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代轮台县在今乌鲁木齐市附近,可以同时通达北庭与西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唐朝进入西域之初并未设立轮台县,而是对此地的处月部采取了以羁縻为主的策略,先后在处月部设立了金满州、金满州都督府。长安二年(702)以后,随着轮台县的设立,唐朝逐渐加强对天山北麓的直接控制,轮台县成为一个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轮台守捉等天山北麓诸守捉的建立,也标志着唐朝加强了这一区域的军事实力。唐朝经略轮台的历史过程也体现了唐代西域经营策略的转变。
关键词：轮台县;轮台守捉;处月;金满州;北庭;西州;
唐朝的西域开边之策曾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不仅牢牢控制了天山北麓,也保障了丝绸之路碎叶道的通畅。实际上唐朝在西域的经略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在天山东部的统治中心北庭,就经过了庭州——北庭都护府——北庭节度使的军政体制发展过程。1而作为碎叶道重要交通节点的轮台,是唐朝在天山北麓经营的又一个重点。唐朝对轮台的经略是从以羁縻为主转到军镇化时代的直接控制,这在其西域经营史上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轮台因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而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不过相关成果大多集中在讨论唐代轮台县的具体位置。关于唐代轮台的军政建制的发展过程以及轮台县、轮台守捉的军政职能,此前似少见探讨。本文即拟结合传世史料与出土文献,梳理唐代轮台建制的发展变迁历程,以期窥测唐代西域经营的发展大势。
一唐代轮台的地理位置
唐代轮台县隶属于北庭都护府,虽然使用了汉代轮台之名,但显然与位于天山以南的汉轮台故址并不在一处。关于唐代轮台县的地理位置,《元和郡县图志》载轮台在庭州以西“四十二里”,2当是“四百二十里”之讹。《新唐书·地理志》则是详细记载了天山北麓诸守捉的道里,轮台至庭州的里程合计为三百二十里。3耶律楚材《西游录》载别石把(即唐代北庭)“城西二百里有轮台县”。4《长春真人西游记》则载“其西三百余里有县云轮台”。5诸书记载里程并不统一。清代史地学者大多据史料认为唐代轮台在阜康、迪化(今乌鲁木齐)、昌吉之间。上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关于轮台的具体所在进行了大量研究,先后有乌鲁木齐市以北的米泉(今米东区)6、乌鲁木齐市以南的乌拉泊古城7、昌吉市区内的昌吉古城8、阜康市北的阜北古城等诸说9。可惜目前尚未见有十分明确的考古发掘证据证明其所在,基于对新疆古代城址的调查和研究,多数学者还是认为轮台县应是乌拉泊古城,这里也暂从此说。无论如何,轮台县一定是在今乌鲁木齐周边不太远的范围内。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曾根据岑参诗中对“轮台”的描述,提出天宝十三、十四载(754、755)以后北庭都护府治所从金满县迁到了轮台县。10不过,薛天纬先生指出唐代诗文中出现的“轮台”,很多情况下只是汉代典故,代指西北边地或北庭都护府辖区,而非特指轮台县,也就是说不能据诗文判断北庭都护府曾迁至轮台县。11目前学界大多认同薛说。
唐代轮台县所处的地域是天山交通的一处十字路口。由众多山脉组成的天山山系横亘在欧亚大陆腹心,必然形成地理的阻隔,古代交通路线实际上都是沿着山间廊道和南北山麓行进。从整个内陆欧亚的大格局来看,天山东部无疑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正当北方草原进入西域的重要通道,也是自中原进入西域的重要门户。唐朝自东向西进入西域后,首先就是在天山东部建立了伊、西、庭三州。而从天山北麓的小环境看,唐代轮台之地则明显又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新唐书·地理志》载:
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12
可见,轮台县正位于自北庭通碎叶的“碎叶路”上,自轮台向东可以沿天山北麓到达北庭。自轮台向东南入山则可以通达西州,即敦煌所出P.2009《西州图经》中记载的“白水涧道”。从唐朝经略北庭以西的过程看,掌控轮台对经略天山北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羁縻府州的建立:从瑶池都督府到金满州都督府
唐朝进入西域之前,天山北麓地区主要在西突厥及其别部处月、处密等的控制之下。13一般认为处月部在今乌鲁木齐附近,即后来的轮台县所在之地,而史料中常与处月部一同出现的处密部可能在今玛纳斯一带。14敦煌P.2009《西州图经》载有:
白水涧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15
这条白水涧道,即自今吐鲁番市经白杨沟到乌鲁木齐市的道路。16实际上唐朝在贞观十四年(640)占据天山北麓的可汗浮图城并设立庭州之时,没有立即在处月部之地设立轮台县。贞观十六年魏王李泰主持编成的《括地志·序略》中提到:
至贞观十四年克高昌,又置西州都护府及庭州并六县。17
这大致反映了庭州初置时的情形,根据相关史料可以确定西州建立伊始就设有五县,则庭州最初只设有一县,很可能就是州治所在的金满县。唐朝最初能够直接控制的就是庭州附近很小的范围。处月部以及散落在天山之间的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落、天山以北的葛逻禄等部,还在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的控制之下。18处月既是西突厥威胁西、庭二州的前沿基地,也是唐朝试图羁縻的要地。
