治疗的争议、主体性消解、认知多样与秩序以及社会公平失衡等问题，一种超人主义的积极伦理解释也成为当前会聚认知增强争论的焦点。对会聚认知增强的伦理反思既是为了加强对新兴技术的理解，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关切。
关键词：会聚技术/认知增强/伦理争论
人类提升认知能力的方式因新兴技术的突现而发生改变，一种基于会聚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ies)的认知增强正在悄然推进。①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外在的、宏观的、整体的增强方式，会聚认知增强更注重内在性、微观性和系统性。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认知增强已不再是简单的提升记忆力，而更加注重“通过药物、基因干预、脑刺激等方式提升正常人注意、记忆、推理等综合认知能力”②。尼克·博斯特罗姆(N.Bostrom)和安德烈斯·桑德伯格(A.Sandberg)认为现代认知增强旨在“通过提升和拓展人体内、外部信息处理系统，以实现人类心智核心能力的扩大和增强”③。会聚认知增强具有两大特征：第一，被增强者是身心健康的正常人，否则认知增强与认知治疗无异；第二，现代认知增强是基于会聚技术的涉身性增强，主张通过调节人体局部生理机构或功能实现认知能力的提升，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外部环境或教育方式的改变。会聚认知增强也存在两个显著维度：一是认知深度的增强，二是认知宽度的扩大。
传统增强方式可操作性强，风险低，容易被人接受，会聚认知增强因为会聚技术的介入显得更为复杂。民众对新兴技术本能的恐惧，致使会聚认知增强面临众多伦理质疑，比如：认知增强是否有效且安全?是否会破坏人的自主性?是否会影响社会公平?等等。
一、基于会聚技术的认知增强
现代意义上的认知增强越来越依赖会聚技术的发展，其中纳米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性技术，正在为生物医学、信息科学和脑科学提供基础性技术支撑，同时也为认知增强的基础研究提供便利。生物医学在认知增强中扮演着主导作用，当前普遍流行的认知增强药物正是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结果。信息技术逐渐成为未来认知增强的发展方向，通过人机交互试验可以构建心智模型，从而利用外部设备以提升人类认知能力。认知科学则是基于众多交叉学科，探索人类认知机制，通过多学科联动为认知增强的应用研究统筹规划。
1.纳米技术与认知增强
纳米技术因其特殊性质在人类认知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④，如通过“标记在生物大分子上的荧光纳米粒子(Fluorescent Nano Dots)可以清楚地观察生物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⑤。荧光纳米粒子受到一定波长的激光激发后会发射荧光，作为一种标记工具，将此类粒子嵌入生物分子中，如此便可清楚观察生物分子的运动轨迹及其相互作用机制。该技术除了在生物医学领域广泛应用，也常用于脑科学研究中，通过标记在脑细胞上的荧光纳米粒子可以更准确地研究脑组织调节分子的运动、分布及信号传导，而脑组织调节分子的数量、活性度及其相互作用都直接影响着人类认知功能。此外，纳米电极(Nano Electrodes)在脑科学研究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科学家通过探测脊髓毛细血管里的电极记录，发现“血管腔室(Intravascular Space)可作为刺激大脑活动的通道且这种对管腔的刺激不会损伤大脑软组织”⑥。纳米电极通过毛细血管系统(Capillary System)直达大脑，从而安全、高效地刺激脑部神经，实现认知能力的改善和增强。
2.生物技术与认知增强
基于生物技术的认知增强主要体现在认知增强药物的广泛使用上，如一些常被用来治疗精神及心理疾病的药物开始受到健康人群的追捧。广为人知的尼古丁可提升注意力，咖啡因可以缓解疲劳，放松神经，其他诸如利他林(Ritalin)、阿得拉(Adderall)等新型复合药物(俗称“聪明药”)更是盛行于欧美各国学生群体，他们期望通过服用这类药物在短时间内提升注意力，以应对繁重的学习任务，而这两种药物原本只是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疾病即多动症。另一种新型药物莫达非尼(Modafinil)，原本用于治疗嗜睡症、睡眠紊乱，是一种觉醒促进剂，现在也常被人用来提神健脑，提升注意力，例如在值夜班时服用此药以维持清醒头脑。如果正常人长期服用此类精神药物，会造成食欲不振、心率过快、失眠、腹痛等不良反应，因此这类药物受到国家严格管控。
3.信息技术与认知增强
信息技术在拓展人类认知界限方面其实早有先例，如信息存储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保存记忆”，信息处理工具提升人类的运算能力，而不断涌现的3D眼镜等信息可视化工具更是拓宽了人类的空间认知能力。新形式的基于信息技术的认知增强要求建立外部系统与人类心智的直接联系，当前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研究便是承载这种联系的桥梁，当人类参与机器计算，“成为计算过程反馈环中的一部分时，人类和计算机的关系便紧密联系在一起了”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团队通过设计好的脑机接口测试发现电生理信号与某个特定的行为条件存在因果联系，而对这些电生理信号进行有条件刺激可以调节人类的记忆编码能力⑧，从而实现认知记忆的增强。在治疗某些脑损伤疾病时，医生常采用神经假体来取代病人脑中坏死的神经回路，以重建各神经元之间的联系。近日，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团队在掌握了大量记忆神经编码信息后发现，神经假体可以对这些编码进行实时诊断和操纵，从而实现认知记忆的恢复乃至增强⑨。在可预见的未来，当脑机接口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一技术将会被广泛应用于认知增强中。
