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如何维持中印关系的战略稳定、重建中印战略互信是当前与今后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而了解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印边境冲架以来印度对华政策的主要表现和变化规律，可增强对印度对华行为的基本认识，为未来中印战略互动提供参考。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也是两国关系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性，强化了研究的意义。而研究一国的对外战略或政策行为，需要首先从理论层面进行系统性的区分，防止概念混淆而导致战略属性误判。在国家的对外行为中，制衡（Balancing）与追随（Bandwagoning）战略常常成为一国对外行为的两种选择，它们提供了从体系层次分析国家对外战略的两种视角。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当国家面临重大外部威胁时会选择联盟，而联盟的主要方式是采取制衡或者追随战略，前者是选择加入较弱势的一方；而后者是选择加入威胁来源方，以免遭攻击、寻求保护或获得利益回报。据此，他把制衡定义为"与其他国家联盟以抗衡具有优势的威胁来源国"；追随则定义为"与威胁来源国联盟"。观察历史上特别是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对华行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积极引入第三国来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特别是积极寻求英美的战略支持，包括在战争后期直接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1963年4月，尼赫鲁在《外交事务》上发文呼吁其他国家对印进行援助，他表示存资源有限情况下，应对中国"挑战"的短期方法是争取外国的军事援助，而从长期来看则要增强印度在国防领域的制造能力， 因此印度在冲突中善于采取"制衡"行为应对对手，而偏离了其主张的"不结盟"战略。印度自建国以来长期奉行"不结盟"战略，尼赫鲁认为 "不结盟"体现了行动自由，而确保行动自由是印度独立的部分内容。2014 年莫迪上台以来，印度在对外行为中更加强调"战略自主"，并越来越突出对外战略的"对冲"性特征。然而，在边境冲突结束初期与冲突缓和后，印度的对华政策其实体现了制衡性与对冲性交替的特征，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更好的把握印度在处理边境冲突中的战略规律，增强前瞻性。下文先对这两种战略的理论研究进行文献回顾。
二、文献回顾
就制衡而言，主要分为硬制衡和软制衡。其中硬制衡可以区分为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内部制衡主要指一国通过增加本国军事投入、提升军力以达到制衡目的，而外部制衡主要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军事联盟来实现。另外削弱或者瓦解敌对联盟的力量也是一种有效的外部制衡手段。 T.V. 保罗认为 "硬制衡的努力还包括购买和部署尖端武器"，改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等。软制衡则主张通过国际机制、经济和外交手段来制约霸权国，软制衡曾被用来形容国际社会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无论是硬制衡还是软制衡，都只是手段。保罗认为制衡除了区分为硬制衡和软制衡外，当今的大国越来越多地采用有限的硬制衡，依靠非对称军备建设和半制衡联盟。有限硬制衡置于硬制衡与软制衡之间，实际上在中印加勒万河谷冲架期间印度的对华政策就比较符合这一特征，美印在此期间加速签订军事协议，导致两国关系级别虽低于具有军事互惠承诺性质的正式联盟，但又高于一般性 "战略伙伴关系"。关于硬制衡与软制衡的区别，他认为硬制衡联盟是正式的安排，成员国承诺使用武力来保护他们的伙伴，而软制衡不承诺军事行动。保罗在研究中也发现大国在竞争激烈时，更倾向干采取硬制衡战略，也有可能采取软硬制衡相结合的混合战略模式。不过保罗将软硬制衡的混合战略等同于对冲战略。如果从制衡的动机来看，可以分为权力制衡、威胁制衡与利益制衡，其中威胁制衡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比较常见。沃尔特认为一国引发威胁制衡这一现象的自变量主要有四个：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综上，本文将制衡理解为出于对目标国实力、威胁意图或利益冲突的战略反应，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生存、安全或发展利益，主要通过包括加强内部军备建设、建立外部联盟或利用国际制度、实施经济制裁、构建准军事联盟等手段类型。在国家的对外战略行为中，除了制衡与追随战略外，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选择"折中路线" ——-对冲（Hedging）战略。