早在贞观十六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就曾派遣处月、处密等部袭扰西州。19直到贞观十九年,唐朝才派出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与屯卫将军苏农泥孰赴处月、处密进行抚慰,《阿史那忠碑》和《阿史那忠墓志》也记载了其安抚处月之事。20阿史那忠为东突厥小可汗苏尼失之子,归降唐朝后尚宗室女为妻,唐史比之于金日磾。21至于苏农泥孰,从姓名上判断有可能是出身于东突厥的苏农部。可见唐朝派出安抚处月的阿史那忠和苏农泥孰兼具唐朝官员和东突厥旧部两种身份,体现出唐朝希望以草原风格来解决处月问题的意愿。又,《文馆词林》卷六六四载有《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蜜(密)诏》中有:“屯卫将军苏农泥孰仍兼吐屯,检校处月、处蜜(密)部落。”22诏书明确说苏农泥孰是作为吐屯来检校处月、处密,吐屯是突厥官职,西突厥曾向西域诸国派遣吐屯以“监统之”。23唐朝无疑借鉴了西突厥的这一策略,对处月、处密进行羁縻。
贞观二十三年(649)二月,唐朝设立瑶池都督府,并任命叶护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这是唐朝首次在西突厥故地设立羁縻府州,史载贺鲁“统五啜、五俟斤二十余部”,24则贺鲁是以瑶池都督的身份统领了西突厥诸部。不过很快贺鲁就在永徽二年(651)西逃,瑶池都督府也在永徽四年罢废。《新唐书·沙陀传》载:
贺鲁来降,诏拜瑶池都督,徙其部廷州之莫贺城。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亦请内属。永徽初,贺鲁反……废瑶池都督府,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25
可见瑶池都督府与处月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据《太白阴经》所载,瑶池都督府就设在处密部。26在天山东部的统治中心可汗浮图城——庭州被唐朝控制后,位于天山中部的处月、处密部就成了安置瑶池都督府的核心地区。瑶池都督府的设立,也表明唐朝开始试图以羁縻府州的形式对西突厥诸部进行统治。
永徽四年唐朝废瑶池都督府后,于永徽五年在处月部设置金满州。27据前引《新唐书·沙陀传》,唐朝还一并设立了沙陀州。金满、沙陀二州虽然仍然是羁縻州,但他们的设立表明唐朝放弃了以瑶池都督府一府来统领西突厥的策略,开始在各个部落分别设置羁縻府州。尤其是显庆五年(660)前宰相来济出任庭州刺史后,一度在庭州广置羁縻府州。《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庭州”载:
后为贼所攻掠,萧条荒废,显庆中重修置,以来济为刺史,理完葺焉。请州所管诸蕃,奉敕皆为置州府,以其大首领为都督、刺史、司马,又置参将一人知表疏等事。28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西突厥东部的五咄陆部落以及三葛逻禄部落都分别设立了府州。这实际上细化了唐朝对诸部的统治,分而治之,因地制宜。
位于处月部的金满州还经历了从羁縻州到羁縻都督府的升级,《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记载的北庭都护府所辖羁縻府州中有:
轮台州都督府
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为府。)29
可知在龙朔二年(662)金满州已升为都督府。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了金满州“隶轮台”,也印证了处月、金满州与唐朝轮台县在地理上的对应关系。吐鲁番巴达木107号墓出土有龙朔三年(663)《粟特语唐金满州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便钤有“金满州都督府之印”,是难得一见的涉及金满州都督府的重要出土文献。整理者刊布的汉文译文为:
此处皆无[……]。其地遥远,吾等不得使[之?]离去。哥逻禄[百姓……]吾等已遣[……]往西州。其后[当?……]……其人众上来(至此),吾等若得消息,将与[汝?]相知。[于时]龙朔三[年][……]30
内容主要是金满州都督府与西州都督府探讨如何安置葛逻禄百姓的问题。吐鲁番出土《唐龙朔二、三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31文书对此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大致是原隶属于大漠都督府的葛逻禄步失达官部落一千帐自金山南下,寄住在金满州一带。金满州刺史沙陀某希望将其发遣回大漠都督府,于是朝廷命西州都督府与漠北的燕然都护府共同处理此事。这一方面体现出金满州都督府在唐朝处理天山北麓的事务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具有一定的职能;另一方面作为羁縻府州的金满州都督府,还是要在作为正式州府的西州都督府的协调下处理相关事务,也体现出以正州控御周边羁縻府州的意味。
关于前引《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的轮台州都督府,这显然也是一个“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的羁縻府州。虽然与作为正式属县的轮台县在地理位置上可能相同,但从行政建制上来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机构。林必成提出在庭州升级为大都护府之后,轮台县也升级为轮台州都督府。32这显然是混淆了正式州县与羁縻府州之间的区别。可惜《新唐书》只列举轮台州都督府的名目而无具体信息。薛宗正推测轮台州都督府似是设置于处密部。33不过从名称看,轮台州都督府应当还是在轮台县附近,或许是由金满州分置。
