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去世，媒体、艺术界和文艺研究界反响强烈，世界技术哲学界反应并不大。世人皆以斯蒂格勒为技术哲学家，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技术哲学家，甚至称自己“超哲学”[1]p.47。可是，他却成功地帮助技术哲学尤其是法国技术哲学，吸引到更多的关注。就提升技术哲学曝光度而言，斯蒂格勒与拉图尔贡献不相上下。然而，技术哲学界对两人的评价差别不小，他不被法国人认定为如拉图尔一般的顶级知识分子。总之，“斯蒂格勒之死”本身就是一桩意味深长的事件。
米切姆曾向美国技术哲学协会电子刊物Techne提议专刊纪念斯蒂格勒，但最后没有被接受。美国的技术哲学家乃至哲学家关注过斯蒂格勒的人很少。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影响的建制性技术哲学发展主要以美国、德国、荷兰和中国为代表，而法国是否有重要的技术哲学学术共同体，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存疑的。
实际上，法国学界对自己是否存在技术哲学传统，一直争议不断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技术与哲学学会成立，但迄今为止，技术哲学并没有在法国学术界确立为公认的哲学分支。该学会的共同发起人塞瑞祖里（Daniel Cerezuelle）2017年曾在人大科哲讲学，与同期来访的拉图尔交流，在演讲中就坦承学会在过去10多年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最近才开始复苏。当代法国科技哲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拉图尔一般被归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传统，他的教席也是设在社会学研究中心，称之为技术哲学家多少有点勉强。
然而，建制化推进的缓慢，并不代表技术问题在法国被关注得不够。法国的思想家并未忽视对技术的哲学反思，不过很难说存在专门的技术哲学研究传统，而主要是在科学史和社会学两大强有力的传统中进行的。
自笛卡尔之后，经百科全书学派、圣西门、孔德、柏格森、巴什拉、科瓦雷、康吉兰，到福柯、德勒兹、利奥塔，法国科学史传统可以说占据法国思想的半壁江山。在法兰西学院，福柯担任的是思想史讲席。他认为，在当代法国哲学中，以巴什拉、柯瓦雷和康吉兰为代表的“知识的、理性的、观念的哲学”形成了与“经验的、感觉的、主体的哲学”分庭抗礼的局面，后者的代表是萨特、梅洛－庞蒂。[2]p.149
法国是社会学诞生的重要源头。圣西门和孔德对于社会学创建居功至伟，后者1838年首次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社会学”这一名称，并建立起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之后，迪尔凯姆、布尔迪厄和拉图尔的社会学均赫赫有名。圣西门对技术与工业的研究投入许多精力，其后科学、技术与知识一直是法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以拉图尔为代表的SSK“巴黎学派”崛起便是明证。
在上述两大传统中，技术被充分地反思。今天认定的法国技术哲学家比如埃吕尔、西蒙栋以及国内不熟悉的让尼古（Dominique Janicaud）、沙博诺（BernardCharbonneau）、哥哈（Alain Gras）、布航（Jean Brun）等人，一般担任的都是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教席。
法国人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往往与科学、知识混杂在一起进行的。在法国科技哲学传统中，自圣西门之后，“科学”与“技术”两个概念被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用，法国学者说“科学”时经常包括技术，福柯就是典型。在一定程度上，法国人对科学的推崇更多的是出于科学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而不是把科学视为逻辑严密、绝对无误的真理。而斯蒂格勒更是主张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的观念，这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实际上，“技术化科学”的观念今天在法国和德国技术哲学家中很受欢迎。
实际上，斯蒂格勒在贡比涅大学担任的是法国最早一批以技术哲学为名的教席。但他认为，技术反思并非哲学反思，而是哲学的全部研究对象，因此研究技术就是研究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超哲学”的。显然，他把自己当作一般哲学家。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不是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而从技术切入的哲学（philosophy from technology），要经由对技术的反思而获至哲学基本问题的答案。这一点在法国科技哲学家中非常明显：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并不止于科学技术本身，尤其试图指向理解人的社会历史境遇——这一境遇在当代无疑以科学技术时代为最突出的特征——因此法国的技术哲学家以人与技术之关系为最核心的问题，因而对技术伦理、技术的社会冲击备加关注。
法国技术哲学与艺术关系非常密切，表现为哲学家们讨论很多艺术、美学和文论的问题，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和斯蒂格勒等人都是如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技术与艺术在法国传统中长期被混同为“技艺”（technik），类似英语中technology的术语technique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才开始流行。同样，法国人讲艺术时不限于纯粹的审美艺术，而是包括有实际用途的工业设计、建筑艺术以及家居装潢、服装设计、园林和城市规划技艺等等。在斯蒂格勒这里，艺术被认定为最高的技术形式，是当代记忆技术重要的组成部分。
