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立国中原的政权都必须综合考虑两个安全问题，一是防御北方游牧者的“边防安全”，另一是防范边兵武力失控的“政权安全”。为保障边防安全则必须设置强有力的边兵武装，但边疆武装势力坐大，一旦失控反戈，政权安全将遭受危机，二者间的平衡殊难把握。本文的“边兵”，并不单指戍守边疆的士兵，而是一个涵括边将、士兵以及相关军事体制的综合概念。当边兵反叛，且中央无法有效控制时，就形成边兵的失控。东汉西北的凉州兵团、北魏北边的六镇，以及唐代东北的军镇，在经略边疆、保境固土方面，都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后来都衍化成失控的边兵，对东汉、北魏以及唐政权分别造成致命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支边兵恰好分别分布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 [1] 的西北部、中部和东北部，这一地带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长期拉锯、持续互动的舞台。边疆是族群生存的资源和空间边界，虽是边缘却能够牵动全局，农牧互动所产生的影响不会仅仅局限于边疆，还将以某种形式作用到各自社会的内部深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2] 对农耕国家而言，边兵的失控可以说就是这种深刻影响发生的媒介形式之一。
东汉董卓、北魏六镇、唐代安史是三次典型的边兵失控，它们的发生与各自时代的边疆形势、内部军政局势以及胡汉互动特征密切相关。学界对三者分别已有深入的研究 [3] ，但尚未见到对三次边兵失控的综合比较研究。笔者认为三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对它们的发生以及背后复杂的边疆形势、内政局势及胡汉互动情形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或有助于深化对中古时期政治、军事、民族及文化问题的认识。
一 凉州兵团的形成与董卓的叛乱
凉州兵团的形成与贯穿东汉一朝的“羌患”紧密相关。东汉初匈奴南北分裂，南匈奴内附，东汉朝廷在公元73年和89年两次远征打击北匈奴，迫其向西逃遁，匈奴之患至此大体弥定。但与此同时，帝国西北的羌患浸盛，章帝后羌患逐渐升级，“众羌内溃”、“西州摇动”，不断虚耗着东汉帝国的元气。凉州毗邻羌人故地，民风彪悍，西汉以来大量的匈奴、羌人内徙，凉州的羌胡人口越来越多。两汉之际隗嚣、窦融利用善战的凉地边人与羌胡劲兵，对东汉政权的建立发生重要影响，故东汉朝廷一直刻意压制凉州豪族势力的发展，但由此而带来的副作用是凉州豪族与地方行政系统难以有效配合，朝廷在平羌战场上接连失败。汉桓帝之后，为了转变战场上的不利局势，朝廷被迫调整对凉州豪族的压制方针，开始重用凉州本土的兵和将，凉州兵团于是逐渐形成。在凉州兵团的镇压下，羌患逐渐得到弭平，但是东汉时期内地武备松弛、百姓忘战日久，强悍的凉州边兵对朝廷的政权安全构成严重危险。最终董卓掌握了这支力量并举兵向阙，东汉政权遭受沉重打击，从此以后就名存实亡了。
羌人种类繁炽，在青藏高原及沿高原的边缘区域均有分布，与汉王朝关系密切的是分布在河湟及河西地区的羌种。随着汉武帝扩张至河湟及河西，激化了汉羌矛盾。西汉时期皇权尚算强健、行政系统运转有效、军事机制运作正常、边塞烽火警备严明，羌人只在宣帝、元帝时爆发二次较大规模的反抗，赵充国、冯奉世率领的军队亦能有效压制。东汉初羌人为祸尚浅，汉羌战争规模亦不大，光武帝只是将之视为隗嚣势力的遗留问题，护羌校尉旋设即废。后来羌人问题逐渐严重，章帝时朝廷已开始重视，为之复收盐铁筹措军费，并恢复护羌校尉的设置，但尚未有大规模的用兵。安帝永初元年（107），羌乱突然升级，接连爆发了三次“羌人大起义”， [4] 一直持续到桓灵之世，整个朝野为之焦头烂额，朝廷多次向西北大规模调兵遣将，军费开支剧增，大量国力虚耗于此。
西汉以来朝廷对羌人持续执行内徙政策，大量羌人分布于帝国的西北边疆地区，一旦汉羌冲突爆发则“众羌内溃”。东汉羌患的不断升级与羌人内徙固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根本的原因，是内徙羌人始终遭受汉人政权及豪民的残酷奴役和虐杀，汉羌之间不但没能融合，矛盾反而更加激化。东汉初马援深知羌人难治，采取内徙羌人之策，将投降、归附及俘虏的羌人分徙于塞内郡县，其本意是拆解羌人势力，并期望内徙的羌人迅速被汉人社会同化，最终转变为帝国的编户民。内徙之策被后来主持羌务者纷纷效仿。但是，羌人内徙后，却遭受汉人社会的排挤和政权机器的严酷奴役，不但没有被同化，矛盾却愈加剧烈。两汉之际历仕陇右、河西的班彪指出：“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 [5] 羌人内徙与汉人杂处后，不断遭受基层小吏及狡黠汉民的侵苦。地方郡县对待羌人的方式更为强横残暴，章帝时安夷县一名县吏霸占羌妇，被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不论事件原委就领兵追缉，导致“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 [6] 。羌人之家庭、财产完全没有保障，霸占羌妇之类的行为恐怕并不少见，地方官府则完全站在汉人一方。这里的“种人恐见诛”颇可留意，一个羌人犯法可能祸及整个种落，明帝时烧何部就因一人犯法种人被杀六七百人，汉人官吏从来不惮多杀羌人。安帝永初元年（107），被强征前往西域作战的羌人逃散，此事本身只是普通的逃兵事件，但官府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扩大了事态，各郡发兵拦截，甚至倾覆羌人庐落，致使诸种大豪惊惧奔溃，“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 [7] ，第一次“羌人大起义”爆发。