三轮台县与轮台守捉的建立与发展
关于轮台县设立的时间,《通典·州郡典》载北庭都护府所领金满、蒲类、轮台三县“并贞观中平高昌后同置”34。《旧唐书·地理志》亦载北庭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35《元和郡县图志》则载轮台县为“长安二年(702)置”。36前文提到,根据《括地志》所载庭州在贞观十四年初置时只领有一县,应当是附郭的金满县,而轮台县当时并未设立,故而《通典》《旧唐书》的记载有误。此外,前引《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松田寿男、孟凡人等先生据此认为轮台县的设置应当在永徽年间。37不过根据前文提到的《唐龙朔二、三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文书,在龙朔年间未见有轮台县参与处置金满州附近的事务,似可说明当时轮台县尚未设置。综合这些信息来看,轮台县的设置时间应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是在长安二年,即与北庭都护府设立的时间相同。也可以说,轮台县是随着北庭都护府的建立而设置的。
北庭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唐朝开始着力加强天山北麓的军政力量,北庭也逐步成为唐朝在西域的一个重要的军政中心,与西州隔天山相对,控制着西域东部地区。如前文所述,轮台正处在通北庭的碎叶道与通西州的白水涧道的交汇处,是连接北庭和西州的重要节点。随着北庭的崛起,轮台自然也会处于一个日趋重要的位置。因为其地理位置的便利,轮台也成为了丝路交通的一个重要的转运中心。吐鲁番出土《唐景龙三年(709)后西州勾所勾粮帐》有:
79二石六斗小麦,论台运欠,征杜□。38
可见早至景龙三年,轮台就在西州、北庭的转运事务中发挥着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一组天宝时期马料帐中,有多件文书钤盖有“轮台县之印”。其中,《唐天宝十三载(754)长行坊申勘十至闰十一月支牛驴马料帐历》文书在正面接缝处钤盖有“轮台县之印”11处,《唐天宝十三载交河郡长行坊具一至九月料破用帐请处分牒》《唐天宝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申上载在槽减料斛斗数请处分牒》《唐天宝十四载杂事司申勘会上载郡坊在槽马减料数牒》等文书,也都在正面接缝上钤盖有“轮台县之印”。39长行坊是西域各府、州、县的交通运输机构,上述几件文书中或许只有第1件与轮台县长行坊有关。其他几件实际上都是交河郡长行坊的相关文书,为何会钤盖“轮台县之印”尚未可知。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有白水涧道的通行,轮台与西州之间的交通运输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
轮台县同时也是唐朝在丝绸之路上商税征收点。《新唐书·焉耆传》载:
开元七年,龙懒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40
《新唐书·西域传赞》亦载:
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费倍,此盛王之鉴也。41
大致同样是因为西域边军耗费太大,唐朝自开元七年开始在安西和北庭征收商税,以此供军。由于轮台正处在天山的十字路口,可以同时兼顾自西向东通往北庭和西州的道路,北庭的征税点就设在了轮台县。
出土文献中也屡见官员、百姓往来轮台的记载。吐鲁番出土《唐家书》中有:
由于文书残缺,不能完全通达文意,大致家书中提到的“轮台已来计会”是与定吉所买的人口和衣物有关,轮台可能是其贸易的中转之地。又俄藏敦煌文书Дх.11413v《唐安十三欠小麦价钱凭》中有:
1宇文天约妻安十三负王敬全小麦价钱二千
2二百文,待发轮台车到日
3检案宴示
4十五日42
文书中提到安十三欠了王敬全小麦钱2200文,所谓“待发轮台车到日”应是指等发轮台车回来之后再偿还。可以推测此处的发轮台车也是与商贸有关。更为有趣的是吐鲁番出土《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中:
59申康大之
60往轮台征债,
……
83牒康大之为往轮台事。43
由姓名推测,康大之有可能是在丝绸之路上往来贸易的粟特商人,他在西州申请过所是为了去往轮台“征债”。这表明轮台可能也成为了粟特商人的商贸据点之一。从这些事例看,唐代的轮台县因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已经成为了西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
除了轮台县以外,唐朝还设有轮台守捉。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2号文《唐轮台守捉典傅师表致三郎书》有:
1孟冬已寒,伏惟
2三郎尊体动止万福。师表驱役丁,
3未由拜奉,伏增战灼,无任下情,谨因
4儿吕该使往,谨奉状不宣,谨状。
5十月五日轮台守捉典傅师表44
据此可知,如同北庭以西“碎叶路”上的其他重要城镇,轮台同样也设置有守捉。其位置应该就是在轮台县。可惜上引文书并没有出现年份,根据英藏敦煌S.11459瀚海军文书来看,最晚在开元十五年(727)就已有了轮台守捉。45
目前所见关于轮台驻军的最早材料是吐鲁番出土《唐神龙元年(705)六月后西州前庭府牒上州勾所为当府官马破除、见在事》,其中有:
