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释奠是中华民族礼敬孔子的仪式。释奠大礼源远流长，其内涵丰富而深邃。认识释奠礼，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必备的功课之一。
一、孔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
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重大的飞跃。西周政治家从商亡的覆辙中悟出了一条真理：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不取决于神，而是取决于民。因此而有了“以德治国”的为政理念。但到西周末年，王纲解纽，天下大乱，之后的几百年是春秋乱世，不义之战连绵不绝，各种倒行逆施主导着潮流。社会向何处去？成为古代中国的最大课题。
我们很幸运，因为有了孔子。孔子十五岁就志于学。三十岁学业有成。孔子打破了周代“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以个人之力开创私学。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把天上的火种偷到了人间，为民众谋了万世之福；孔子的功绩不在普罗米修斯之下，他使学术文化下移到民间，亲手培养了三千弟子，七十贤人，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与繁荣。他是中国私学的第一人，也是最早的教育家，提出了因材施教、学思并重、启发式教学等一系列光耀万世的教学原则。孔子以文、行、忠、信为“四教”，要求学生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奠定了中国式人格教育的范式。他提倡仁爱，希冀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孔子的这一理想，鼓舞了后代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为之奋斗。面对礼乐废弛，文献缺失的乱局，他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为中华民族保留下了最宝贵的原典，我们的文化基因由此确定，其功甚伟！
孔子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前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宋代的蜀地，就有不知姓名的人写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联句，这是赞美，也是感叹，没有孔子，人们犹在漫漫长夜之中苦苦摸索！千年以来，中华民族用释奠礼纪念孔子、感恩孔子，传承文明，已然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二、释奠礼渊源
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夏四月已丑，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上，弟子及仰慕孔子的鲁人随之搬到墓边居住的多达一百多家，当时人称之为“孔里”。次年，鲁哀公下令将孔子生前居住过的三间房改为祀庙，人们又将孔子使用过的衣冠、琴、车、书籍等收藏于内，以志纪念。每年四时，人们都会自发地到孔子墓前祭祀，儒生们则在墓侧讲论孔子倡导的乡饮酒礼、大射礼等等。
祭孔，原本是孔子后裔的家祭。一年有四季，每季的三个月称为孟月、仲月、季月。古代用干支纪日，每月不超过三十天，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一般会先后出现三次，祭孔用每季仲月的第一个丁日（上丁日），一年祭四次，称为“四大丁祭”。
据《汉书·高祖纪》，汉高祖刘邦即位十二年，从淮南返回京城经过曲阜时，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汉代共有十一位帝王、十八次到曲阜孔庙祭祀过孔子。
东汉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各郡县举行乡饮酒礼，礼毕，在当地学校祭祀先圣周公、先师孔子，以犬作为祭牲。
《礼记·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凡创办学校，一定要向 “先圣”和“先师”行“释奠”之礼。根据汉代经学家的解释，先圣是指周公，先师是指孔子。
释奠的具体仪式，《文王世子》没有记载。东汉经师郑玄的注说：“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则释奠礼与其它祭祀的最大差异是不设“尸”，仅仅“设荐馔酌奠而已”。唐人孔颖达认为，释奠是“直奠置于物，无食饮酬酢之事”。意思是说，只是将祭品直接放在神主之前，礼毕，致祭者之间不需要酬酢。可见释奠是一种相当简略的仪式。
相传古代祭祀先师、先圣之礼还有一种称为“释菜”的仪式。有学者说，释奠有音乐而无尸，释菜则连音乐也没有，仅在神主前放苹、蘩之类的菜作为祭品。可惜释菜礼在唐宋之际亡佚，今天已经无法考证。
在学校中把孔子和周公放在一起祭祀，是因为周、孔合祭的做法，通行于汉魏。但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隋大业以前，以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唐初依然在国学同时祭祀周公、孔子。武德二年（619），唐高祖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五年后，高祖亲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配。
