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允许我向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表示感谢，感谢邀请我今天在第一届“一介学术讲座”作报告，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与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相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通过我的朋友李中华认识的。李中华的夫人齐艳芬女士曾经是我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的学生，然后又是我巴黎七大的学生。之后，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就在巴黎，我家附近，因此我们得以经常在巴黎碰面。当我有时暑假期间经过北京时，常常又正是她回北京度假的时候，因此我也就成了她家的常客， 去北京大学校园里她和丈夫李中华的公寓拜访她。这样，有机会通过李中华教授认识了汤一介先生。当时李中华是汤一介先生的助教。 我了解汤一介的父亲著名的汤用彤先生有关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和道教的研究，但当时并不认识汤一介先生本人。汤先生侧重儒学研究，这让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1979年离开大学教职而被任命为法国高等人文研究院儒学研究学科的负责人，便全身心地投人到儒学领域的研究。基于这个缘故，我于1980年9月去曲阜参加了儒学国际讨论会，那次讨论会应该是在“文革”以后第一次关于儒学的讨论会。在这同一年，我订阅了《孔子研究》月刊，同年在法国创建了曲阜之友协会，我是该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该协会两年一度，于夏季的曲阜，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我参加了历届研讨。每一次均要经北京到曲阜，我乘这个机会在北京停留两三天去访问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一直受到他们两位的热情接待，我们很有成效地交换意见、探讨问题。
难以忘怀的是他们北大的家！在那个很简单的屋子里，家具甚至磨得发亮，椅子凳子也许是无数来访求教的学生们坐过的吧？谁曾想这就是中国最著名大学一个大教授的家普通的木制书桌，沙发，旧的皮革椅子，简易的板凳……但是，在这样简陋的屋子里却居住着具有无比丰厚精神财富的人，桌子后面升向天花板的书架，指引着我的视线：那堆积如山的书，他们夫妇自己的“四库全书”。
这些书中就有一套新藏书，即《儒藏》。随着我两年一次的造拜，我眼见着它增加厚度。这个艰巨庞大工程的指挥者，就是汤一介先生。他自己也承认，这个任务常常让他想到时出一身冷汗。在接受《现代教育报》的记者采访时汤教授说过，这个他自己制订的出版计划可谓雄心勃勃，但绝不仅仅靠他个人的努力就能完成，需要各方人力和财力资源的支持，他深知其难度。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在七十五岁的高龄承担一个将需要二十年工作的重要任务呢？这要何等的勇气！虽然汤一介未能参与至最后完成的阶段，但至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看到了不远的未来：近百册《儒藏》的出版。一位老人领导了一支来自三十多所大学的近四百多名研究人员的队伍，这个研究项目涉及六百多作品的研究范围，共计15亿字的研究成果，涵盖了近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一惊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缺，这一不可思议的庞大出版计划令人惊叹！
编纂《儒藏》“精华编”这一壮举把汤一介推上二十一世纪中国儒学研究的领导人物的位子上，成为国家级新的儒学研究的核心人物。我希望看到的是，用新的观点去解释儒学，让人们了解孔学丰富的历史渊源，而摒弃容易让西方误解的东西。我在这里要谈的是在汤一介领导下的我的研究，我对于孔子——中国文化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的研究。