对冲概念来源于金融领域。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它主要指在投资领域中投资者为了降低潜在的损失而同时进行两种相悖的投资，这是一种风险管控策略。大概从21世纪初开始，国关学者才逐渐引入这一概念用于分析国家的对外实践。理查德·威茨较早将这一概念引入国际政治领域并用来分析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2001 年他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时，主张政策制定者应考虑一系列对冲战略作为备用，以免美国对华塑造（shaping）战略未能阻止中国对美安全目标的威胁。但是，他在文中并没有就对冲的概念进行界定，而是强调系列的政策组合，包括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内部制衡）以及鼓励和增强地区伙伴的军力（外部制衡）以抗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同样，艾瑞克·赫金博瑟姆和查理德·萨姆尔也在没有对概念进行界定的情况下，直接分析了日本对美国的双重对冲战略，认为日本一方面依靠与美国的联盟来对冲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又在培养不同的伙伴以对冲经济风险，包括和美国认定的具有安全威胁和潜在安全威胁的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埃弗兰·高把对冲定义为一系列战略，这些战略旨在避免让国家陷入无法直接进行制衡、追随或中立战略选择的情形，相反，他们选择了一种折中方案以防止或避免国家必须选择一方而以另一方为代价。作者指出了组成对冲行为的三要素：间接制衡或软制衡、全面接触、联合区域大国。然后如她通过越南、新加坡和寿国三个案例分析了有关对冲战略的具体操作和应用。但是，作者还是没有给出比较清晰的对冲概念，而且对软制衡、制衡概念的使用比较模糊。对冲概念在初期用于解释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成略实践较校为普漏。如日本、欧洲等国的战略，同时也被用来分析中美关系，后来被用来解释小国在大国之间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研究比较盛行。它强调 "避免将所有鸡蛋放入一个篮子里"，寻求策略的多元化。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并没有就何谓对冲战略形成共识，概念界定模糊。郭清水认为，对冲是国家在处于高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的一种战略行为，在此情形下国家通过追求多项相反和相互矛盾的选择以寻求抵消风险，这是在一个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为确保国家的长期利益而做出的努力。布洛克·特斯曼认为对冲战略和制衡、追随和责任推卸战略一样，是第二层次国家常采用的战略手段。他详细区分了四种战略，并认为在不同体系结构下国家倾向干采取一种核心战略，其中在去中心化的单级体系中，国家倾向干采取对冲战略，但就具体国家而言还会受到额外因素的影响。符祥文（Hoo Tiang Boon）则把对冲定义为国家试图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确保自己免受一定预先确定的不良后果的损失。郭清水把目前关于对冲概念的研究归纳为了两大类，第一类强调对冲是通过多元化安全关系来最大化一国的安全，第二类认为对冲是这样一种政策，它追求在强调接触与一体化机制的同时又强调现实主义式的制衡。据此，可以总结出对冲战略的几大特征：第一，同时采取两种相反的政策并不能产生相互抵消的结果；第二，是一种混合战略或者战略组合；第三，源于对未来权力分配的不确定；第四，目的在于降低一国对外战略的预期风险，确保长远利益。郭清水认为，对冲行为的出现基于三个前提条件：缺乏紧急威胁、缺乏意识形态影响（如冷战阵营明确）、缺乏必要的选边站队。如果要为对冲战略下一个定义，本文认为对冲战略可以理解为一国为了降低未来权力分配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采取两种结果相反的政策，以降低损失和确保长远利益。不同于制衡与追随战略，本文认为对冲战略是制衡（硬制衡和软制衡）与接触战略的混合利用，其中制衡凸显了竞争性，而接触凸显了合作性，例如两国在经济领域奉行接触战略，在军事安全领域奉行制衡战略，而且这种现象目前很普遍。又如一国同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维持机制化的外交联系、政治接触和反支配的战略——确保其他大国的介入作为一个反制手段，而它们会产生相反的政策结果。
在既有研究中，对冲战略通常被置于沃尔兹所发展的层次分析法来对国家间关系进行分析。现有研究要么认为体系层次的结构是解释国家对冲战略的自变量，要么认为国家层次（包括国内政治进程与国家间关系）或者地区层次方是解释对冲战略的关键变量。例如，布洛克·特斯曼和沃伊戴克·沃尔夫认为对冲战略是对传统均势理论的扩展，由于它能更广泛的解释国家所采用的军事和非军事战略，并且依然坚持对体系层次变量的强调。其文章通过构建对冲战略的理论框架，用于解释在单级体系下第二层级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在面临体系结构压力时如何做出反应，并构建了四个标准的识别机制，以有别于经典的硬制衡、常规外交分歧与简单的权力最大化。与此相反的是，亚历山大·科罗廖夫则反对把国际体系结构作为国家实施对冲战略的自变量，他认为， "体系层次的变量最能解释制衡，而同时包含接触和遏制的对冲最好用低于体系层次的变量来解释，而且更多与地区层次和国内政治相关"。然而从现实政治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体系变量通过单元层次变量发挥作用的逻辑更符合国家的对冲战略行为，因此把对冲战略理解为一种外交理论而非国际政治理论更符合政治现实。就印度而言，印度过去提倡"不结盟"战略，但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对外战略开始出现了明显转变，部分学者注意到印度对外战略越来越具有"对冲性"特征，他们主要集中分析了莫迪对外政策的双重特性，对华对冲战略的驱动因素与具体政策，以及以"多向结盟"为主要特征的印度对冲性战略研究。但本文发现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初期与冲突缓和后，印度对华战略其实经历了从制衡重回对冲的阶段性调整。
