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密切交流融合的生动体现。然而批评、质疑乃至否定汉化的声音一直存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胡族汉化亡国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常用“胡”来泛指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各族）。这一观点在中国古代已有零星体现，后来盛行于海外汉学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新清史”思潮的影响，汉化似乎成为一个“过气”的名词，受到轻视、贬低乃至拒斥。然而，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汉化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鉴于此，有必要对“胡族汉化亡国论”进行系统梳理和反思。

腐败不是汉化的必然结果

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长期以来备受关注，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先后登上中原政治舞台，大力推行汉化，书写了精彩的历史篇章，赢得了很高的历史评价。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某些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及其利益维护者的零星论述中，也有认为汉化导致腐败、导致亡国的观点。

汉匈对峙时期，这种观点已见萌芽。来自西汉宫廷的宦官中行说在投靠匈奴单于后，站在维护匈奴利益的立场上，力劝单于警惕和抵制来自汉地的奢侈衣物，认为“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意在告诫单于不要被汉物腐蚀，失去斗志。金亡元兴之际，社会上流传“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其中既有对辽朝统治者佞佛腐化的批评，又包含对汉化的贬斥，更直接将金朝的亡国归咎于汉化。清乾隆帝认为“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担心子孙后代沉迷腐败享乐生活，失去进取之心，因而反复强调保持“国语骑射”的重要性。

一些中国传统学人也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政策，尤其是对汉化最为彻底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提出批评，认为正是汉化导致了北魏的亡国。如王夫之痛斥孝文帝“涂饰虚伪，始于儒，滥于释”，“强宗大族，以侈相尚，而上莫之惩，于是而精悍之气销矣，朴固之风斫矣”；钱穆也认为，北魏迁洛之后，“一辈南迁的鲜卑贵族，尽是锦衣玉食，沉醉在汉化的绮梦中”，从而引发朝政腐败，激起边镇变乱，导致北魏灭亡。

汉化导致腐败和亡国的传统观点，在现代学术研究和历史阐述中，又成为研究北方少数民族汉化问题的素材与依据，甚至被不加分析地引用，使得这一观点的影响持续至今。

不必讳言，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的确出现了大量腐败现象，这是其政权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腐败不是汉化的必然结果。腐败因统治者权力不受约束而产生，本质上都是政治现象，并非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独有。把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腐败与亡国归咎于汉化，把本属于政治性质的现象归咎于民族因素，显然找错了问题根源，混淆了问题本质，模糊了政治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界限，忽视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性质，从根本上看，是对中国历史的曲解与误读。这种错误认识，主要是中国古人和传统学人的历史局限所致。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不能重复前人的错误。

民族性不是唯一的统治基础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民族问题吸引了众多海外学者的目光，这就形成“胡族汉化亡国论”的另一个源头，并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

海外汉学研究者除同样关注北方少数民族汉化与腐败的关系外，更为感兴趣的是其民族性问题，突出强调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性与汉化截然对立，认为汉化削弱了其政权的民族性，进而瓦解了统治根基，导致了灭族亡国。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日本学者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等著作均鲜明体现了这一观点。美国兴起的“新清史”更将这一观点推到一个新阶段。例如欧立德认为，清朝的成功并非因为汉化，而是在汉化与保持满洲“内亚性”之间实现了较好平衡。所谓“内亚性”，实质上是对北方少数民族民族性的另一种表述。欧立德甚至认为，乾隆帝实行过于汉化的政策，因此应当为清王朝的灭亡负责。这种将清朝灭亡归咎于汉化政策的论述，真可谓将“胡族汉化亡国论”演绎到了极致。

何为“民族性”？上述学者并未专门进行界定，他们对这一概念的表述也并不完全一致。以当前学界共识来看，民族性主要是指基于共同语言、风俗、信仰等方面而形成的政治、民族认同。由此来看，基于草原游牧文化所形成的北方少数民族民族性，与汉化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反差，汉化的发展对其民族性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削弱。因此保持其民族性对于强化政治认同、维系巩固政权的确非常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性被海外学者视为北方少数民族稳固其政权的根基。

