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考虑的也是这样一个方面，即道体学背后或其所要回应的基本哲学问题究竟是什么？暂且不论丁耘的道体学内容本身，而是回到对道体学背后的问题的澄清，正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进入对问题的讨论之前也要先对问题本身进行澄清。那么，无论是“道体学”，还是吴飞提出的“性命学”，或者是杨立华提出的“理一元论”，归根到底，它们都是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当然，关于哲学根本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的理解是，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或者广义的东方哲学，大家所面对的一个根本哲学问题是如何理解我们自身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自身与我们之外最为根本性的绝对他者的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只有人才会产生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与我们之外的那些根本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关系，等等。但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又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要理解我们人自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需要从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不可还原的根据或参照出发。也就是说，要理解我们是怎么一回事，就需要把我们放到一个根本的坐标系或参照系中。在西方哲学中，这一参照系是由一些根本的参照点或坐标点搭建起来的，例如人、存在（自然）、神或上帝等。对西方哲学而言，人、存在（自然）、神这三个坐标点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坐标系，它是理解人之为人的参照和根据。所以西方哲学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在这三者中或其组成的坐标系中打转：人与存在的关系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人与上帝的关系如何？等等。那么，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坐标系，我们也是从这个坐标系出发来理解我们人的。中国传统哲学给出的坐标系，如果要举出几个基本的坐标点的话，可以用老子所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来刻画，正是这“四大”构成了中国哲学用以理解人的最根本的坐标系，其他一切东西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中找到位置或可以还原、追溯到其中一方。当然儒家可能跟道家稍微有些区别，但大同小异。至少天（地大概可以归结为天）、道、人这三个方面是中国哲学理解人之为人的一个根本坐标，其他的性、命、仁、义、礼其实都可以从这三个根本的参照点所构成的坐标系出发进行解释。
所以首要问题是，我们应该从怎样的根本坐标系出发来理解我们人自身？由此，如果这一个问题是本体论问题的话，那么它导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工夫论问题。我们对那个根本的坐标系的认识或体悟其实必须从我们人自身出发，从我们人自身的被给予性和被给予物出发，如此这种认识和体悟才是有现象学上的根据和见证的，而不是凭空悬设的。
第三，刚才李猛提到“新中国的形而上学”，这又让我想到，我们对基本的坐标系的理解，也不能持一种现成的、完成时的态度。也就是说，这个坐标本身是生生的，它不是现成的、已完成的。这就涉及如何理解这个坐标系的本性这样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元方法论层面的问题。由此问题出发，我们就可以去追问或反思，东西方这样一些基本的坐标系究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为什么西方哲学以人、存在（自然）、神这三个根本参照点构建起基本的坐标系，而中国哲学以道、天（地）、人等根本参照点构建起基本的坐标系？这是偶然的吗？还是与各自的文明、语言有本质关联？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超出各种文明，用一种智性的、理性的方式去人为地构造出某种跨文明的基本坐标系？如果我们今天要构造一个基本坐标系用以理解我们人自身，那么存在、上帝或天、道、自然等坐标点还够用吗？会有哪些新的根本坐标点可以从我们今天的文明中浮现出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我很困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