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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一生中，会结识很多人，也会留下很多记忆。
“记忆”是一个中性词汇，既可能是美好的，亦可能是不美好甚至是丑恶的，而造成这两种状态的主要原因，取决于你遇到了什么人，你和那个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是恪守着做人的基本准则坦荡荡行走人生的君子，还是像拖着粘液的蠕虫那样爬行和钻营在阴暗潮湿之地的小人？是学养深厚、精神世界的殿堂里灯光璀璨之人，还是无知无识、满脑子腌臜腐臭充满欲望算计的蝇营狗苟之徒？是光明磊落、道德高洁之人，还是在权力场上戴着正人君子面具的品性低下的人渣？这两类人的差别已经不亚于人与畜生的差别，他们留给人的记忆当然是绝不相同的。这种差别，也是任何一个有人群聚集的地方都会有的情形。
我在华夏出版社工作过将近十年时间，在那里有很多被我所珍重的朋友和同事，在关于这些人的记忆中，冯涛毫无疑问是我常常念及的人物。之所以常常念及他，除了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友情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冯涛是我接触过的很有精神分量的人之一。这种分量，既来源于他深厚的学养、多方面的才华（他在诗、书、篆、画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又来源于他身上所具有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中“执中守正”的道德品性，而后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突出和深刻。在充满了竞争的职场环境中，人性往往是赤裸裸的，这时候如果出现一个平和敦厚、主动置身事外的人，你一定会感觉到那个人与众不同。
年纪大了，有时候难免会耽于幻想：冯涛要是还在，我们一定会时常聚在一处小酌，述说那些抹不去的“记忆”，笑谈当年曾经发生过的近似于滑稽剧一般的职场戏剧，像品啜香茗一样徜徉于冯涛独守着的那个精神家园，那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感的世界……在内在品性和精神气质上，我始终认为我与冯涛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也是我们之间总是能够彼此不设防、并且能够相互袒露心迹的主要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聚在一处小酌”现如今仅只是一种幻想了，它是再也不能实现的了，冯涛已经离开我们整整14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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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底，我从陕西调动到华夏出版社工作。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十年编辑工作经验，在全国范围尤其是号称文学大省的陕西拥有一批著名或者不著名的作者队伍，因此有条件接连推出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人——他们都是我多年的朋友——的作品，给出版社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起初我没有注意到冯涛这个人。众所周知，在一个环境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总会有些人热热闹闹始终站在前台，有些人则自甘寂寞尽可能躲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冯涛属于后者，因此他并不拥有显赫的位置，在很多人的喧哗中，你甚至听不到他的声音。印象里，他总是静静地来，静静地走，即使说话也总是轻声细语，就像害怕惊扰了什么人似的。因此，当有一天冯涛坐在我面前，用他惯常的平淡语气表达对于我取得的业绩的赞赏时，我颇有些惊诧，觉得眼前这个不为我所注意的人有着与众不同的精神品性——能够向别人表达赞赏的人的心地一定是健康、明朗、坦荡的，这在当今社会已经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品质了——从此以后我开始注意这个人，并且有了更深入的交往。我这里所谓的“交往”，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办公室里聊聊天，没有心机，更没有算计，随便聊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我意外了解到，冯涛有很长时间在陕西生活和工作的经历，这意味着在某些时段我们曾经毫不知情地共处在同一时间和空间，这更是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感觉他很熟悉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的作品，他知道这些作品的价值，知道它们所拥有的市场分量，我们曾经很长时间讨论这些作品，我很看重他的文学鉴赏力和从编辑工作角度来说敏锐的市场判断力。
在为人处世方面，冯涛的确与众不同，身上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沉静之态，即使是在他指陈和谴责某些人的欲望浊流之时，也总是带着笑意，似乎那些人那些事并不值得激愤，揶揄尔，嘲笑尔，再没有其他的意思。即使是在我们交往还不是很深入的时候，我也总是能够在每一次接触中，从他身上感受到中国传统文人“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的儒雅风度，但是我不知道这种风度是从哪里来的。简单推测，冯涛应当是一个有大格局的人，而这种大格局只能来源于他的人生经历，来源于某种文化熏陶或者家学教养。
随着我们彼此了解的深入，我的这种猜想不断得到证实。
3
