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州的经济开发：农业的有限成长与牧业的优势发展
（一）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经营西域对西州开发的意义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与大月氏联盟以夹攻匈奴，虽然张骞“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但发现了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1] 张骞回国时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刚刚开始，胜负尚未可知，但是关于西域的信息已经激发了汉武帝致重译殊俗、布威德于四海的万丈豪情。河西之战汉朝将匈奴势力赶出河西后，张骞在元狩四年（前119）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他肩负了双重任务，第一是招乌孙东归河西故地，但是乌孙畏服匈奴，不欲移徙，张骞又不得要领。但乌孙以马数十匹报谢，并遣使数十人同张骞一起回国以窥探汉朝实力。出使的第二个目的，正是张骞向武帝所说的“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2] 。张骞这次出使“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 [3] 。派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 及诸旁国。“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4]
从此之后，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联系，但是“通”西域只是第一步，为“开”西域和“臣”西域奠定了基础。西域诸国此时都处在匈奴的统治下，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掌领西域，不但可以从西域各国获取大量农产品物资和铁制兵器，还控制着中国与遥远的西方之间经由西域的大规模过境贸易。 [5] 汉廷清楚西域对于匈奴所具有的军事和经济意义，所以决心展开对西域的争夺，以断匈奴之右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建设作为通道和后方基地的河西。孟宪实指出汉朝此时主动经营西域具有多重目标：“既有围困匈奴、减少匈奴西部之援的目的，又要切断羌胡联系的传统战略；又联络西域诸国，即使不能建立反匈奴联盟，但至少保证西域不要成为匈奴的帮手；联络西域，供应中国，而汉武帝对天马的热情则代表了汉朝的态度；更长远的政治目的是外臣西域，实现中国古人的徕远夷的理想。” [6]
张骞之后汉朝掀起了通西域的热潮，“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 [7] “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 [8] 这个向西探索的热潮显示了西汉时期国风和民风的强健和勃勃生机，西域对于汉人来说是一个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的陌生异域，当时的交通和技术条件非常有限，长途出使极其艰险困苦，“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汉朝此时在西域之兵威未立，西域之国时常“禁其食物以苦汉使”，甚至拘禁、攻劫汉使，而且“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所以出使是一项需要特定的才能与素质，也需要勇敢和冒险精神的事业。 [9] 在张骞事例的激励和武帝政策的鼓励下，前赴后继的使者们展现了冒险和探索精神，孟宪实称赞道：“这些很混乱很不正规的做法其实推动了汉朝对西域的经营。这种状况，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对外的基本态度，不论是皇上还是一般吏卒，因而可以与大航海初期的欧洲状况相比美，而与清朝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情况相反。这里贯穿着一种十分积极的态度和探险精神。” [10] 他对西汉人展现出来的探索、开放和无畏精神，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西进”的热潮在李广利征伐大宛的时候达到最高潮，伐大宛是汉朝逐步经营西域的必然结果。跟随张骞回国的乌孙使者及随着众多副使到汉朝的西域各国使者，虽然见到汉朝的广大富厚，开始重视汉朝，但是汉朝在西域尚未建立实际的政治与军事影响，而匈奴设有僮仆都尉掌领西域，居于焉耆、危须、尉黎之间，匈奴的骑兵可以通过姑师的通道随时兵临西域各国城下，西域诸国畏服的仍然是匈奴，所以汉朝的当务之急是将实际的政治军事力量伸入西域。元封三年（前108）汉朝实施了对西域国家的首次进攻，赵破奴率军很轻松地夺取了楼兰和姑师，楼兰地处西域南道与北道的交会处，且时常留苦汉使；姑师是匈奴的忠实盟友，地处从天山以北地区进入以南地区的孔道，汉朝控制了此处，向西可以威慑西域诸国，向北则控扼匈奴进入西域的通道。为了维持住这一胜利成果，汉朝在河西的亭隧系统自酒泉延伸到玉门。正如田余庆指出的，汉朝向西推进的程序是首先占领据点，然后在据点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 [11] ，此时汉朝占领了楼兰、姑师两个据点，然后将亭障修到了玉门，而大汉国威则宣扬到姑师以西的区域，乌孙此后不久以千匹马娉汉女请婚就是这一战役影响的结果。
元封以后，匈奴帝国的重心移向西北，西域诸国感受到的匈奴压力增大，乌孙昆莫又娶了一个匈奴女子为夫人，以汉女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乌孙很可能与匈奴一样以左为尊，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汉朝在联姻战线上并没有真正赢得第一个回合” [12] 。大宛以西的国家“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 [13] ，单于使节凭一信，则各国传食送行，不敢怠慢，而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形成鲜明对比。武帝对此早已不满，加之遣使者往大宛求宝马不得，促成了李广利第一次远征大宛。大宛人认为“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 [14] 。他们的有恃无恐是有道理的，李广利率领的属国六千骑和郡国恶少年万余人，尚未到达大宛王都就剩下不到数千人，险恶的戈壁荒漠造成的军队减员非常严重。在郁成惨败后，李广利撤军，还至敦煌时士不过十之一二。震怒的汉武帝发动了规模更加浩大的第二次征伐。
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驼）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15]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能充分感受到武帝的愤怒和他不惜代价对大宛势在必得的决心。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第二次远征征服了大宛。征服大宛是汉朝势力在西域的第二次推进，接着以大宛为据点，要向更西的地方宣扬威德，在后方修建亭障，“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16] 。汉朝的交通线、供应线修到盐水，在仑头进行屯田，并大力在大宛以西的国家宣扬天朝兵威。
经营西域的军事行动带动了河西的建设和开发。因为河西走廊是中原与西域沟通的孔道，同时又面临匈奴与羌人南北两面的威胁，汉朝为了保障这条通道的安全，并供应来往使者、商团和军队，必须在河西修筑亭隧塞防、屯田移民、建城设郡。随着河西的发展，这里渐渐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每一次向西域出兵，均会带动河西地区交通的发展和经济的建设，特别是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时，六万人的军事人员，大量的负马私从者，还有不计其数的后勤转运者，牛十万、马三万，驴骡橐驼（它）以万数。张春树感叹道：“这是何等的一个局面，真如司马迁所描绘是天下骚动了，而忽然之间河西竟成了汉家历史的中心，为举天下所注目之地。这样的局面当然是加速了对河西的大开发了，流民随之而去者日增。” [17] 此时在河西发生了所谓的“抽水机”效应，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从帝国的各个地方抽取到这里，这种经营和投入的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的，河西成为此时段历史的重心和焦点，以至于研究者感叹道，此时河西成为汉家历史的中心了。汉朝的势力随着这次征伐已经深入到西域内部了，汉家的亭障也越过敦煌到达盐水。另外，为了防止匈奴在李广利出征期间突袭后方，汉朝派出十八万戍卒在酒泉、张掖北修筑了居延和休屠两大南北走向的亭隧系统，扼守匈奴进犯河西的主要通道。居延和休屠的建设，不仅保障了河西的安全，也加速了河西的经济建设，这两个亭隧系统均设有屯田，而且随着移民和流民往居延和休屠的迁徙，一部分屯田配给平民耕种，最后设置了乡里县邑，如位于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县及位于今民勤附近的宣威市。
征服大宛的战争对于河西的发展意义重大，“敦煌已不再是汉家疆域的最前线了，其地盘在逐渐扩张，人口增加，汉廷便于太初末在敦煌设立了酒泉都尉以指挥管理一切。至此作为河西郡最西的敦煌郡初型已定。另外就全河西地域而言，在这次战争中它与内地的交通和联系都增进了许多，而其开发亦随之加速，河西从此便逐渐巩固下去了，因为不断地移民——包括有计划的移民与流民二者，河西也逐渐趋向繁盛。河西的初步开发工作至此完成” [18] 。张春树指出正是在此时，汉朝人对于河西有了一种“国土”的感觉，这种判断真的是非常精到。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对西域的经营，没有不惜代价的人力物力投入，河西的发展会是多么的迟缓和无力，西域的经营恰恰为河西的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将全国的人力和资源汲取到西北一隅来。此为西域对河西的第一个方面的意义。
经营西域对于河西还有第二个方面的意义，西域对河西起到安全拱卫的作用。昔人论天下战略大势有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19] 西域对于保障河西的安全来说非常重要。汉朝的主要敌人是匈奴，进占西域则切断了匈奴右臂，并使之失去进攻河西的跳板，匈奴就弱，威胁就小；反之，如果西域被匈奴占领，匈奴可从西域诸国获取资源，且据有可随时进犯河西的战略要地，匈奴则强，河西则危。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班勇在劝说朝廷不要放弃对西域的经营，并建议设置西域副校尉时说：
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 [20]
西域是匈奴的府藏和手臂，如果放弃，则是将府藏归还给匈奴，将断臂给匈奴接上，则“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强调了西域对于河西郡县“国防”安全上的意义。东汉安帝延光三年（124），针对敦煌太守张珰的西域三策，尚书陈忠议曰：
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赀之费发矣。 [21]
陈忠强调了如果西域复归匈奴则“虏财贿益增”，还指出匈奴势盛后可能造成胡、羌的再次联合，使得汉家长期执行的“隔绝羌胡”政策走向失败，一旦如此则河西四郡就立刻暴露在匈奴的攻击范围之内，危殆甚矣。张珰说：“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 [22] 河西与西域的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班勇、陈忠和张珰的分析可谓淋漓尽致。
河西是西州的西部地区，既是汉朝经营西域的指挥部和后勤基地，也是联结西域与汉朝腹地的主要通道。一旦西州发生叛乱，局势不稳，汉朝就将失去经营西域的跳板和补给线，而且还要耗费军力物力去平定西州的叛乱，使得经营西域的力量更加捉襟见肘，将严重影响汉朝对西域经营的力度和成效。东汉时期国势渐微，国家能够掌控和动员的资源减少，而且武备不整，不教民战，对外经略不再像西汉那样积极有力；西州的“羌患”频繁，汉廷应对失策，西州局势渐坏到不可收拾之程度，汉廷与西域的联系变为“三绝三通”状态。有学者指出东汉与西域的“绝”或“通”，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外，与由“羌患”带来的西州摇荡和陇道中断有很大的关系。凡是与西域关系断绝的时候，均是西州局势动荡、交通断绝的时候；一旦西州的局面得到控制，东汉朝廷还是会采取有限的措施去经营西域，力图恢复对西域的控制与影响，虽然不再像西汉那样不惜代价地全力以赴。比如章帝罢伊吾屯田，放弃西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建初元年爆发了羌人的叛乱，烧当、封养、烧何、当煎等种落寇乱陇西、金城、汉阳等地，东汉朝廷此时需要收缩战线，调集兵力镇压羌乱，所以不得不暂时放弃西域；而“班超打通西域这一时期，正是东汉镇压西羌起义接近尾声的时期，这样，东汉政府不仅又可以从中原抽调军事力量重开西域经营，而且可以利用河西甚至西羌的力量去支持西域”。同样的，安帝永初年间放弃西域，是因为征发去远征西域的金城、汉阳、陇西羌人，不但没有派到西域，反而逃叛并激起羌人第一次大起事，西州动乱，汉朝自然没有力量越过西州去经营西域。 [23] 所以，西域与西州的战略关系是相互的，“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同样，如果欲开西域，自然要先固河西。
（二）西州的农业开发以及牧业和贸易的发展
河套地区的农业开发进行得比较早，秦始皇斥逐匈奴后，“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24] 。不久后又迁徙三万家到此，大量中原农人的移入自然开垦了一定规模的农田，建造了若干水利设施，秦人称此处为“新秦中”，可见这里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不错的成就。秦在此新疆土内设置了44个县，由于边疆地区特殊的军事和社会形势，44个县大致就是44个城塞。高贝贝指出，在长城地带，发展模式一般是城镇先于农村，城镇重于农村，城镇更多地受到商业而不是农业的支撑，城镇显示自身的意义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功能。 [25] 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晁错的移民策非常注重营造城郭，谪犯、移民居住在城内或者城堡附近，平时则开垦附近的土地，一旦胡人来犯则聚保城中，发挥城塞的防御功能。随着秦朝政权的崩溃，北边防御体系瓦解，匈奴重占河南地，边民要么逃回内地，要么陷于匈奴的统治之下。匈奴重占河南地之后，是将此处一概恢复为牧场，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农田，役使汉人耕种，因为缺少直接的记载而难以论断，但我们推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匈奴可能保留了部分农业及城镇，作为游牧经济的补充。但无论如何，河套地区的农业发展肯定是出现了倒退。
待到一步步推进对匈奴的战争，通过河南之战夺回河南地后，汉武帝决心设置朔方，徙民10万口，这次移民没有依照首先屯田，待奠定一定生产基础之后再移民的程序，而是采取直接移民、一次性到位的方式。 [26] 以这种方式同时募徙10万口会使朝廷承受沉重的财政压力，故而受到群臣的反对，但汉武帝仍一意孤行。他之所以如此坚持，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地的战略位置太过重要，占领此地既拱卫了首都，也为进攻匈奴提供了跳板 [27] ，所以必须尽快加强控制；二是河套地区水土条件优越，在秦朝时期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农业生产基础，虽然匈奴人重占此地对之前的农田水利设施有一定的破坏，但是仍保留了一定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还能够动员人力修缮荒废的部分。
开发西州最关键的因素是移民，古代中国人安土重迁，移民恰是最易引起动荡的措施。淮南王刘安策划反谋时，伍被献计曰：
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田地广，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臣之愚计，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傥可徼幸什得一乎？ [28]
淮南王事发在元狩元年（前122），开始往朔方移民在元朔二年（前127），伍被献此计应该就在元朔二年至元狩元年这五年之中的某个时候，伍被建议伪造朝廷政令，迁徙郡国豪杰任侠和耐罪以上者的家庭移徙朔方，借此制造民间的恐慌和骚乱。谣言能够流行，是因为有其流行的社会土壤，伍被建议伪造之政策必须有可信的因素，才可以蛊惑和动摇人心。伍被之策可从三个方面分析：首先，百姓安土重迁，轻易不会离开故土，豪杰任侠更是不愿意迁离自己的势力根基，强制催调会引发社会骚动；其次，朔方田地广，水草美，首次迁徙的10万人满足不了开发和巩固这里的需要，可以预见进一步组织迁徙是很可能的；最后，朝廷强制移民的对象包括罪犯、豪侠和富人，罪犯一般犯有死罪，减死一等发配边地，伍被将迁徙的罪名扩大到耐罪以上，是希望能够引起更大的恐慌，以便利用。