4.认知科学与认知增强
认知科学是一个聚合了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神经科学等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其研究旨在揭示人类心智的秘密。其中脑神经科学在整个认知学科群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点在认知增强探索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非侵入式脑刺激(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NBS)的试验研究上。非侵入式脑刺激有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和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两大类，二者的作用机理都是基于电磁波对脑神经元的刺激以调节和控制大脑活动。经颅磁刺激将不同频率的磁信号经过颅骨传递至脑神经，高频(＞1Hz)磁刺激可以激发脑神经，低频(≦1Hz)磁刺激可以抑制脑神经，主要用于治疗抑郁症、脑瘫、睡眠障碍等。经颅直流电刺激通过低强度微电流影响和改善患者的不正常脑电波，促使大脑分泌相关神经递质和激素，以治疗抑郁症、失眠症、焦虑症等。这两项技术都有无痛、无创、不影响脑结构及功能的特点，广泛用于神经医学的临床治疗。当前某些临床试验表明，在空间意识方面，部分tDCS可以增强常人的视觉空间处理能力，但也有研究表明，通过试验得到的都是无效结果，甚至出现表现衰减的现象⑩。
二、会聚认知增强的伦理问题
目前基于会聚技术的认知增强还处于广泛实验阶段，面临着较多伦理问题，引发了当前对认知增强的基本争论，它关乎整个社会道德乃至未来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剖析当前会聚认知增强的伦理困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本身，以应对潜在的伦理风险。
1.增强与治疗的争议
如何界定治疗目的和增强目的是当前会聚认知增强面临的首要问题，它是其他一切伦理争论的基础。人们普遍认为对病患进行医学治疗——即便是技术侵入式治疗——在伦理上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对正常人进行修饰性的增强则需要充分讨论和评估，因此“治疗和增强的区别成为支持或反对技术物进入人脑或体内的重要争论”(11)。当前会聚认知增强技术的实践形式具有较高隐蔽性，某些适用于治疗的技术或药物常常在患者不知情的状态下被使用，因此难以分辨治疗和增强的界限。同时，会聚认知增强技术往往起源于医学临床实践中，增强与治疗具有先天关联性，因此对二者清楚明白的划分存在较大困难。事实上，对治疗与增强的混淆主要还是在于缺乏对增强的深度理解，如果“对增强的意义缺乏清晰的普遍理解，我们将无法解决有关增强的争论以至得到适宜的伦理结果”(12)。从概念的定义角度，增强“并非维持和恢复人体健康，而旨在提升人体形态和功能”(13)，也有人认为“增强是一种外在于治疗的有效修正”(14)，还有学者总结了建构主义、规范功能主义、福利主义等七种不同路径而给予增强以不同定义(15)。综合以上几种解释，可以认为增强仅仅作用于身心健康的正常人，它是辅助性和修饰性的，而治疗的对象是有生理或心理缺陷的病患，具有内在意义上的必然性和强制性。
增强与治疗并非完全无法相通，从追求个人幸福的层面上看，增强与治疗有着相同的伦理意义。治疗旨在通过改善和恢复身心结构以获取满足感，而增强则是“通过优化身心结构以增加获取幸福生活的机会”(16)，二者并不矛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抛弃对增强与治疗的绝对划分，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如何定义增强取决于社会及文化价值观，而不是科学的客观实在，并且大众对增强的理解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对增强和治疗的理解应该回归实践。
当然，持有增强观念的人也并非就支持会聚技术对人认知功能的改造。对于有认知功能缺陷的患者来说，接受医学治疗对其本身来说就是一种增强，不能因为反对增强就反对正常的医学临床治疗。在会聚认知增强技术还未完全成熟前，对增强与治疗进行人为切割，只会影响正常医学活动。
2.主体性消解
会聚认知增强尽管提升了人类认知能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人之所以拥有认知，是因为人有后天习得能力，人的学习能力正是人的主体性体现。人的认知水平与生理结构、文化背景、生活环境、教育程度等因素息息相关，人的认知受到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过程是渐进的，并非一蹴而就。会聚认知增强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认知习得过程，因为它可以在不考虑文化背景、生活环境、教育程度等因素下实现人类认知能力的迅速增强，这导致人的主体性被悬置，进而“改变人的自我意识和特性，乃至人类适应社会的方式”(17)。在通过会聚认知增强实现认知提升过程中，过分强调增强会导致“创造力减弱”(18)，人们不再通过实践获取认知能力，技术化的认知还是真正意义上的认知吗?