为弭平羌乱，东汉朝廷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很大的努力，却既没有触及汉羌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战场上也是接连兵败，这与东汉的内部军政局势有密切关系。东汉定都洛阳，造成关中地区的衰落； [8] 对地方武备的限制及都试的废除，造成内郡兵不堪战斗； [9] 章和之后中央政治更是陷入外戚宦官轮流掌权的状态，腐败丛生。以平羌军事为例，朝廷支出军费上百亿钱，府帑为之空竭，但“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 [10] 。如此之将率领缺乏训练的军队，故而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邓骘败于冀西，任尚败于平襄，司马钧败于丁奚城，马贤败于射姑山，赵冲败于鹯阴河。
凉州地方豪族与东汉政权的关系，也许值得特别注意。杨永俊指出，正是由于东汉对凉州豪族的防范和压制，削弱了地方政权的基础，使凉州郡县的行政和军事功能难以发挥。 [11] 羌人初起时实力并不强，王符指责凉州地方官员手握重兵却畏惧避战，纷纷建议内徙郡县而导致羌患浸盛。 [12] 凉州地方官无守战之意，可能确实如此，但认为这些守令拥有足以制敌的军事实力，却不一定是事实，郡县体制必须得到地方豪族势力的支持才能有效运转。“东汉政府对陇右豪杰与羌胡之间联系的过于严密的防范，及对陇右地方势力的过度削弱，在防止陇右地方势力趁‘羌乱’之机起事上很见成效，……但是这一强干弱枝的做法，在事实上却大大削弱了陇右地方政权的力量，致使陇右地方政权在‘羌乱’之际无所适从，既不知如何协调和解，又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陇右地方势力一旦被削过甚，那么陇右地方政权就失去基础，其有效的行政和军事职能也就难以发挥。” [13] 凉州豪族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脱节，郡县机制在凉州地区运作得并不顺畅，地方守令并不能动员足够的力量来应对羌乱。
为了改变平羌战场的局势，桓帝时朝廷的政策逐渐发生重大转变。首先，加大了对凉州本地兵的使用。虞诩曾对汉军多败做了战术上的分析：“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 [14] 数十万平羌军队绝大多数是来自内郡的步兵，虞诩建议罢步兵而多用边郡骑兵，这一建议看似只是战术的改变，实际上却关涉平羌军队士兵籍贯和身份的改变。凉州处在农牧交错地带，民风彪悍，百姓善于骑射。内徙的羌胡不但没有被汉化，凉州地区反而发生逆向的羌胡化。随着对骑兵的重用，大量凉州骑士以及归义羌胡逐渐成为平羌军队的主力。其次，起用凉州豪杰，凉州本籍将领逐渐崛起。朝廷在不断的军事实践中逐渐明白只有凉州兵能对付羌乱，也只有凉州将能指挥凉州兵。 [15] 凉州将对本地山川地形、羌胡习俗有深入了解；自古山西出将，凉州将勇猛善战、精通兵略；凉州将体恤士兵，由于同乡关系，凉州兵更愿意为本籍将领卖命，兵将结合更为紧密。征召凉州本籍的士兵、起用凉州将领，意味着朝廷压制和防范凉州豪族政策的废止，凉州地方军事势力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壮大。在战术、战斗力，以及兵将关系方面，凉州军队与内郡军队形成截然对比，很快逆转了战场形势，“西羌于此弭定”、“东羌悉平”。
在边疆安全与政权安全两者之间，东汉朝廷起初偏重政权安全，主要征发关东军队平羌，继续压制凉州势力。在平羌战争接连失利的情况下，朝廷不得已转而重用凉州兵以及凉州将，确实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羌患基本弭平，但同时也给自身政权安全悬上了一柄利剑。桓帝延熹二年（159），李云露布上书云“西北列将，得无解体”？ [16] 即表达了对凉州边兵的担忧，表明朝廷对凉州兵团的控制力是有限的。朝廷也意识到这一点，陆续将其将领“凉州三明”调离西北，但并不是说随着三位将领的离开，凉州兵团就瓦解了，“三明”的下属旧部仍然维系着凉州兵团的存在，一旦有新的时机，则会涌现出新的领袖，因此，朝廷并未解决凉州边兵问题。
后来董卓抓住时机掌握了这支武装。在凉州三明时期，董卓只是张奂手下的一名中级军官，羌乱平息后调任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从羌患平息后董卓的仕宦经历我们可以发现，朝廷开始有意将凉州的中级军官调离，若沿着这个趋势发展，凭借中央的权威和全国的资源，或可逐渐解决凉州边兵问题。但是东汉末年起义、叛乱频发，没有解决该问题的大环境。不久之后黄巾起义爆发，朝廷派出四位中郎将领兵镇压，其中董卓和皇甫嵩来自凉州。同年冬天，凉州的边章、韩遂反叛，董卓又回到凉州战场。在平叛期间，董卓逐步建立了与凉州军队强烈的隶属关系，以至于只有他能指挥得动这支军队，甚至昏庸如灵帝也意识到凉州边兵对朝廷的严重威胁，在驾崩之前接连诏董卓入京。灵帝驾崩后，趁着洛阳士大夫与宦官争斗变乱的时机，董卓率军进京，废立皇帝，掌控朝政。之后袁绍号召讨卓，关东诸侯纷纷兴起，东汉政权又经历了迁都之劫，当献帝历经艰辛重回洛阳时，天下已经是诸侯割据的局面了，东汉政权在曹操的挟持下名存实亡。凉州边兵的失控，成为东汉政权衰亡的重要节点。
二 北魏的军镇制度及六镇的失控