三、战略比较与分析框架
纯粹的制衡战略与追随战略在以意识形态划线为主的冷战时期比较常见，特别是制衡战略通常与霸权或者潜存的霸权相关，是一个国家针对真实的或潜在的地区霸权或全球性霸权的行为，这在18世纪的英国对欧大陆政策中表现尤为明显。制衡的逻辑结果一般引发均势的形成。就对冲战略而言，对冲并非机械地处于制衡战略与追随战略的光谱中间。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的卡尔·杰克逊教授（Karl D.Jackson）曾与笔者交流，他认为对冲战略是一种灵活的战略，它并非刚好处于制衡或者追随战略的中间，这种观点目前比较主流。且学界普遍认为对冲战略是一种混合型战略，它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手段为主要特征。在当前的国家对外战略中，纯粹的制衡和追随战略已难以准确解释国家的对外战略行为，特别是大国的对外战略，这主要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需要各国相互合作，各国利益已内嵌式的相互交织导致国家间对抗的战略成本上升。不过这并不表明国家在处理关系时总是合作的、接触的和平的，相反，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的竞争现象依然常见。这是因为冷战后，无论在国家还是跨国层次上，全球政治分裂正在不断扩大，日益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也在加剧国际权势竞争。但总的来看，后冷战时代，特别是21世纪后，国家特别是大国更多采取一种混合型战略模式。唐世平认为，国际政治始终是一个演化的系统，系统的根本性质是可以改变的，也正因为如此，难以用一个大理论来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因为国际政治系统演化的本质导致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同理，当我们按照时代特征的不同将国际政治系统又区分为不同的子系统时，例如将冷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分为不同的子系统，由于时代主题的不同，进而国家的对外战略也在变化，后冷战时代难以用单一的制衡或者接触战略来解释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对外行为，所以近年用对冲战略来分析国家对外行为的研究越来越多。本文认为制衡战略中硬制衡的对抗性更明显，而对冲战略的合作性相对更显著。不过要判断一项战略到底是制衡还是对冲战略，本文认为除了上文提到的具体手段可作为判定依据外，还可以根据行为的对抗程度来判断，由强到弱可依次划分为全面战争、局部战争、武装对峙、军备竞赛、伙伴关系、半军事同盟、军事同盟，其中前三类属于典型的硬制衡行为，而军备竞赛可视为有限的硬制衡，伙伴关系与半军事同盟更具对冲性特征，特别是对冲中的接触色彩浓厚，而军事同盟具有追随性质。进而国家对外战略的对抗性强度由强到弱可以大概排列为制衡（硬制衡）战略、对冲战略、接触战略、追随战略。
后冷战时代由于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特征发生了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下不同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利益交换。相百依赖增强。压家在对外战略的运用上硬制衡相对降低，而以软制衡与接触政策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对冲战略更为普遍。需要说明的是，制衡战略和遏制战略一样都属于对抗程度强的战略，但是区别在于遏制战略通常适合强势的一方针对弱势一方的政策，特别是守成国针对崛起国，而制衡战略与对冲战略既可以是弱者对强者的行为，也可以是强者对弱者的行为，没有强弱之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冲战略中，软制衡与接触政策的比例并非一成不变，软制衡主要表现为制度制衡、经济制衡以及有限的协约制衡，因此具有竞争性，而接触更主要体现为外交上的拉拢，因此体现了合作性的一面。对冲战略谋求一种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局面，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这也为这一战略的韧性和灵活性提供了基础。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外政策实际经历了从冲突前的对冲战略到冲突后的有限制衡，再到冲突缓和后的对冲战略的转变，本文对制衡战略与对冲战略进行了理论比较。需做说明的是，国家的战略动机通常包括生存、安全、利益、荣誉、复仇等因素，在短期内通常是衡量，而且国家无论选择制衡还是对冲战略都主要基于这些动机，为此战略动机并未被列入图表分析。在此理论基础上，后文将对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印度对华政策的演变进行系统分析。