初期阶段西州地区汉族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移民。元朔移民10万人之后，元狩四年（前119）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五千口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当时关东大水造成严重的流民问题，政府乘机将这些流民安置到边疆地区，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补充了大量的人口，均是中原地区习于农事的农民。《汉书·地理志下》：“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 [29] ，可知移民到边疆地区的人口多来自关东地区。此外屯戍的士兵大部分占著边区，再加上发配的罪犯和自发的移民，到平帝元始二年，朔方刺史部各郡人口分别为：北地，210688人；上郡，606658人；朔方，136628人；五原，231328人；西河，698836人，共计188万余人，绝大部分是移民和军人及其后裔。汉朝向陇右、河西移民的方式和移民来源与朔方的情形相似，只是规模不如那般大，而且移民的过程也较为缓慢，这大概与陇右、河西的地理位置更偏远，以及汉朝财政的紧张有关。东汉以后没有大规模往边疆地区移民的记录，一般情况下都是“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 [30] ；“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诣敦煌、陇西及度辽营” [31] ；“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 [32] 。基本都是死罪者减罪一等，发配边地，开始的时候妻子自随尚是自愿，后来变成强制的，每次以这种方式迁入边疆地区的人口可能并不多。南匈奴的投降使得汉朝的西边、北边边境安宁，“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33] 。在这种安定的环境中，西州地区人口、经济和地方社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平帝元始二年，凉州刺史部各郡人口分别为：安定，143294人；天水，261348人；陇西，236824人；金城，149648人；武威，76419人；张掖，88731人；酒泉，76726人；敦煌，38335人，共计有107万余人，加上朔方刺史部的 188余万人，西州的人口接近300万。而且这些仅是郡县掌握的登入户籍的人口，西州地区尚有大量未载在户籍册的流民、部曲、奴婢、游牧民、驻防士兵和各路使团、商旅，加上这些，活动在西州的人口数量就更多了。人力资源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朝廷不断向西州输入的人口以及由于地方安定、生产发展而带来的人口繁衍和增长，是西州开发和繁荣的基础。
西州的繁荣和发展，体现在农业、牧业和商业三个方面。
西州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方面是水利灌溉设施的修建，另一方面是农田的开垦和先进耕作技术的推广。水利工程是农业的命脉，对于西州地区更是如此。西州之所以能够发展农业，并不是因为降水、气温、日照、土壤等天然条件非常适宜，而是因为这里有充足的天然淡水资源可供引渠灌溉，朔方地区的黄河及其支流水量充沛，还形成几个大湖泊；河湟地区也是水道纵横，水源充足；河西地区祁连山融化的冰雪为河西走廊中的大小河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流。西州农业的发展，就是建立在以这些水源为基础的灌溉设施发达的基础上，可以说没有引水灌溉，就没有西州的农业发展。武帝夺得河南地后，募10万人筑朔方，“筑”者，除了修筑城池塞防外，想必也包括修缮秦时的水利设施和新建一些水利工程，否则移民将无法开展农业生产。漠北之战后，“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34] 。这里的记载很能说明问题，“置田”之前必须“通渠”，修建了水利设施才能“置田”。河西地区是论水不论地，在西州地区水利与农田的关系密不可分。
关于汉代河西地区的水利设施，《汉书·地理志》记载有张掖觻得的千金渠、敦煌冥安的南籍端水和龙勒的氐置水，这些工程“溉民田”，是发展农业的保障。除此之外，高荣根据敦煌文书和汉简材料，考证出多个水利设施。（1）敦煌马圈口偃（据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2）汉昭帝始元二年从淮阳郡征调了1500名戍田卒“为骍马田官穿泾渠”（H303.15+H513.17）。（3）居延新简中残简“□□□军王门塞外海廉渠尽五月”（E. P. T52·783），可判断有一名为海廉渠的工程，在玉门塞附近。（4）居延新简中有“第五渠”（E.P.T52·363），水渠编号已经到“五”了。悬泉汉简中有“民自穿渠，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水门广六尺，袤十二里，上广……”（Ⅱ0213③：4）“左”，“右内”表明水渠是复合型的，“第二”的编号可能说明同类的水渠尚有更多。亭隧的名称中有“广渠燧”、“临渠燧”、“石渠亭”、“临渠亭”，因渠而命名亭隧，说明水渠的广布及重要性。（5）水门是渠道的分水闸门，汉简中多次见到“水门”，还有“水门卒”、水门燧长、水门燧卒。（6）井渠，汉简中多有“穿井”的记载。同时，汉简中也常见“河渠卒”、“治渠卒”、“水工”等与河渠的修造与维护有关的专业人员名称。 [35]
朔方地区也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据刘磐修的研究，朔方沃野县有渠东径城南，枝渠东注以溉田，银川平原上被认为是汉代水渠的有光禄渠、尚书渠、汉渠、高渠、御史渠、七级渠。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恢复朔方、西河、上郡，遣返徙民，“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修缮原本的水渠。 [36] 在现在的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发现了三座古城遗址，根据侯仁之的探查研究，认为均为汉代城址，保尔浩特土城是汉代的窳浑城，麻弥图庙土城是汉代的三封城，布隆淖附近的土城是汉代临戎城。根据《水经注》记载同在此区域的沃野城，经过实地探寻尚未发现，可能在黄河改道中被狂涛吞噬了。 [37] 这些古城是朔方郡最西部的县城，是在元朔二年（前127）开置朔方郡后，向河套西北屯垦的过程中逐渐设置的，侯先生说：“在野外考察中，曾经注意寻访汉代渠道的遗迹而一无所得。这或者是由于后来流沙侵袭，故道已被掩埋，或者是由于强烈的风蚀作用，致使遗迹泯灭，不可复见。将来如果能够进一步详细考察，或许仍有可能发现一些汉代水利设施的旧迹。至于引山泉灌溉，今在乌兰布和沙漠的北部尚不乏其例。古代阴山林木丛茂，水土保持条件远较今日为好，估计当时山泉流量亦较今日为大，因此引‘山泉以溉田’也是完全可能的。” [38] 当时黄河西岸决口形成的申屠泽，水面广阔，为附近的窳浑城提供充沛的灌溉水源。《史记·河渠书》记载：“自是之后（指塞瓠子），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39] 《史记·平准书》记载：“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 [40] 西汉时期对于西州的水利设施建设是积极的和富有成效的，降至东汉，因为国势不振，边疆经略政策偏于消极，边疆局势愈趋动荡，边疆叛乱接连发生，导致西州多次发生裁撤郡县、边郡内徙的情况，大量的匈奴人、羌人迁入西州境内，使得农人、牧人的比例发生变化，大量的耕地废弃，水渠淤塞，区域环境逐渐恶化，临戎、三封、窳浑等地逐渐沙漠化，最后被废弃。
对汉代的农业发展水平，多数农史和经济史专家都认为随着铁犁牛耕的普及，精耕细作已经普遍推行，农业生产力水平很高。但是这类结论，正如李伯重指出的，是通过“集粹法”和“选精法”而编织的虚像 [41] ，用先进代替了一般，用局部代替了整体。杨际平认为，在汉代，铁农具虽然得到一定的推广，但多为耒耜类的起土工具，铁犁远未普及，而且汉代的铁供应不能充分满足生产需要，木石农具仍被广泛使用；牛耕的推广也非常有限，到东汉后期和魏晋时代，才进入牛耕时代；产生了许多精耕农作的技术，但无论是代田法还是区田法，推广都非常有限，大多数农田的耕作仍很粗放，只是在人多地狭的地区，精耕细作可能得到了一定的普及。 [42] 对西州农业发展情况的估计，必须放在整个汉代农业生产水平的大背景下考虑。一方面我们可以推测，由于西州地处边区，人力物力短缺，土壤水热条件均不如中原，农业发展受到较多限制，即使国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农业发展水平可能还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但另一方面，因为西州农业开发一直是在国家整体规划、运用全国资源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些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可能得到更有力的推广，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代田法在西州的推行。《汉书·食货志上》记载：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圳。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圳，长终亩。一亩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种于圳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43]
杨际平认为“代田法的优点是能防风抗旱，增加单产，代价是要投入更多的牛力、人力” [44] ，但是《汉书·食货志上》中明明是说“用力少而得谷多”，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人力更少，而获得的谷物更多。从班固的行文来看，他是将代田法与缦田法做比较来说的，当时普遍实行的是缦田法，就是广亩散播；代田法将田分为六条，三圳三垄，在圳上条播，收获后犁田，圳、垄互换。“原来的广亩散播法，为了除草和整苗必须蹲在亩的两侧用短柄小锄作业。其整苗间距为六寸左右，这就需要格外谨慎和付出相当多的劳动力。而且，因整苗间距为六寸，不能将土充分地培到作物根上，故难于抗风。而且，培土少，土中水分蒸发就快，在抗旱处理方面也不如代田法。另外，代田法时可以每年互换垄圳（甽）位置，避免连作。” [45] 相较于缦田法，代田法更节省人力，而且亩产量更高，这样就可以节省更多的人力用于开垦荒地，扩大生产。只不过，代田将每亩地分为圳、垄六条的耕作法，是以牛力犁耕为前提条件的，“用耦犁，二牛三人”，这种耕作方式需要更多的牛力和铁犁支持，在汉代农业水准一般的情况下很难推广，也不是一般编户小民可以负担的。
“代田法”的推广与汉武帝轮台诏后的“富民”方针相关，因为铁犁和耕牛不是一般小农能具备的，为了能让小农也能采用代田法，平都令光发明了人力挽犁的方法，百姓互相协助，挽犁耕田，每人每天多者可耕30亩地，少者也能耕13亩。西嶋定生指出，汉帝国的基本结构，是以皇帝直接统治自耕农即持有土地的农民为理念的，国家向他们征收税赋，征发兵役、徭役，自耕农是国家生存的基础；农民如果破产依附到豪族门下，则是对国家生存基础的破坏，国家劝农的意义，就是促使持有土地的农民巩固其农业经营。当时百姓因为缺少耕牛无法采用代田法，平都令光发明的用人力代牛力的方法，对巩固自耕小农的稳定、维护皇帝统治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代田法要承担的政治目的，所以赵过提拔他做了大农丞。重点推行代田法的区域是三辅、河东、弘农，这是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加强这一地区小农的生存能力，对于巩固国家统治意义重大。除此之外还在三辅公田和边郡屯田中推行了代田法，西北边境地区国家有大量的屯田，直属大司农，与三辅公田一样是官有的，在这里推行代田法，应当具有与在三辅、河东、弘农等地编户齐民中推广代田法不同的政治意义。
通过算缗告缗，政府没收了大量的土地。根据盐铁论会议上贤良文学的发言可以知道，这些公田有许多假于权家，大夫们认为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民不加赋而国饶。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者是御史大夫桑弘羊，武帝虽然发布了轮台诏，但是仍重用桑弘羊，国家的经济大权仍然掌握在他手中，赵过得以出任搜粟都尉，应该得到了他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赵过隶属于桑弘羊阵营。代田法是以实行犁牛耕种为前提设计的，耕牛、铁犁对于一般小民来说不易具备，但对于政府部门及权豪之家来说是可以具备的。当时贤良文学攻击国家铁器专卖制造的铁器多为大器，对于小民并不适用，毫无疑问，桑弘羊掌握的铁器制造机构只制造了适合政府和权家使用的大铁犁，并没有为小农设计生产。西嶋定生总结说：“赵过施行代田法从一开始就有两个目的：一是根据劝农政策保护和扶植小农；同时，将代田法施行于公田、屯田，以此谋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是，如前所述，三辅公田在当时已由权家假作，如果三辅公田也施行了代田法，即等于那些权家在公田假作中采用了代田法。不仅如此，如前所述，施行代田法所用各种农具的购置和使用均对豪富家有利。故可以设想，从结果来看，代田法在这些公田的实施进一步扩大了权家的实际收益。” [46] 西嶋先生从汉帝国的基本结构及武帝末期的政局出发，发掘了代田法的深层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分析犀利独到。
桑弘羊是汉武帝向外扩张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他的政治地位与对外扩张紧密相连，代田法可以说是他在幕后推动的，除了按照武帝的“富民”要求向司隶校尉部的小农推广外，对于权家利益所在的三辅公田和与对外扩张有密切关系的边郡屯田，更是要利用国家资源不遗余力地推行，所以，西州地区在国家掌握中的屯田生产水平应当较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西州一般百姓农田的生产水平可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屯田上实行牛耕犁田的代田法，只是西州广阔土地上的“飞地”，西州仍然需要靠中原转输粮食。有两条材料经常被研究者用来说明汉代西北边疆农业开发的成效：宣帝甘露三年（前51），西汉护送来朝的呼韩邪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 [47] ；元帝初，呼韩邪单于上书言其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 [48] 。这只是某些特殊情形下的特例，并不是说西州的农业生产已有富余可以调剂他处，甚至不能说明西州的粮食生产可以自给。西州的水热、土壤条件较差，农业虽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边疆经常屯驻大量军队，西州地区的粮食产量远不能满足需求，大多数时候仍需要从中原转输粮食。
至于畜牧业，西州的大部分地区原本就是游牧部族的放牧地，这里水草丰美、地域辽阔、气候适宜，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49] 这里说的西有羌中之利，是指河湟地区羌人发达的农牧业，特别是牧业；北有戎翟之畜，则是指牛马布野的河南地及阴山地区；至于河西地区，《汉书·地理志下》说：“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50] 《元和郡县图志》记：“祁连山，在县西南二百里。张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 [51] 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月氏、乌孙、匈奴、羌人、楼烦、林胡等，都是主要依赖放牧牲畜为生的游牧部族，西州之“前身”，是一个马牛羊遍布的游牧世界。汉武帝开拓西州，河南地、河湟、河西等地都被纳入汉帝国的版图，虽然西汉积极地向新开拓地区移徙农业人口发展农业，但是所开垦的农田终究有限，西州的绝大部分土地仍然是用来发展牧业的。
汉廷在西州设置了国营牧场“牧师苑”，利用西北的水草资源经营畜牧业，“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 [52] 。太仆掌管全国舆马，辖有两个马匹豢养系统，“一个是朝廷养马以供御用和国家重大活动用马，另一个是边郡六牧师苑的苑马系统” [53]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太仆”条下：“又边郡六牧师菀（苑）令，各三丞” [54] ，汉廷在陇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等六个边郡设有牧师苑令，故称为“六牧师菀（苑）令”，他们是太仆的属官。三十六所牧师苑大约就分布在此六郡中，平均每个牧师苑令主管六个牧师苑，每个苑的苑监是中央派出的郎官，劳力是官奴婢，主要任务是养马，同时也牧养牛羊，一般而言，马牛羊的畜养比例是牛倍马，羊数倍于牛，牧师苑养马就达三十万匹，其畜养的牛羊规模想必更大。除了太仆系统的牧师苑之外，朝廷的一些“部委”也在边郡设有牧场，如兒宽到北地郡视畜数年，就是管理廷尉府在边郡设置的牧场，颜师古注此事曰：“若今诸司公廨牛羊”，类似的制度到唐代仍然存在。东汉中后期羌患愈烈，金城、陇西、北地、上郡等多次内迁，甚至还多次发生弃凉之议，西州的官营牧场逐渐衰落。
西州地区除了官营牧业外，私营畜牧业也十分发达。司马迁记载“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 [55] ，桥姚在帝国新开拓的西北边地区兼营田牧，个人拥有了大量的马牛羊。两汉之际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 [56] 。马援田牧兼营，拥有大量的牲畜和谷物。桥姚和马援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可以想见在宜农宜牧的西州地区，必定有相当数量的田牧兼营或者专营畜牧的大业主，一般民众也会在田作之余，小规模地畜养马牛羊等，西州的畜牧业居全国之最是没有疑问的。
汉朝对西州的开拓和对西域的经营，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路线，开通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长泽和俊总结说：丝绸之路是贯通亚非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57] 西州地处丝绸之路东段，丝绸之路的开通无疑极大地促进了西州地区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范晔论曰：
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58]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以所谓的“朝贡贸易”为主，同时也有大量的汉人商客、胡人商贾往来于丝绸之路上，河西、长安、洛阳有许多胡人商贩活动的记载，而西域各地也有不少汉人商人，他们从事的是私人性质的贸易活动。 [59] 大致而言，西域输入中国的物品有奴隶、马匹、香料、各种毛织品和奢侈品，中国输出的商品则是黄金杂缯之属。
此外，西州地区的“关市”贸易也非常繁荣，农耕社会与毗邻的北方、西方游牧族群有强烈的商品交换需求。马邑之谋后，匈奴虽然绝和亲，“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 [60] 。两汉之际，“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 [61] 。王子今、李禹阶指出，“关市”是边地形成“富邑”的重要条件之一，“市日四合”更可见河西地区的人货殷繁。国家出于战略的目的，对于“关市”有诸多的限制，所以两汉时期的走私贸易，即所谓“间阑出物”，十分猖獗，走私贸易在贸易总额中可能占相当大的比重。 [62] 从居延汉简的有关资料来看，边境地区存在多样的贸易形式，边防戍卒、边塞亭隧与当地郡县居民之间也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经济关系，边地贸易的形式多样，参与的人群广泛，呈现与内地很不相同的面貌。