拓跋珪重建拓跋政权之后积极进取中原，同时随着拓跋鲜卑势力的逐渐南移，北漠的游牧联盟柔然在社仑可汗领导下统一漠北，建立柔然汗国。当时拓跋鲜卑面临两个战略问题：一个是对中原各政权的战争与征服以统一中原；另一个是对柔然的防御与进攻，保障平城京畿的安全。到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北魏国家的南征北讨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原方面，渐次征服后燕、大夏、北燕、北凉，完成对中原的统一；在北方草原方向，面对柔然的进犯，北魏逐渐建立了北边防御体系。无论是经略中原，还是捍卫北土，军镇制度在其中都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军镇是一种军事化的地方统治体制，是在新占领区或边防要地实行的一种军事占领制度。
后燕、大夏、北燕、北凉等胡族政权在其统治区域内均或多或少取得了当地大族的支持，具备一定的政权基础。北魏征服后同时采取两方面的措施巩固统治。首先是徙民，正如谷川道雄指出的：“在北魏征服华北过程中，一般都伴随着徙民。多数情况是将被征服民从旧政权的所在地迁徙到北魏政权首都平城。” [17] 为了摧毁敌对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充实平城京畿，北魏每征服一个胡族政权，都会将其首都及主要州郡的守宰、民吏、豪杰强行迁徙到代地。其次是在新征服地设置军镇。北魏统治的区域类型复杂，对不同地域实行不同的制度，“其于东南汉人区域，则袭用汉人旧制，以州郡县治之；其于鲜卑本族，则以鲜卑旧俗之领民酋长治之；其于汉人以外之被征服族群，则常以护军治之”。在地方上虽然根据地区、族群的不同而有设置州郡县、领民酋长或护军的区别，但除此之外，军镇制则一律施行于全国各地。 [18] 北魏在地方实行一种双轨制的统治，以军镇制配以郡县制、领民酋长制或护军制。
严耕望将北魏军镇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设州郡县地区之镇；二是与州郡并置且同治所之镇；三是参间于州郡区域内，自统面积土地与人民，而无州郡与之同治之镇。 [19] 第一类主要分布在北方及西北边境地区，第二、第三类主要分布在中原新占领区。虽然在州郡县和军镇并置的地区，一般有军镇治军、州郡治民的区分，但“镇将例都督本州军事且或兼督附近诸州，并有兼本州刺史者。当时制度，既督军事，实即干预一切” [20] 。所以镇将权力极大，统领军政诸务、威震一方。也就是说，在中原新占领区实行的其实就是军镇镇将统管总领之制。北魏政权在中原新征服区建置军镇、派遣镇将、驻守重兵，其目的是加强对目标区域的军事控制能力，发挥武力威慑、勘定叛乱、抵御侵犯的军事功能。 [21]
5世纪初柔然强大，不但对北魏北方边境以及京畿的安全构成威胁，对北魏统一中原的战争也构成牵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魏开始在北边修筑长城，并建立以六镇为核心的军镇防御体系。 [22] 所谓“六镇”，从西向东依次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个军镇，与六镇性质类似的军镇，还有赤城、御夷、薄骨律、统万、高平、凉州、敦煌、鄯善等。这些军镇属于严耕望所说第一类型的军镇，边疆的广阔地域内不设州郡县，专由军镇管控。
北魏沿着北边以及西北边疆设置了多个军镇，但为何只有沃野等六个军镇获得了“六镇”的专称？ [23] 其他相类毗邻的军镇为何不预“六镇”之列？据严耕望、康乐的考证，沃野等六镇的建置时间集中在太武帝延和至太平真君年间，六镇在这个时段集中设置，除了作为北边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之外，亦与神 二年（429）远征柔然，俘获大量高车、柔然人口有关。 [24] 429年，太武帝远征柔然取得重大胜利，大檀绝迹西走，“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前后归降及俘获的高车、柔然人逾40万。北魏将超过40万的降获之民安置在北方边境地区，他们成为北魏统治下的人口。《魏书·世祖纪》记载曰：“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 [25] “新民”就是这些新降获的游牧人，从阴山到濡源的区域，基本上与从沃野到怀荒六镇的分布一致。为了控御这些移动性很强的游牧族群，北魏规划并集中设置了“六镇”，六镇除了是北边防御体系的主要构成之外，亦承担着对超过40万高车、柔然人的统治任务，是为此专门集中设置的，故而“六镇”作为一个专有称谓出现在皇帝、大臣的谈话以及官方文书中。
北魏是凭借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集团通过武力征服逐步建立的。作为一个征服国家，北魏统治前期国家的军事化、部族化色彩甚为浓厚，驻扎在南北各地军镇的军事武力，是北魏政权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关键。驻扎在南北各地军镇武装的核心力量都来自“代人集团”。康乐指出，在4世纪末的平城及其邻近地区，以拓跋鲜卑为主，包括早先归附的各个北亚部族，形成了一个超越自然血缘的地缘集团，“代地”成为他们唯一的家乡，经过离散部落之后，他们之前的部族身份逐渐淡化，主要以“代人”的身份活跃于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舞台上，之前的部族酋长成为贵族，之前的部民成为普通代人，他们共同构成“代人集团”。“代人”掌握着各地军镇的统治权力，构成武装力量的核心部分，是北魏依靠的基本军事力量。 [26] 驻扎在各军镇的代人被要求著籍当地，可视为首都平城“代人集团”的派出分支，是北魏国家在新征服区及边境区域最为倚重的力量，国家也给予这批人极高的待遇和荣誉，“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 [27] 。
