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本性与命运》，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著，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2006

作者在该书中对文艺复兴的一些论述，引起了我的兴趣。在中国传统的教科书中，文艺复兴一直被看作是对上帝的反叛，是对上帝的否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作者所说，文艺复兴是对个人自主的强调，是对天主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作者进而断言，文艺复兴所鼓吹的古人自主的观念也是自基督教的土壤上结出的花朵。这一点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映证。文艺复兴的大师都信上帝，像但丁、布鲁诺这样的人还是极其虔诚的信徒。他们的经典作品大部分都有宗教背景，只是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一种个人主义的眼光来重新理解圣经，重新审视教义。作者认为，文艺复兴思想家的一个主要兴趣，就是要证明神的先知并不否定人的行动自由，也不取消人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皮科这样描述道，上帝对人说，“只有你不受任何自由约束，除非你用我赐给你的意志来自我约束。我将你放在世界的中心，好使你更容易地观察到世界中的一切。你作为受造之物，既非属世，也非属天，既非必死，也非永生，好教你做自己的创造者，并选择你可能采取的任何形式。”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从新的解读中油然而生。至于文艺复兴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中世纪的教会不能正确处理人的自由与命运这个难题。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神，还是在人，在那些不能正视个人要求自由与自主的强大冲突的人及体制。欧洲文艺复兴表明，一旦个人醒来，没有人与体制能够阻挡得了。

二、《道家文化研究：道家思想在当代》，陈鼓应主编，三联书店，2003

这样的问题被反复提起：中国的文艺复兴应该复兴什么？中国有自由思想的传统吗？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有个人自由思想吗？有值得复兴的人文主义资源吗？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阵营都以否定传统著称，难道他们就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了吗？本书提供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答案。那些现代思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中体西用论者、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从中国的传统中找到了长期被忽略的宝贵思想资源。他们找到了以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魏源视《道德经》为“救世之书”，曾国藩甚至提出“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王国维说，《老子》……以为专制君主之戒。然则世以愚民罪《老子》，何以知《老子》之学哉！严复强调：“《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号称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视老庄为反专制的消极革命派。胡适则特别推崇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发掘老子思想中被尘封的自由思想，认为这一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不谋而合。陈寅恪先生既钟情于中国传统又执著于自由之精神，他认为，中国以后若想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民族之本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由此可见，中国近现代上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人物均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老子，转向了道家思想。而直到本书问世之前，中国自由主义与道家思想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忽略，甚至被断然否认。这也说明，中国有自由传统，但这个微弱的自由传统，不仅很少被正视，得不到发扬光大，而且常常被掩埋。但是如果中国在古典时代有自由的思想资源，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有了复兴的对象。

三、《德胜员工守则》，周志友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这本书不是一本著作，因为它没有明确的作者；也不是一本文集，因为它的主要内容是企业内部规章制度汇编和文章节录。一些从事企业管理的实务或研究的人士从中看到的是德胜公司对中国式企业管理的独特贡献。而我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企业在塑造公民意识和锻造个人的自主自尊人格方面的独特作用。个人的觉醒，公民意识的培养，不是已经开始有人说了，而是已经有人有机构开始做了。该书向我们表明，一个成功的公司不仅是一部高效能的赚钱机器，而且是一个牢固的、高效的道德共同体，是公民人格的天然养成所。德胜公司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滋润员工的正义感、责任感、荣誉感，让每个员工充满自信和自尊。这样的公司不仅是一个商业机构，而且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由和自愿基础上的自治体。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社会的福祉服务，并且为自由社会的其他活动提供物质的和道德的支持。德胜的成就意味着，自由企业的作用，不仅在创造财富中不可替代，而且在推动个人的觉醒、人文精神的确立、道德的重建、公民的诞生等方面，更是“关键先生”！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不能只寄希望于政治家，不能只指望道德宗师，而是要立足于日常的社会生活，立足于貌似普通的众生(员工与企业家)和貌似商业的机构(企业与公司)。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从最不显眼的地方开始了！

载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