这种祭祀对象混乱的状况，直到唐太宗时才有了改观。贞观二年（628），房玄龄等提出，周公、孔子固然都是圣人，但国学应该祭孔子，得到太宗的首肯，于是罢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渊配享。到高宗永徽年（650—655）间，一度又又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不过非常短暂，高宗显庆二年（657），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议，认为周公践极摄政，辅助成王治国，功比帝王，应该配享成王才是，释奠礼仍当祭祀孔子。高宗从其说。从此以后，孔子在国学祭祀中的独尊地位再也没有变化。
唐太宗为推进全国各地的祭孔之礼，还作出过两个大的举措。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又命令各地州学、县学都要建孔子庙，以敦行儒学。这是我国州、县普遍建立建孔庙的开始，祭孔的仪式随之推行到各地。此其一。
州、县学如何祭孔？例如，由谁主祭？一年祭几次？每次在什么时间？等等，都没有成例可循。释奠的次数，郑玄认为是每季一次，故魏晋太学也是四季各祭一次。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唐高祖武德年间，国子学也是四时致祭。唐初州县之学多仿照魏晋故事祭四次，主祭者多由学官自己充任。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规定，释奠于春、秋的仲月举行。释奠仪式，当有规格，国学释奠，以国子祭酒为初献，祝词称“皇帝谨遣”，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州学，以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县令为初献，县丞为亚献，主簿及县尉等为终献。太宗这一国学遣官释奠、州县由守令主祭的规定，提高了释奠的规格，为后世所沿用。如果是皇太子亲自释奠，则规格更高，皇太子自为初献，国子祭酒为亚献，司业终献。
随着历代政府对祭孔的提倡，释奠礼变得越来越复杂。刘宋元嘉初建立国学，讨论释奠礼的规格，裴松之提议加入舞队，用“六佾”。佾(yi)是古时舞队的行列，以八人为一佾，佾的多少，依等级而定，如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四佾。裴松之建议用六佾，实际上是用诸侯的等级。由于金石器乐准备不足，未能实现。到南齐武帝永明三年，立国学时，再次讨论释奠的礼乐。尚书令王俭主张用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得到允许。到唐朝，皇太子亲释奠时，迎神、太子行、登歌奠币等仪节都有了专门的乐章，称为承和、肃和、雍和、舒和等。宋绍兴十年（1140），京城的释奠礼由原来的中祀升为大祀，笾豆用十二之数，祭祀规格与社稷相同。到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释奠礼由六佾升为八佾，笾豆等礼器的数目尽与天子等同。
三、孔子的封号
孔子原本布衣，生前没有做过几天官，但却有身后之荣。汉平帝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开元年间，追谥孔子“文宣”，自此有“文宣王”之称。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谥“至圣文宣王”。元武宗于大德十一年（1307），加谥 “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于嘉靖九年（1530），改称“至圣先师孔子”。清顺治总其成，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同时，尊称孟子为亚圣，颜回为复圣，子思为述圣。
上述层层累加的封号，后人或不知其来历，或不解其意，加之有人不断抨击孔子，故不少人认为这是封建帝王吹捧孔子的无聊之举；也有人认为这些话把孔子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
“大成”一词，目前有种种误读，有说是约取《老子》“大器晚成”一词而成，或说取自北周宣帝宇文赟的年号，均非。敝见，当是《孟子·万章下》中称赞孔子的一段话：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孔子学无常师，刻苦学习一切知识，孟子认为他集中了当时各种学术和思想的成就，故称之为“集大成”的学者。平心而论，孟子的评价并不为过。
“至圣”一词，见于《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但用“至圣”来赞美孔子的则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如下的一段话：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末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司马迁十分景仰孔子，把他比作高山和大道，无比向往。上面的这段话，司马迁说得非常的平实、真诚，毫无矫情之处，赞其“至圣”，绝非过誉。
“文宣王”，孔子一介布衣，何以称之为“王”？其中大有缘由。《中庸》说，制礼作乐这样的大事，必须要“有其位，有其德”的天子才能措手，而现实生活中，要么是“有其德，无其位”，要么是“有其位，无其德”，令人万般无奈。古人把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者尊称为“素王”，即无冕之王。《庄子·天道》提及 “素王”一名，注：“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而怀抱经天纬地之才。王充《论衡·定贤》：“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后世帝王称其为“文宣王”，不过是顺应了学术界的普遍说法而已。
在春秋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获得如此声誉，而且世世享祀不绝的，孔子一人而已。顺便要提到的是，孔子的弟子颜渊、曾参等等，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封号，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四、四配