北魏国家的存在及其运作的原理机制，就是国家政权与“代人集团”及各军镇“代人分支”之间荣辱与共、密不可分的关系，平城和分派在各军镇的“代人”，构成一个共同体，北魏国家的稳定程度与这批人的忠诚度成正比。随着征服事业的扩大，各军镇军队中逐渐加入了新的成分，军镇的性质随着这些新成分的加入而开始出现某种变化。新加入的成分，首先是中原大族子弟。在征服的过程中，山东、关中、凉州等地的汉人大族被迁徙到平城，如西州名儒刘昞被迁徙到平城，其三子后来被调配到不同的军镇中。史籍中多这样的记载，传主家族本为某地大族，然后“魏世分镇北边，因家焉”，“以豪族徙北边”，随例迁入某某镇，因家焉，成为各地军镇的构成成分。其次是刑徒兵，秦汉以来一直有使用刑徒兵的传统，北魏也采取这种补充兵员的方法，这些人在军队中地位低下，主要从事杂役苦役，甚或在战场上充当炮灰。除此之外，六镇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构成，即高车、柔然的酋帅。如前文所述，六镇的设置与统治数十万降附的高车、柔然人有关。这些为数众多的降附人口仍然保持着游牧的生活方式和部落的组织形式，六镇官方只能通过原有的部落酋帅对他们进行间接统治，部落酋帅在军镇中担任中低级官职，他们的部民却是六镇机构管控的对象。\r
中原强宗、配军的罪犯、降服的部落酋帅是六镇的中下层，与鲜卑贵族及“代人”子弟所代表的北魏国家的利益并不一致。六镇地区众多的高车、柔然人，是六镇军队威慑的对象，是被统治者，但他们的部落首领，在六镇军政机构中却占有一定的位置，虽然可能是卑微的。 [28] 六镇的内部构成越来越复杂，不同利益要求的冲突和潜伏的矛盾逐渐交织累积。
为了加速汉化改革，建立魏晋型的文治政府，孝文帝迁都洛阳。迁都之后由六镇直接处理北疆事务。 [29] 表面上看六镇的地位似乎更重要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太和之后柔然由于自身内乱而衰落，对北魏政权不再构成重大威胁。南迁洛阳后北魏国家的战略重心转移到经略南方，六镇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更为关键的是，整个国家朝向文治型转变，势必对前期形成的与军事征服一致的国家机制形成背反。从此之后镇将选举转轻，六镇甚至成为当权者贬黜异己者之所，包括六镇在内的所有军镇地位骤然降低。
孝文帝试图建立门阀主义的社会，制定姓族等级，官职的获取依据门阀，并逐渐限制武人的入仕及升迁途径。随着国家机制的变化，“代人”共同体开始分裂，迁洛的“代人”在门阀序列中占得较好的位置，较快适应了文治政府。各军镇著籍的“代人”是这一转变的失意者，“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 [30] 。特别是在六镇，自从迁都洛阳后，“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 [31] 。出任镇将的不再是“盛简亲贤，拥麾作镇”，而是“底滞凡才”，出镇边地不再是荣耀的事情，“代人”子弟多不愿出镇北边，犯罪配边者越来越多。北魏后期，整个六镇笼罩在萧条、失落、怨恨、不满的氛围之中。六镇整体的衰落、资源的匮乏，使得内部的利益矛盾愈加激化，镇将以及司马、戍主、军主等中高级将领对处在下层的汉人、酋帅及普通镇人的剥削与压迫越来越重，反叛的情绪和力量不断累积，爆发只需要一个契机。
正光四年（523），柔然对六镇发动劫掠，怀荒镇民向镇将请求赈济被拒绝，镇民愤而杀镇将。次年三月，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杀死戍主，发动反叛，六镇纷纷响应，整个六镇陷入战火。“六镇起义”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发生在六镇本土，后期发生在河北。前期起义在北魏政府及柔然的联合下勉强被弭平，20万镇民投降。围绕投降镇民的安置问题，对六镇问题认识较深的元渊建议于恒州北部新设郡县安置，朝廷最终却决定将他们安置在河北的冀、定、瀛三州地区。当时北魏朝廷本身深陷权力斗争之中，腐败丛生，国势衰败；河北地区连年饥荒，根本无力容纳如此多的降民，20万镇民携家带口而来，与河北本地势力的矛盾不可避免，元渊感叹：“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作。” [32] 果然，不久后河北的六镇镇民杜洛周、鲜于修礼、葛荣等发动了“六镇起义”的第二阶段。六镇失控之后，关西地区亦暴乱不止，北魏朝廷已无力应对，游牧于秀荣川的领民酋长尔朱荣乘势而起，并乘胡太后毒杀孝明帝之机进入洛阳，掌控政局。尔朱荣出兵镇压了镇民起义，在镇压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的六镇力量，在增强本身实力的同时，亦使他的集团成分变得更为复杂。当尔朱荣被孝庄帝刺杀后，尔朱集团很快瓦解，六镇力量分化为怀朔与武川两个集团，在高欢和宇文泰的带领下，主导着北魏之后的历史，北魏政权在东、西魏的分立形势下名存实亡。
三 唐代军政变局与安史之乱的发生
安史之乱如此重大的边兵失控，导致其发生的因素定然是多方面的，甚至包括某些偶然因素的作用。在众多原因之中，最具决定性的是唐代中前期军事、政治局势的一系列变动，唐玄宗对安禄山异乎寻常的信任，亦能从当时的军政情势变动中寻出缘由。
