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应该说明，这不是一篇正式的序言，而只是一节节零散的感言，是我心中想说的一些话。
这部论文集的作者，是一批学界的年轻人——尽管他们之中有的已经开始步入中年。他们曾经求学于北大，在燕园留下自己的印迹。毕业有年，此番将作品汇聚在一起，是一次自发的集体检阅。
论文集以“诸层面”为题，作者和编者都清楚，内容牵涉到不同方面，并非系统化的集大成之作。29篇文章，有对学术史的梳理回顾，有个人研究的心得呈现。其中的一些议题大家曾经集体讨论，其中的不少内容我是初次接触。当年的学术历程是一步步走来，经验教训都是一点点累积。今天读着想着，以往并非自觉的“推进”似乎有了更为清晰的轮廓，背景中带有稚气的面庞也显得逐渐成熟。
文章的作者有的毕业不久，有的离校多年，大多活跃在高校的教学岗位上。我借鉴过他们的讲义和课件，旁听过他们主持的读书讨论课，参加过他们组织的研讨会，每每得到启迪，受到激励。他们甘于沉潜的态度，他们勇克“硬核”的精神，他们开阔的视野，他们活跃的思路，让我面对他们不敢停步。
他们在校时，有的做过办公室“主任”，负责过各类琐细的日常事务；有的负责过集体读书的组织工作；有的负责过数字人文项目CBDB的质量管理；有的做过课程助教。也有的虽无“职衔”，却处处关心同伴，事事解困帮忙。
那些年我经常在朗润园中古史中心的办公室，学生们出出入入，随时有商讨，每天有争论。争议的内容有浅有深，语调时而平和时而激烈，寻章摘句引经据典，力求说服对方；一时没有结论，又去查阅材料，回头再来讨论。在读数年，学生们有困惑有波动，有泪目有笑容，但大家都执著于学业。沉浸于学术议题的这一次次对话场面，对话中的诚挚与锋芒，正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期待的。
学生们虽然都有专业，但事实上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们在北大选各断代各科各类的课程，也去人大，去清华，去首都师大旁听；他们的论文，都经过校内外多位老师悉心指教；他们的学业，都从海内外研究中汲取滋养。入学前他们从四方来，毕业后他们到四处去。目睹着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乃至博士后的步步前行，注意到青年人学习方式、交往方式乃至个人性情的点滴变化；看到他们完成了学业，发表了论文，出了书，科研成绩受到肯定，教学岗位上得到好评，我和同事们一样，非常享受学生们从“成长”到“长成”的过程。学生带给我们活力，使得我们“年轻”。能把生命融入学生的青春年华，自己也感觉愉悦而充实。
学生们说，一个人走，可能走得更快；一群人一起走，却可以走得更远。他们走出校门，有的又进入校门；有的在大学，有的教中学；有的在出版社，有的在博物馆；有的选调去支边，有的做了公务员。无论立足哪个行业，都长了知识添了历练，都能不忘事业不忘责任。回到母校，谈起既往，都有一份怀恋；讲到如今，都能相互勉励，向往着地广天高。和他们并肩坐在一起，听他们侃侃交谈，听他们恳恳劝诫，讶异于他们的精干，欣喜于他们的坦诚。往日的身影一个个闪过，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
身为教师，真的非常欣慰。
二
1985年我开始在北大任教，至今已经35年。身在校园，无论是否兼任其他工作，我首先是个教师。一路走来，有句话想说：教师需要自我“加油”，同时也是需要鼓励的。这鼓励，主要不是来自某种奖项，而是来自学生们发自内心的肯定，这是对教师最好的回报，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我没有给学生的著作写过前言，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擅长写序跋类文字，一方面也是因为作品本身即会“说话”，无须赘叙。不过，学生们已经出版的著述或是学位论文的前言、后记我都认真读过，也从中收获许多感动。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的后记，用了博士论文中的说法，“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您却给了整个春天”；许曼《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的“鸣谢”，从大三跟邓老师学习妇女史说起；锦萍In the Wake of the Mongols: The Making of a New Social Order in NorthChina, 1200-1600，扉页上说“这部书献给我的导师邓小南和Valerie”；周佳《北宋中央政务运行研究》的后记，和不少同学一样，说到邓老师的“手把手”，还在赠书的扉页贴上两幅洒金纸的字条，说自己将终生“不苟且”。小林隆道是早稻田大学的博士，也是北大的学友，《宋代中国の统治と文书》后记中，有对进修期间的深情回忆。不记得从哪年开始，在校学生逐年编辑他们的研读习作和论文后记。《行事集》《结网集》《跬步集》《行思集》《学而集》《万松集》《参省集》，一本本积累至今。这些面世的著述，这些后记，这些真切的回忆，都是支持我走下去的力量。
不少学生会说，在读期间，印象最深的是学术上的“标准”二字。他们知道，我从来不会为学生的论文发表“铺路”，不会提前请答辩老师“关照”。他们理解，打磨中形成能力，靠自己去“硬碰硬”，更能树立学术的自信。他们记得一次次挤在狭小办公室中切磋讨论，记得我推着老旧自行车和他们边走边谈。有学生在博士论文后记中说，读研读博将近六年，“邓师与我往返的邮件共计1249封”；这数量让我惊讶，邮件中少不了琐碎的叮嘱甚至絮叨，但学生记得这点点滴滴，还是让我感到慰藉。和学生一起修订论文，我曾多次说，这是“被动”训练的最后阶段，应该珍视这一过程；而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很简单，好像就是“临行密密缝”。
