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尼斯·卡拉德 著

吴万伟 译

2019年，有人发现美国各地有50位左右家长向考试管理人员和大学体育教练行贿以便让自己的孩子被大学录取。这种大学录取丑闻——校队蓝调行动（Operation Varsity Blues）——引起一波又一波的新闻高潮。正如有些专家强调的那样，一群人违法犯罪其实不是真正的丑闻。他们的犯罪活动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真实的丑闻在于它如此神秘，如此模糊不清，掩盖得如此深，即使过去了几个星期之后，评论家们仍然觉得有必要在报刊上挖掘出更多真相。

那么，真正的丑闻是什么？是合法捐款问题和它们免税的事实。是学术能力水平考试（SAT）辅导课程。是大学令管理精英永久化的事实。是大学没有能令管理精英永久化的事实。是分数膨胀，是大学体育。是富裕家长宠坏他们的孩子。是明星大腕家长使用大学将经济地位转变为社会地位的“洗钱行为”。是大学的公司化。是美国社会不知不觉悄悄进行中的认证化过程。是大学没有能起来反对种族主义。大学是尚贤选拔的事实。还有更多，但我想，你已经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除非对这场丑闻的分析显示出大学应该为当今社会的每个毛病负责，否则没有人会感到满意。

这个事件整体上让我非常沮丧。我有强烈的欲望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用自己的话语，所以，我开始写文章。我写文章诉说改善状况的乐观主义计划。我不带情感色彩地为大学辩护，发泄愤怒和寻求报复。我既感到义愤填膺，又心中充满乐观，往往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我哭泣，我睡不着觉。实际上，我沮丧得写不出任何值得阅读的东西。报刊上有关大学招生的丑闻让我心碎，因为我爱美国大学。我的生活就依靠大学，不仅是我的存在——感谢父母——而且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方式，生活中的一切，我在乎的一切。我感到心碎是大学遭受攻击，感到心碎是自己没有能力来捍卫自己相信的东西。

让我不要兜圈子了，直截了当地说，让我现在告诉你，我当时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我要从大学不是什么开始。

首先，大学不是要将统治阶级或精英阶级永久化。其次，大学不是用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毫无疑问，它们的确让统治阶级永久化了，很多机构这样做了。可能它们能在促成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做得更多，但这些不是大学的目标。

第三，大学不是要赚钱的——虽然它们的确需要精心的经济管理团队。第四，大学不是要培养更好的公民。第五，大学不是要培养更幸福的人。如果评价我的课堂价值的标准是学生后来的公民美德或生活满意度，我就承担不起丧失与他们在毕业之后失去联系的代价。有时候我感到悲哀，当我丧失和他们的联系之后，但它从来没有引发我纳闷他们的教育是否值得的问题。

这五点涵盖了针对大学的几乎所有批判，这意味着所有指控大学没有尽到职责的批评家其实并没有辨认出大学的首要职责是什么。但那是对大学批判过程要采取的第一步。如果不是你的经营范围内，你没有失败问题。

现在，我承认大学很容易被错误解释，因为其最深层部分是隐藏起来看不见的。能看见的是谁进去了，谁出来了，毕业生的命运，大学城居民和大学生的冲突；五年毕业率；公共关系灾难；非营利组织汇报其经济运营状况的IRS 990报告。如果你到校园参观，你看到的是大楼而不是里面发生了什么。如果你仅仅坐在外面，研究进出博物馆的人员人口学构成来试图了解博物馆，你可能得出结论，他们的存在就是要永久化精英地位，它们应该努力实现更多的社会公平正义。或许它们实际上做了很多重要之事，它们应该做更多次要的事。但是，你的研究或许错过了博物馆的某些重要使命，某些要求进入博物馆内部并观看艺术品才能明白的东西。

那并没有真正让专家脱离困境，因为他们往往都接受过大学教育。如果我能说出来，真正的丑闻是如下事实：这么多上过大学的人似乎都不知道大学究竟要干什么。所以请让我出来告诉各位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是人们相互帮助获得最高思想产品之地。大学是异性启蒙（heterodidacticism）之地。自学者是按照自己方式学习的人，我创造的词“异性启蒙”是来描述我们其余人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学习和认知是社会活动。