唐代中前期军政局势的变动，与周边外患之迭兴有密切关系。若论边疆外患之盛，周边族群迭相兴衰之剧，外族与中原王朝关系之错综复杂，无出唐代之右者，东突厥、薛延陀、吐蕃、南诏、后突厥、回纥、契丹、奚等边疆少数族群政权迭相兴起。《资治通鉴》将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追溯到唐玄宗的四夷政策，“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 [33] 。但是细究起来，玄宗时期的四夷方针与太宗、高宗比起来，表现出的却是收拢，甚至是保守的趋向，很难说得上是“有吞四夷之志”。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战胜颉利可汗，接着平吐谷浑、讨薛延陀、定高昌、征高丽，四夷皆附，天下安定，太宗获得“天可汗”之号，自赋诗曰：“已知隆至道，共欢区宇一。” [34] 诚如陈寅恪所论，这些胜利的取得固然由于唐朝君臣之奋发，但并不意味着承隋末丧乱残破之中国的唐廷本身军事实力有多强大，而是突厥本身遭遇严重的内外部困境，“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 [35] 。高宗时期吐蕃崛兴，对陇右、河西、西域甚至关中构成威胁，高宗仪凤年间唐蕃之间爆发一场大仗，18万唐军惨败。吐蕃的崛起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降附的东突厥部民此时开始反叛，在默啜可汗的领导下后突厥复兴，契丹、奚等部族在突厥势力的影响下更加叛服无常。 [36] 概而言之，在高宗武后时期，随着吐蕃的兴起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原本四夷宾服的局面猝然崩解，从东北到西北，唐代漫长的边境线面临的压力骤然增大。为了应对新的边疆形势，唐廷逐渐对相应的军事体制做了变革：首先是兵，从兵农合一走向职业兵；其次是大军区的确立，以及兵将之间的关系逐渐固定密切。军事体制这两方面的变化，是安禄山能够发动叛乱的制度背景。
唐初基本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和兵募制，由国家掌控户籍的编户民承担军役，轮番服役，平时由折冲府负责训练和管理，战时命将率领出征，战后兵归府而将回朝。府兵最重要的职能是宿卫和近戍，数量有定额，当国家发动大规模征讨时，需要另行兵募，兵募是府兵的重要补充。战争结束后，兵募解散归家，如果需要在征讨地镇守，亦有番代之制。不论是府兵还是兵募，都是兵农合一，征召自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其兵农合一和兵将分离的特征对农耕国家而言是非常理想的。但随着高宗武后时期社会形势的变化，兵农合一及兵将分离都不得不发生改变以应对。
府兵制实行的基础是国家直接掌握大量土地和人口，通过均田制和户籍制控制大量的自耕编户民，只有如此兵农合一的兵制才能有效运作。高宗武后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权贵豪强对土地的非经济强制占有，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不断侵蚀着国家的基层社会基础。张国刚指出，土地兼并发展导致唐朝基层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掌握土地的土豪富户需要劳动人手，失去土地的农民需要劳动机会维持生存，土地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唐朝坚持征兵制，势必与土豪富户发生人力争夺的冲突。土地关系的变化和赋役征收向“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人丁为本”的方向改革，兵役制度也势必要采取新的模式与之适应 [37] 。因此，招募的长征健儿等职业兵开始兴起，兵的身份开始发生变动，从兵农合一转向雇佣职业兵。
任何中原王朝都不是独自生存在亚洲东部的大陆上，始终是与周边众多的少数族群共生同存，立国中原的王朝都无法回避来自周边族群的冲击和压力。唐太宗乘东突厥内外交困的时机战胜之，在周边族群相对衰弱之时建立了唐朝在东亚世界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府兵制的缺陷并未暴露。高宗时吐蕃、后突厥、契丹、奚同时崛兴，唐朝的军事压力骤然猛增，府兵、兵募都是征自农民，平时的简单训练无法满足与善战游牧族群作战之要求，将领与士兵之间素不相习、恩情不接，整个军队的战斗力较低。同时，唐朝需要防御的边境线异常辽远，征召自内地的府兵和兵募，仅赴战场就需要奔波数千公里，耗费大量时月、军资，战士亦疲惫不堪。在边境的镇守时间也越来越长，兵士逃亡现象越来越严重。此外，朝廷在作战于西北时，就无法兼顾东北，反之亦然，往往顾此失彼，左右牵制。
唐廷的军事体制改革，一方面是招募自愿当兵长镇边境的健儿，健儿是以当兵为谋生的职业兵，不再是兵农合一下的征兵。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的正月迎气诏曰：“朕每念黎氓，弊于征戍，亲戚多别离之怨，关山有往复之勤，何尝不恻隐于怀，寤寐增叹，所以别遣召募，以实边军，锡（赐）其厚赏，便令长住。今诸军所召人数向足，在于中夏，自可罢兵。既无金革之事，足保农桑之业。自今已后诸军兵健，并宜停遣，其见镇兵并一切放还。” [38] 招募自愿镇守的职业兵，并给予厚赏报酬，内地百姓就可以不预兵革之事。另一方面是在边疆地区设置能统一军令、协调作战的大军区。 [39] 唐初在边疆设置的镇戍分散、军力弱小，战争爆发例由朝廷命临时性的行军大总管出征。外患压力并起之后，这种制度已经不再适用，唐长孺论曰：“为了避免远道调发，为了明确防御责任，为了在较大地区内有统一的指挥，高宗以后，临时性统率的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 [40] 节度使作为大军区的最高长官在开元时期确定下来，沿帝国边疆形成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九个节度使及岭南经略史共十个大军区。新的外患形势及国内社会经济条件变化，逼迫出了以职业兵和大军区为特征的新军事体制。