上古有以德配天的传统，行祭天大礼时，夏后氏以黄帝配享，殷人以帝喾配享，周人以后稷配享。这种形式也为祭孔礼仪所仿效，孔庙以四位最杰出的孔门弟子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享，称为“四配”，但四人进入配享的时间有先后。
最早得到配享殊荣的是颜回。颜回，字子渊，习称颜渊，与其父颜路都是孔子的学生。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心向学；又有“闻一知十”（《论语·公冶长》）的能力。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科目评价学生，德行以颜回为首。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又说，颜回死了以后，“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颜回终身不仕，一直追随孔子，亲如父子，“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吕氏春秋·劝学》）。所以，后人把他看作是孔子最亲近的弟子。三国魏正始二年（241）春二月，齐王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这是以颜渊配享孔子之始。
第二位进入配享行列的是曾参。曾参，字子舆，也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与父亲曾点也都先后师从过孔子。曾子是著名的孝子，主张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滕文公上》），唐人皮日休说“曾参之孝感天地，动鬼神，自汉至隋不过乎”（《宗圣志》卷七）。曾子又是一位刚毅超群的人，“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春秋繁露·竹林》）“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等名言都出自曾子之口。所著《大学》为《四书》之一，被誉为“儒学纲领”、“入德之门”。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释奠以曾参配，是为曾参列入配享之始。
第三位是孟子。孟子受业于子思子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被后人尊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孟子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孟子还提出了“君轻民贵”、“性善论”等颇具影响的观点，他的心性学说，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河。所著《孟子》七篇，在宋代列入《十三经》和《四书》，影响至巨。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孟子开始进入配享行列。
最后一位是子思，即孔子的孙子孔伋。子思幼年丧父，故一直与孔子一起生活。成年后曾为鲁穆公师，在学术上很有建树，后人曾将他的二十三篇文章汇编为《子思子》一书，可惜除《中庸》一篇因被收入《礼记》而得以流传至今外，其余均亡佚于隋唐之际。《中庸》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位置，韩愈认为其重要性与《易经》《孟子》等同。程颢、程颐视之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作。朱熹将其列入《四书》，从此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之一。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子思开始进入配享行列。
1126年，金人虏徽、钦二帝，北宋亡。高宗南渡，在临安建立南宋政府。孔子第四十八代孙孔端友等南迁到衢州，并在当地建孔庙祭祀，成为孔脉的南宗，而留在曲阜孔庙的称为北宗。咸淳三年（1267）春正月戊申，宋度宗诣太学，谒孔子，行舍菜礼，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享。顾炎武非常称赞宋代皇帝将颜、曾、思、孟配享孔子：“自此之后，国无异论，俗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其功大矣。（《日知录》卷十四《从祀》）
五、十二哲
如果说“四配”是祭孔时陪祭的第一等级，那么“十二哲”就是其第二个等级了。据《论语·先进》，孔子曾经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评定他的学生的优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因此，这十人被公认为孔子的好学生。开元八年（720），唐玄宗诏令国学祭祀孔子时，以这十人为“十哲”配享。
孔孟之后，儒学最杰出的功臣是朱熹。朱熹（1130—1200），字符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生于福建南建（今福建南平）尤溪县。朱熹是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于学无所不窥，经史、文学、释道，乃至自然科学，无不精研。在贯通百家的基础上发展了宋代理学，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所撰《四书集注》，水平超绝，故为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官定文本，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熹又是伟大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学活动，并提出了一套富有特色的教育思想。鉴于朱熹对儒学的杰出贡献，康熙五十一年（1712），增补朱熹为第十一哲。