基于认知自由的观点，人类有权力决定接受或拒绝认知及认知增强，但仍然存在一部分群体，其自主性受到限制。对于缺乏认知能力的儿童及青少年来说，家长总会在未经他们允许的情况下，强迫或诱导其服用具有认知增强功能的药物，以提升所谓的记忆力、注意力。对于一些特殊工作群体，如需经常熬夜及高压环境下工作的人来说，也不得不通过服用某些药物以增强自己的注意力，从而保证工作状态和工作效率。另外，部分医药从业者为了经济利益，刻意夸大轻微精神类疾病的后果，宣称必须服用某种特定药物或进行某种特定技术医疗才能治愈，从而诱使部分正常人不自主地选择此类增强药物或技术，尽管他们并没有什么所谓精神上的疾病。以上案例都显现出会聚认知增强在无形中会威胁到人类的认知自主性。
认知自主性的消失不但意味着主体性的消解，还隐含着对尊严的威胁。人的尊严是人之为人的基础，是赋予人生命意义的保障，如果没有尊严，人存在的意义性和价值性就会消失。会聚认知增强主张通过技术物改造人的认知功能和意识状态，这时的人与其他机器差别不大，人的尊严因为这种改造而被破坏，增强认知后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还保持尊严也无法估量。
3.认知多样与认知无序
基于当前会聚认知增强的发展状况，并非所有人都能享有该项技术带来的福利，即便是采取认知增强的群体也并不一定能实现认知功能的绝对提升，它还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会聚认知增强的出现给群体认知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认知多样与认知无序上。认知多样即会聚认知增强的不同形式给不同层级的社会群体提供了诸多选择项，每个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采取哪种形式的认知增强。认知无序主要体现在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监管机制，群体认知秩序会因为会聚认知增强的出现而被打破，不同群体间的认知差异会逐渐拉大直至无法沟通。
认知多样可以促进社会多元化发展，高认知水平群体具有更高的创造力，如通过会聚认知增强可以造就一批认知天才，而认知天才的聚集将有助于解决某些社会顽疾。然而，如果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无视社会道德，刻意追求认知功能的极速提升，社会群体间的认知水平则会被人为拉大，“沟通和协调障碍将使不同群体间的合作难以为继”(19)，认知多样就会演变成认知无序。群体认知水平往往决定了社会道德水平，认知无序除了直接影响群体间的沟通合作，还将导致道德秩序的紊乱，因此“认知增强研究必须伴随道德增强研究”(20)，缺乏道德增强的认知增强，将会给社会带来更多伦理问题。
认知无序造成的沟通障碍并非意味着追求认知统一，而在于提倡通过教育实现有效沟通，而非采取短期性的认知增强手段。因为这种短期的认知增强在现实层面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首要的即是教育公平问题。会聚认知增强将使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转化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获取知识，而掌握会聚认知增强的群体可以轻松实现这一目的。事实上，一种道德增强技术正悄然推进，届时教育的意义将会被完全颠覆和消解，现有的教育资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摈弃。
4.社会公平失衡
鉴于会聚认知增强的隐蔽性，普通民众往往无法从经验上辨别某人是否接受过认知增强，社会生活中也没有相应的鉴别规范措施，致使会聚认知增强因其本身的技术特性而暗含着道德欺骗，这主要体现在教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生群体渴望通过服用增强药物，以实现记忆力和注意力的提升，以使自己在考试中占得先机。据一项调查表明，在美国高校里，超过7％的学生有服用认知增强药物的经历，在某些学校，这一比例高达25％。(21)教育领域的认知增强药物如同运动场上的兴奋剂，二者都使公平竞争失去了本来意义，“除非游戏规则被打破，否则增强技术的运用便会永远包含着不公和欺骗”(22)。又如当前广泛流行的医学整容术，部分民众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整容而获得更好的容貌，在某些行业，姣好的容貌意味着更多的社会关注和社会资源，会聚认知增强这种“神经整容术”(23)可以让部分社会群体实现脑神经领域的改头换面，以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这将进一步导致社会公平的失衡。
会聚认知增强为人类生活提供了一条“捷径”，普通人可以在技术的帮助下不费力地提升记忆、增强思维能力，以达到高效学习、高效工作的目的，如此一来，未来人类甚至可以不用受太多教育就可以实现认知速成。当所有人都渴望坐享其成时，社会价值观便会发生扭曲，人们不再标榜勤劳，而是沉浸在“拿来主义”的自我欺骗中。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生活环境好的富人阶层可以很容易获取相关技术，而受教育程度低、生活环境较差，更需要认知增强的穷人阶层却无法通过技术的革新改变命运。有学者就认为，在认知增强技术应用方面，应该“给予智商在75以下的人群优先权”(24)，因为认知水平低下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率居高不下，长期依赖社会福利加剧社会财政负担。当前越来越多的组织和国家开始意识到认知增强的发展前景，于是争先恐后发展相关技术和产业，甚至以牺牲伦理道德的代价以换取更多的临床试验，这种潜在的“认知军备竞赛只可能摧毁人类”(25)，而不能造福人类。技术的恶性竞争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不公，更多的是对伦理道德的漠视和践踏。
三、超人主义：一种积极伦理是否可能?