大学录取丑闻发生之时，我在讲授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课程。你可能觉得讲授和学习这些东西有多么疯狂。它不是被现代科学超越了吗？不，但即使被超越了，见证科学思想的诞生也令认惊讶。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设想到我们周围变化的、明智的、经验性世界能被理性化和系统化，他做这些与传统相反——开始于迈蒙尼德（Parmenides），在柏拉图达到高潮——这样工程在原则上缺乏连贯性。亚里士多德证明科学是可能的。他的著作《物理学》、《论动物部分》、《论灵魂》、《论产生和毁灭》等——总体来说构成了人类能进行的最宏大和最雄心勃勃的思想工程。他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绩——反对同代人对话者的最激进动作是那些已经被固执内化了的东西。

我要坦率地说说那堂课：其实，我要讲授的那个材料，我并不是很熟悉。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不是我的专长，我故意选择了感觉最不舒服的阅读材料。就在我每个周二和周三下午走近课堂的几分钟前，我一直埋头于评论和困惑之中。亚里士多德反对原子论的很多东西我并没有搞清楚，但上课时间到了，我不得不进去说点什么。如果你在听课，可能认为我说的话听起来很好，很连贯。的确如此，但那根本不是我的全部。我看着学生的面孔，注意到他们在我说得有道理时如何关注我，也注意到他们并没有跟上节奏的时候。他们的兴趣让我开口说话。我听了他们的问题，现场重新表述论证，有时候一个反对意见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不得不匆匆忙忙重新组织整个讲义。有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时，我就在课堂上反问学生。

教学涉及到骗人的手腕，其中学生部分被抹去了，老师最终获得了所有信任。其实，那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3部的要点：他说，如果学生没有学习的话，老师并没有讲授东西，因为教和学是同一活动。现在不要认为这是一种不合格的马虎课程，相反，这是我讲授最好的课程之一。优秀课程往往拥有人类合作中的所有混乱不堪。我希望能够与那些纠缠在招生丑闻喧哗中的人交流这些心得，希望打破我课堂上的围墙，让聚光灯照在上面，告诉所有人停止说话，看着我，听我说“这就是课堂里的活动，就是大学要做的事：一起阅读亚里士多德。”有关精英主义、公司化和捐款的争论就像墙上长满的藤蔓一样是不相关的东西。

我能给你一百个例子，但我克制自己的冲动，只给你一个。上个季度，我讲了一节有关勇气的课，阅读了荷马的《伊利亚特》。我认为《伊利亚特》是人类创造出的最伟大作品之一，但我至少七年没有阅读了。为什么没有？是什么阻止我捡起它呢？就此事而言，我为什么不立刻读呢？答案是读《伊利亚特》很困难。你尝试过吗？它需要很多精力，所有那些修饰语绰号，那么多被长矛锋尖解开的筋腱。我不是那种仅仅为了好玩儿而阅读《伊利亚特》的特别之人，我和我教授的学生并没有多少不同。他们从我那里获得能量，他们从我这里获得能量，大学运行的方式仅此而已。

人类能够做到这些，能够组建思想共同体，这已经是惊人的成就了。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人类合作的实际发生，看到仅仅依靠共同的思想兴趣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就将他们团结起来的事情出现，我们可能怀疑其可能性。这些共同体远非十全十美，因为创造它们的人就不是完美的，但它们的确很精彩。

最精彩的是兴趣分享方式——能量和热情的整体如何变得大于各部分之和，最终变得强大到足以彻底击败可怕的敌人，比如亚里士多德《论产生和毁灭》中反对原子论的极度乏味且令人困惑的复杂论证。

大学是世界中的世界，是个避难所，是个泡沫，而那些对大学招生丑闻做出反应者则是试图戳破那个泡沫。我最初的冲动是将这种行为视为攻击的或者充满敌意的行为：他们试图把一切问题的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但回头看看，我开始认识到存在不同解读的可能性，比如贩卖丑闻的心态，或者羡慕嫉妒恨。毕竟，你试图戳破泡沫的理由之一就是你也想钻进这个泡沫。