在西方，人们不大看得起孔子的学说，认为他只不过写了《论语》，而且把《论语》看作“三纲五常”等很平庸的伦理说教课本。顶多把孔子当作中国的苏格拉底，只寻求真实的基础的真理，却见不到古希腊雅典人所聪明运用的辩证法。为什么这样一位普通的伦理学家，在中国历史上能成为如此重要的人物？西方人以西方视角把他看成是某个宗教的创始人，与释迦摩尼和耶稣一样被信仰者神化。
我再回到《论语》上来，不用提醒说它非孔子所作，而是其弟子们对其言语的记录。儒家思想，不是宗教，却是一种治国理念，即礼的规范机制（礼理治）而非如西方体制那样以权的规范机制（权理治）去治理国家。真正反映孔子思想的乃是孔子所编著的《五经》，佚于秦始皇时代，汉代这些学术巨著得以重编而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孔子这位编著者也因此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创始人，而非一个宗教的创始人。我对这一观点作如下解释。
孔子在他20岁时（公元前532年）在鲁国作委吏一职，当时的中国文字只为行政文书，被殷代被称为“史官”的上层社会行政官员所用。因为这一文字由当时实施占卜的“史官”们所造，为其占卜之需而创甲骨文，之后，运用的范围越来越广，超出了占卜的范畴，首先是为礼仪所用的青铜器铭文，然后是记录并存档的行政管理文件（要保存的公文）这些活动都由曾参与占卜的“史官”们去加注并行文。作为占卜者的“史官”们，从其主要职能看（从某种程度上说）就转变成文字处理的书吏了。他们在丝绸、木牍、竹简等上抄写文字，作为档案保存起来（抄写于作档案的丝绸或竹简上），当时这种广泛使用的文字只限于在行政管理层内部使用，除了用于行政管理之外没有人会想到运用这些官方礼仪仪式上所用的文字。这些官方用的丝绸或竹简文件，曾非常仔细地被作为档案归档。 但与甲骨文和金文不同的是，由于丝绸的柔弱性和竹简的易腐性， 孔子时代还存在的档案很久已经全部消失了。但是我们知道孔子时代还存在的档案，其中有关系到占卜的《连山》和《归藏》，也有关系到其他的国家重要的事情的《三坟》和《五典》。这些档案都含有关于周朝孔子时代以前二十五个王朝的历史真实的数据，研究它们可以明白建朝者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所创建的很有道理的政治制度，也明白东周时代以后那些政治制度何以越来越遭到反叛。然则孔子时代周代处于下滑危机，这个变化的过程全部隐含在档案记录里，所以力图恢复强盛周朝的孔子尤其重视此类资料。
孔子在他34岁时（公元前518年），与陪同的学生南宫敬叔，去周都洛邑阅览典籍式的文本文件（《史记索隐》曾记载过此事）。他此行为何呢？因为当时孔子已经授课四年了，他感到自己的思想已趋成熟，并越来越意识到他的职责是遵天命，更感到他有挽救濒于灭亡的周朝之使命。因此，为恢复周朝政治制度，孔子开始整理册修了他所收集的大量档案，细究因制度“礼崩乐坏”而导致王朝衰落的原因。
实际上，孔子阅览修订并编录文档这个庞大工作，就是完成他一生抱负的成果。而这个成果不可能作为私人书写的作品，任何一种这类书写都不被允许，而留下来的文字只是那些为国家所撰写报告的书吏们抄写的文字。所以孔子把国家的档案材料加以修订，用“微言大义”的方式仔细修改，同时隐约地注人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孔子自谓的“述而不作”）。这种诠释修订著作的方式一直延续到大师生命结束之时，之后甚至到完成《五经》第一部的主干部分以前，传至他的学生一代。在此过程中，孔子担当了极大的风险。三个齐国的史官为了写就官方的齐国春秋的年鉴，相继在公元前548 年被齐庄公时的大夫崔杼杀害。这就是著名的崔杼弑君斩史官的故事。公元前五百年崔杼竟敢越权，分别下令杀害史官，以逼他们更修档案。孔子，先后任司空和司寇，他何以决定自己去更正国家档案呢？因为他奉天命替天子行事，因此儒学家认为，孔子修《春秋》 是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然而，在汉代时，孔子确实有“素王”（这就是说“无冕之王”）的称呼（王充《论衡? 定贤》：“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这里，唯有《春秋》 可视为《五经》中的转喻，在《五经》中，《春秋》是最具儒家素王之概念的。
其实孔子自己修订国家档案，自认为他是奉天命，恢复周礼， 可是儒家之外的士大夫却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夺权行为。这场非礼的行为没有人敢效仿。然而还有另一个举动同样大胆，这就是他的弟子们对《论语》的撰写。《论语》实际上只是孔子与弟子之间对话的集成，是最亲近大师的一群弟子们所录。弟子们认为就是在做官方档案，因为他们认为，孔子是“素王”，虽然没有左史记其言（请参看《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论语》后来成为国家经典档案，即“经”书之一。