技艺同源的观念根源于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对人的基本理解，即人本质上是工具制造者（homo faber）——技术物、艺术物都是能制造工具的“灵巧者”即人的创造。这也为当代法国技术哲学所谓的“物的转向”（thing turn）——西蒙栋于1959年提出——开辟了道路。拉图尔和斯蒂格勒均给技术人工物以更高的位置，前者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要求对人与物以平等对待，而后者花大气力分析物尤其是记忆物如电影、照片、数码物等。当然，法国技术哲学转向物，亦受到其他国家同行的影响，如温纳对纽约长岛大桥的技术政治学研究，荷兰兴起的道德物化理论，以及美国兴起的工程哲学研究。
另一个与作为工具制造者的人之观念相关的法国技术哲学突出特点在于：与人类学研究关系密切，大量使用和借鉴人类学研究技术的思想和方法。这个特点在斯蒂格尔理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受到法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古尔汉（AndréLeroi-Gourhan）影响巨大。从历史和人类学角度来考察技术都强调时间和起源的问题，因此科学史传统的巨大影响与法国技术哲学亲近人类学是一致的。通过对人类与技术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法国技术哲学得出技术与人协同进化的基本观念，也为强调技术的历史性、偶然性、断裂性和差异性开辟道路。古尔汉让法国学者相信，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受他影响的技术哲学家除了斯蒂格勒，还包括西蒙栋、德勒兹和拉图尔，拉图尔甚至提出“人类学转向”的说法。但是，正如塞瑞祖里强调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法国技术哲学对人性或人的本质主义方法的回归，而是强调技术的“人类学构成”，反对技术中立的工具主义观点。
反对技术中立的观点，同样是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受到圣西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运动重大影响的结果，这在斯蒂格勒思想中体现得很明显。圣西门将科技与工业视为紧密联系的现代社会两大支柱，强调赋予科技专家和工业家统治国家的权力，因而被称之为技治主义的“鼻祖”。显然，圣西门将技术问题引向政治批判，而很多人将斯蒂格勒视为政治哲学家或技术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学者一直影响很大，阿尔都塞提出过“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福柯、斯蒂格勒等人都短暂加入过法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一样，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技术问题非常感兴趣，继承马克思关于机器与工人、技术的社会存在等方面的问题或观点。现象学对法国技术哲学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海德格尔思想为枢纽，海德格尔后期哲学关注的焦点是技术，他的技术哲学思想对德里达、利奥塔和斯蒂格勒的相关思想影响很大。
总的来说，国内对法国科技哲学研究还比较生疏，有很大提升空间，技术哲学领域尤为明显，拉图尔和斯蒂格勒也是在过去几年才被中国学者关注。与美国、荷兰和德国的技术哲学相比，法国技术哲学特色鲜明，有很多值得中国技术哲学发展借鉴的东西。
首先，关心人在技术时代的命运。高新技术重要特点是深入每个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当中，未来技术哲学的发展必须要从存在论的高度来回应人与技术在技术时代的新关系。
其次，融合历史、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不同视角。法国的技术哲学表现为明显的问题学，辐辏于某一技术问题进行跨学科探讨。国内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史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比较隔膜，学科意识过强，这对于智能革命时代的技术哲学发展不利。
再次，聚焦于技术的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应该说，这属于整个科技哲学未来发展的热点。国内对此已有认识，但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没有发挥哲学思想的深刻性和总体性的优势。
第四，重视研究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或技艺哲学。实际上，国内的艺术家和艺术学研究者对于高新技术尤其数码技术非常关注，近年来举办很多技术与艺术对话的展览、研讨和会议。相比之下，技术哲学家与艺术圈、电子工程师、媒体工作者的联系还很不够。
最后，加强技术哲学的经验研究。法国技术哲学的“物的转向”，与技术哲学荷兰学派提倡的“经验转向”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要求技术哲学研究者俯下身子，把目光紧盯各种各样的人工技术物，挖掘具体物件中的灵韵或伦理、政治意涵。
总之，中国的技术哲学应该在继承自然辩证法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包括法国技术哲学在内的各种思想资源，面对当代中国特殊的技术问题，交融创新，自成一派。当今是哲学的“小时代”，世界范围内哲学遇冷，大哲学家举世罕有。中国的技术哲学家们应该感谢斯蒂格勒，因为他的死让技术哲学又“火”一把。面对不确定的技术世界，哲学可以有所作为，也应该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法）斯蒂格勒：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M]，许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2]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M]，200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17ZDA02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大数据时代的哲学理论与社会发展” （14@ZH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