总之，西州地区的农业、牧业及贸易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虽然其经济水平与中原发达地区仍有一定的差距，却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而且每当政治混乱、中原战乱之际，河西往往因偏居一隅而免于战火，吸引大量的中原豪族、百姓的迁入，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河西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王莽末窦融求张掖属国都尉职，是由于他考虑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63] 。光武帝给窦融的诏书中也说：“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 [64] 在两汉之际天下残破的时候，西州地区的经济状况可谓一枝独秀。东汉中后期之后，朝廷腐败，宦官坏政，吏治不堪，西州地区的民族冲突、阶级冲突日益严峻，加之汉廷国势衰落无力控制，致使羌患愈烈，西州摇荡，羌人反叛和平羌战争接连不断，农、牧、商各业均严重受挫，西州经济逐渐萧条倒退。
二 西州的社会发展：地方豪族的形成及影响
（一）汉代的宗族、豪族、世家大族及其与政权关系的调适
“豪族”的定义比较复杂，众说纷纭，但是最基本的内涵是指有势力的宗族，宗族不一定会成为豪族，但是豪族必定由宗族发展而来。上古时期人群聚落以血缘纽带结合，同族之人生时聚居，共同劳动生活，死后共葬，即所谓“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族”是社会最基层的聚落单位，每一个族“族居、族葬、世业”，其组织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邢义田通过对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族居、族葬和世业的研究，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础的宗族或家族，在居住形式和生活手段上有十分强烈的延续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群体，不论称之为氏族、宗族或家族，即维持着聚族而居、族墓相连、生业相承的生活” [65]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追求富国强兵而纷纷变法，改革措施大抵是按照县邑乡里的地缘结构加强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是将百姓重新编排进一个新的层级结构，以地缘取代血缘，而是在原有的聚落之上加上新的地缘性质的行政编制，非但不会破坏原有的聚落结构，甚至还希望强化传统血缘性聚落的团结精神，如齐国管仲的变法，寄军令于内政，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66] 。一个聚落的人“祭祀同福”，说明他们有着或亲或疏的血缘联系，为同族之人；“卒伍整于里”，就是说军队基本战斗单位的士兵都来源于同一个里，也就是同一个宗族，这样在作战的时候就会“欢欣足以相死”，“守则同固，战则同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图，绘有不规则地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六十多个里；在同墓所出另一幅驻军图上，也是依山水之势分布着几十个里，显然，它们原本是一些自然形成的农村聚落，只是后来由政权加上了里名，纳入乡里组织而已，里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原来聚落内部的结构和形态。 [67]
商鞅变法对秦国宗族组织的打击可能较为彻底，但并不是说宗族组织已荡然无存，秦国厉行分异法，以小家庭为主，但是分出去的小家庭与父母的家、兄弟的家、从兄弟的家，大概还是居住在同一个里中。而且违反分异法的惩罚只是倍其赋，并不是太过严厉，很多家庭会出于各种考虑，宁愿承担倍赋而不分异。我们仍能看到秦国宗族存在的例证，比如跟随嫪毐作乱的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 [68] ；秦王对樊於期也是“父母宗族皆为戮没” [69] ；李斯、赵高都被“夷三族”。官方的法律仍以灭“族”作为最严厉的惩罚，其实是承认了“族”的存在和地位。山东的宗族势力可能更加根深蒂固，齐国田氏之族竟然庞大到需要分多次徙往关中，到第五伦家的分支时，已经是第五批了。即使经历秦始皇徙关东豪富12万家到关中，但秦末大乱时，关东的强宗大族仍能迅速集结力量群起反秦。一般百姓的宗族情况，可以从张良对刘邦说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 [70] 那些跟从刘邦的谋士武将，原本都是过着与宗族亲戚故旧生死相依的生活，有着自己的宗族，刘邦一旦复立六国，他们就会各返其国效力，回归宗族组织之中。
编户齐民的家庭是五口核心小家庭，这点没有疑问，但是小家庭都会自觉地寻求更大的宗族组织的保护，其左邻右舍都是或亲或疏的宗亲故旧。 [71] 宗族是两汉基层社会的主要单位，或许比核心家庭还要重要。在某一里，或某一乡，或某一县，或某一郡，总有一些宗族因为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上的优势或其他机缘而支属众多、宗族强大，这样的宗族就是当地的豪族。那些跟从刘邦的游士，其宗族原本可能只是普通的小宗族，待逐鹿成功，他们拜官封爵，由于掌握着政治资源，其宗族就一跃成为当地的豪族了。“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宗族的规模与势力，往往与该宗族的核心家庭及其领袖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取得的成就相关。
诚如学者所言，“抛开豪族一词来谈汉代史甚至是不可能的” [72] 。豪族在地方社会发挥的影响力及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交互作用，极大地影响甚至是决定了汉代历史演进的历程和方向。“豪族”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历两汉四百年，豪族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国家政权的互动模式也有不同。劳榦很早就以《汉代的豪强及其政治上的关系》为题，做过开创性的研究 [73] 。另外，汉朝辖境辽阔，不同地域之间的人文地理风俗差异较大，各地域的豪族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刘敏提出深化汉代豪族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注重从时间的阶段性上审视；二是深化从空间的地域性上观察 [74] ，指出了进一步细致研究的方向。
“豪族”是在“宗族”的基础上成立的，“豪”是指这个宗族的实力和势力而言，但还是“宗族”的一种。是否被称为豪族，固然与宗族的绝对实力有关，但也与其在所在地方的相对影响力有关。小者有乡里一级的豪族，稍大者是县一级、郡一级的豪族，此三者都是地方豪族；再大者是超地方的具有全国性声誉和影响力的大豪族。一个宗族被冠以“豪”，强调的是这个宗族在某一层次上具有超过其他家族、宗族的势力和影响，对地方事务甚至是国家政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汉代豪族的来源途径多种多样，有的是六国贵族孑遗，他们利用祖上遗留下来的财富和势力，在天下鼎革之际依然保持着家族相当的影响力；有的是从龙功臣，汉帝国建立，他们成为军功受益集团，各自的宗族逐渐发展成豪族；有的是依靠力农或经商而得的财富，虽然财富不是成为豪族的充分条件，却是必不可少的，一般而言，豪富之家更容易获得地方上的影响力，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权力，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权势和利益；有的依靠强力，主要是西汉初期的豪杰、豪侠一类的人物，但是这类豪族遵循的“义”的原理与国家的政治统治要求相悖，受到国家政权的严厉打击；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与国家权力的合作，通过入仕而光大宗族。宣元之后，国家对豪族的态度由打击抑制变为吸收容纳，入仕成为发展宗族最主要的途径，大部分豪族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自身，以适应政权的要求，家世、知识、财富、权力等因素逐渐合流，最终形成东汉的世家大族，世族是豪族在汉代发展的最高形态。必须指出的是，东汉的世家大族，即所谓士大夫阶层，在与宦官对抗的政局下被视为“清流”，世家大族是当时豪族的主流形态。但是宦官的子弟、婚姻、亲戚及投靠宦官的官吏，往往也获致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具有相当大的权势，宗族强大，虽是“浊流”，但他们亦是豪族。
在两汉四百年的历程中，豪族与政权的交互关系经历了复杂的调适过程。
从汉初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政权与豪族的关系比较紧张。汉初各级国家权力被军功受益集团这一特殊的豪族集团所垄断，从贾谊之际遇可见社会上升渠道之壅塞。汉武帝更化改制、征伐四夷，擢用大量能人异士，史书称赞当时之得人曰：“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囊时版筑饭牛之朋已。” [75] 但是许倬云指出，“这时期表面上似乎活泼的社会波动，事实上只是若干特例，影响只及于皇帝特选的个人，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上升通道，从社会基层作普遍的选拔” [76] ，功臣集团的权力让渡给了皇帝，但是政权的社会基础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汉帝国建立伊始就将关东残留的六国贵族及豪杰游侠视为政权的威胁。而且，豪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势力，他们力量强大，兼并土地，武断乡曲，役使贫弱，成为瓦解小农社会从而破坏帝国基础的危险力量。 [77] 所以，从高祖时候起实行“徙陵”制度，将六国王侯之后、世吏二千石、高资富人迁徙到诸陵，就是有意地压制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汉武帝除了厉行徙陵制度外，对于没有移往诸陵的豪族，利用酷吏和刺史给予监控和打击。大多数酷吏曾经担任过“御史”一职，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出身多为单寒的刀笔吏，是执行皇帝意志的理想工具。刺史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78] ，由中央直接派出的刺史，毫无疑问代表着皇帝的意图，是皇权的得力工具。 [79] 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算缗告缗则是从经济上打击豪族。
但是汉武帝对豪族的打击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在国家的强力打压下，豪族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豪族势力为何如此顽强？这确实是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豪族作为当时最有势力的社会力量，如果政权对之打压过甚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国家未必有实力和决心不顾后果地打压豪族。比如武帝末年盗贼频起，陈启云的解读是当朝廷的敛财政策“波及郡县以下的地方时，波及土地所有者的耕田时，就受到了有土地利益的豪族的强烈反对。由武帝派往各地的酷吏扰乱了当地政权结盟的平衡，却又缺乏有力的措施来控制这一情况。这导致了武帝统治后期关东诸郡（华北平原的经济中心）广泛的不安宁” [80] 。所以后期汉武帝调整了政策，与豪族势力达成了妥协；昭帝时期诏问贤良文学民间疾苦；宣帝时期重视二千石的选拔，禁止苛暴，循吏辈出，都是这种调整的延续。第二，豪族的基础是宗族，只要基层的宗族结构不变，即使一批豪族被打压下去了，但是留下的权力空间自然会有另外的宗族填补，形成新的豪族，故而豪族的势力虽经打压，却坚忍顽强，持续发展。
甘怀真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谈到西汉中期以后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问题：“秦及汉初虽然在政体上强调‘天下一家’，但其所建构的政治支配是一种虚像。其实国家权力并没有能力深入基层社会。西汉中期起，盘据中央的统治者藉（借）由选举制度，以州郡等地方长官为媒介，利用了既存的君臣关系的制度，由州郡长官辟召在地的精英。再透过长官与被辟召者之间的君臣关系，使皇权能够藉（借）由这层人际关系的网络，由朝廷扩展及于基层社会。” [81] 地方守令所辟召之人，多为地方豪族，所以说宣元之后，汉代国家政权开始寻求与豪族合作，打压豪族的种种政策也逐渐停止。
汉代国家的基础是编户小民，但是众多小民的五口之家并非孤零零地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并非以核心家庭的规模去直接面对雷霆万钧的国家机器 [82] ，绝大多数小民都生活在宗族组织之中，宗族主导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对祖先的祭祀是他们精神的归宿，地方的日常秩序由豪族支配。在这样的基层社会生态下，国家政权必须为其统治建立地方基础。汉代国家改变对豪族的政策，寻求与之合作，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基盘下沉、拥有重心的权力结构。但是在政权中容纳豪族是一把双刃剑，豪族具有的兼并和扩张倾向又会逐渐侵蚀国家的小农经济基础。正如川胜义雄所说，豪族既是乡里秩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这个秩序的破坏者 [83] ，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岁举孝廉制度的确立为国家政权与地方豪族的合作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这一制度创设于武帝时期，“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84] 。汉武帝创设此制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与豪族合作，而是当时随着军功集团逐渐退出权力舞台，留下了较大的权力真空需要填补。汉武帝全力开动国家机器对内改制，对外征伐，需要大量人才，政权需要注入新的血液。通过岁举孝廉的制度，豪族子弟获得仕进之途，但制度的本意不是调和国家与豪族的关系，各地方并没有认真对待举孝廉，经常是“阖郡而不荐一人”。国家与豪族间的关系调整还要等待。到元帝时期豪族在汉廷已经取得重要的地位和发言权，汉廷开始主动调试与豪族的关系，寻求合作和融合，武帝时期创设的孝廉制度成为地方豪族进入国家政权的绝好通道，许倬云强调其意义说：“自此以后，地方上智术之士可以期待经过正式的机构，确定的思想，和定期的选拔方式，进入政治的权力结构中，参加这个权力的运行。纵然这时其他权力机构，如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都已经服属在政治权力结构之下了；一条较狭，但却远为稳定的上升途径反使各处的俊杰循规蹈矩（原文为距字，此处已修改——作者注）的循序求上进。于是汉初的豪杰逐渐演变成为中叶以后的士大夫。” [85] 举孝廉之后仕途较为畅通 [86] ，豪族子弟大量进入政权之中。
宣元之后，地方长吏一般都会辟除地方豪族为掾属。武帝之后实行了严格的地方长吏本籍回避制度，出任地方郡守、县令的官员都是外籍，这些外来者要想治理地方不得不依赖熟知一方风俗，而且在地方上拥有深厚关系和权力网络的豪族来出任掾属，辅佐政事。“这种守、相、令、长等长吏由朝廷任命外郡人士的制度，突出体现了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外部凌驾和强加性。与之相反，郡、国、县、邑的属吏以及大量的乡官里吏则都是由本地人充当，而豪族因其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特别是强大的宗族势力而成为主要人选。” [87] 《宋书·恩幸传》追述汉代仕宦的身份背景为“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后汉书·朱穆传》引《谢承书》说朱穆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因为督邮是郡中显职，新太守见穆曰：“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势？为有令德？”虽然朱穆回答说：“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非颜回不敢以迎孔子” [88] ，但是考其身世，祖父朱晖曾为太守、尚书令，父亲朱颉官至陈相，他年少为郡督邮，自然是因为族势了。朱穆答新太守的话虽然机巧，但终究也是奉承，所谓新太守甚奇之，遂历职股肱，自然是因为新太守需要倚重地方豪族治理一方，最后举朱穆为孝廉，此为出任地方掾史的豪族晋升的通常路径。黄留珠考得汉代307名孝廉，其中能确定家世者有184人，将家世分为官贵、富豪、平民、贫民四类，统计结果是官贵128人，占69.6%，富豪11人，占6%，平民29人，占15.7%，贫民16人，占8.7%。 [89] 邢义田考察了324位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从经济背景来看，孝廉极少来自贫寒之家，大多来自仕宦之族，多有曾为州郡佐吏的经历，习经或者律令。邢先生指出：“东汉仕宦不只是德行、才能和学识的角逐，也意味着财富、家族势力和政治关系的竞争。” [90] 由此看来，宣元之后，豪族既掌握了地方的政治权力，也进入中央，在朝廷有了发言权。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结合，国家获得了豪族势力的支持，国家政权的基础更加稳固；豪族则进入国家政权机构，获得了政治权力，得以进一步维护自身的利益。
豪族势力的壮大，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元帝时期徙陵制度的废弃。元帝永光四年诏曰：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91]