乾隆三年（1738），清人又增补有若为第十二哲。有若的事迹，文献记载很少，后人对他了解不多。但有两件事很值得注意，一是《论语·学而》录有三段有若的言论，而且孔门中唯有有若与曾参两人称“子”；此外，孔子死时，鲁哀公诔之；有若死时，鲁悼公吊之；可见有若在孔门的声望。二是《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子夏、子张、子游等认为有若的言行、气质与孔子相像，打算用侍奉孔子之礼事来侍奉他。孔门弟子对于有若的推许，也由此可知。因此，南宋咸淳三年，因颜回升为“四配”，拟从孔门弟子中递升一人进入十哲，儒臣多推有若，最后祭酒上书力诋，只得递升子张入十哲。直到乾隆三年，有若终于成为第十二哲。
六、先贤、先儒从祀
在孔庙中从祀，但级别又低于四配、十二贤的，称为“先贤”、“先儒”。
先贤主要是指孔门弟子。东汉永平十五年（72），明帝到曲阜祭孔，并祭孔门七十二弟子。此后，习惯上将七十二弟子画在孔庙两侧的墙上，但不祭祀。唐开元八年（720），以十哲配祀，其它弟子从祀。南宋理宗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今日孔庙所见从祀的先贤共有七十九人，供奉于大成殿两侧东西庑的北端，除孔门弟子外，还有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遽伯玉，以及上面提到的五位宋代理学大师。
先儒是指在历史上对儒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最早推出这一举措的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太宗下诏，每年太学祭祀时，将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等二十二位为《春秋》《诗》《书》《礼》《易》等作过出色的注释的学者，作为传播儒学的功臣配享，以表彰其传注之功。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又将荀况、扬雄、韩愈等三位在儒学史上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列入从祀的名单。此后，从祀先儒的名单不断增加，最后达七十七人，供奉于两庑的南端。与四配、十二哲不同的是，从祀的先贤、先儒，都只有牌位，没有塑像。
七、祭祀孔子的文化意义
在历史上，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华文明所及之处，无论南北，包括台湾、海南，都有孔庙的存在。在古代汉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也无不如此。撇开袁世凯为复辟而祭孔不谈，因为那是另一回事；应该说，释奠礼所要表达的，是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敬意，具有鲜明的提倡文教的意义。在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在少数，但都奉孔子为正之宗，惟其如此，历史上不论政权如何更迭，中华文化始终绵延不绝。这里可以举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据《辽史·宗室传》，神册元年（916），辽太祖立长子为皇太子。太祖问周围的侍臣：“作为受命之君，应当事天敬神，我想祭祀有大功德者，应该首先祭谁？”侍臣都说应该祭佛。太祖不同意这种建议，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这时皇太子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应该首先祭祀。”太祖大悦，决定立即建孔子庙，命皇太子春秋行释奠礼。我们常说，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我想构成这一凝聚力的因素很多，但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受到广泛的认同，应该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释奠礼是在国学或者州县学等学术机构举行的，因此，释奠礼往往与学术活动相伴随。从文献记载来看，至迟从魏晋时期开始，皇帝、皇太子每通一经，都要行释奠礼。如《晋书·礼志》记载，魏正始二年（241）二月，齐王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晋武帝泰始七年（271），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277），讲《诗》通，太康三年（282）讲《礼记》通。晋惠帝元康三年（293），皇太子讲《论语》通。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20），皇太子讲《论语》通。凡此，太子都“亲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东晋咸康元年（335），成帝讲《诗》通。升平元年（357），穆帝讲《孝经》通。宁康三年（375）七月，孝武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类似的记载，史不绝书。
学者为帝王讲论儒家经籍，也每每安排在孔庙。例如《隋书·礼仪志》记载，后齐为皇帝讲经，先在孔庙选定经书，并确定讲经的人选。讲经之日天明之时，皇帝戴通天冠，穿玄纱袍，乘象辂来到国子学，在庙堂上听讲。讲毕，行释奠礼。又如，《旧唐书·礼仪志》记载，贞观十四年（640）二月丁丑，太宗亲临国子学，观看释奠礼，然后由祭酒孔颖达为之讲《孝经》。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各地州县学的情况，大抵也是如此。