然而，对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性并非其政权唯一的统治根基，汉文化同样是其统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入主中原后，这些政权的统治对象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汉族占被统治人口的大多数，远远超过本族人口；怎样让汉族参与政权，甚至比保持其民族性具有更为紧迫重要的意义。其政权汉化的程度是否足以赢得统治境域内大多数汉人的认同，是他们能否在中原立足和维持统治的关键。

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对北方少数民族而言，其民族性与汉化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既对立又统一，共同作为其政权的统治基础而存在。汉化符合其政权的根本利益，有助于赢得汉人的支持和认同，也有助于其政权的发展壮大和长治久安。大力推行汉化政策者如北魏、辽、金、清等，国祚均在百年以上，清朝更是长达270余年，其间还出现了著名的“康乾盛世”。

海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民族性的论述，是近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反映，也是胡汉二元对立论的体现，具有明显的理论局限。研究者潜意识中把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默认为是民族国家，这是明显的时空错位，忽视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权特别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多民族特征，及其统治者以“中华之主”自居的正统心态和文化认同。“新清史”学者反复强调清朝不属于中国，而是“满洲帝国”、“内亚帝国”，然而清朝历代帝王始终强调自己的中华正统地位，雍正帝甚至以《大义觉迷录》来予以论述。以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性为其所建政权统治根基的观点，无视胡汉各族密切交流交往、逐渐融为一体的历史事实，无视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和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是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性质的根本性曲解和误读。

警惕别有用心的鼓噪

“胡族汉化亡国论”形成久远，影响广泛，中国历史上部分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及其利益的维护者受到这一观念的束缚，一些中国传统学人和海外汉学家亦深以为然。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亟待超越前人的历史局限，走出偏见与误区。

中国传统历史认知下的“胡族汉化亡国论”关注腐败与汉化的关系，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的腐化视为汉化的必然结果，是对腐败本质的错误理解，实质是民族问题意识的“泛化”。

海外汉学界“胡族汉化亡国论”深受近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民族性的片面强调、对草原游牧文化的片面美化和对汉文化的刻意贬低。这种论述脱离中国历史实际，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歧视和文化偏见。特别是其刻意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叙述进行“去汉化”操作，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述中分离出去，本质上是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叙述体系的解构。这种观点既在学术上引起了认知混乱，更对当前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埋下巨大隐患，产生了削弱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消极作用，具有瓦解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的潜在危害，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大局形成一定压力，也为国际反华势力挑动舆论、制造事端提供了温床，值得高度重视和警惕。

在这方面，学术界并非没有前车之鉴。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满蒙非中国论”、“长城以外非中国论”。到了40年代，宫崎市定更借关于“朴素主义”与“文明世界”对立的论述，认为数千年的汉文明已经“老了”，“医治文明病，方子只有一个，那就是注入朴素主义”，而日本正是那个拯救中国文明病的“朴素主义民族”。不难看出，以上两位日本学者的所谓“学术观点”，其实都是赤裸裸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及对整个东亚地区的侵略战争进行舆论鼓噪。

令人忧心的是，海外汉学界的“胡族汉化亡国论”虽然形成时间不长，但是其学术影响却持续扩大，不仅“新清史”在这一思维惯性中越走越远，日本东洋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也一以贯之，不容忽视。近年来杉山正明系列元史论著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广受追捧的现象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下，这种学术思潮盛行于国际学术界，一定程度上影响、控制了国际学术话语权，使得国内学术界亦难免受其影响。

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互动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政策不但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壮大，而且推动了民族融合，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更不容贬低。在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汉化问题上，我们亟须超越中国古人及传统学人的历史局限，更需走出海外汉学界的理论误区与文化偏见，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学术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