此后成帝营昌陵又不成，“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 [92] 。哀帝“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 [93] 。可见元帝之后，徙陵没有再被执行。在成帝营昌陵时，陈汤上疏说：“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 [94] 从皇帝的立场而言，地方势力的坐大、贫民的破产总会令他忧虑不安，在陈汤的劝恿下，成帝一度企图恢复徙陵制度，但是正如许倬云所说：“事实上，恐怕都是由于东方的大族不愿迁徙，而他们此时已在中央有发言权，不再像武帝时一样轻易的受人支配了。” [95] 西汉后期，由于豪族势力的发展，小农破产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遏制国家的编户民沦为流民或豪族的依附民，朝廷尝试出台了限田制度，哀帝时期师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96] 但即便出台的是较为缓和的限田政策，在哀帝时候的政局下也无法推行。不得罪巨室的为政原则，不但风行地方，连中央一级也开始奉之为圭臬。
国家政权发生动荡的时期，恰是地方豪族发挥影响力的时候。王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触及豪强大族利益的理想主义改革，无疑是失去支持的根本原因。王莽末年，“初，京师闻青、徐贼众数十万人，讫无文号旌旗表识，咸怪异之。……莽亦心怪，以问群臣，群臣莫对。唯严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黄帝、汤、武行师，必待部曲旌旗号令，今此无有者，直饥寒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莽大悦，群臣尽服。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说。莽闻之忧惧” [97] 。王莽没有将有10万之众的饥民集团放在心上，但是当刘伯升起兵后，他则忧惧惶恐，是因为他对地方豪族拥有的实力、号召力、组织能力是非常了解的，豪族人物开始起兵反叛，王莽心知大势已去矣。
余英时作“两汉之际各地豪杰起事表”，考察各个豪杰的起事地点、初期兵力、社会身份及起讫时间，得出三点结论。（1）两汉交替之际的群雄并起，乃是全国性的，当时中国境内几无处没有豪杰聚众起兵之事。（2）就已有资料统计，当时起兵者实以宗室、士族、大姓作主要成分，而且其中有许多起事者的身份，历史上虽已无明确记载，据情形判断则仍似为豪强大姓。（3）边郡人口稀少，大姓不多，起事者亦少，少数士族大姓容易形成割据或独霸，而中心地区及东南诸郡，士族大姓林立，起事者极多，扰乱最甚。 [98] 刘秀集团就是这些蜂起林立的豪族起事集团中的一个，“光武帝的建国，是地主政权即豪族政权的确立。他的左辅右弼，云台二十八将，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 [99] ，如寇恂、岑彭、吴汉、耿弇、祭遵、刘植、耿纯、马援、窦融、李通、邓晨等。刘秀政权的建立就是凭借南阳、河北及河西三地豪族的支持，打败其他地区豪族政权的结果。
更始败后，“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刘秀对前去征讨的冯异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100] “平定安集”是刘秀对付豪族的主要手段。建武四年，“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 [101] 。吴汉无疑是领会了光武帝对待各地豪族“平定安集”的要旨。同样，在对彭宠反叛的处理上，刘秀表现得顾虑重重，并没有全力镇压。这一方面固然与彭宠曾立有大功，叛乱是被朱浮激成有关；另一方面，彭宠是南阳人，又是北州豪族和功臣的代表，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不仅关系到光武帝本人的形象，也关系到皇帝与河北豪族的关系。孙家洲指出：“刘秀不得不‘放缓’处理彭宠之叛，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是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作出的姿态。彭宠控制渔阳，对河北的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秀的部下又集结了大批北州人士，甚至是彭宠的旧部，对彭宠的处置很可能会发生微妙影响。” [102]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环境存在，这个环境就是豪族的社会影响力与东汉政权的豪族背景。
豪族在东汉的进一步发展表现为“世家大族”的形成，世家大族是豪族发展的最高形态，权力、知识、财富实现了合流，世家大族讲究地望、郡望，门第观念逐渐强化。西汉时可能就已经有模糊的门第观念了，“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闳为贤弟驸马都尉宽信求咸女为妇”，被萧咸婉拒后，董恭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畏如是！” [103] 。萧咸兄萧育，“是时，前将军望之子萧育、御史大夫万年子陈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 [104] ，公卿子弟相交，互相荐达，闻名长安，令人艳羡，颇有后世世家味道。董贤家一时暴起，董贤父希望联姻萧家，就是看中了萧家的名望，而萧咸拒绝之，也颇有东汉高门不婚“浊流”的意味。 [105] 刘增贵从两个方面说明了东汉的门第风尚。（1）以族势大小分，但不再是西汉之尚富贵，而是包含了整个族势，门户的大小高寒为人所看重，“名族”、“著姓”之类的说法流行，与之相对是“寒门”、“单门”。（2）以家族德望及家族性质来分。东汉儒家既盛，又尚气节，除家势富贵外，“名士”更是社会之所尚，士人每以特立独行赢得令名，德行亦渐成家风之重要成分。世家大族从一般豪族中分出，更与“浊流”相区别。当时三大豪族势力：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形成了三个相对封闭的婚姻圈，成为东汉门第的特征。 [106]
综上所述，首先，我们应当明了，帝国的统治结构固然是以核心家庭的小农为基础，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小农并不是独自地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他们往往与同宗族的人过着聚居、共葬、世业的生活。一个聚落可能由一个或者多个宗族构成，这些宗族有的枝叶茂盛，有的可能相对零落。豪族是在地方上拥有相较于其他宗族更大的力量和势力的宗族，地方秩序主要由豪族主导。其次，国家政权的统治不可能永远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力维持下去，它必须建构统治的社会基础，寻求与地方势力的合作。汉武帝将专制国家机器的马力开到最大，展现了极大的动员能力，但这种做法毕竟不能长期持续，社会有其能够承受的极限，专制如皇帝也必须在社会的承受极限下妥协。汉武帝末年各地的盗贼，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地方豪强组织的，汉武帝的国家主义财政政策和高压手段迫使他们必须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极端行动。朝廷派遣绣衣使者，费了极大的气力才将动乱暂时平息，但如果国家的政策没有调整，对豪族的方针没有缓和，平息也只是暂时的，汉武帝下轮台诏之后的政策转向，昭宣的缓和政策，表明国家放弃了高压手段，开始寻求与豪族的合作。再次，豪族具有双面性，其既是地方秩序的领袖和维护者，也是小农经济的破坏者、帝国统治基础的侵蚀者。豪族与政权合作，通过进入各级政权机构掌握了政治上的发言权，从而使徙陵、限田、度田等有损豪强利益的政策都无疾而终，豪族最后发展到国家政权无可奈何的程度，或者说，将国家改造成豪族性质的国家。最后，豪族的兼并、领主化倾向并没有无限增长，这种恶性倾向受到来自豪族自身某些品质的抑制。宣元之后豪族与政权开始谋求合作，这个时候也是儒学开始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候，通经入仕，儒学世家更能保持世代为官，夏侯胜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107] 桓荣族人说：“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 [108] 儒家秉持的道德理想和对共同体秩序的追求，使得浸润儒学的豪族对自身的领主化倾向有反方向的抑制，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就是这种类型豪族的代表。他们非常重视在地域社会内的名望，自觉抑制了领主化倾向的发展。“浊流”豪强则肆意欺凌小民，灵帝时郎中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109] 相对而言，“清流”更加顾及天下国家百姓，有道义理想和为政准则，而“浊流”只是钻营自身利益而不顾其他。
（二）西州地方豪族的成长及其对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
理解豪族是理解两汉史演进的一个关键，同样，理解西州豪族的成长和发展，也是理解西州地域社会及其历史的关键。西州豪族是两汉豪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具备豪族共有的结构和特征。但是还必须考虑到，由于成长在帝国新开拓的边缘地区的移民社会之中，西州豪族具有某些与中原豪族不同的特点。（1）西州的豪族形成相对较晚，虽然发展较快，但是他们的势力、修养及门望，均不如中原豪族，在豪族分布地图上处于边缘地位。（2）边疆地区为多战之方，羌胡杂陈，西州豪族具有明显的武质化倾向与羌胡化特征，依靠军功起家者较多。（3）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西州豪族较少涉入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争斗，大家世族的发展和延续较为平稳和长久。（4）由于地域偏狭和实力相对较弱，在天下动乱之时，西州豪族不会主动去逐鹿中原，具有强烈的自保特征，容易形成地方割据政权。 [110] 还必须说明的是，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只是西州豪族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到西晋及十六国时期，西州豪族的势力才达至鼎盛。 [111]
西州是汉帝国在武帝时期渐次西进拓展而建立的“新疆土”，通过国家有计划的组织和民间的自然流动，西州地区的汉族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口成分主要包括招募的普通平民、安置的贫困流民、减刑徙边的刑徒及其家属、被贬抑放逐或是逃祸避难的官员以及因服徭役兵役而留滞者，来源非常复杂多样。东汉时西域都护班超归国时告诫新任都护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112] 较多的重刑犯被减罪徙边，还有逃难避祸之人以及郡国恶少年之类大量涌入西州地区，想必定居在西州的大多数人的素质与西域吏士差不多，这造成西州之民风与内地相比更为强硬和彪悍。即使如此，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西州地方秩序就会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西州的移民实边、建置郡县是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汉朝早就建立了一套严格且成熟的移民实边模式。晁错曾详细论述了移民实边的步骤和措施，国家须预先修筑城池、居所和相应的防御设施，从边疆屯田的步骤来看，首先实行军屯，待水利设施建设有成、田地耕作成熟之后，再募民前来。可以说，政府事先已经在边疆新区奠定了基本的框架、牢固的基础之后才开始移徙平民来接手。在这样的移民步骤和移民模式下，每一个移民都会严格地编入政府的户籍名册，处在政府有序有力的控制之下。如此一来，新疆土之上的社会秩序可能很快就建立起来了，而稳定的地方秩序为西州豪族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在伯希和带回法国的编号为P.2625的一件敦煌文书中，叙述了敦煌名族张、阴、索氏的系谱和事迹，其中追述了张氏和索氏的汉代先祖从中原迁徙到敦煌的经过，这对研究西州豪族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此文书头尾皆残，叙述张氏的部分前残，叙述索氏的部分后残，只有中间叙述阴氏的部分是完整的，可惜对阴氏的叙述并没有追述其先祖的迁徙情况。羽田亨将这一文书命名为《敦煌名族志》，据池田温研究，在唐中宗景龙年间，朝廷为编纂《姓族系录》向各地索取当地氏族的资料，《敦煌名族志》可能就是沙州官府按照要求向朝廷提供的本地氏族资料。 [113]
张氏、索氏是敦煌有名的大族，《敦煌名族志》载张氏汉代先祖曰：“［ ］时有司隶校尉张襄者，赵王敖［ ］孙。襄奏，霍光妻显毒煞许后。帝以光有大功，寝其事。襄惧，以地节元年自清河绎幕，举家西奔天水，病卒。子□□年来适此郡，家于北府，俗号北府张。史籍□□，子孙莫睹。” [114] 记索氏汉代先祖曰：“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徙边。以元鼎六年，从巨鹿南和，迁于敦煌。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初索抚在东，居巨鹿之北，号为北索。至王莽天凤三年，鸣开都尉索骏，复西敦煌。骏在东，居巨鹿之南，号为南索。莫知其长幼，咸累代官族。” [115] 清河张氏为避霍难而举家西奔天水，后来又迁往敦煌，成为敦煌的大族。索氏的一支在汉武帝时期因忤旨徙边迁往敦煌，另一支在王莽时期也迁到敦煌，二支均出自巨鹿，根据在巨鹿时候聚居的方位而称为“南索”和“北索”，由于世系久远，不能分辨长幼，南索、北索“咸累代官族”，成为敦煌著姓。可以看出，敦煌大姓中的张氏、索氏在中原时期原本就是豪族，因逃难或贬谪而移徙到敦煌，迅速发展成为敦煌地区的豪族。
由于豪族拥有文化、经济及宗族优势，即使经过迁徙，也能在新居地快速站稳脚跟，成为新居地的豪族。邢义田通过对豪族迁徙情况进行研究，认为豪族展现出来的生命延续力是惊人的。汉初刘邦将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和田氏迁入关中，他们入关后，仍能拥有极大的财势，维持宗族的生存和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颜师古注《急就》“田细儿”条说“汉兴徙田族关中。今之高陵、栎阳诸田是也”。注“景君明”条说：“汉高祖用娄敬之计，徙齐楚大族入关，景氏亦迁名数。今之好畤、郑县、华阴诸景是也。” [116] 刘增贵考察了汉代的益州士族，将益州的外来移民分为四类，得出的结论是：“以上四种移民中原有不少东方或关中的社会上层阶级，他们移入后迅速在巴蜀生根，并融入当地的社会中。其中部分人掌握了当地的资源，重新成为有力阶层。” [117] 清河张氏、巨鹿索氏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敦煌的大族，与其原本的宗族势力自然有密切关系。虽然不一定所有迁往西州的中原豪族都能在西州发展成为豪族，而且西州的豪族也不一定全是由外地迁入的豪族发展而成的，但是迁入的豪族的确成为西州豪族的主体部分。
敦煌的大姓还有氾氏、令狐氏、曹氏，他们之前均是中原豪族，因事徙入敦煌。汜氏，据敦煌文书S.1889号《敦煌汜氏家传并序》：“成帝御史中丞汜雄，直道见惮，河平元年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 [118] 令狐氏，据令狐德棻撰《隋故□□□□□□□□桂州总管武康郡开国公令狐使郡碑铭（并序）》载：“公讳熙，敦煌□□人也。□大夫□□之后，……远祖迈为汉建威将军，与翟义连谋，为莽所害，子孙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载：“令狐氏……汉建威将军迈，与翟义起兵讨王莽，兵败死之。三子：伯友、文公、称，皆奔敦煌。伯友入龟兹，文公入疏勒，称为故吏所匿，遂居效毂。” [119] 曹氏，据《郃阳令曹全碑》云：“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 竟，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 [120]
氾雄在汉成帝时迁往敦煌，其迁徙的原因与张襄相似，皆为避祸，徙居敦煌后“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令狐迈在西汉末加入了翟义讨伐王莽的阵营，翟义起兵是豪族对王莽的一次反抗，令狐迈位居建威将军，自然是豪强大族。迈兵败身死，子孙逃亡，长子、中子皆逃入西域，季子称被迈的故吏保护，居于敦煌，后来发展成敦煌大族。曹氏乃曹参子孙，随着汉武帝的向西开拓，曹氏也向西迁徙，在陇右河西诸郡都有分布，“枝分叶布，所在为雄”，迁入敦煌的一支成为敦煌大姓，而分布在安定、武都及陇右诸郡的曹氏也是当地的豪族，而且曹氏宗族分布西州各地，相互呼应，最为强盛。
敦煌是西州最西缘的一个郡，中原人向西迁徙，多是逐段迁徙的，比如一个宗族先迁入陇西、安定、北地等与三辅毗邻的地区，接着宗族的一部分继续向西到金城、武威、张掖，最后再往西迁到酒泉、敦煌等最西缘的郡县，“枝分叶布，所在为雄”的状况多是由这种迁徙方式带来的。我们看到，敦煌的大族，有的是为避难迁徙而来，如张氏、氾氏；有的是逃亡而来，如令狐氏；有的是被贬谪的犯官，如索氏；有的是主动迁徙而来，如曹氏。获罪的官吏被迁徙到西州的很多，武帝时因戾太子事件而被牵连的官吏，都被发配到敦煌，“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 [121] 。陈汤、解万年“俱徙敦煌”。因罪徙往朔方的也很多，安帝时太子废为济阴王，“时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无罪徙朔方” [122] 。顺帝时得罪梁冀的官员很多被徙往朔方。蔡邕“坐直对抵罪，徙朔方”，杨赐本来也是要徙朔方的，但以曾为帝师而得免。
王莽末年是中原豪族迁往西州的一个小高潮时期。“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也。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时为侍中。……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更始败，三辅大乱。……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哀平间以儒学显，征试博士……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会天下扰乱，茂素与窦融善，因避难归之。”“刘般字伯兴，宣帝之玄孙也。……王莽败，天下乱，……西行上陇，遂流至武威。”“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初为郡吏，王莽败，盗贼起，林与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将细弱俱客河西。” [123] 汉代人的基本生活单位，既是家庭，也是宗族，这些人避难河西，绝不会是单个人只身前往，而是要携宗带族，如杜林那样“将细弱俱客河西”。虽然后来这些人大部分陆续东还，但正如尤成民所说，他们在河西的避难居住无疑增强了河西豪强的力量。 [124] 他们的迁徙过程也证明了豪族的迁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举族而迁，至少是某族的一个分支，而不仅仅是个人或者家庭。
