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家范先生的新著《明清江南史从稿》最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此系“作者治明清江南史三十余年的研究成果”。书末附录《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存稿》（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全文一万五千余字，此为节选。
《文史哲》引发了我最早的向往，学历史是自主做出的选择。1957年秋季，经过几个月昏天黑地的备考，我如愿以偿地踏进了华东师大文史楼。从正式入门受业那年算起，我在丽娃河畔已经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时间不算太短。入行半个多世纪，我的深切感受是：漂泊在历史的大海上，欲从海面穿透到海底，体悟历史的真义，没有沉潜下去的毅力和耐心，没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永远的好奇心，很可能就像好事的游客，留下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
华东师大历史系当时在全国处一流的地位，而中国古代史教授阵营在师大历史系又属最强。但必须坦白地说，开始教我们中国古代史的那位老教授并不出色。他是副系主任，兼管全系总务后勤，领导全系卫生大扫除很出色（那时的卫生大扫除，师大在上海高校中高居榜首），讲课却枯燥乏味，不能勾起我们的兴趣。我在图书馆里读古代笔记小说排遣无聊，“三言两拍”之类翻了个遍，还偷读了薄伽丘的《十日谈》，看的闲书实在不少。
其实我们的命运本可以好得多。进校才一个月，吕思勉先生就去世了，“大雁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还有一些先生册上有名，却从未在师大上课。例如苏州人王佩铮，东南名士，诗文、图书目录、书画名物考证俱长，我见过他1958年出版的《〈盐铁论〉札记》，书序表白自己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却又说此书写于姑苏“陋室”。再如施畸先生，一辈子只研究一本书——《庄子》。我毕业后作为古代史助教，与研究生一起听过他讲《庄子》，云里雾里，他的女婿朱维铮也在座做笔记。施先生耗毕生心血写成的《庄子训诂》，不知如今物归何处？
李平心先生，在学生心目中是最有学问的，有关他的好些掌故传得很神，但他从不给学生上课。“十论生产力”辩论得最火热的阶段，在文史楼西面的学生食堂（现今已拆除），先生突然来校做了一次学术报告。讲话中，时不时会轻抚头顶，似乎头疼得厉害。事后听学长说，他很早曾经用斧头自杀过一次，落下后遗症。我始终不信，以为是以讹传讹，觉得太夸张了。那次先生非常激动，还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说薛暮桥支持他。报告的内容我根本不可能完全听得懂，只是觉得生产力自身也有发展动力，观点十分新颖。是啊，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若生产力没有内因，像一块无生命的僵硬石头，生产关系怎么能“决定”出个名堂来呢？以后先生再也没有来师大上过课或做过报告，直到1966年6月含冤离世。
魏晋风度、才气横溢的苏渊雷，是我们一年级“中国古代历史要籍选读”课的老师，只上了两堂课。先生踏进大教室，坐在前排的同学（我坐第一排）立即闻到一股酒香。只见他脸庞微红，大概来前刚品过半盏屠苏。教学计划书上是《史记·项羽本纪》，先生横扫一眼新来诸生，迅即转身板书，无有底稿，写满一黑板。先生的书法，即使是寥寥几个字，现已千金万金难买。可以想象满黑板的粉笔字，是何等漂亮。这次板书特别洒脱和狂放，风格更异于以往。默写的是清代诗人王昙“祭西楚霸王”的七律长诗（原诗题名较长，共三首，略），由“江东余子老王郎，来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手竟天亡”开头，记得中间有“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写完，他又醉意犹存地从头到尾朗读一遍，是旧时的那种朗读法，身子微微摆动，有长拖音，全教室鸦雀无声。没多久，先生被补课当上“右派”，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精彩的讲课。
郭圣铭老师教世界中世纪史，预先发下自撰讲义，没有丝毫洋味，反觉得有中国优美的散文风采。讲义字斟句酌，语词洗练，融有《史》《汉》笔法，看得出用尽心血。先生爱惜自己的文字到了一字难易的程度，课堂上一直是在朗读自己的讲义，极少有穿插解释。这样子，倒使我们一字一句地读完了他的文字杰作。说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本这样语言本土化、古典化的《世界中世纪史》，绝不为过。
犹记得第一堂课，先生例外脱稿，先说开场白：“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时间长河。”大家都被镇住了。五十年后再相会，同学们都说，教材上的许多内容可能淡忘了，这句话却不会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历史定义，多少年过去，接触了不知多少种“历史定义”，我依然相信先生的感悟最具中国韵味，如诗如画，给人无穷遐想。比起一些主观独断的中外教条，不说哲理高深，内涵也不知要生动丰富多少倍。到80年代，英国人卡尔说“历史是今天与昨天之间从不间断的答问，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也同样感动过我。他们的睿思，都有点像孔夫子立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在郭先生上课之前，陈祖源老师曾经给我们上过一段世界古代史，时间不长。他的苏州口音道地，十分软糯，每每以“所以因此这样样说”来表示历史上的因果关系。陈老师为人和善，有调皮的同学模仿“所以因此这样样说”，他听了也不生气。我们从学长那里得知陈老师曾留学法国（1929—1832年，巴黎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写过好几本书，再见到他倍增崇敬，尽管他讲课并不算精彩。后来我从一段材料上又得悉，陈老师原来曾是我母校昆山省中的第一任老校长（1946—1948年），因不满国民党政府要他在校内追查有中共地下党嫌疑的学生，严词拒绝，愤然挂印离去。此事现在已载入昆山省中的校史里，成为永久的纪念。