唐初分散弱小的镇戍集结成大的边防军区，府兵制下的兵将分离彻底逆转，边防健儿与各级军将、各级军将与节度使形成了牢固的隶属关系，节度使的权力不断膨胀。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兵力总计57万，其中边兵49万，中央宿卫的彍骑数目为8万，且战斗力远逊于久经战阵的边兵。从唐初府兵时期的内重外轻之局，到玄宗时彻底衍为外重内轻。设置强大的边兵既然不能避免，玄宗亦应该有意识地使各军镇之间保持互相的制衡，但玄宗非但没有如此，反而使某节度使常兼任二区甚至三区，王忠嗣曾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节度使，哥舒翰后来兼任河西、陇右二节度使，所以安禄山兼范阳、河东、平卢三节度使，并没有显得有多突兀而引起注意。更有甚者，玄宗还使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河北支度营田使、河北海运使，成为控制河北道军事、政治和财政大权的最高长官，完全掌控一方。诚如岑仲勉先生所言，“其弊不在乎有边兵，而在节度使之权过重” [41] 。强大的边兵是必要的，但如唐玄宗这般赋重权予节度使，却是自掘坟墓。
玄宗对边兵防范意识的淡漠，可能与唐初以来的政治危机例由皇室内部接连不断的宫廷政变而起有关，玄宗本人就是经由这种政变而取得统治地位的，这使他将防范的重心全部放在皇室及京师内部。天宝之后，盛世的表象使玄宗执政的骄傲和怠惰之情同时滋起，得到杨玉环之后更是沉浸到老年享乐的富贵温柔之中。 [42] 玄宗此时心态的微妙状况已经无法探知，但李林甫至少在表面上将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新的军事体制也转型完成，效果显著，安禄山等边将亦保证了边疆的稳定。一种体制刚转型建立并运转正常，玄宗实在没有理由对之再做大的变动，于是一半出于事实、一半出于昏聩，玄宗认定天下运转进入了太平轨道。玄宗对安禄山异乎寻常的宠信，或许其中有一丝说不清的隐隐担忧，希图用对安禄山更大的优宠来化解这种担忧。章群指出西北系的军镇节度使与太子具有密切的关系 [43] ，这或是玄宗在昏聩晚年最后一步统筹大局的安排，后来拥立太子、对抗安史的军事力量，都是西北系的。其代价毕竟是中央权威已衰、中国已残破，并遗留下藩镇之患。
安史之乱的爆发还有其他缘由，比如李林甫建议节度使专用番将、安禄山与太子关系的紧张、杨国忠的逼反等，但最主要的还是安禄山能够在新的军事体制下聚集和控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下，朝廷对他的叛乱缺乏有效的压制能力。玄宗确实有好几个可以化解叛乱的机会，但都接连错失。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合聚在一起，造成了这出边兵失控的大戏。
四 结语
本文所论三次边兵失控，与各自朝代的周边族群局势及内部军政背景息息相关，具有各自的特征，同时亦具有某些结构上的共同之处。东汉董卓叛乱、北魏六镇反叛以及唐代安史之乱，都没有直接造成对应政权的灭亡，但毫无疑问地成为东汉、北魏、唐代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东汉政权并没有直接亡于董卓，但引发了一系列后续反应，关东地方势力在讨卓的口号下形成诸侯割据，汉献帝东归之后，东汉历史就进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尾声阶段，名存实亡。为了镇压六镇起义，北魏政权耗尽了最后的能量，六镇反叛的后续反应是尔朱荣的崛起，当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时，朝廷已经无能为力。尔朱荣镇压了镇民在河北的起义，同时也吸纳了大量六镇镇民，尔朱荣死后形成了高欢和宇文泰掌控的东、西魏，北魏政权分裂的同时亦是名存实亡。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廷迫不得已对安史残余势力多有妥协，唐后期之藩镇问题乃安史之乱引发的后续反应，虽然藩镇的类型可以有进一步细致区分，唐廷亦不是没有作为的余地 [44] ，但唐代后期政治始终笼罩在藩镇问题的困扰之中，国势不振，终致灭亡。
北方长城地带是历代中原王朝与游牧族群交往互动频繁的区域，凉州位于这一地带的西北部分，六镇位于中部，范阳、平卢位于东北部。三支边兵发展成为足以动摇天下的武装力量，并不是朝廷主动为之，而是在北方游牧族群的压力下，随着形势变化一步步转趋而成的。东汉朝廷对地方势力特别是凉州豪强的压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凉州处在西北边疆地带，当羌人反叛的压力越来越严重时，朝廷不得已转而重用凉州本土力量，才酿成日后凉州边兵的壮大强横。拓跋鲜卑本为游牧部族，当其逐渐立足中原向定居国家转变时，草原大漠新崛起的游牧帝国与之构成新的农牧互动关系。包括六镇在内的北边军镇，是北魏在柔然汗国的压力下渐次设置的，其中六镇还承担着管控数十万高车、柔然降附民的任务。唐代在高宗之后，从西北到东北，吐蕃、后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政权或部族同时强盛，职业兵、大军区以及节度使是在边疆持续的战争实践中逐步建立的，成为安禄山崛起的制度背景。拉铁摩尔说农牧互动的后果不会仅仅局限在边疆，还会影响各自社会的内部深层。三次边兵失控的发生及其对中古历史演进发生的重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拉铁摩尔的论断。