两汉之际，在西州豪族的支持下，西州形成了窦融、隗嚣和卢芳三个地方势力。窦融父兄都曾在河西为官，在当地有一定的基础，他在王莽末年求任张掖属国都尉，到任后“抚结雄杰”，寻求与河西地方豪族联合，取得他们的支持。隗嚣起兵时的盟词为：“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 [125] 表明他的主要支持力量就是陇右地区的十六家豪族。卢芳的核心支持力量是安定三水豪杰，起兵自称将军的五原李兴、随昱，朔方的田飒，代郡的石鲔、闵堪等，很可能都是朔方部各地的豪族代表，他们后来与卢芳连谋，并取得匈奴的支持，长期割据一方。西州这三股割据势力的兴起是两汉之际天下豪族纷纷起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了西州豪族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能够与中原及东部地区的豪族一样，凭自身力量建立地方政权以自保或者逐鹿。关于窦融、隗嚣和卢芳，下节还将详论，此处不赘。
光武帝中兴汉家，隗嚣、卢芳等势力被打击下去，投靠光武的河西窦融集团，在天下平定后，光武帝一方面出于对西北豪族的防范，另一方面出于制衡河北豪族及南阳豪族以伸张皇权，将窦、马、梁等西州豪族迁入洛阳，赏赐甚众，委以重任。 [126] 窦、马、梁等宗族与皇室通婚，成为东汉一流的大族，但是脱离了西州本土，西州的豪族势力无疑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但是，和西汉时期的诸种抑制政策一样，国家抑制豪族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东汉政权对豪族的妥协退让越来越多。西州位处帝国的西北边疆，东汉时期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人才格局仍然未变，经营西域、出击匈奴为许多西州豪族通过军功来发展和巩固宗族势力提供了机会。在东汉中后期，西州地区的“羌患”愈烈，朝廷迫不得已起用习知西州地理风俗且明于军事的西州豪杰，形成了西州军事集团，形成了西州豪族的又一个发展高峰。
上文所言的敦煌张氏、索氏、氾氏、令狐氏、曹氏家族，在东汉时期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东汉时张氏有“凉州三明”之一的张奂 [127] ，威震西州，闻名京师；据《敦煌名族志》，索氏在东汉有“索□明帝永平中，为西域戊己校尉，居高昌城。□子堪，字伯高，才明，举孝廉明经，对策高第，拜尚书郎，稍迁幽州刺史。其抚玄孙翊，字厚山，有文武才，明兵法。汉安帝永初六年，拜行西域长史” [128] 。可见索氏多立功西域，依靠军功立族。氾氏在东汉的情况，据敦煌文书S.1889号《敦煌氾氏家传并序》记载，氾氏“孝廉纪世，声誉有闻”，氾吉为蜀郡太守，其第二子煛“高才通经史，举孝廉，擢拜为尚书，后迁左丞相”。氾孚，吉之孙，“通经笃行，州辟为从事。太守马艾甚重之，征为州辟司空，屡辞不起”。关于令狐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令狐氏条说，令狐迈季子称由故吏保护，居于敦煌，“称六子：扶、坚、由、羡、瑾、猛。由字仲平，后汉伊吾都尉。六子：禹、霸、容、明、涣、淳。禹字巨先，博陵太守。四子：辉、洽、延、溥。溥字文悟，苍梧太守” [129] 。王素指出，“东汉以后，令狐氏在敦煌繁衍生息，蔚成大族。他们仕郡宦州，累世荣华，冠冕西土，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地方豪强” [130] 。曹氏的情况，据《郃阳令曹全碑》，曹全高祖父曹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其祖父曹述“举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其祖父曹凤“举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也是世代仕宦。安帝元初时的敦煌太守曹宗，可能就是出自敦煌曹氏，由于边郡的特殊性，没有严格执行本籍回避制度。盖氏在东汉时也发展成为敦煌大姓，东汉末的盖勋，“敦煌广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后汉书》注引《续汉书》曰：“曾祖父进，汉阳太守。祖父彪，大司农。”《谢承书》曰：“父字思齐，官至安定属国都尉。” [131]
东汉时期体现西州地方豪族势力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武威的田氏。建武年间，任延出任武威太守，“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 [132] 。田绀大约是田氏宗族的领袖，出任武威的将兵长史，其宗族宾客放纵，为霸一方。任延一次收系了包括田绀在内的五六人，绀少子立即聚集了数百人攻打郡城，其宗族力量的强大可见一斑。郡大姓攻击官府的例子还有酒泉黄氏。建安中，酒泉太守徐揖诛杀郡中强族黄氏，“时黄昂得脱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数斛，募众得千余人以攻揖” [133] 。武威的大族还有段氏，《通志·氏族略》：“汉文帝时段邛为北地都尉，成帝时段会宗为西域都护。” [134] 段氏因为多在西州任官，所以落籍武威，东汉后期煊赫一时的段颎就是出自武威段氏。还有贾氏，在东汉末西州兵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贾诩，就是出自武威贾氏。
庞参为汉阳太守，去拜会当地贤人任棠，“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参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 [135] 。如果任棠的微意真的如庞参领悟的那样的话，则可见汉阳强宗势力之强大，以至于任棠要采取这种“哑剧”的方式晓谕太守，其中有其避祸自保的因素。即便是庞参过度联想了，但是他一下子联系到“欲吾击强宗”，也是因为他对汉阳强宗势盛的情况有所了解的缘故。
《三国志》记载了酒泉一桩豪族间的恩怨，“初，淯外祖父赵安为同县李寿所杀，淯舅兄弟三人同时病死，寿家喜。淯母娥自伤父仇不报，乃帏车袖剑，白日刺寿于都亭前，讫，徐诣县，颜色不变，曰：‘父仇已报，请受戮。’禄福长尹嘉解印绶纵娥，娥不肯去，遂强载还家” [136] 。赵氏、李氏应该都是地方豪强，李寿杀赵安后，并不担心官府的追究，只是担心赵安儿子们会报仇，当赵安三子同时病死、赵家宗族的势力衰落时，李家大喜。后来赵家女儿刺杀了李寿，值得注意的是，县长感其孝烈，不肯追究其责任，地方政府对于豪族间恩怨所持的态度，颇可玩味。赵氏当时与庞氏联姻，庞淯尝以凉州从事守破羌长，庞氏想必也是酒泉豪族，赵家的女儿嫁给了同郡庞氏，是地方大族间通婚的表现，东汉后期豪族间形成了固定的婚姻圈子，非常注重门第的匹配，这种风气也传到了西州。
中平元年（184），羌人起义，北宫伯玉等劫金城人边章、韩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典略》曰：“遂字文约，始与同郡边章俱著名西州。” [137] 边、韩俱是金城的大姓名族，著名于西州，在地方上颇具号召力。麴氏也是金城大族，“边章、韩遂为乱凉州，金城麴胜袭杀祖厉长刘隽” [138] ，王宗维认为“祖厉，东汉时为武威郡辖县，位置在金城榆中东祖厉河下游，此麴胜大概就是金城榆中人” [139] 。三国魏晋时期金城、西平涌现了许多麴姓将帅，想必金城麴氏在东汉时已经有一定的宗族势力基础了。两汉之际安定的卢芳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得以联合朔方，连谋匈奴。东汉时期安定最著名的大族是皇甫氏，皇甫规祖父棱出任过度辽将军，父旗出任过扶风都尉，兄为雁门太守，为官宦世族，东汉后期皇甫规平定羌乱，立有大功，皇甫族盛极一时。后来其兄子嵩平定了黄巾起义，威震天下。
安帝永初四年（110）朝廷因羌乱欲弃凉州，“议者咸同”，此时虞诩向太尉谏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 [140] 此论一出，太尉大呼“微子之言，几败国事” [141] 。虞诩指出当时实际上是壮勇无比、习于兵事的西州豪强牵制了羌乱的向东蔓延，如果朝廷抛弃他们的故土，一旦西州豪强聚谋起兵，朝廷将难以抵御。虞诩的话击中了朝廷公卿心中的“隐忧”，这一层利害一旦明了，弃凉之议遂告中止。朝廷按照虞诩的建议，辟西州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抚循，由此可见西州地区的豪杰势力及其武质化特征，使得朝廷不得不正视之。
东汉时期豪族逐渐世族化，实现文化、族势和仕宦的合一，家学渊源成为世家大族的主要特征。冯培红在考察了汉晋敦煌大族的发展历程后指出：“东汉后期，敦煌大族注重儒学文化建设，以经学传家，并谋求官宦仕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儒家世族。” [142] 敦煌大族的这一演变趋势与东汉时期整个豪族的世家化趋向是一致的。西州表现出这一趋势的，也不仅敦煌一地。以“凉州三明”为例，皇甫规被梁冀排斥，“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 [143] 。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 [144] 。段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 [145] 。张奂删定《牟氏章句》，著《尚书记难》；皇甫规教授门徒，表现出很高的学养深度；段颎武质倾向较强，但也是折节好古学；这种情况在西州豪族中可能并不少见。据《敦煌名族志》，虽然敦煌索氏以军功起家，但是至东汉中后期有索堪，甚有才名，举孝廉明经，对策高第；有索展，游学中原，师事太尉杨赐；有索翰，师事司徒王朗；由此可清楚看出索氏从军功型大族向儒学名族转换的痕迹。更典型的是氾氏，据《敦煌氾氏家传并序》，东汉中后期氾氏有氾煛，高才通经史；氾孚“通经笃行，州辟为从事。太守马艾甚重之，征为州辟司空，屡辞不起。孚志节尤高，耽道乐业，州累辟命，司空曹公察孝廉，皆不就。下惟潜思，不窥门庭，或半年百日，吟咏古文，欣然犹□，精黄老术。苍梧太守令狐溥与太常张奂书曰：‘仲夏居高笃学，有梁鸿、周党之伦。’其见重如此。病卒”。“氾咸，字宣合，为侍御史辅之玄孙也。咸弱冠从苍梧太守同郡令狐溥受学，明通经纬，行不苟合。初，咸当世非政不合，门无杂客。太常奂致书与令狐溥曰：‘宣合独怀白玉，进退由道，是以尤屈’。” [146] 这里尤可注意者，是张奂与令狐溥之间关于本地人物的品评议论，沾染了中原士大夫之间好品评人物的风气。令狐溥官居二千石，张奂为九卿，均是敦煌大族的代表，他们之间互通书信，联系密切。令狐溥致书张奂，言氾孚“居高笃学，有梁鸿、周党之伦”。张奂也曾致书令狐溥，言氾咸“独怀白玉，进退由道”，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个敦煌地方的士大夫交际网络，他们之间议论的主题是本籍人物的学养、修养、立身处世之道等。由于材料的原因，我们只看到了张奂与令狐溥对于本郡人物的品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有更大的西州士大夫之间的交际网络与更多的品评舆论的存在。东汉时人极重地域，史籍中常出现“名震西州”、“著名西州”、“名闻西州”的评价和“西州士大夫”、“西州豪杰”的泛称，隐约可见一个以“西州”作为地域单元的认同存在。张奂和令狐溥既是敦煌的代表，也是西州的代表，如果他们就西州其他地区的人物进行议论，当不无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会根据场合不同而取最小公约数，张、令狐同为敦煌人，相对于西州，敦煌可能是他们之间认同的基础，但是如果相对于中原士大夫，西州则是他们的认同基础。张奂与安定皇甫规交往甚笃，他们之间的“认同”想必就是整个“西州”了，在某些时候，他们之间就整个西州人物进行议论品评是非常可能的。
但总的来说，在中原士大夫的心目中，西州豪族的特质仍然是“习于兵事”、“壮勇无比”，凉州是“寡于学术”，西州豪族的文化成就不被中原士林看重，西州最顶尖的人物也没有进入当时士大夫社会的核心圈之中。以当时士大夫互相标榜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八元、八凯而言，无一西州人。皇甫规是西州豪族的代表，“及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时人以为规贤” [147] 。皇甫规已经是西州第一流的豪族了，但是在中原士林中竟然“素誉不高”，党事起的时候，天下名贤皆列为党人，而规并不在党禁名单中，皇甫规在“清浊”对抗中是支持党人的，但当时无论是朝廷，还是士林，都没有将他视为党人。这里的“耻”字用得惟妙惟肖，皇甫规的“自首”也不被朝廷接受，只是这样的态度得到了党人的好感。张奂虽名列党籍，但是在窦武、陈蕃谋诛宦官时，“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以奂新征，不知本谋，矫制使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武。武自杀，蕃因见害”。 [148] 张奂带兵围剿窦武虽然是被宦官所骗，但是他“不知本谋”，说明他与士大夫核心圈的疏离。如果他与中原世族联系较为密切，对当时的政治动向有所了解的话，以张奂的政治倾向看，他是不会助纣为虐，破坏士大夫们诛除宦官的计划的。段颎则是“曲意宦官”，更为中原士大夫不齿。金发根列东汉党人地域分布表，将三辅与西北边郡合起来考察，其中所列属于西州的党人有张奂、皇甫规，如上所论，都有些牵强；金先生还列了盖勋，但二次党锢均与他无关，而且他与贵戚还有说不清的关系，只是盖勋与刘虞、袁绍相谋诛除宦官，具有反宦官的政治倾向。但如果只是在政治上反对宦官，那么党人之定义则稍嫌宽泛了。 [149] 总的来说，西州豪族与党人的关系是很疏离的，西州豪族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化上相较于中原世族是滞后的。
邢义田考察了东汉孝廉的地域背景，东汉105个郡国中有41个无孝廉可考，属于西州的郡国有：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张掖、酒泉、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朔方、五原。安帝时，王符说：“羌反以来，户口减少，又数易太守，至十岁不得举。” [150] 虞诩说：“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无人，宜令均平，以厌天下之望。” [151] 举孝廉是当时豪族入仕的主要途径，这条路对于西州豪族来说，并不通畅。邢先生注意到，“边郡的孝廉完全集中在顺帝朝以后，这应该和顺帝以后，边乱日亟，习于边务的北边人士才有了表现和留名史册的机会” [152] 。西北边乱的严重为西州豪族的上升提供了时机，刘增贵列《后汉各州公卿数量比较表》，凉州人口占全国人口之比例为0.88%，出有三公3人，占三公的比例是1.90%，三公比例÷人口比例＝2.16；出九卿11人，占九卿的比例是3.36%，九卿比例÷人口比例＝3.81，三公比数仅低于司隶，九卿比数高居所有州之首。刘先生解释这一现象说：“凉州情况特殊，一方面人口甚少，另一方面外患频仍，立功边域者往往成为公卿。凉州公卿中期以前的皆为安定梁氏（梁统之族，卿占六人），梁氏为外戚，与一般士族有别。其余公卿如张奂、段颎、皇甫嵩、王邑皆在汉末，至于董卓、李傕更是情况特殊，故比率偏高。” [153] 出自西州的公卿集中出现在后期，与孝廉集中于顺帝之后的情形是一致的。这与西州的战略地位及羌患有关，是特殊情况，并不能说明西州豪族的仕途有多通畅。
汉武帝之后，以迁徙到西州的原中原豪族为中心，形成了西州的豪族势力。王莽末年又有一批中原豪族避难西州，加快了西州豪族的发展，两汉之际形成的窦融、隗嚣、卢芳三个地方势力就是西州豪族势力得到较大发展的体现。东汉建立后，西州一流的大族都被迁往中原，与皇室联姻，成为外戚大族；西州本地豪族的发展受到国家政权的抑制，但是这些抑制措施效果有限，在东汉中后期利用羌患的加剧重新崛起，以其武力特征令中原大族侧目。西州豪族自身也出现世族化的发展趋势，涌现了一批通经好学的代表。虽然如此，西州地区的学术发展水平终究有限，并不被中原士人主流看重，西州第一流的大族人物也没有能进入当时士大夫网络的核心圈。东汉中后期羌患渐烈，朝廷大量起用西州豪杰平定叛乱，不得不给西州豪族更多的入仕方便，因此西州可考的孝廉集中在顺帝之后，出任公卿的西州豪杰大多依靠军功而起。这一情况的改变要到西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变乱，五胡乱华，大量中原大族避难河西，河西的学术有了质的飞跃，乃至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之一。
（三）隗嚣、窦融与卢芳：西州三大豪族的割据与统一
本书在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动及汉朝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这两个互动模式下考察西州的历史。汉帝国的西北边疆扩展成“西州”，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互动的结果。在开拓西州的前期，无论是移民、屯田、驻军、征伐，西州都是作为一个“客体”，被中央王朝动员、组织的各种力量来“经营”、“开发”。待西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西州的地方势力逐渐发展、沉淀，西州亦获得一定的“主体性”，本地人士的地域观念逐渐增强，形成了特殊的地方利益要求，并具备了实现这种要求的力量。西州的“主体性”增强后，其能量将以某种形式反馈中央，两汉之际西州形成的隗嚣、窦融和卢芳三个割据势力，就是西州势力具备了一定主体性的表现，他们在光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扮演了或正或反的角色，发挥了或推动或阻挠的作用，构成了西州对中原腹地的第一次反馈与互动。
隗嚣是西州割据势力中力量最强的一支，隗氏乃天水豪族，隗嚣好经书，“少仕州郡”，后来得到王莽国师刘歆的赏识，可能是通过征辟途径，歆引隗嚣为属官元士。由于隗嚣有在京城做官的经历，他在家乡甚有名望。刘歆反莽被杀，隗嚣因为与刘歆的密切关系而无法在京城待下去，于是返归故里。如果王莽的新朝持续下去，隗嚣在政治上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但是新莽的覆亡使隗嚣的命运出现转折，正如荆邯所说的“隗嚣遭遇运会” [154] 。