四、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华战略的演变
印度对华战略主要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从加勒万河谷冲突前的对冲战略—冲突期间的制衡战略—冲突缓和后的对冲战略。对华战略属于印度对外战略的部分内容，为了便于从整体上理解印度的对外战略，有必要先追溯下印度的国家战略发展变化。印度自独立到现在还未发布一份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源于印度长期奉行国家安全 "模糊"战略，首先避免竞争对手洞悉其战略意图，从而影响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其对外实践中管窥其战略内容和目标的发展态势。从地理范畴来看，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从南亚地区到整个"印太"地区的"扩容"过程，安全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从狭义上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扩展到了经济安全、海洋安全以及文化安全等领域。印度外交部发布的2000—2001年年度报告就提出了"延伸周边"概念，与过去强调"临近周边"的概念不同。"延伸周边"超越了印度长期以来将战略重心聚焦南亚区域的传统，开始将其安全利益在地理外延上拓展到临近南亚区域的周边圈层，如东南亚、海湾地区以及印度洋。这也表明印度的安全战略从传统聚焦大陆开始转向大陆与海洋并重的方向，特别是强调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安全责任，为打造海陆复合型强国做战略准备。2007年5月，印度首部海洋战略文件出台，即《自由利用海洋：印度的海洋军事战略》。8年后，为了顺应战略环境的变化，在修订2007版文件的基础上印度又于2015年10月发布了新的海洋战略文件，即《确保海洋安全：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
随着印度海洋意识的增强，印度的安全战略在地理范畴上扩展到了整个"印太"地区，这以2017年印度积极响应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战略"构想为主要标志。尽管印度极力标榜印度版"印太战略"的地理含义，突出开放、包容以及以东盟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区别于具有地缘政治色彩的美国版"印太战略"，但随着印度与美日澳等国在 "印太"地区互动频率和层次的不断增加和升级，印度对外战略向对冲性转变。李莉认为，印度的对外战略自2010 年起已日益偏离了传统的不结盟道路，而走向了具有对冲性质的"多向结盟" 而且在莫迪执政以来更加明显。王栋将相对能力与威胁认知作为影响国家对冲战略行为强度与形态差异的主要自变量，认为相对能力越高，威胁认知越高的国家，其对冲强度越高，也就是对外行为的竞争性因素越强，印度就属于这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其 2020年发布的《印度之路：应对不确定性世界的策略》新书中认为，"随着印度在国际秩序中的崛起，印度不仅要使自己的利益更形象和鲜明，而且还要注重宣传的有效性"。这说明印度的对外战略在经历着整体上的调整。林民旺认为当前印度的外交就经历了洽战结束后的一次重大转变，以追求世界领导型大国为目标，以多向结盟为核心理念，在多边、大国以及周边外交中展现了主动性和进攻性。2020 年5月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冲突后，印度对华政策其实体现了短暂的战略交替性，并呈现冲突期间对华实施制衡战略与冲突缓和后重回对冲战略的基本特征，下文将以时间为线索来进行分阶段考察。
（一）第一阶段：中印西段边境冲突印度对华制衡表现
本阶段主要从2020年 4-10月。在这段时期，印度对华战略改变了莫迪自 2014年上台以来所奉行的对冲政策，凸显冲突性与竞争性，具有明显的制衡特征。2020年4月以来，印度在加勒万河谷抵边越线修路架桥，单方面改变现状。5月6日，印度边防部队趁夜越线挑衅，两国边防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针对印度的进攻性行为，中方采取了外交交涉等手段，印度同意撤离越线地带。6月6日双方开后第一轮军长级会谈。6月15日，印度一线部队打破双方军长级会晤共识，再度非法越线挑衅，导致两国边防部队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双方各有人员伤亡。8月31日，印军打破两国多层级会谈共识，在班公湖以南、热钦山□附近非法越线挑衅，导致边境局势进一步紧张。随后不久，中国军方发表谈话指出，9月7日印度边防人员再次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并向中方人员鸣枪威胁，打破了两国边境45年来没有枪声的记录，违反了两国1993年和1996年签署的边境协定。印军反复越线行为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对中国领土完整与主权安全构成了很大威胁，导致两国陷入了高度的安全困境环境中，其战略目标显然是要通过攫取领土以制约中国的发展。即便如此，中国依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并不断释放合作性信号，然而印度对中方的战略意图和行为存在严重的错误认知。叶海林认为，"在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的外交斗争中，双方巨大的认知差异得到了充分体现"。