我上文提到，那些作为攻击先遣队的记者和专家都不乏大学体验。他们不仅上过大学，而且大部分上的都是名牌大学。其中之一——《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莱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在同一个班上课。我特别记得一次上芝加哥大学教书莱昂·卡斯（Leon Kass）的课，那是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可伦理学》，是我生活中最佳的思想体验之一。最初我充满义愤地想，像布莱特·斯蒂芬斯这样的人是踹着明白装糊涂。但是，随后我明白了：他们这样的人的确是在踹着明白装糊涂，问题就在这里。或许他们知道，他们在思念什么。以引导他人被排除在外的感受的名义来实际上发泄自己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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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在其精彩的论文“迫害与写作艺术”中，将下面这个观点归功于古代作家尤其是柏拉图：

他们相信区分“智者”和“俗人”的鸿沟是人性的基本事实，大众教育的任何进步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点：哲学、科学基本上仍然是“少数人”的特权。他们相信，哲学受到大多数人的怀疑和仇恨。

斯特劳斯注意到持有这样观点的作家能对其目标读者——天生聪明且有哲学思辨能力者——采用一种特殊的写法，被他称为“在言外之意写作”。这种笔法可能说出一些东西，但其明显内容未必似乎真实意思：

如果他明确指出他的命题是个高贵的谎言，背后还有更多更多高贵的真理，那他的目标就达不到了。对哲学思辨能力高超的读者而言，他只需要将其注意力吸引到如下这个事实上就足够了：他不反对说高贵的谎言或貌似真理的编造故事。

“高贵的谎言”这个说法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是苏格拉底构建的理想城市，其中确立了教育统治者——后来被称为“哲学王”——的项目细节，提出要向公民撒谎。这个谎言是统治者接受的教育是个梦想，这些统治者之所以有统治权力是因为他们的灵魂是黄金做成的（其他人，不怎么优秀的公民的灵魂是银或铜做成的。）请注意柏拉图高贵谎言的两点：首先，读者被明确告知这不是真理。柏拉图没有将信息隐藏在“字里行间”。其次，其政治功能是将文化自然化，也就是说，使教育造成的差别似乎天生就存在，从一开始就以天生才能的形式刻写在人身上，这种差别的存在支持了社会阶级的高低贵贱。

我相信柏拉图的“高贵谎言”是描述现在所谓的“精英意识形态”的尝试，即精英讲述给自己听或相互讲述的故事，以此来为其所处的高贵社会地位辩护。就柏拉图而言，以这种方式辩护的特权不是财富（理想国的统治者一直很穷，甚至被禁止拥有财产）也不是统治（柏拉图认为那是个负担，是乏味无聊的杂务事）而是教育天赋本身和哲学天赋。我们后来了解到，统治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些事。是人性中存在的某些基本事实排除掉了很多人，只剩下少数人有资格过最高贵的生活，这就是被斯特劳斯认定为柏拉图说的观点，也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呈现的东西是谎言。

如果柏拉图不赞同这个观点，即只有被选拔出来的少数人有从事哲学研究的能力，这是否意味着他认为人人都拥有这种能力呢？远非如此。一方面，他确立了详细的竞赛和竞争来看看其教育项目接受者实际上是否掌握了所学内容。这暗示他承认结果中可能存在非教育的因素。柏拉图否认（或他用这个神话来欺骗性地确认）的是，这些因素发挥了天赋或人类内在潜能的作用。

斯特劳斯想让柏拉图与我们人人都拥有的傲慢自大保持距离是正确的，我们人人都觉得自己有强大的思想潜力，只是在等待被释放出来而已。自由派启蒙思想的核心观念是，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柏拉图可能将此视为神话而不屑一顾。但是，斯特劳斯将人天生不平等的观点归功于柏拉图则是错误的。柏拉图认为，这个观点也是神话。