三匹,长安四年六月给论台声援兵随北庭讨击军不回。46
这里的“论台”即轮台。文书中提到西州前庭府为“论台声援兵”提供了马匹,而这些轮台兵马是跟随北庭讨击军,这或许是与当时碎叶附近的战事有关。而长安四年(704)这个时间正是在长安二年设立北庭都护府和瀚海军之后不久,可以推测在北庭设瀚海军的同时,轮台也有相当数量的驻军。此时轮台驻军的出现,也正好作为轮台县立足的军事保证。
轮台守捉在整个北庭的军事体系中,应当也是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根据孙继民先生的统计,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瀚海军属下守捉共有9个,包括沙钵守捉、耶勒守捉、俱六守捉、轮台守捉、东道守捉、神山守捉、凭洛守捉、西北道守捉、张(石?)堡守捉。47其中大部分都可以与《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守捉对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文书中还见有北庭瀚海军的三个行营。敦煌S.11459C《唐开元十五年瀚海军勘印历》中有:
7牒北庭府为年支□军中马料事。牒为轮台行营中
……
15牒解默、牒神山守捉、牒轮台守捉、牒俱六守捉、
16牒俱六行营、牒耶勒守捉、牒沙钵守捉、牒西北道守
17牒东道守捉行营、牒蕃馆、牒□坊、牒瓦窑、牒48
可见,瀚海军属下又有以轮台、俱六、东道三处为名的行营。“行营”一词可能最早就是指行动的军营,有时可以与行军混用。49当然这里的行营与史料中常见的中晚唐时期的藩镇行营并不完全相同,50但如果借之参照的话,可以大致推测有可能是瀚海军自轮台、俱六、东道三守捉抽调兵力组成行营,以进行某项军事任务,类似前文提到的“论台声援兵随北庭讨击”云云。根据藤井有邻馆藏第40号文书,俱六守捉至少有押队官11人。51按每队50人算,俱六守捉的兵马大致有550人以上,实力较强。由此来看,同样能够组成行营的轮台守捉兵力应该也是不少的。大历六年(771)九月,唐朝又在轮台设立静塞军,52轮台的军事地位又进一步提升了。
四从羁縻统治到州县与守捉:唐代西域经营的一个侧影
总体来看,唐代轮台的建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贞观十四年建立庭州至长安二年北庭都护府设立之前是第一个阶段,唐朝主要通过设立羁縻府州来统御轮台附近的处月等部落;长安二年北庭都护府设立以后是第二个阶段,唐朝主要通过设立轮台县、轮台守捉、静塞军等方式逐步加强对该地的直接控制。这一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唐代经营西域的一些特点。
唐朝对西域的经略是步步为营、逐步扩大控制范围的。尤其是相对于对天山以南绿洲国家的积极经营,唐朝对天山北麓的游牧部落还是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唐朝最初的策略便是希望利用西突厥内部争斗,扶植亲唐的可汗派系以实现羁縻。53而随着西突厥汗国逐步瓦解,唐朝也有序地构建起羁縻统治秩序,瑶池都督府与金满州都督府的先后设立就是这一策略的组成部分。关于唐朝的羁縻的思路,《李卫公问对》载:
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以隶安西都护。蕃汉之兵,如何处置?”靖曰:“……陛下置此都护,臣请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馈,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汉卒出焉。”54
李靖道出了唐朝设置羁縻府州的“治力之法”,此语来源于《孙子兵法》所谓“以近待远,以佚待劳”。即是说收汉卒于内地,以减省粮馈,同时恩信抚慰蕃兵,使之成为藩屏,当有事之时再出动内地兵马。即便“散守堡障”,也不会构成完整的军事体系。唐朝对瑶池都督府的策略基本也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只有西州、庭州保留了有限的兵力,当贺鲁反叛之时便是自内地发动行军征讨,这也是唐代羁縻之法的核心。
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唐朝的边疆经营策略也发生了转变,此前具有临时征行性质的行军开始军镇化。55及至唐太宗开元年间,已经在边疆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军镇、守捉的军事体系,力量有了大幅的提升。56长安二年(702)北庭瀚海军设立之后,唐朝在天山一带的军事防御也显著加强了。轮台县的设立大致也在此时。57虽然羁縻府州的设置依然延续了下来,但唐朝在天山北麓设置的一系列守捉成为了其控制这一地域的新手段。唐朝在轮台驻军以及在天山北麓建立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无疑可以更好地控制这一地区,并随时应对军事冲突。例如在开元二年(714)前后东突厥大举进犯北庭时,轮台就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旧唐书·张守珪传》载:
开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瓘令守珪间道入京奏事,守珪因上书陈利害,请引兵自蒲昌、轮台翼而击之。58
在北庭遭受围困的情况下,张守珪就是建议从西州的蒲昌和北庭的轮台两个方向夹击来犯之敌。这一战略实施的前提自然是唐朝能够有力地控制住轮台。吐鲁番所出开元四年(716)《李慈艺告身》中有:“前后总叙陆阵,比类府城及论台等功人叙勋”云云。59可见在开元二年的战事中,唐朝确实是从轮台方向展开了攻势。唐朝也实现了通过设立守捉来直接掌控轮台等地军事的转变。