印度在战略手段上主要采用了硬制衡与软制衡相结合的策略。硬制衡表现在通过内部增加军事资源投入和外部强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安全合作机制来增强印度的军事威慑力，以及在中印边境地区大规模部署进攻性武器和加速修建军用设施等。根据历史经验，1962年后为应对中国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印度加强了山地部队和空中防御力量的建设，此次冲奕也不例外。对内而言，莫迪政府主要采取了两种途径：第一，实施军工业领域的"自力更生"计划。2020年8月 27日，莫迪出席印度国防制造"自力更生"视频会议时，认为在国防领域的信心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化与自力更生的印度至关重要，印度要减少在装备领域对其他国家的"技术依附"，并认为8月9日印度防长辛格宣布印度将在2020-2024 年逐步禁止进口101种军事装备有助于提升印度武器装备的本土制造。为了克服现有资金不足与技术"短板"难题，莫迪将印度国防领域的外国投资比重从此前的49%提升到了74%。这一计划不仅是莫迪打造 "自力更生的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印度通过吸收国外资金与技术增强军事实力的表现。第二，加大对武器采购的力度，特别是对高精尖武器的海外采购，加速军备升级和现代化。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为了缩小两军实力差距，减少非对称性，印度近几个月加速了武器采购和扩充军备的力度。例如 2020年7月2日，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批准了55.5亿美元的武器采购计划，其中44.4亿美元用于国内采购，以支持国防工业体系的"自力更生"。另将从俄罗斯新采购21架米格-29 飞机和升级原有的59架飞机，总价约10 亿美元。此外，印度政府还批准了从美国紧急采购"亚瑟王神剑"炮弹，从以色列紧急采购"长钉"反坦克导弹，从俄罗斯紧急采购IGLA-S 便携式防空系统。而印度 2016 年从法国订购的36架 "阵风"战斗机已于2020年7月首批交付了5架，升级了印度现有的空军力量。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2019年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武器进口国。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为了快速弥补两军实力差距印度增加了从俄、美、以色列等国的武器采购订单，以"短平快"的方式解决当前印度本土制造的短板，并将大量新式武器部署在中印边境以增加威慑效果。此外，印度还加强在中印边境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和机动能力，包括大量新建桥梁、公路、机场、建筑等。加速在中印边境全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实是近年来印度政府的一个长期举措，此举主要在于解决印军后勤保障不足和机动性问题。
从外部来看，通过强化与美、日、澳等国的军事合作来增强印度对华竞争力也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印度对"印太战略""四方安全对话会"以及"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的态度变化。2019年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四方安全对话提升为了外长级，2020年10月6日，四国外长在日本举行了第二轮会议，就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进行了讨论，重申了构建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区域共同愿景，并重申坚定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10月27日，印美在新德里举行了第三轮"2+2"部长级对话，为了进一步升级两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双方签署了促进地理空间情报共享的 《基础交流与合作协议》， 这是继2002年两国签署了《一般性军事信息安全协定》（GSOMIA）、2016年两国签署 《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2018 年签署 《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以来最为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军事合作协议，这四个协定通常是美国与其防务伙伴特别是盟友签署的 "常规"协定，它标志着印度除了与美国没有相互"安全承诺"外，已享有美国"盟友级"的军事合作待遇。