孔庙中的受祭者，包括了历代学术精英，实际上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学术史；此外还包括像诸葛亮、韩琦、李纲、文天祥、陆秀夫、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有名节、卓行者，站在这群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名人面前，不能不在多方面受到激励和教育。这是它的正面意义之所在。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少数民族帝王的例子。据《金史·熙宗纪》，皇统元年（1141）二月戊午，金熙宗到孔庙行再拜之礼。礼毕，他无限感慨地对侍臣说：“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由于在孔庙受到的激励，熙宗幡然改过，从此刻苦学习《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等书，“或以夜继焉”。
八、孔庙与释奠礼在海外
在历史上，儒学早已是“声教迄于海外”，孔庙也随之远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
朝鲜半岛是中国本土之外儒家化最彻底的地区，儒家思想的影响随处可见，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成均馆的释奠礼。
《周礼·春官·大宗伯》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后人乃用“成均”一词泛指国立学校。朝鲜将国学名为成均馆，正是渊源于此。首尔的成均馆已有600多年历史，其建筑主体包括庙和学两部分，但格局与北京国子监略有不同。国子监是左庙右学；成均馆则是前庙后学，前庙称“大成殿“，是祭祀孔子之处，大成殿内所立牌位，除孔子、四配、十哲之外，还包括朝鲜名儒崔致远、李滉等“东国十八哲”；后学称“明伦堂”，是读书讲学之处，当年明政府派往朝鲜的使节朱之藩手书的“明伦堂”匾额，至今犹悬挂在堂的正上方。明伦堂前面为广场，两侧为养贤斋，乃当年学生的居室。
中国古代的国学，除春、秋仲月例行的释奠礼之外，还有朔日行礼。从后齐开始，每月朔日，国子祭酒要带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学诸生，到大成殿的阶下“拜孔揖颜”。成均馆至今保留这一传统，以每月朔日为焚香日，此日邀请学者前往讲论《四书》《孝经》等，用焚香和读书来纪念孔子。
韩国目前尚有约300所古代儒林留存的“乡校”，每校也由庙和学两部分构成，规模不大，堪比成均馆的缩小版。每年春秋两季的仲月，从首尔到各道、各县的乡校都要祭孔，为了避免过于集中时间上必须错开。故规定成均馆用上丁日，各道用中丁日，乡校用下丁日，再下一级的孔庙用次月的上丁日。成均馆的释奠，每年春、秋仲月的上丁日准时举行，是对人文之祖的膜拜，故不售门票，欢迎参观，成为汉城著名的文化景观之一。成均馆的释奠礼仪，用八佾舞，乐舞生手持钥翟，在钟磬之声中翩翩起舞。前往观礼的外国游客甚众，竞相摄像或拍照，表现出对东方儒家文化的极大兴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成均馆祭孔的仪式，包括服装、乐曲、礼器等，是明朝时传去的，至今没有变化。祭孔的乐曲，朝鲜王朝曾经加以记录，故保存至今。
各地乡校的祭孔典礼都一丝不苟。参与祭礼者自称是“儒林”中人，人人身穿名为“儒巾服”的祭服，老者都说这是从明朝传去朝鲜的服饰。祭祀中的各项仪式，从初献、亚献、终献，到监礼、司香、司巾等等，都各有专司，并写在长长的纸上，贴于板壁，公诸于众。令人汗颜的是，韩国祭孔，仍沿用古代的名称称释奠礼；而中国称为“祭孔表演”，“释奠”一词，即使在北京和山东也很少有人知道。
越南也曾经是汉文化圈中的一员，历史上有160余座孔庙，至今还有十余所，河内、茅田、锦样、顺化、会安、安宁等地都有文庙。河内的文庙始建于圣宗皇帝神武二年（1070），已有900多年历史，比首尔的孔庙还要早几个世纪。庙内立孔子、周公及四配塑像，画七十二贤肖像，四季供祭。六年后，在文庙旁建国子监。门口有对联：“瀛寰中数目，吾道最先，万宇同舟应起敬；全境内文祠，此地为首，千秋芹藻尚流芳。”大成殿内孔子塑像两侧奉祀孔门七十二贤以及越南先儒。此外有碑亭，内有1200余位科举考试进士的题名。每年春节，文庙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孔活动。
日本孔庙大多建立于江户时代。东京孔庙习称汤岛圣堂，1690年由德川五代将军纲吉所建，乃是讲论儒学和祭孔之地。明治维新之前，这里是幕府主导的祭孔活动的中心，日本社会崇尚儒学由此蔚然成风，儒学成为江户时代的国学。
明治维新初，幕府政治影响转衰，儒学失去官学地位，祭孔大典也被废止。明治维新后期，儒学影响开始回潮，1907年，汤岛圣堂恢复祭孔大典，各地的祭孔活动再度活跃。当今日本影响最大的祭孔大典，是每年四月第四个星期天在汤岛圣堂举行的“孔子祭”，由公益财团法人斯文会主办。1975年11月3日的日本文化节上揭幕的孔子铜像高约5米，重约1．5吨，曾经是世界最大孔子铜像，旁侧的“孔子树”，是林学博士白沟保美1915年从曲阜孔墓旁的楷树上所取树种栽培而成。大成殿供奉的孔子像，相传是明代遗臣朱舜水从中国带去的。
台湾的孔庙为数不少。明永历二十年（1666），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台南建立首座孔庙，故有“全台首学”之称。此后，台湾学政均由巡台长官兼任，最高等级的学校称太学。凡府治或县治的所在地，如台中、新竹、彰化、高雄、屏东、嘉义等都有孔庙，府学、县学就在孔庙内，属于中等教育。各乡设乡学，或称乡塾，为初等教育。
台南孔庙大殿内正上方悬挂数块历代皇帝御题的匾额。后殿为崇圣殿，是祭祀孔子五代先祖之处。台北孔庙以漳州、泉州的孔庙为蓝本，黄色琉璃桶型屋瓦，具有典型的南方建筑特色，大成殿供奉孔子及四配、十二哲的木主。如今，每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台北与台南市政府都会在当地孔庙举办释奠大礼，仪式参酌古制而有所变通，政府长官担任初献官，献牺牲，乐舞生八佾舞于廷，笙管雅乐，万人云集，盛况感人。
香港虽然长期没有释奠仪式，但以孔子的生日作为教师节，表达对堪称万世的师表的孔子的敬意。香港回归十周年时，香港各方联合在香港体育场举行盛大祭孔仪式，影响深广。
作者系清华大学资深教授；来源：《孔子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