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有一个话题还没有展开，就是丁耘老师讲的“一”实际上可以包含两个维度。在《道体学引论》中，虽然重点是“即虚静”“即活动”“即存有”三义之间横向意义的“一”，但也内在包含了融汇古今哲学义理的纵向意义的“一”，这是两个不同维度的“一”。我们一直在讲横向的“一”的内在根本结构问题，但实际上，纵向的“一”，也即时间意义上的维度一直没有讨论，而纵向的“一”背后所包含的，或者说《道体学引论》这本书里包含的另外一个动机，就是要建立中华文明的时间-历史连续性。这就能说明为什么道体学是以“道体”或“道”作为本源性的描述，而不是以儒家立场作为本源性的描述，尽管纯粹从儒家立场上来看会觉得有一些不满，但《道体学引论》这样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中国革命发生之后的现代中国，我们已经有了现代中国和新中国，如果纯粹用儒家立场去统摄现代革命中国会产生一些争议，而用“道”的概念实际上是更有弹性的，用周展安的话来说就是更具有开放性，更具有一种未完成性。所以就融汇现代中国革命的实践和传统中国的义理而言，“道”会更为圆融一些。这其中有一个纵向的“一”的维度，也就是时间的“一”的维度，这是打通道体学的历史维度和时间维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这一纵向的时间维度同时也包含了工夫论的可能向度，也即我们面对一个最为究竟的至高境界时，如何在生灭的时间中去达到这个境界，在纵向的“一”与横向的“一”之间，还需要进一步的沟通工作。
《道体学引论》从根本上来讲是由文明动机所指引的义理研究，文明论的动机绝对是第一要义的。说到文明的意义就会引出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或最急迫的问题，最根本或者最急迫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技术化、资本化的时代，对于一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形态和构造方式是非人格化的，无论是技术力量还是资本力量，都是非人格化的，所以是无法用传统儒家充满人格性的“义利之辨”去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以及技术时代的构造方式的，这是古今社会形态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这个非人格性的力量所宰制的现代世界，对于一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把人的意义维度在这个时代中重新打开了，才能有文明，才能有国家，才能有“一”，才能有“道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的处境又有些回到十四、十五世纪了，在非人格化超越性力量的宰制之下，人的生存处境又变成去中心化的结构，这种情况又再度出现了。《道体学引论》在最后的结语部分写到 “这一切都是因为已经有了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除阐明“道体”和阐明“一”之外，《道体学引论》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重新阐明了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