2019年6月，美国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将印美防务伙伴关系提高到了美国最亲密盟友和伙伴的水平，并呼吁继续深化两国的安全合作与防务贸易。此外，印度与日本、澳大利亚的 "2+2"会谈机制也得到了升级，印度还与这些国家分别签署了后勤协定。2019年11月30日，印度与日本举行了首次"2+2"部长级对话，深化印日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莫迪表示印日关系是印度 "东向行动"政策的基石。2020年9月，印度和日本签署了《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2020年6月，印度还与澳大利亚签署了《相互后勤支持协定》。11 月，印度邀请澳大利亚一同参加在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举行的第24届"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作为印太战略主要支点国家的美、日、印、澳四国同时出席。
软制衡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尝试对华 "脱钩"，重组区域供应链。中印经济关系长期以来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压舱石"，经济上相互依赖增强了两国的政治合作和战略互信。2005 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时，两国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致同意全面扩大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共同努力将双边贸易在 2008 年提升到 200 亿美元，足见经贸合作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双方还签订了《中印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明确边境分歧不应影响两国关系的整体发展，这为后来两国经贸关系的稳步发展集定了制度基础。2019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928.9亿美元，中国成为了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由于两国贸易存在比较优势差异，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印度对华贸易赤字也呈"滚雪球"式的扩大趋势。2019年为 569.5亿美元，尽管相比上一年降低了2%，但印度对双边贸易赤字的不满和担忧有增无减。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以来，印度经济遭遇重创，据IMF预计2020年印度经济增速预计为-10.3%。不过印度国家统计局预计2020—2021财年印度的 GDP 增长率为-7.7%。印度经济自2018年以来就开始出现放缓趋势，当前又面临如何平衡发展经济和防控疫情的难题。分阶段性的长时间"封城"严重抑制了国内经济活动，而疫情蔓延带来的公共开支攀升又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困难，稳增长、保民生成为莫迪政府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莫迪政府强调要利用此次公共卫生危机"转危为机"。2020年5月12 日，莫迪就新冠疫情发表第四次全国讲话，提出了实现"自力更生的印度"倡议，特别是要实现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减少因"疫情"带来脆弱性和敏感性的对外依赖，努力实现经济领域的安全。该倡议的核心是推动"印度制造"，取代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同时利用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推动进口替代，鼓励国民消费本土产品。伴随着中印边境冲突引发印度国内反华情绪高涨，莫迪政府借机采取了经济领域的 "去中国化"系列政策，企图达到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和利用经济手段在边界问题上对华施压的双重目的。例如，2020年4月22日，印度政府修改了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将对来自与印接壤国家的投资实施审查，此举被认为旨在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6月，印度政府告知国内两家国营电信公司避免使用中国电信设备。7月，印度财政部又宣布邻国参与政府采购竞标，需在主管部内注册并接受安全审查。莫迪政府还以保护数据安全为由，于同年7月和9月分别禁用了59款和118款中国APP。此外印度政府还通过关税设限降低印度对华进口，对来自中国的371种商品实施进口限制，涉及玩具、塑料用品、体育用品、汽车零部件、电信产品等。在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同时，印度积极参与新的区域供应链构建，例如与澳大利亚、日本积极打造一个新的区域供应链，以促进供应链多元化，避免"将鸡蛋装进一个篮子里"。在文化领域，印度还加强对与中方有联系的印度大学与机构等的审查力度，同时还对与中国重要智库联系紧密的人员增加审查程序和实施签证限制等措施。综上来看，印度这一阶段度的对华战略更符合制衡性特征。