现在想来，我自己的许多事情，都是在积极互动的氛围中，在学生们的督促下完成的。我的一些想法，例如“走向‘活’的制度史”是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形成；2010年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朗润学史丛稿》，从立意到文章的选择，都是学生们集体讨论的结果；2020年疫情期间，修订了30年前的作品《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是一批批学生反复动员我着手，一批批学生不厌其烦协助核对材料才得以完成。其他如2015年的《宋代历史探求》、2020年的《长路》，编辑工作自始至终都有在校学生帮忙。这第一批读者，也常常提出并非客气的指摘，让我得以避免许多疏失。
顺便想说的是，内心的力量往往也来自外专业、外校的学生。记得一年元旦刚过，有位外地的学生发来邮件，说“12月31日晚的跨年之夜，我竟梦见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上您主持的读书课。从那以后，这几天就一直念着要给您写信”。当时我心中一颤，这惦念背后是一种向往，是我们不能辜负的青年学子的期冀。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我一直受到学生多方面的照顾。这些年，考察、开会、讲课……出门在外，总有学生接过我的背包；田野踏查，总有一双手在身旁扶持。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学生的呵护，都是满满的温暖。
身为教师，真的非常感动。
三
历史学讲究传承。学问的传承，精神的传承。一辈辈老先生历经坎坷，铸成学术事业的“魂”与“根”。每当我们面对前辈的遗容，仰视那或凝重或期盼的目光，总要问自己：先生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是否真能理解？先生们在向后人叮嘱什么？
历史学重在反思。先生们的深沉与透彻，正是基于反思而来。今天的学人，生活在一个变动频繁、竞争激烈的时代，面向未来，就是面向未知；而新知的得来，往往离不开反思。忧患、焦虑可能是常态，但我们不能沉溺在茫然之中；忧患不是停滞与徘徊的理由，焦虑也可能带来刺激，带来活力，经由反思“逼”出创造力。
人生的道路是“走”出来的。有些际遇自己无法左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秉持自己的信念与良知，可以选择自己的目标与方向。能够进入学界，得到“向上的精神”熏染涵育，得与“常为新”的师友朋辈交流往复，这是我们的幸运，也带来一份毕生的追求和责任。2016年，北大文研院的第一位邀访学者，是兼具“敦煌女儿”和“北大女儿”身份的樊锦诗老师。樊老师伉俪同行，我注意到，彭金章老师的微信昵称是“未名湖”，头像位置的图片也是未名湖。当时心中真的感觉震撼：1963年毕业的樊老师、彭老师，离开北大已经半个多世纪，他们扎根大漠边陲，长年默默奋战于基层一线，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始终支撑着他们，激励着他们？如今彭老师已经远去，但这个微信地址，我却舍不得删去，一直作为“联系人”，留在心中。
今天我们无论有多少压力，工作生活条件都远非先生们当年可比。但周围环境的喧嚣，也构成一波波新的考验。我常想，学校中相对单纯的氛围，是否让青年人难以适应校门之外的嘈杂环境；但我也相信，学生时代心中的阳光会汇聚四方的能量，支持大家走好自己的路。
我做博导是在1998年。看到积累深厚的一些前辈老师阴差阳错未能指导博士，我却得到这一资格，心中十分忐忑。当时我父亲去世不久，一天夜里忽然梦到他在问我：“你怎么能带博士？”我一下惊醒，倏地坐了起来，久久无法入睡。是啊，我们有什么“资本”能指导博士生，会不会误人子弟？直至今天，这一自我质问始终盘桓在脑际，面对学生，如履薄冰，心中从未轻松。
谈到学业，常说“切磋琢磨”；谈到性情，会说“陶冶磨炼”——哪个词语都不轻松，哪个过程都伴着沉重。从学，就业，大大小小的选择都可能有挣扎。挣扎也是一种探索，带有赤橙黄绿的色彩，与个人的成长相生相随。一生中可能有不少顺遂甚至“高光”的时日，但最终留下印象最深的，往往是那些周折后的收获。兴趣是内生的，道路是选得的，经历过痛苦，超越了纠结，才能真正感受畅快，理解“生生不息”的意义。
历史学对学者来说，不仅是一种事业，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深邃境界与不懈追求。我们是历史学的学习者、研究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观察者。时代塑造我们，我们也参与塑造这个时代。这一定位，让我们更为冷静地对待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得以自学者的襟怀、从学理的角度予以思考。任何学问，都是对“真”与“实”的追求，这是驱使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尽管历史的“真相”可能再难重现，但我们不能放弃追寻真相的权利和努力。
今天的国际学界，已经是个超大平台。平台，意味着瞭解互补，也意味着交流竞争；要得到国际学界的尊重，全靠我们自己。基础-格局-气象，决定着学术的未来；有深度对话的能力，才能体现“平台”的意义。今后的数十年，面对着各种不确定性；确定的是，有眼光的青年人应该是曲折中执著前行的力量。
四
这部论文集的“幕后”推动者，是黄宽重先生和刘静贞老师；具体的策划安排，则经过了李全德、易素梅、高柯立、张祎、方诚峰和武芳等人的多次商议。编辑工作，基本上是诚峰和武芳承担的。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吟诵这样的诗句，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蓬勃气象。这种“千帆过”“万木春”的景象，正是无数教师内心期待，并且为之努力的目标。我自己学术上起步晚，面向窄；青年人则不同，思维活跃有朝气，现实中也有着更多的可能。鲁迅先生当年说，凡是有活力、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有学生的活力浸染，我们才会感觉年轻；看到青年一代的成长，自己不再畏惧变老。希望在于未来。
2020年6月14日北大静园二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