隗嚣成为陇右地方势力首领之过程颇为曲折。初，在王莽末年天下豪杰纷纷起兵的浪潮中，隗嚣季父崔、义及上邽人杨广、冀人周宗等策谋起兵，隗嚣劝阻说：“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 [155]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隗嚣并不倾向于投机冒险，他好经书，与刘歆趣味相投，是以一个儒生的面貌出现的；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隗嚣缺乏对天下形势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王莽之政已惹得天下怨怒，东方起义者甚众，王莽军队接连失败，有识者皆能看出天下大势，而隗嚣却表现得畏葸懦弱。隗嚣的情形与光武形成对比，“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 [156] 。光武也是儒生，但是面临与隗嚣大致相同的局面时，光武所展现出来的谋略与胆识不是隗嚣可比的。隗崔、隗义、杨广、周宗等不顾隗嚣的反对，聚众数千人攻杀了王莽任命的地方长官，反事已成，担心“宗族何辜”的隗嚣反倒成为可能被连累的宗人，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了。隗嚣虽然没有参与最初的起事，但是起事的豪杰们认为应该选一名素有威名的人来做领袖，才可以号召地方，统一众心，负有声誉的隗嚣于是被推举为上将军。史书的记载比较戏剧性：“嚣辞让不得已，曰：‘诸父众贤不量小子。必能用嚣言者，乃敢从命。’众皆曰‘诺’。” [157]
令人费解的是，隗嚣不但没有参加起兵的谋划，而且得知后还反对，为什么众人还要推举他为首领呢？隗崔、隗义既是隗嚣的父辈，又是起事的谋划者和领导者，在他们之中选择一位出来不是更合乎常理吗？推究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隗嚣在宗族中的地位，他可能继承了隗氏宗族之大宗的地位。隗嚣少仕州郡，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隗氏嫡宗的关系，史书没有其父的介绍，很可能其父较早去世，隗嚣继承了大宗地位。《后汉书》对隗崔的描述是“素豪侠，能得众”，虽然他是隗氏宗族的成员，但偏向于“侠”的一面，不见有仕宦的经历，只是纵横乡里的土豪，无论是在宗族中的地位还是在乡里的名望，皆无法与隗嚣相比。隗嚣是以儒生的面貌出现的，而且少仕州郡，在地方上具有影响力。后来征辟入京，成为国师的僚属，西州以一偏僻之地、文化落后之乡，竟能出一位得到刘歆这样当世最具学问名望者赏识的人物，自然是地方上的骄傲，隗嚣的名声可能遍于整个西州。第二，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即隗嚣曾参与反莽活动。隗嚣与刘歆有密切的关系，而刘歆的败亡恰是因为反莽之谋的失败，在当时天下纷纷起兵反莽的局势下，隗嚣是反莽的先行斗士，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隗嚣“移檄告郡国”中也强调了这一事件：“大臣反据，亡形已成。大司马董忠、国师刘歆、卫将军王涉，皆结谋内溃。” [158] 隗嚣因为这一事件而返归乡里是众所皆知的事实，在起事檄文中对这一事件的宣扬，无疑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隗嚣曾经的反莽经历的记忆。由于具备以上种种条件，看来隗嚣确实是陇右可以推举出来的最有号召力的人选了。事实上，这个选择确实收到了成效，凭借隗嚣的号召力，陇右集团迅速集结了十万众，击杀了王莽的雍州牧和安定大尹，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隗嚣势力迅速达到鼎盛。
此后不久，更始政权进入长安，征召隗嚣等入京，其军师方望力劝阻之，嚣不听，执意进京。当时更始政权的形势看起来非常好，“是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159] 。隗嚣并无逐鹿天下之心，见到更始政权统一天下似乎有了眉目，便决心投靠，却没有看见更始政权内部的重重问题及天下形势瞬息万变的可能性。这次离开自己的根据地贸然进入长安的经历非常强烈地影响了隗嚣之后的政治决策，后来他坚决不投降光武可能就是源于这次进京留下的心理阴影。到达长安后，隗嚣被封为右将军，隗崔、隗义保持旧有的封号。可能由于在长安受到了冷落，并亲身感受到了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和瓦解的危险，隗崔、隗义计划逃回天水脱离更始，隗嚣此时做出了一个并不高明的决定，向更始告发了自己的叔父，隗崔、隗义被诛，隗嚣因此升任御史大夫。隗嚣在长安的权位来自更始帝，但更始帝的权力终究是有限的，当时“赵萌专权，威福自己。……萌私忿侍中，引下斩之，更始救请，不从。时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 [160] 。“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 [161] 在这种政治局面下，隗嚣的不如意可想而知，当赤眉入关后，他竟与张卬等谋劫更始东走，而张卬等的计划是“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 [162] ，与此等档次的人为伍，可见隗嚣的无奈和政治水平的平庸。后来事情败露，隗嚣逃归天水，召集旧部，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
在两汉之际的大动荡中，窦融的身份经历了多次转换。窦融宗族乃大姓豪族，祖上世代为官，到王莽摄政时，窦融是王莽阵营中的一员，以强弩将军司马的身份镇压了翟义、槐里赵明、霍鸿的反莽军事行动。莽末天下群起反叛时，窦融先后跟随王匡和王邑“平叛”，王莽败后窦融投降更始大司马赵萌，赵萌甚重之，为校尉，成为更始政权的一员。赵萌荐窦融出任巨鹿太守，窦融鉴于东方的混乱及更始政权的无力，不欲出关，因为其高祖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家族累世在河西为官，在河西地区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网络和权力基础，具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窦融与兄弟商议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163] 可以看出窦融对更始政权的前景并不抱乐观态度，他怀着保全宗族的目的，选中了在经济上“殷富”，在武力上有“精兵万骑”，在地理上便于“杜绝河津”以守的河西，于是连日托请赵萌，得以改任张掖属国都尉。乘更始政权暂时掌控全国局势之时，窦融求得了张掖属国都尉的官职，其合法性来自更始政权。窦融来到河西，“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 [164] 。河西各郡守令都尉一致认为：“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勠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 [165] 此时的河西五郡应该都归属更始政权，其守、尉的任职与窦融一样都得自更始政权的任命，却都认为天下“未知所归”，河西应当团结，推举一位领袖以自我保存并“观时变动”，于是窦融被推举出来任河西五郡大将军。起初服属隗嚣，后来服属更始的河西五郡，此时团结成一个利益相连、进退与共的集团。隗嚣从长安逃归天水据故地后，河西五郡表面上仍然服属于他，但已经是自成一体了。
卢芳在王莽末活动在安定三水一带，利用当时人心思汉的状态，诈称是武帝曾孙刘文伯，结交当地豪杰和羌胡，乘莽末天下混乱之时，利用豪族及三水属国羌胡起兵，占据了安定及其周边地区。更始入长安后，卢芳接受征召，为骑都尉镇抚安定以西。更始败后，卢芳被三水豪杰推为上将军、西平王，连接西羌、匈奴，成为西州的一支重要地方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西州三股割据势力的兴起，既与当地的豪族有密切的关系，也与西羌、匈奴等游牧部族有密切关系。窦融到河西“抚结雄杰”，就是欲取得当地豪族的支持，后来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在河西孤立无党而自动解印绶去，可能就是由于他们本身不是河西的豪族，也未取得当地豪族的支持。此后，窦融对河西的政治权力进行了调整，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库钧为金城太守，这些太守要么本身是西州著姓，要么与窦融一样，曾有家族成员在河西为官，具有一定的权力关系网络，能够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通过此次调整，河西集团内部权力与利益得到了妥善调和，集团的凝聚力得到加强。陇右及其周边地区广泛分布着种类繁炽的羌胡。羌胡善骑射，是一支劲旅，隗嚣对之采取笼络招诱的政策，“初王莽世，羌虏多背叛，而隗嚣招怀其豪酋，遂得为用” [166] 。“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嚣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众。” [167] 窦融在河西“怀辑羌虏”，河西地区分布着大量的羌人、小月氏、匈奴人及各种杂胡，这些游牧者比汉人更加善战、勇猛，在军事上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后来耿恭在推荐窦固时说：“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 [168] ，可见窦融对羌胡也是拉拢怀柔。
无论是隗嚣还是窦融，都必须对西州羌胡种落进行招诱和拉拢，西州的经济、人口、文化等方面毕竟都落后于中原，之所以能在两汉之际发挥重要的作用，实由于其羌胡劲兵在军事方面的优势。窦融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就是看中这里可以征召羌胡“精兵万骑”，张掖属国的部族构成首先是匈奴浑邪休屠部未能迁往五属国的部分，还有秦胡、卢水胡等 [169] ，此外也有不少的羌人。卢芳起兵首先依靠的是三水属国的羌胡兵，并获得了安定地区豪族的支持。更始败后，也是三水豪杰共立他为上将军、西平王，此后他立刻做的事情是“使使于西羌、匈奴结和亲”。匈奴人立卢芳为帝，居于匈奴，其弟得以将胡骑返安定。后来他称帝于五原，也是匈奴策划，由先前各自起兵的五原的李兴、随昱，朔方的田飒，代郡的石鲔、闵堪等迎立的，卢芳势力“与胡通兵，侵苦北边”。和隗嚣、窦融一样，卢芳既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也寻求与羌胡的联合，但不一样的是，隗嚣、窦融招诱羌胡，能将羌胡兵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利用的主要是分布在属国及内迁到郡县中的外族，而卢芳却是寻求塞外匈奴本部的支持，其政权是匈奴所立的一个傀儡，对匈奴的依赖性较大。
更始败后，隗嚣示好光武帝，接受了光武政权册封的“西州大将军”，配合了邓禹在关中的军事行动，围剿赤眉，阻击公孙述。光武帝统一天下采取先东后西、远交近攻的战略，为了牵制公孙述而极力拉拢隗嚣，对他“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 [170] 。这里虽然用“敌国之仪”，但隗嚣与光武之间并不是“敌体之国”的关系，光武接受了隗嚣的服属，构成了君臣关系，只是为了表示优厚慰藉之意才采用了“敌国之仪”的殊礼。后来当隗嚣首鼠两端的态度明显后，光武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恰说明先前已经形成了君臣关系，所以这里才“正”之。因为割据益州的公孙述并不比割据西州的隗嚣更有实力和正统性，所以隗嚣才“自以与述敌国，耻为所臣” [171] ，而对于刘秀，虽然不一定甘心，但并不像对公孙述那样“耻为所臣”，故接受了封号，形成了正式的臣属关系，采用了光武政权“建武”的年号。
但是隗嚣在割据与统一之间摇摆犹豫，并没有坚定的立场。有史家将隗嚣的失败与他优柔、反复的性格联系起来，李景星《四史评议》说：“《隗嚣传》纯写其游移不定，忽止众人之起兵，忽从众命而自立，忽应更始之征，忽违更始而去，忽为汉击贼，忽拒汉讨蜀，忽上书诣阙，忽假辞不朝，忽遣子入侍，忽称臣邻封，自古有如此举动而能成事者乎？” [172] 隗嚣的确缺乏对天下局势的清醒认识和对自身前途的明确定位。本来天下纷乱，英雄辈出，虽然天下思汉，但豪杰崛起，异姓未必不可成功，荆邯评说隗嚣：“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 [173] 如果隗嚣不甘心臣属于人，自当抓住运会，凭借西州劲兵，招诱英雄主动出击以争天下。本来时局纷扰，武力相争强者胜，奉天承运只是胜利者的专利，结局亦未可知。但是隗嚣选择了“卑辞事汉”，“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 [174] ，丧失了逐鹿中原的机会。既如此，他就应该专一事汉，以求功赏，但后来又叛汉依蜀，前功尽弃。
隗嚣与班彪对天下形势曾有一次讨论：
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羁之，时人复知汉乎？” [175]
从隗嚣的设问来看，他认为天下形势之走向要么是战国纵横之局复起于今，要么是重新统一于一人；从他反驳班彪的话来看，他似乎对刘汉复兴不以为然，认为他姓亦可如高祖一样创立新朝。从他的话我们似乎觉得他在为自己争夺天下寻找合理性，但是他没有高祖的雄心与才略，并没有出而争天下，似乎只是希望天下维持着分裂并立的局面，自己可以割据一方，重现战国的局面。但是隗嚣又没有为重现“战国”局面而行动，反而归附光武，为其平定东方赢得了时间。而且，经过秦、西汉二百多年的统治，皇权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统一天下是皇帝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诚如班彪所论，周末与汉末之形势截然不同矣，未来的皇帝绝不会允许任何割据者的存在，六国之局不可再现，隗嚣要么选择自己去争当那个统一天下的“一人”，要么选择一主归附，以望成功之日计功受赏。但是他既不出争天下，也不专附一主；既助光武稳住西州，使之可以专力平定东方；但是当东方平定后，又反欲脱离光武，与卢芳、公孙述联合对抗之，其选择不但反复不定，而且互相矛盾。《后汉书·窦融传》记载：“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曰：‘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 [176] 张玄的话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隗嚣的心思和意图，但可笑可悲的是，隗嚣心中最高的谋划只是“可为六国”。这种谋划使得隗嚣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不愿看到光武统一，但是又为光武平东方赢得了时间；起初自耻臣属于公孙述而斩杀了其使者，后来为了对抗光武帝又接受了公孙述的爵号。
窦融曾经致书隗嚣，表达了自己对他选择的不解。
亲遇厄会之际，国家不利之时，守节不回，承事本朝，后遣伯春委身于国，无疑之诚，于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义，愿从役于将军者，良为此也。而忿悁之间，改节易图，君臣分争，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难就，去从义，为横谋，百年累之，一朝毁之，岂不惜乎！殆执事者贪功建谋，以至于此，融窃痛之！当今西州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计若失路不反，闻道犹迷，不南合子阳，则北入文伯耳。……今以小敌大，于众何如？弃子徼功，于义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节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谓吏士何？忍而弃之，谓留子何？ [177]
窦融的话可谓句句击中隗嚣内心之要害，而且指出隗嚣此后不是依附于卢芳就是依附于公孙述，战国并立之局不会出现。无论是示之以利害，还是激之以亲情，隗嚣仍然执迷不悟，最后被光武政权消灭。
隗嚣的选择，主要归责于他个人。将之归于其他因素，比如陇右豪族的地方性，或是西州经济、军事、地理等因素的局限性都是次要的。他之起兵并不是主动为之的，性格犹豫反复，政治识见平平，对于天下形势和自身未来都缺乏正确的判断和定位，甚至还妄图倒退到战国分裂并立的局面中，尤其可见其对历史和政治的无知。隗嚣后来在阻挠光武统一的事情上表现出令人难解的偏执，我们或许可以从他之前两次长安之行的痛苦经历中寻找原因。隗嚣第一次进入长安是因为得到刘歆的赏识，被征辟为元士，但是随后刘歆因为阴谋反莽被杀，隗嚣被牵连而离开京师，其中具体的情形无从知晓，但是此事件给隗嚣留下了不小的阴影，长安的凶险、政治的阴暗使他心有余悸。影响更为深重的是隗嚣第二次长安经历，当时更始进入长安，招隗嚣等入京，隗嚣不顾方望的劝阻而入京，但进京后并没有在政治上获取更大的成功，反而受到冷落，以至于其叔父们阴谋逃归天水。隗嚣因为告发了叔父们的阴谋而升任御史大夫，但是在更始政权的权力格局中，更始帝自己权力有限，遑论处于依附地位的隗嚣，而且告发自己叔父的行为必定让隗嚣承受着巨大的心理与舆论压力。赤眉入关后，隗嚣与张卬等阴谋劫更始，阴谋败露，“更始使执金吾邓晔将兵围嚣，嚣闭门拒守；至昏时，遂溃围，与数十骑斩平城门关，亡归天水” [178] 。这次仓皇狼狈、险象环生的逃亡在隗嚣心底留下了重重的心病和阴影，在逃归天水的马上，隗嚣一定对自己当初没有听方望的话后悔不迭，为叔父的死自责不已，或许此时他就暗暗下定决心，不再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支配。当刘秀统一东方后开始经营西方，催促他进攻公孙述的时候，隗嚣直接面临的压力骤增，想到公孙述一亡，自己只能再一次入京，曾经受制于人的经历及历史上种种兔死狗烹的先例，令隗嚣对刘秀的统一前景惊恐不已，故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阻挠。如果我们说隗嚣患有某种精神上偏执的疾病，也不会离事实太远，这种偏执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张玄在河西游说时说的“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可谓隗嚣心事的真切表达，“虽悔无及”是隗嚣通过张玄的口说出了自己长安之行的切肤感受。王元说隗嚣时说：“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 [179] ，隗嚣对此自然有刻骨的体会。总之，隗嚣不愿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不愿失去权柄而再一次受制于人，所以他后期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从此中寻找原因，面对窦融“于众何如？于义何如？谓吏士何？谓留子何？”的劝说，仍然坚执己见，顽固到底。
窦融虽然也像隗嚣一样，在两汉之际经历了身份的多次转换，但是相较于隗嚣的优柔反复、进退失据、偏执地阻挠光武的统一，窦融是目标明确的，政治识见高明，行动坚决，辅助光武完成了对西州的统一。当初更始政权败亡时，“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这些人大都劝说隗嚣归附光武，促进统一；当隗嚣叛汉态度渐明时，这些人有的东归光武，有的西走窦融。班彪当初从隗嚣时，就力劝隗嚣归汉，并作《王命论》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于是班彪西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河西以拒隗嚣” [180] 。窦融到河西后，虽然河西五郡结合成一个集团，但名义上还是依属于隗嚣的，正是窦融对隗嚣所说的“从役于将军”，但此时窦融及其集团仍然处于观望状态，河西集团的自保性非常明显，当初五郡推举首领时的初衷本来就是“不同心勠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 [181] 。窦融认为“西州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所以必须首先自保，然后观时变动，选择真主。鹈饲昌男通过居延汉简中出现的年号简对两汉之际河西的政治动向进行了研究，从开始称“复汉”，到更始政权的“更始”，再到赤眉的“建世”，再到不知何以纪年而使用平帝的“元始”，再到光武的“建武”，河西地区使用的年号频繁更换，这既说明河西政治动向的不稳定，也表明河西采用的策略是不得罪任何一方势力，力争避免战祸，河西在不断变换年号的过程中自我保存，观察时局，以寻找真命天子。 [182]