三次边兵失控都贯穿了某种形式的胡汉对立。东汉的凉州与游牧族群毗邻，民风颇受胡族影响。西汉政府将归附的、俘获的羌胡安置在凉州边境地带，东汉自马援以来一直执行内徙羌人政策，到东汉中期时据说内徙羌人数量已达数十万，而汉民数量却在持续下降。 [45] 将羌胡安置、内徙到凉州甚至三辅，本意是希望他们逐渐汉化、同化为编户民，但由于相互之间的矛盾处理不当，内徙羌胡的族群意识反而更加强烈，凉州边土之地的地理、人文环境也不利于其汉化的发展，整个凉州区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羌胡化 [46] 。羌胡化的凉州土人以及分布在凉州的归附羌胡，构成凉州兵团的主体部分，凉州兵团的反叛，与中央及关东诸侯的对立，也是胡汉对立的一种表现形式。拓跋魏本身就是游牧部族，其立国中原的过程充满了胡族征服国家的特征，在新征服地遍设军镇，北魏国家的存在原理与运作机制就是国家政权与各军镇“代人分支”之间荣辱与共和紧密团结，六镇与朝廷之间根本谈不上胡汉对立。但是当孝文帝迁洛，北魏朝向汉人文治型国家转变后，中央政府及迁洛“代人”转向汉化和文治化，各地军镇地位下降，镇人的荣誉和待遇降低，新的国家运作机制背弃了各地军镇。于是在仍然保持着民族旧风的六镇与汉化了的洛阳中央之间，形成了胡汉对立的形势。安史之乱体现出的胡汉对立，已是学界讨论详尽的问题。 [47] 安史之乱前，唐朝之夷夏观念异常开放，胡人风情文化成为流行的时尚。以东突厥衰落为媒介，大量胡族，包括西亚的昭武九姓胡移居到河朔地区。高宗后西北吐蕃的威胁大增，唐廷在东北采取退守之政策，周边的突厥、契丹、奚、回纥之人乘机大量移入，河朔之地之胡人数量空前剧增，而且河朔之最高军政权力掌握在杂胡安禄山手中，安史手下主要的将领皆胡人，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整个河朔地区之胡化倾向非常强烈，原本汉人血统的百姓也大多胡化，成为安禄山起兵的群众基础，于是在安禄山控制的河朔与唐中央之间，形成了胡汉对立的形势。
在东亚世界，立国中原的农耕国家必须面对与周边众多游牧族群共生共存的现实状况，需要不断地在与游牧者的互动中调整自身的政策和制度。边兵是中原国家边疆安全的保证，边兵失控对中原国家的政权安全又是极大的隐患，二者之间的平衡不易把握。东汉、北魏、唐朝在周边族群的冲击和压力下，不得已建立了强大的边兵，在边兵与中央之间又形成一定程度的胡汉对立，最终发展为边兵的失控。本文以“边兵失控”为切入点，一方面考察了三次边兵失控在背景、条件、契机及影响等方面各自的特征，另一方面从农牧互动、胡汉冲突的角度考察了三者在结构上存在的共性。对三次边兵失控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尝试，为加深理解中古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以及文化问题或有所贡献。
[1] 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
[2] 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
[3] 关于东汉凉州兵团，主要的研究有：朱子彦、吕磊：《论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薛海波：《试论东汉中后期羌乱中的凉州武将群体》，《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报）2008年第5期；森本淳：《东汉末年的羌族与汉族》，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陈勇：《凉州诸将与汉魏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91。关于北魏六镇叛乱，主要的研究有：康乐：《代人与镇人》，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四分，1990；胡玉春：《北魏六镇起义的原因和启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3期；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薛海波：《北魏末年镇民暴动新探——以六镇豪强酋帅为中心》，《文史哲》2011年第2期。关于唐代安史之乱，主要的研究有：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中华书局，2011；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改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李鸿宾：《唐代的民族交融与政治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4] 关于羌人起义有不同的分期说法，一般总言五次，大者三次，其实羌人之乱弥漫于整个东汉时代，羌人种类繁炽，叛乱彼伏此起。即使在典范的羌人起义分期的间歇期，亦有羌种叛乱和朝廷平定之事。
[5]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78页。
[6]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81页。
[7]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第1531页。
[8] 廖伯源：《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9] 孙毓棠：《东汉兵制之演变》，载孙毓堂《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
[10]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97页。