（二）第二阶段：冲突缓和后印度对华战略的对冲表现
这一阶段主要从2020年10月至今，印度对华战略又从制衡回归到了对冲，主要表现为持续的软制衡与接触相结合的组合策略。9月11日，中印两国外长发表联合新闻稿，就中印边境问题达成五点共识，同意不让两国分歧上升为争端， 这表明政治和外交手段依然是印度的选择。9月21日，中印两军举行第六次军长级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向一线增加兵力，不单方面改变现地态势。两国边境紧张局势开始缓和，从战略实施环境来看，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相比前一阶段呈现减弱态势。对比印度前一阶段反复越线的进攻性态势，这一阶段开始逐渐转为防御性态势。印度的对华战略目标开始从制约转向制约与试探性拉拢的组合，并以"低代价的信号"释放进行战略示善，例如，2020年1月11日，印度交还了一名1月8日在中印边境地区迷路走失的中国边防战士。这可以视为在战略博弈中，一方通过示善行为来释放合作意愿。在这个阶段尽管也出现过双方在边境坦克对峙的 "插曲"，但印度坚持军事与外交沟通的政治意愿明显上升，双方的谈判进程也稳步推进。经过第九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同意自2月10日开始，两军位于班公湖南、北岸一线部队同步有计划组织脱离接触。苏杰生在其新书中，也表示对待大国关系应该有长远视鱼，并用外交手段来处理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制衡战略只是印度在冲突激烈过程中的权宜之计。
这一阶段印度的战略手段主要是软制衡与接触相组合。保罗认为，软制衡的成功还取决于一国维持这一战略能获取的国内支持程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目标国的国内政治舆论。如果目标国的国内公众更具民族主义倾向，那么这一战略可能会适得其反。观察可发现，由于受疫情严重影响，印度在第一阶段对中国经济的"惩罚性"措施并未取得积极效果，反而导致其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印度也感受到了对中国进行全面"安全化"所带来的高昂成本，此前出干报复印度搁置了来自中国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150多项投资提议，直到 2021年2月，印度于考虑批准来自中国的45项投资提议，包括来自上汽集团与长城汽车的提案。尽管印度在第一阶段采取了系列经济对华"脱钩"政策，但2020年中国超越了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中印双边贸易额为777亿美元。然而，通过有限度的外部联合依然是印度对华软制衡的一个策略。例如 2021年3月12 日，美日印澳四国首次召开了首脑峰会，涉及议题多为 "软领域"与全球性问题，包括疫苗、气候变化、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四方承诺成立印太地区疫苗供应链，四国分工明确，其中美国主要负责技术、日本与美国负责资金，印度负责生产，澳大利亚负责物流。印度可以借此增加未来对华谈判筹码，同时还可以助力"印度制造"。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印度对华意图认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这是中印长期以来战略互信不足的一个关键，也是对冲战略中施动方之所以选择两面下注的一个主要考量。另外从对抗性强度来看，这一阶段印度的对华政策对抗性强度相比前一阶段有所减弱，开始进入竞争性与合作性并存阶段。
五、结论
综上分析，印度在此次中印边境冲突中与冲突缓和后，分别采取了对华制衡战略和对华对冲战略。关于为何印度的战略会发生演变，这与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印度对中国实力与意图的认知调整，印度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等因素有关。其中，印度此前夸大和错误评估了中美关系恶化为印度带来的"战略机遇"，中国奉行的外交接触与军事防御策略，实际上展示了中国具有在东面和西面同步面临外部压力的政治决心。并且拜登政府上台后也部分的转变了对华政策思路，从特朗普政府的全面打压到部分接触。对印度而言，硬制衡特别是昂贵的军备竞赛，对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大国而言是不现实的，或者说其政治成本远远高于收益。特另是2021年3月下旬，印度第一波疫情暴发以来。也从根木上削弱了印度持续对华对抗的基础。防控疫情、恢复 国民经济， 未来一段时斯内测是莫油政付的于要件务。然面就中印关系来看。鉴干印度坚持源解决边境冲突视为中印其他关系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与中国希望将两个问题分开的立场背道而弛，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印关系发展不容乐观。
李红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载于《南亚研究季刊》，2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