班彪到达河西后就劝说窦融归附光武，大约此时前后，隗嚣派遣的辩士张玄也到达河西，劝说河西联合陇右、巴蜀抗拒光武，当时“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融小心精详，遂决策东向。五年夏，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 [183] 。由于班彪的劝说，更由于窦融精详小心，对天下形势深思熟虑之后，河西集团决心投靠光武政权，派出长史刘钧赴洛阳，所谓“奉书献马”就是策名委质，建立直接的君臣关系。在此之前，河西是通过隗嚣而归属光武的，此时隗嚣叛迹越来越明显，窦融有与隗嚣不同的政治判断与选择，所以不再通过隗嚣，而是直接通使洛阳。鹈饲昌男指出“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表明河西的“建武”年号是间接得自隗嚣的。至建武五年（29），“遣使获得成功，窦融自光武帝处得到玺书，授予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张掖属国都尉、凉州牧官职与黄金二百斤。至此，窦融与隗嚣作为不同的势力存在，得到了光武帝的正式承认，光武帝对西部的控制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在河西，‘建武’的年号在表面上虽然没有变更，但是以隗嚣势力影响下的建武三年至五年夏，与光武帝直接控制的建武五年秋以后相比，河西地区的政治状况应当是有所区别的” [184] 。后来窦融率领河西的军队，配合光武帝两面夹击，消灭了隗嚣的势力，为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赐窦融的玺书中，光武说：“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 [185] 虽然得到了窦融的投诚，但是之前双方毕竟没有直接交往过，光武心中并不是一点疑虑也没有，而且当此“臣亦择君”之世，光武的这些疑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光武在玺书中将这些话明白说出，既坦诚又高明。窦融等得书惊叹“天子明见万里之外”，复上书致款款之情：“臣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 [186] 窦融也非常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与选择。后来光武得到窦融责备隗嚣的书信，诏报窦融曰：“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叛臣见之，当股栗惭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蒙，非忠孝悫诚，孰能如此？” [187] 对窦融是愈加的信任。李景星评议《窦融传》说：“又将光武与融往来之书详悉载入，以见其心心相印，无所用其诈虞。其尤得力者，则为融让隗嚣书，句句为嚣谋，却句句露出己之本谋。随又载光武诏书曰：‘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云云，见融之所为，朝廷无不周知。忽从两面叙，忽从一面叙，忽用暗写，忽用明写，千态百状，五花八门，总透出融之心事全在光武心事中，而光武心事又全在融心事中也。其善始善终，君臣交美处在此，而作者用笔之妙处亦在此，此真可谓写生妙手矣。” [188] 此诚精彩之论，得其情矣。
卢芳的势力是与匈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汉更替之际，匈奴处在呼都而尸单于的领导下，趁着中国动乱无暇外顾，匈奴重新建立了在北方草原的霸权，又一次将西域纳入自己的支配之下，并恢复了对乌桓、鲜卑的统治，与冒顿单于时期匈奴达至鼎盛的模式很是相似。《剑桥中国秦汉史》分析：“但是相似之处与现实相比更多是表面的。主要由于地方主义在匈奴中间的增长，呼都而尸从来没有可能树立象冒顿那样的无可争辩的权威。” [189] 虽然如此，但是此时匈奴实力的增长及中国内部战乱导致的实力分散与衰落，使得匈奴能够对中国内部战局产生一定的影响。更始二年，刘玄遣使使匈奴，单于谓使者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 [190] 刘玄政权拒绝了匈奴的傲慢要求，但是起兵安定三水的卢芳却接受了匈奴的条件，匈奴于是遣数千骑迎卢芳至匈奴，立为汉帝，将卢芳留在匈奴中，使其弟领胡骑回安定活动。匈奴通过支持割据者来影响中原的政局，当彭宠反叛时，“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 [191] 。北部边郡的起兵者，如五原、朔方、代郡等都与匈奴有联系。建武五年（29），在匈奴的协调和谋划下，“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 [192] 。随着光武统一陇右、巴蜀，开始集中力量解决北方问题时，卢芳就面临巨大的压力了，光武的招降战术开始起作用，建武十二年（36），“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内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匈奴” [193] 。十六年（40），卢芳入居高柳请降，被封为代王。后来因为光武突然中止了卢芳的朝见，令其忧恐，遂又叛逃匈奴，最后客死大漠。
卢芳能长期割据于西州之一隅，首先是莽末天下战乱之局给他可乘之机，利用人心思汉，打着刘氏后裔的旗号，有一定的欺骗力；而且，他得到了三水、五原、朔方、代郡等地豪杰的支持；其起兵依靠了三水羌胡，后来成为匈奴的傀儡政权，每当势力不支时，都在匈奴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割据之地偏在北部，排在光武统一序列的末位，所以存在的时间较长。 [194] 无论是对卢芳还是对彭宠，匈奴的支持力度都是有限的，出兵最多时也仅七八千骑而已，反映出匈奴因内部的问题而力不从心，彭宠、卢芳势力渐次被光武消灭。光武末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明、章时期北匈奴在汉朝的打击下西去，南匈奴附汉，处在汉朝的保护和监视下，不再有威胁中原的实力。
隗嚣、窦融、卢芳三股势力在刘秀统一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视为西州力量对中原腹地的一个反馈，体现了西州力量的成长，是西州对中枢的第一次反作用。下一章我们讨论西州对中原腹地的第二次反馈。
[1]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6页。
[2]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8页。
[3]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8页。
[4]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9页。
[5]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250页。
[6] 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第30页。
[7]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71页。
[8]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第3876页。
[9] 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10] 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第31页。
[11]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12]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第247页。
[13]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73页。
[14]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74页。
[15]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76页。
[16]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79页。
[17]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64页。
[18]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第64页。
[1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55，第2972页。
[20]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勇传》，第1588页。
[21]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12页。
[22] 《资治通鉴》卷五十，第1657页。
[23] 李正周：《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苗普生：《略论东汉三绝三通西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2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3页。
[25] 高贝贝还指出，由于军士们或多或少都要从事生产以自给，军镇向民镇的转化是普遍现象，许多军镇在转化开始以前便已多少具有了民镇功能。转引自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
[26] 当然，这并不是说朔方地区没有屯田，而是说这里的开发不是像河西一样遵循先屯田，然后移民设郡的步骤。国家对一般移民不但征收不了赋税，反而要供给生产、生活资料，财政负担较大。朔方田地颇广，国家亦会同时设置屯田，屯田实行供给制，所有的收获均上缴，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谷物，以备边疆的军事需要。
[27] 王子今：《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8]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90页。
[29]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1656页。
[30] 《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111页。
[31]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240页。
[32] 《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第257页。
[33]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33页。
[34]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11页。
[35] 高荣：《汉代河西的水利建设与管理》，《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
[36] 刘磐修：《汉代河套地区的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37] 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载《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有学者认为这一地区的黄羊木头乡脑高古城为沃野城，土城子古城为汉代临河城，这样朔方郡的河西五城都找到了，参见张郁《汉朔方郡河外五城》，《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
[38] 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载《侯仁之文集》，第298～299页。
[39]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1414页。
[40]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4～1425页。
[41]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伯重所论述的时代是宋代，区域是江南，但他指出的这种方法上的趋势，对于汉代经济史研究而言，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42] 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但是秦汉长达四百年，四百年内的生产水平不能用单一的论断概括。在2003年发现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有“排列整齐的十分明晰的高低相间的田垄遗迹，……田地内发现有车辙痕迹及牛蹄痕迹”。“三杨庄汉代遗址中发现的大面积耕作农田可以为我们真正理解汉代的‘代田法’提供真实的实物样本。三杨庄汉代农田遗址上，还留有清晰的牛蹄印记和车辙印记，说明牛耕已很普遍。”“主耕农具是全部为铁质铸就的犁，用铁量状况，可说明当时不再惜用铁材料，铸造业已经很发达。”参见刘海旺、张履鹏《国内首次发现汉代村落遗址简介》，《古今农业》2008年第3期。但是仅凭三杨庄的材料就判断整个汉帝国的农业发展状况，也是有困难的。三杨庄遗址属于两汉之际，在汉武帝推行代田法和犁耕后80多年，代田法在帝国内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西汉晚期之后的农业发展水平，或许没有杨际平判断的那么低。
[43]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38～1139页。
[44] 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45] 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农业出版社，1984，第67～68页。
[46] 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99页。
[47]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798页。
[48]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00页。
[49] 《汉书》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262页。
[50]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1644～1645页。
[51]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中华书局，1983，第1021页。
[52]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第90页。
[53] 汪受宽：《两汉凉州畜牧业述论》，《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4期。
[54]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29页。
[55]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280页。
[56]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第828页。
[57] 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3页。
[58]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31页。
[59] 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载陈连庆编著《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第636～637页。
[60]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905页。
[61] 《后汉书》卷三十一《孔奋传》，第1098页。
[62] 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载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
[63]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6页。
[64]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9页。
[65] 邢义田：《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432页。
[66] 左丘明撰《国语》，鲍思陶点校，齐鲁书社，2005，第113页。
[67] 邢义田：《汉代的父老、僤与聚族里居》，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453页；《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载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265页。
[68]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7页。
[69]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2532页。
[70] 《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041页。