在当时，新兴的儒学处于刚刚冒头的境况，对之充满争论，包括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他们也试图按《论语》的模本复制去辩驳， 但他们只把它作为一个普通作者写的著作，却并未当作一部“经”， 认为它仅仅是私人书写的作品。实际在古代，从此时才开始出现私人书写的文章。孟子告诉我们，第一个挑战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与“墨子”之争（见《孟子》6.9)杨子与墨子各陈己见， 杨朱的追随者热衷于与墨翟的门徒论战，参与辩论，并效仿孔子的弟子，也著了一部书，即与他们的师傅之间的争论，即他们的“经”，这就是《庄子?天下》一书里“百家争鸣”的章节。从这第一部书发展到其他流派的著作（见《庄子》），这就构成了最早的带有私人思想倾向的著作，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内在核心，它在汉朝以后孕育和发展了含散文与诗体的中国文学。
最初来源于私有文字需求的文言文，由于孔子的夺权的作用， 超越了史官和占卜者的功能，使之成为诸子的思维工具，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拥有了他国文学无法比拟的地位。正如《文心雕龙》 中所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此盖道之文也。” 而在西方世界却无法与之相比，在那里文学的来源只是把民间故事用表音文字记录下来。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化上占有非常高的地位， 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由科举考试体系来体现。然则，与其说古代中国是官僚性的国家，不如说它是文言文性的国家。另外，中国文化最初的私人文学作品就是孔子所修编的经书，因此，经书成为中国文学的基础。《文心雕龙?宗经》里说：“三极彝顺，其书曰经。”
经书之首就是《易经》，它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西方文化里的《圣经》。据说当年孔子读《易经》这部书时，三次翻断了系竹简的皮绳，可见这部书是圣人深奥哲理之宝。所以汤一介先生研究中国先秦重视《易经?系辞》的阐释学。汤一介先生以为，类似西洋文化的阐释学基础在《圣经》的注释一样，中国先秦的阐释学基础在经书的经传，这是汤一介先生的非常重要的思辨。而且他以为，三种不同的中国经传，即《易经?系辞》，春秋《三传》和《韩非子? 解老》和《喻老》，其中最重要的是《系辞》。
汤一介先生的这一观点，我十分同意。而且，从纵向的角度广而言之，我以为汤一介先生编纂《儒藏》的伟大工作很像孔子对《五经》的编修。当今大部分史学家认为孔子是一个完全的反动派， 因为他要恢复周朝初期的政治制度。我绝不同意。实际上相反，孔子修编《五经》，开了编修个人文章之路，开中国文学的路。这一方面，他是革命家（即“素王”），其非常有革命性的贡献，就是使中国文字开始民主化的第一步。然则我认为汤一介先生编纂《儒藏》 有着和孔子一样的革命性的贡献，旨在为当今中国的思想拓开一条新路，这就是，不但模仿西洋的现代化，还要在中国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开辟中国本地现代化的新路。
终于，我很高兴有今天这样的隆重机会，向汤一介先生诸位同事、诸位学生表示我心中对汤先生的敬意。我最敬重他，原因就是因为他专心致力于他的汉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我1928年出生，从阴历上讲，在那年的正月初，因此我其实跟汤一介先生同年，比他年轻仅仅四个月。他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分析与理解力，他是我的榜样，希望能向他学习。
2015年9月9日北京大学
(本文作者汪德迈(Leon Vandermeersch)为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藏》工程顾问。本文原系《儒藏通讯》第21期汪德迈先生演讲稿，已收入《汤一介与儒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