在这里顺便补记有关陈老师的一些轶事：我当助教后，很少听到陈老师在全系教师大会上发言。有一次，好像是向学校领导提意见，他脱口而出，称“学校当局”，待大家笑开，他的发言也戛然而止，不再讲下去。1966年8月4日，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为名，华东师大近百名老教师被红卫兵押到“共青操场”主席台上集体下跪，接受“批斗”；“批斗”之后，还被红卫兵押着“游街”，个别甚至被戴上高帽、胸挂黑牌，时称“八四红色风暴”。陈老师一向为人低调，不显眼，又很久没有给学生上过课，因此历史系红卫兵漏把他列入名单。想不到陈老师竟从人群里跑出来，主动走向台上，跟着跪在最后面。可能是觉得老同事一齐遭了殃，他怎么能“特殊”？我们一些青年教师见此情景，大吃一惊，急忙把陈老师拉到台下，让他赶快回家去。陈老师也因此幸运地免遭继后随队“游街”的羞辱。
第二学期，配合大跃进，全国教育界、学术界刮起“拔白旗、插红旗”风，鼓励年轻人要敢于蔑视权威，没有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我在二班，小组会上，有些同学突发奇想，说是三年赶上郭沫若，一年超过陈寅恪。我已经记不起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插了几句，话不多，但确有冷嘲兼带挖苦的味道，结果挨了一顿“和风细雨”的小范围批判，目的是帮助我“进步”。其实那时我们都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表决心的都认郭是进步的史学家，而陈是腐朽落后的资产阶级专家，所以超过他更容易。我是受《文史哲》的影响，有大教授提起陈肃然起敬，说他的考证功夫非常了得，一年级的大学生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怎么可能？幸好有这次教训，从此夹紧尾巴，老实读书，求四年里一路平安。沾了有“白专”倾向的光，写批判老师的文章不会找上门。那时年级里共有两篇批自己老师的文章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上，不管怎么说，今日看来，多少有点像“历史污点”。
捎带说个有点搞笑的故事：班上最激进的要数部队连级文书出身的支部书记，批判我的时候话说得最重，认定我就是不求政治上进步。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大约到了80年代中期，他在一个地方教育学院教书，评职称需要借重本系的杂志发表文章，并希望我帮助润色文字。有一次，他在办公室见到系教师支部书记，非常严肃地劈头就批评：“你们怎么搞的，不把他发展入党，人家早已经是大专家了！”书记被问晕了，只好说：“他还没有打过申请报告。”这位仁兄还是不依不饶：“这是你们的工作没做到家！”书记脸色开始有点难看了。不好，别莫名其妙地成了“冤大头”，我急忙插进去圆场：“不是的，是我自觉离入党标准差距有点大，路程比较长，但已经有信心慢慢地加速进步！”
2005年夏天，凤凰台《世纪大讲堂》在上海现场录像，有好多场，主持人都是曾子墨。待到我的一场开拍，她匆匆翻过我的“简历”，站到台前，事先不打招呼，马上即兴提问，且问得又有些没头没脑，弄得我好尴尬。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当初选择教中国古代史，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显然，她还年轻，对那个年代的历史场景不了解。我回答得很直率：“我读大学时是计划经济的年代，留校是领导定的，进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也是领导安排的。如果要问我个人意向，我在大学里最喜欢的是中国近代史，领导却把我放到了中国古代史，一进去，就出不来了。”话音刚落，下面听讲的同学笑成一片。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说大学四年里我最喜欢的是中国近代史，一点不假。但追索形成的原因，后来才逐渐想清楚，实是由几种因素巧合而成。
不像有些世家子弟在家里读过《史》《汉》《通鉴》一类的原始史料，我是从读《文史哲》的“论文”引发兴趣的，对由历史引出的“问题”和“意见”比较敏感，有一种探讨如何解释和分析历史的好奇心。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最热火的时候，华东师大历史系是范文澜“西周封建说”的一个重要营垒。我当助教时的指导老师束世澂为论战中的健将，非常活跃，发表了好多文章，主张西周是“领主制社会”。奇怪得很，这些论战的气氛以及参与论战的老师都没有进入课堂。我们完全被置于事外，课堂上老师平淡无奇地尽讲些琐琐碎碎的史实，好像什么争论也没有发生过（所以到我当教师时，给学生讲中国通史，往往先搜集观点上有分歧的一些材料供学生参考，现今有个好听的名词，叫作“学术史导引”）。当时可能是火烛小心，老师们不太肯讲观点。例如讲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无为而无不为”，我们不明所以，问“无为”怎么可能收到“无不为”的效果？直到课程结束，始终没有收到正面答复。这门课程除了死背笔记、应付考试之外，我对它几乎毫无兴趣。两年之后，“拉郞配”进了教研组，“先结婚后恋爱”，方从一而终。由此，我知道旧式的婚姻也可以成就夫妻恩爱，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第二学年，除了常常下乡下厂劳动，大炼钢铁，开挖长风公园“银锄湖”，垒起“铁臂山”，还由一位年轻老师主持，在我们年级试点“大字报教学”。先让任课老师讲要点（实际是充当靶子），然后鼓励学生贴出“大字报”批判，同学间也可以相互争论，称之为发扬“小人物打败大权威”的精神。教室里拉起许多绳子，挂得琳琅满目。真是天晓得，没有开出必要的参考书，学生除了教本还能知道多少？全凭“思想”支配历史，将旧式的观点颠倒过来就成正确。唯一可称为战果的，是由一些同学写出了批判徐德嶙老师隋唐史唯心史观的文章，系领导已经答应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半路杀出程咬金，高年级也写出一篇，技高一筹，我们年级的被撤换下来，“大字报教学”无果而终。