怎么会有人同时相信天生平等和天生不平等都是神话呢？方法就是将大部分解释工作归功于偶然的机会。

我们不妨考虑如下情景：如果唯一的楔形文字课上午7点开始，起床早的人更有可能学习这门课。如果我们假设，起床早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天生品质，那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天生是不平等的，在此场景中也可推出他们最终在楔形文字的智慧方面是不平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起床早的人就拥有学习楔形文字的天赋或在楔形文字上拥有优越于他人的天赋。现在想象以这样残酷的、偶然性的方式来解读环境偶然性造成的最大思想差异。谁也不“是理所当然地配得上”获得思想生活的机会，正如你有资格学习楔形文字不过就是因为起床早而已。

《理想国》中列出的教育项目最终变成延续50多年的试验和尝试，这个事实就等于承认，柏拉图认为，即使在一个乌托邦中，我们能设想的“让人成为哲学家”的知识是多么稀少。在真实世界中，柏拉图的观点似乎是，哲学家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人类只是偶然地仅仅依靠幸运才找到走向高贵生活的道路——既没有理由，也不遵循任何计划，当然更不是因为他在出生时悄悄地被标记为特别之人。因此，如果和他那个时代最受推崇的思想“才能”——记忆和修辞智慧相比，苏格拉底的缺陷常常被柏拉图主题化了。

对于那些期待正义故事如有才者取得胜利的高贵谎言，或如自由派描述的人人都有的平等潜力只因强者压迫弱者而被浪费掉了等不公不义的故事，柏拉图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为什么大部分人没有机会获得最优秀的东西。但是，如果最初根本就没有理由在他们身上找到思想宝库的话，你不需要压迫人们以便使其得不到这些东西了。思想利益就隐藏在简单的观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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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渴望的东西是：安全和保障；光鲜亮丽的假期和奢侈高档的商品；荣誉、权力和喝彩；温暖的家庭生活和亲密的人际关系纽带。即使并不拥有这些东西，但他们渴望拥有——常常是拥有的越少，对其渴望反而越强烈。人们并不渴望思想商品。你知道，只有通过体验思想参与，你才能享受其中的快乐，一旦你离开了参与，快乐就从你眼前消失了。有些奇怪之人因为一系列偶然因素获得或拥有思想商品——如上文提到的自学者——而我们其余人需要不断的帮助重新定位，因为世俗的每种诱惑总是将我们拉到相反的方向。

最终而言，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最深刻部分常常被隐藏起来的解释，不仅外人就连大学内部的人也往往看不清楚。当我迷路的时候，只能依靠学生和同事——包括已经去世的同事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斯特劳斯——重新指导我。如果我大学毕业后离开大学，我相信，读本科时偶尔瞥见的思想生活可能成为引发怀旧伤感的记忆。

你的DNA中并没有任何让你成为哲学家的东西，也没有某种养生法让你能够轻易转变成哲学家。我们能够设计的让人获得思想生活的最接近的体系就是令其周围拥有追求同样目标的其他人，只要相关方继续提供这样的机会，就有希望获得最好的结果。

人们可能认为那种必须住在大学内才能参与深度思考的观点太荒谬了，根本不值一驳——如果批驳起来，那肯定十分激烈和有规律性。人们不会自己阻止自己参与思想生活，也没有障碍阻止思想共同体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任何理由相信参与思想生活自然而然就发生了或形成了共同体之后就能稳定生存下去。

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存在是稳定的思想共同体观念的象征。因为这个理由，它们也象征了分配思想商品的合法性问题——通过我们的生活以及对难以驾驭的社会的管理。在公平和正确地分配财富、健康保障、荣誉和政治权力方面，我们的社会有很多问题和不确定性，但是，如果和最高级的商品——思想商品的分配问题相比，这些困难就显得无关紧要了。面对思想商品的分配，我们完全是迷茫无知，惊诧莫名了。

作者简介：

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7年芝加哥大学学士，2008年伯克利哲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古代哲学和伦理学，目前是本科生教学部主任，著有《志向：生成的力量》。

译自：The Real College Scandal by Agnes Callard

https：//thepointmag.com/examined-life/the-real-college-scand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