[71] 弗洛姆对个人逃避自由、追求集体保护的心理动因有深刻的论述，参见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72] 稻叶一郎：《关于汉代民间秩序的形成——以所谓的豪族为中心》，载川胜义雄、砺波护编《中国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转引自刘敏：《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73] 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6，第295～316页。
[74] 刘敏：《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75]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卜兒传》，第2633～2634页。
[76] 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载许倬云《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第458页。
[77] 陈苏镇：《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哲》2010年第6期。
[78]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载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第742页。
[79] 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第464页。
[80] 陈启云：《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载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陈启云文集》（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86页。
[81]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269～270页。
[82] 邢义田：《汉代的父老、僤与聚族里居》，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451页。
[83]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84]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0页。
[85] 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第474页。
[86]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邢义田：《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286页。
[87] 刘敏：《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88] 《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第1463页。
[89] 黄留珠：《两汉孝廉制度考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90] 邢义田：《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326页。
[91]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2页。
[92] 《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20页。
[93]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第340页。
[94] 《汉书》卷七十《陈汤传》，第3024页。
[95] 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第480页。
[96]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42页。
[97]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第4179～4180页。
[98] 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245页。
[99]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大学学报》1936年第4期。
[100]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第645页。
[101]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第680页。
[102] 孙家洲：《东汉光武帝平定“彭宠之叛”史实考论》，《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
[103] 《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第3738页。
[104] 《汉书》卷八十三《朱博传》，第3398页。
[105] 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第166页。
[106] 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第167～187页。
[107] 《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第3159页。
[108] 《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第1252页。
[109]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传》，第2535页。
[110] 尤成民：《汉晋时期河西大姓的特点和历史作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111] 尤成民：《汉晋时期河西大姓的特点和历史作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尤成民：《汉代河西的豪强大姓》，《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冯培红：《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上）（中）（下），分别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第4期，2010年第3期。彭丰文：《汉魏十六国时期河陇大族势力的崛起及其在西北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赵向群：《河西著姓社会探赜》，《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
[112]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第1586页。
[113] 池田温：《唐朝氏族志研究——关于〈敦煌名族志〉残卷》，载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14]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29页。
[115]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331页。
[116] 转引自邢义田：《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403页。
[117] 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载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1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168页。
[119] 《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中华书局，1975，第3397页。
[120] 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第472页。
[121] 《汉书》卷六十六《刘屈氂传》，第2882页。
[122] 《后汉书》卷十五《来历传》，第591页。
[123] 这些材料都为尤成民所引用，分见《后汉书》的《王隆传》、《孔奋传》、《班彪传》、《蔡茂传》、《刘般传》、《杜林传》第2609、第1098、第1323～1324、第907、第1303～1304、第934～935页。参见尤成民《汉代河西的豪强大姓》，《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
[124] 尤成民：《汉代河西的豪强大姓》，《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
[125]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14页。
[126] 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127] 张奂所在的张氏与迁入敦煌的清河张氏可能不是同一支，而是属于南阳张氏。
[128]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331页。
[129] 《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第3397页。
[130] 王素：《高昌令狐氏的由来》，载《学林漫录》九集，中华书局，1984。
[131] 《后汉书》卷五十八《盖勋传》，第1879页。
[132]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传》，第2463页。
[133] 《三国志·魏书》卷十八《张恭传》注引《世语》，中华书局，1982，第552页。
[134]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第131页。
[135] 《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第1689页。
[136] 《三国志·魏书》卷十八《庞淯传》，第548页。
[137]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第45页。
[138] 《三国志·魏书》卷八《张绣传》，第262页。
[139] 王宗维：《金城麴氏的活动及其族属问题》，《兰州学刊》1986年第5期。
[140]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第1866页。
[141]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第1866页。
[142] 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143]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第2132页。
[144] 《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第2138页。
[145]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第2145页。
[14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3卷，第168～169页。
[147]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第2136页。
[148] 《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第2140页。
[149] 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下，1963。
[150]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第288页。
[151]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第1872页。
[152] 邢义田：《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323页。
[153] 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载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
[154]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第539页。
[155]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13页。
[156]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2页。
[157]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13页。
[158]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18～519页。
[159]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第469页。
[160]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第471页。
[161]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第472页。
[162]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第474页。
[163]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6页。
[164]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6页。
[165]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7页。
[166]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第588页。
[167]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804页。
[168] 《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第723页。
[169] 李并成：《汉张掖属国考》，《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
[170]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22页。
[171]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24页。
[172] 李景星：《四史评议》，岳麓书社，1986，第277页。
[173]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第539页。
[174]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39页。
[175] 《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上》，第1323～1324页。
[176]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8页。
[177]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801页。
[178]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21页。
[179]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25页。
[180] 《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上》，第1324页。
[181]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7页。
[182] 鹈饲昌男：《建武初期河西地区的政治动向——〈后汉书·窦融传〉补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249～254页。
[183]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8页。
[184] 鹈饲昌男：《建武初期河西地区的政治动向——〈后汉书·窦融传〉补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张忠炜通过对居延新简“捕斩匈奴虏反羌购偿科别”的复原和解析，补充了鹈饲昌男的观点。张忠炜指出居延新简“购偿科别”颁布的时间应该是建武七年，当时的政治背景是隗嚣与光武决裂，窦融集团选择归附光武，在此种政治形势下河西地区颁布新的购偿科别，否定之前隗嚣“西州书”的行政效力，来显示对光武帝归附和与隗嚣决裂的态度。参见张忠炜《〈居延新简〉所见“购偿科别”册书复原及相关问题之研究——以〈额济纳汉简〉“购赏科条”为切入点》，《文史哲》2007年第6期。
[185]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799页。
[186]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800页。
[187]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第803页。
[188] 李景星：《四史评议》，第288页。
[189] 崔瑞德、鲁惟一撰《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90]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29页。
[191] 《后汉书》卷十二《彭宠传》，第504页。
[192] 《后汉书》卷十二《卢芳传》，第506页。
[193] 《后汉书》卷十二《卢芳传》，第507页。
[194] 窦连荣：《东汉初期封建割据者卢芳》，《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