1959年秋季后，国内的运动喧腾热闹一阵子之后，渐趋平缓，教学秩序也开始恢复正常。大三开始上两门近代史课程，中国近代史由夏东元老师主讲，教学改革，用课堂讨论替代“大字报教学”。课堂讨论竟使我脱颖而出，开始被年级同学与老师所注目。我的学习热情也被调动了起来。
夏东元老师最初在政教系教政治经济学，后来调到历史系改教中国近代史。这一经历使他的课程具有鲜明的个性，注重经济史与经济分析，特别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以及“洋务运动”的作用，有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果然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洋务运动史研究专家。他的观点有时很冒，例如说到资本原始积累，他认为在中国是一极积累贫困，一极却没有积累资本。这一句“名言”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后来挨过批判，但他仍很坚持。这些都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已对经济学有了兴趣。这应归功于陈彪如老师的启蒙。现在说出来，人们大概难以置信：外系的公共政治课“政治经济学”，居然是由中国最著名的国际金融经济学家来执教。也幸亏有这样的机会，一生总算当过他半年的不正规“学生”，成绩也还可以，总之要比陈琦伟早得多！（说笑话）令我们同学惊诧的是，陈老师从不带讲稿，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小卡片就开讲，思路清晰、语词精确简练得几乎不用任何润色，就像已经出版的著作一样。他讲的是“资本主义”部分，后来再读王亚南、胡如雷的书，才明白陈老师完全是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在论证逻辑逐次展开，层层剖析，环环相扣，像是一本《资本论》入门的书。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二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去读萨缪尔森《经济学》之类的“异端”书籍。
夏老师的上课，像前面说的冒尖的情况极少。他其实已经比较谨慎，在历史评价上，有时耐不住要抛出自己的得意看法，最后却都会加上限制词。比如：“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是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的。”我们做学生的慢慢也学会了用老师的格式说话，但说着说着就会笑出声来，毕竟少经历，不懂其中的苦涩。夏老师不仅自己贵有独立之见，也非常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见解，展开争辩，每个单元都安排有课堂讨论。久旱逢春霖，如鱼得水，我遂全身心地投入，每次都积极发言。强劲的争辩对手往往是我高中乙班的校友王义耀（城里人），故年级里有“昆山二王”之称。有时也会像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辩论赛”那样，他是正方，我就故意充当反方。
记得讨论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不用说夏老师是正面肯定的，很欣赏洪仁玕。义耀仁兄赞同老师的观点，把自己的想法梳理得井井有条，准备表现一番。为了做好他的对立面，我到图书馆专门找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把《资政新篇》细细读一遍，做了笔记，也看了罗尔纲等人的书。这套丛刊由中国历史学会主持编纂，搜集十大重要事件的原始资料，汇编成十种。前八种出版于1951—1958年，所以当时还是蛮新鲜的。据搞近代史的人说，《丛刊》十种滋养出了一批专家，他们成为60年代开始不断崛起的中国近代史各相关领域的权威。为了唱对台戏，我摆出的观点很别致，说洪仁玕在香港明显受到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企图把太平天国政权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违背了农民革命的初衷；而且，正像毛主席所说，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最终也只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果照此办理，广大农民不仅得不到解放，还将沦入新的灾难和痛苦之中，成为“无产者”。幸好洪秀全还有头脑，搁置他的方案，避免了历史悲剧的发生。这次辩论的“成功”，除故立异说、出奇制胜外，还在于直接引用原始史料，摆出凭史料说话、居高望远的架势，利用了同学们大多数都没有去看原件（包括义耀）的弱点，主要是在气势上占了上风。我心里清楚，这一诡辩术压倒了义耀兄，语惊四座，却骗不过夏老师。对这种武断的主观推理，他内心恐怕未必赞同。意想不到的是，夏老师不仅宽容，而且很欣赏我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有见地。后来听说，讨论到我的留校，争论激烈（“又红又专”是一项重要标准），夏老师与教世界近代史的冯纪宪老师都是大力为我说话的。他们是我能够侥幸地留在华东师大教书的真正恩师。\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