总之,在北庭设立瀚海军以后的军镇化时代,唐朝是采取了直接设立县、守捉、军镇的策略来更好地控制轮台。虽然金满州都督府等羁縻府州一直保留下来,但其军事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轮台守捉替代了,轮台县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唐朝控制天山的交通路线和税收。唐代轮台建制的发展变迁,也反映出唐代军事制度变革以及西域经营策略的转变。
注释
1参见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中西书局,2016年,第361～365页。
2《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4页。
3《新唐书》卷四〇,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7页。
4[元]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5[元]李志常著;王国维等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卷上,广文书局,1972年,第49页。
6王友德:《岑参诗中的轮台及其它》,《文史哲》1978年第5期,第78～80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3～64页。《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028页。《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3808页。
7林必成:《唐代“轮台”初探》,《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第39～50页。刘维钧:《轮台和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73～74页。陈戈:《唐轮台在哪里》,《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第91～99页。钱伯泉:《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50～58页。苏北海:《岑参〈轮台歌〉的几个考证》,《人文杂志》1984年第1期,第82～84页。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112页。徐百成:《读诗试考唐轮台地望》,《新疆经济报》1992年3月21日副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古城遗址》(下册),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27～328页。
8薛宗正:《唐轮台名实核正》,《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第136～146页。薛宗正:《唐轮台县故址即今昌吉古城再考》,《昌吉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11页。
9李树辉:《丝绸之路“新北道”中段路线及唐轮台城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3期,第52～64页。李树辉先生论文中关于先行研究的搜集十分全面,对本文撰写多有启发。
10王永兴:《论唐代前期北庭节度》,载氏著:《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8～101页。
11薛天纬:《岑参诗与唐轮台》,《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第38～46页。
12《新唐书》卷四〇,第1047页。
13《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第6153页。
14[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398～401页。此外,岑仲勉先生认为处月部在巩乃斯河流域至天山之北,处密部在塔城东南,但这一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见岑仲勉:《处月处密所在地考》,载氏著:《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第194～201页。
15《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16王炳华:《唐西州白水镇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第102～108页。
17[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5页。
18《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186页。
19《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85页。
20《阿史那忠墓志》录文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02页。《阿史那忠碑》碑文见张沛编著:《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21《新唐书》卷一一〇《阿史那忠传》,第4116页。
22[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第250页。