人们习惯于在面对新兴技术时，先天地站在审判者的立场对其进行伦理审查，似乎很少谈论其是否具有积极的伦理意义。关于会聚认知增强的伦理问题，人们无不例外地在“潜意识里排除那些具有积极伦理意义的争论”(26)。事实上，这里存在许多为会聚认知增强进行积极伦理辩护的观点，他们对该技术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它对人类道德伦理并无多大损害，甚至认为可以通过这项技术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其他重大难题，最终造福人类，实现更大的伦理意义。
超人主义者(Transhumanist)是会聚认知增强的最大拥趸，他们秉持自尼采创立的哲学——“超人哲学”，认为“人类可以且应当通过技术突破人类现有局限以实现超人的目的”(27)，具体来说就是主张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来增强人类的体力、智力、道德，并克服人类不需要的状态，如疾病、痛苦、死亡等。会聚认知增强就是将人变成“超人”的有力工具之一，它旨在拓展人类的智力功能，以增加人类对自身意识状态和情绪的控制力。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认为不久的将来人类物种将以崭新的形式存在于世，就像当前的我们不同于北京猿人一样。更为激进的超人主义者认为到21世纪中期，在技术的推动下将会出现后人类(Posthuman)形式，他们的生理功能将远远超过现在的人类，按照目前的定义标准，他们甚至不再是完完全全的人类。超人主义学者指出，如果会聚认知增强技术能造就“解决温室效应问题的科学家或者更高明的政治家”(28)，那对全人类来说不是有更大的伦理意义吗?
超人主义遭受了广泛的实践及伦理批评，批评者认为超人主义的构想在现存环境中既没有实际可操作性，也缺乏有效道德原则作支撑。生物保守主义者反对超人主义的增强观点，认为包括会聚认知增强在内的所有人类增强技术都会“消解和破坏人的尊严，无意识地侵蚀人之为之的深层价值，对此还很难用语言或影响系数进行成本效益分析”(29)。此外，批评者还指出超人主义所主张的后人类形式意味着对当前人类形式的否定和消解，他们将人类未来的命运寄托在没有道德和感情的技术物上，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它不但蕴含了巨大的伦理风险，还会让人类失去主体性特征和尊严，让人彻底沦为技术物的奴隶。
超人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长处，并对新兴技术寄予厚望，以期改善人体功能和社会生活环境。超人主义本质上又是一种科学主义，他们只看到现代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改变，却忽视了潜在的伦理威胁。对于会聚认知增强来说，在尚未掌控其利弊条件时，审慎的态度更符合人类的期望和要求，这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人的主体性及人的尊严。
四、结语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当前所有会聚认知增强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且大部分的研究规模较小，无论是样本数量、种类还是可重复比率，都不足以证明该技术已经是一项成熟的技术，更勿论现在推向市场。基于负责任研究和创新的角度，所有对该技术的争论和思考不应仅停留在技术所带来的可预见后果，而应从源头出发，确保技术发展的每一步都符合现有伦理规范。
会聚认知增强关乎整个人类命运，因此对该技术的伦理反思和评估更应该持审慎态度，这需要公众、科学家、社会媒体的多方参与和共同努力。通过对潜在的伦理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以实现各方对该技术的深层次理解，而对类似会聚认知增强的新兴技术的伦理反思，也将有助于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
注释：
①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联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提升人类技能的会聚技术”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会聚技术概念。会聚技术指当前四大前沿科技领域的协同整合，即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及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报告认为四大技术的任意组合都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②Ellen-Marie Forsberg,Clare Shelley-Egan,Eric Thorstensen et al.Evaluating Ethical Frameworks for the Assessment of Human Cognitive Enhancement Applications[M].Switzerland: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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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thical Debates of Converging Cognitive Enhancement
刘永谋，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翔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浙江社会科学》第2018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