[11] 杨永俊：《略论汉代陇右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羌胡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
[12]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第250～251页。
[13] 杨永俊：《略论汉代陇右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羌胡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
[14]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2890页。
[15] 陈勇：《凉州诸将与汉魏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91。
[16] 《后汉书》卷五十七《李云传》，第1852页。
[17]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48页。
[18]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794页。
[19]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763～769页。
[20]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766页。
[21] 梁伟基：《北魏军镇制度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22] 胡玉春：《从柔然汗国与北魏的关系看北魏北边防务的兴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4期。
[23] “六镇”经常出现在当时朝廷的文件中，以及皇帝、大臣的谈话中，是作为一个“专称”而存在。
[24]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702～704页；康乐：《代人与镇人》，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四分，1990。
[25] 《魏书》卷四《世祖纪》，中华书局，1974，第75页。
[26] 康乐：《代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拓跋魏的国家基础》，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1本第2分。
[27] 《魏书》卷十八《元渊传》，第429页。
[28] 薛海波：《北魏末年镇民暴动新探——以六镇豪强酋帅为中心》，《文史哲》2011年第2期。
[29] 张金龙：《北魏中后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和战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30] 《魏书》卷十八《元渊传》，第430页。
[31] 《魏书》卷十八《元渊传》，第430页。
[32] 《魏书》卷十八《元渊传》，第431页。
[33]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中华书局，2011，第7008页。
[34] 唐太宗：《执契静三边》，《全唐诗》卷一，中华书局，1960，第3页。
[35]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第322页。
[36] 王义康：《唐代经营东北与突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7] 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改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38] 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一百三十五《帝王部》之“愍征役”，中华书局，1989，第151页。
[39]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第429页。
[4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第428页。
[41]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第227页。
[42] 石云涛：《安史之乱：大唐盛衰记》，中华书局，2007，第64～67页。
[43]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第250页。
[44] 张国刚：《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45] 邢义田：《东汉的胡兵》，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28期，1973年。
[46] 这种羌胡化在社会中下层可能更为明显，凉州的上层分子还是向中原世家大族靠拢，如皇甫家族，皇甫规自觉向中原士大夫社会靠拢，而皇甫嵩已经被中原士大夫社会接受。
[47]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12～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