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改造自然界，还应运用于社会治理中，这已成为技术时代的一种基本观念。技术治理在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危机中作用巨大。虽然一些人心存疑虑，但技术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趋势。因此，哲学要把握当代社会发展趋势，反思技术时代的治理变革，尤其要理解技治社会的运行方式及技治社会中知识与主体的历史境遇。

理解技治社会的兴起

近年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加速推进技术治理深入渗透到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从社会治理变革的角度来看，当代社会正在迈入技治社会。这是现代启蒙观念从自然治理向社会治理的历史扩展，亦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不断科学技术化的必然结果。技治社会方兴未艾，未来会走向何处、产生何种冲击，以及如何应对冲击、优选适应国情的技术治理模式，需要哲学界进一步观察和反思。

首先，技治社会是具备足够社会自觉的智能社会。所谓社会自觉，指的是技治社会运用技术手段收集各种数据和信息，对社会的即时状态有足够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社会发展方向。当情况变化、出现问题时，技治社会能够迅速“感受”到内外刺激，及时作出技术化的操作反应。这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盲目而“本能”的应对方式，也不同于工业社会看似理性但实际上对真实状况缺乏足够了解的应对方式。隐喻地说，技治社会像有机体一般具备足够的“智能”，能够完成适应性的刺激—反应“类生命”行为。

其次，技治社会是大规模预测、规划和控制的控制论社会。要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就要减少未知以控制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技治社会不再是自发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前进。即使社会的实际发展与最初的社会规划并不完全吻合，但这并不能阻止技治社会不断实施大量不同范围的社会测量、预测和计划，同时不断接收计划实施的反馈信息以调整各种控制行为。技治社会的社会目标会根据具体情况不断修正，因而其并非既定蓝图的“乌托邦”社会。换言之，技治社会的主旨并非迈向某种理想状态，而是要实现对社会运行的控制。技治社会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努力减少对包括人在内的世界的未知状态，朝着对自身的即时、连续、全面认知的方向前进，进而通过计算分析、反馈规划和公共治理，减少浪费、失误、偏差和偶然性，控制社会风险，提高社会效率。

再次，技治社会是科学运行和专家治理的技术决定论社会。技术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决定技治社会的发展还有待观察，但乐观的技术决定论是技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观念。无论实施何种技术治理模式，技治社会都要坚持科学运行和专家治理两大基本治理原则。前者主张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运行社会，后者主张由受过系统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掌握更多的治理权力。因此，技术知识生产部门，如政府研究部门、大学、研究所、研发中心和计算中心等，成为技治社会的核心结构。当然，技治社会亦不能放任技术自由发展，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预测、规划和控制成为控制论社会的基础性任务。

最后，技治社会是富裕与风险并存的社会。技治社会的到来，意味着科学技术的运用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新的阶段，即劳动者生产的物质财富已能够满足每个社会成员舒适生活的需求（这一点在自动化和机器人的爆炸性推进中愈来愈明显）。富裕社会的问题不再是如何生产更多的商品，而是如何公正而合理地进行分配。显然，这并非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需要与完善的政治制度相结合才能妥善解决。技治社会存在更多的社会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比如专家权力过大带来的一些风险。并且，新技术手段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增加了危机可能爆发时的危险性。总之，更多的社会控制与更高的社会风险，是技治社会不可分割的两面。

技术治理与知识的命运

科学运行的原则是知识方面的要求，而专家治理原则是主体方面的要求，技术治理将知识与主体在治理活动中结合起来。从知识角度来看，很多学科知识可以运用于治理活动中，以不同学科为基础的治理方案各具特色。

以物理学为基础的技治方案，如斯科特（Howard Scott）提出的“高能社会”，往往将现代社会视为能量转换和利用的大机器。他主张通过社会测量查明整个社会的能量状况，进而实现生产和消费的物理学平衡，给社会成员提供舒适的物质生活。

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技治方案，如斯金纳（B. F. Skinner）提出的“瓦尔登湖第二”社区，最大的特点是用心理学方法对社会成员的情绪和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改造和控制，消除不利的心理状态，鼓励有利的个体行为，使其符合技术治理的总体目标，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

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技治方案，如威尔斯（H. G. Wells）提出的“世界国”，主张用生物学的方法提升社会成员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状态。他认为，未来的人类不仅道德水平极高，人性也与今日迥异，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也将远超今日，在此基础上技治社会得以高效运转。

以管理学为基础的技治方案，如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提出的“经理社会”，主张用专业的管理技术来运行整个社会，包括公司、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机构，摆脱所有者对实际经营者的干扰，组织和协调治理活动所涉及的诸种人财物因素，扩展国有经济，融合政治与经济，交由职业经理人管理。

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技治方案，如纽拉特（Otto Neurath）提出的“管理经济社会”，强调在更大范围实行政府计划调节，有规律地进行生产而非依赖盲目的市场调节，并以经济计划为核心实施各种社会工程，不断对整个社会进行改良，最后走向社会主义。