23《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81页。
24《新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7页。
25《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4页。
26[唐]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关塞四夷篇》,中华书局,1985年,第72页。
27《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6285页。
28《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3页。
29《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下》,第1131页。
30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31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08～325页。另参见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辑,2007年,第14～19页。
32林必成:《唐代“轮台”初探》,第42页。
33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00页。
34《通典》卷一七四,第4559页。
35《旧唐书》卷四〇,第1646页。
36《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4页。
37[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66～368页。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第68页。
38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47页。
3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版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67～497页。
40《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第6230页。
41《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第6265页。
42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86页。
4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4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版肆,第272～274页。
45录文见菊池英夫:《唐代边防机关としての守捉·城·镇等の成立过程について》,《东洋史学》第27号,1964年,第46页。
46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9～28页。
47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2～33页。
48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第127页。
49《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13,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50胡耀飞:《行营之始:安西、北庭行营的分期、建置及其意义》,《新疆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86～87页。
51关于藩镇行营,可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行营制度》,载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75～188页。
52《墨美》第60号《长行马文书》,墨美社,1956年,第10页。
53《旧唐书》卷一一《代宗本纪》,第298页。
54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7～347页。
55吴如嵩,王显臣校注:《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4页。
56[日]菊池英夫:《节度使制确立以前における“军”制度の展开》,《东洋学报》44-2,1961年,第54～88页。[日]菊池英夫:《节度使制确立以前における“军”制度の展开(续编)》,《东洋学报》45-1,1962年,第33～68页。
57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第97～103页。
58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第68～69页。
59《旧唐书》卷一〇三,第3193页。
60陈国灿:《唐李慈艺告身及其补阙》,《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4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