无论哪一种治理技术，都必须精确把握治理对象的即时信息。智能革命兴起以来，技术治理将逐渐以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为基础，将各种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综合运用于治理活动中。在技治社会中，技治知识的运用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1.社会测量，即对社会物质和精神状况进行调查和统计。2.计划体系，即运用计划手段，既包括国家计划、社会计划，也包括企业计划，在相对较大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对生产和分配活动进行统一的配置和安排。3.智库体系，即制度性地将政治权力的一部分通过智库方式交由专家掌管，实施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专家参与决策。4.科学行政，又称为行政科学化。5.科学管理，这里指的是企业、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理性化。6.科学城市（或工程城市），即科学地建设、运行和维护作为人类主要居住场所的城市，如能源、交通、治安、物资、垃圾处理和环境保护等。7.综合性大工程，这种工程不仅涉及自然改造，还涉及人口、社会、文化和环境等诸多社会因素，既是自然工程，也是社会工程。显然，信息—智能技术平台在上述战略中均非常重要，能够从总体上提升局部社会工程的效率，改变技术治理运行的形式。

在技治社会中，人们的知识观念将发生重要改变。首先，知识日益实用化。技治知识生产的目标是效率，而非传统意义的真理。或者说有用的知识才是知识，科学与真理同价值与善直接结合在一起。其次，知识日益操作化。技治知识导向治理行动，控制代替理解成为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的目标。此时，真理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可操作性，通过改变自变量求得相应的行为结果。再次，知识日益权力化。传统观念将知识视为独立于权力和政治的中立性力量，而技治知识与治理行动是紧密相连的，更多知识意味着更大的行动力量。在技治社会中，对知识的传统真理尊崇将逐渐消失，代之以对知识力量威权的尊崇。最后，技术知识日益泛化。当社会行动强调以技术的名义获得合理性时，形形色色的技术知识必然暴涨，各个领域都将涌现大量新技术，技术与技艺将很难区分。此外，以技术为名的“伪技术治理”现象可能会日益盛行：它们往往会打着技术的旗号，实际上并不运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

技术治理与人类的命运

随着技治社会的不断推进，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逐渐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人的形象或人学，不再由哲学、文学或宗教、神话来勾勒，而越来越多地由科学技术来阐释，可称之为“科学人的诞生”。此时，主体的行为和情感在很大程度上被还原为与物理、化学、生物和环境等诸变量相一致的函数关系。由此，“科学人”意味着主体同时是遵循操作规则的可治理、待治理之对象，这是技治社会中人的根本规定。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根据同样的技治知识被预测、改造和控制，而且也应当被控制，融入整个社会的效率目标当中。如果对自然的技术治理不能容忍荒野，对人的技术治理则不再能容忍野蛮，自然与主体的绝对自由将在观念上同时受到挑战。实验室逻辑扩展至自然界造就了人工自然，渗透到人类社会则塑造出技治社会。于是，整个人类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将成为巨大的社会工程实验室。

在技治社会中，人人都在技术治理之中，既包括治理者，也包括被治理者。要使治理活动朝着运行效率提高的方向前进，既可以用技术方法训练出更适于治理的被治理者，也可以用技术方法挑选更适于控制他人的治理能动者（agent）。治理与被治理不可分，同一个主体有时是治理者，有时又是被治理者。通过训练治理能动者实现技术治理，可以称之为“能动者改造路径”，而挑选专家实现技术治理，可以称之为“专家遴选路径”。当然，更多时候是将被治理者规训与治理者优选同时结合起来。

在理论上，“能动者改造”可以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沿着不同的思路加以实施。比如，通过技术方法改善个体道德水平的人性进步思路；调节个体心理状态的情绪管理思路；控制个体行为的行为控制思路；增强能动者的身体和智力的人类增强思路；塑造协作、利他和高效社区的群体调节思路；等等。总之，技术治理认为存在更好的被治理者，人类应一代代向前进化，而不是停留在亘古不变的永恒“人性”之中。显然，技治主义者如果追求完美被治理者，很容易陷入专制的危险之中。

技术治理的专家遴选路径亦包括许多方法，根据所选的专家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种。1.工程师领导，包括自然工程师和社会工程师。2.知识分子领导，包括科学家、技术专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3.管理者领导，包括高中低不同层级的职业经理人和管理人员。4.经济学家领导，主要指的是社会宏观经济运行方面。5.理想中的德才兼备的领导者，如威尔斯在《现代乌托邦》中设想的“武士”阶层。因此，在技治社会中，专家并非经济和政治地位相同的“新阶级”，而是目标分歧的异质性群体，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目标、价值观、矛盾冲突和专家层级。

随着技术治理的不断推进，许多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新问题将不断涌现，需要哲学界进行批判性反思。比如，专家与大众、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应赋予专家何种权限；如何设置专家认证资格和晋升标准；人的自由与技术治理之间如何平衡；民主制如何约束技治制；智能技术在治理运用中的风险；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需要以问题学而非体系化的方式来进行，形成某些经验化的对策意见。

无论如何，面对技治社会的兴起，当代哲学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知识和人是哲学反思的焦点。随着技术时代的到来，科学被理解为技术化科学，知识旨趣趋向控制，人被理解为“治理人”，整个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发生着深刻的技术性升级，治理问题应成为当代哲学反思的重要问题。离开技术时代的大背景，哲学对治理的反思将流于空泛，无法真正理解当代知识的状况和人的历史处境。反过来，技治社会与技术治理的兴起，则给当代哲学反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重要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