众所周知，历经数十年政治运动磋磨，中国人在精神上很不正常地处于被幽闭的状态。改革开放解放的不仅是人的思想，更是人的精神，是更大范畴的基本人性，这种解放传导给社会的强劲动能，不仅改变了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更改变了人的道德观念。换一句话说，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动着的，不仅有推动社会发展的无尽创造力，更有被长期幽闭的人性——而人性是复杂的，它既有积极的成分，亦有消极的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历史阶段，“消极的成分”有时候会上升成为主要的社会氛围，从而决定着那个时期的道德风貌，所以人们才经常用“泥沙俱下”来形容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情境。我们之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利益熏心不惜铤而走险的人，经常可以看到把职场当做攫取权力并进而攫取其他上不得台面的利益的人，都渊源于这种特殊的社会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社会并不都是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组成的。从历史上看，无论时代呈现怎样的面貌，无论人性如何堕落，总会有一些灵魂高洁的人恪守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操守，坚持着做人的本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而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那就是作为“士”即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些人，像一股清流，延续和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像江河一样奔流不息。人们津津乐道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齐国稷下学宫的建立，魏末晋初以“竹林七贤”载入中国文化史的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人的“不治而议论”，明代“东林党人”的出现，清末时期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公车上书”……都说明尽管条件严苛，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顾准先生在身陷囹圄、妻子自杀、儿女背叛的情况下，仍旧坚持思考民主问题，写出了著名的《希腊城邦制度》，更是可歌可泣地证明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也许是受“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语见孔子《论语·泰伯》）观念的影响，在非常时期，你或许感觉不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还有这样一个阶层的存在，然而当历史提供机缘，使这些人“现”出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晦暗中被掩藏着的亮色，而这才真正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
我虽然不能说冯涛就是自觉地承担着历史责任的人，但我可以肯定，这个从文化蛮荒时代走出来的人，用他的勤奋和努力，他的学识修养，他的道德品行，把他从浑浑噩噩不知日月为何物、蝇营狗苟于权力利益的人中区别了出来，他活成了自己期望的样子，而这，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是极为可贵更是值得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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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同龄人（冯涛比我大几个月），在我去陕北插队的时候，他从北京到内蒙古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去了，恢复高考以后，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大学，从那时候开始，他孜孜不倦于古今中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古代汉语经典，积累了宝贵的精神储藏。
如果说这期间坚忍不拔的求知求识的努力奠定了他最初的精神底色的话，那么后来在烟台大学中文系当教师讲授书法与典籍使用，并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在书法篆刻上取得精进，收获累累硕果，则更进一步提升和扩展了他的精神空间。可以说，在进入华夏出版社工作之前，冯涛就已经通过学识和经验的积累完成了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再造，他拥有了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灯光璀璨的人文精神的殿堂。
奇怪的是，当我晚于冯涛5年进入华夏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冯涛并不处在这个环境的核心圈之中，在相当长时间里，也没有任何人向我介绍冯涛的经历，没有任何人向我介绍他的学术造诣，我向别人询问（那时候我已是这家出版单位的副总编辑）有关冯涛的事情时，我甚至感觉到人们的支吾和搪塞，似乎有难言之隐，这让我极为纳罕。对这件事，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然而依据简单的社会学常识，倒也不难洞悉其中的奥秘：人不是活在真空中的，在一个由许多具体的人组成的具体环境中，决定一个人价值的东西，往往未必是真的价值。
世上有两类人，一类人在现实世界中翻云覆雨，左右腾挪，总是能够获得人生名利场上的最佳位置；有的人则孤独地栖息于独属于自己的那方天地，我认为冯涛就是“栖息于自己那方天地”的人。“自己那方天地”是什么天地呢？简单说，就是他所独自拥有的世界，那个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不同的——如果说现实世界是一个物性的世界的话，那么他所拥有的世界就是一个精神的世界。换一句话说，这两种分别决定着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状态，前者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在利禄之途的匆忙奔走，只有后者身上才寄寓着“文化精神传承”的使命。
在关于冯涛的回忆文章中，我看到有比我更了解冯涛生活事业状况的人说，冯涛有“三不顺”：学业不顺、事业不顺、婚姻不顺。这何尝不是那个时代之于个人的命运折射呢？这何尝不是用精神的方式行走人生的人无法摆脱的宿命呢？
中国古人对摆脱物累、追求精神生活的人总是不吝赞誉，有“士志于道”、“势利纷争，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为尤洁”的说法，古人所指，是不是冯涛这样的人呢？我在与冯涛的接触中，在我们的长谈中，我总是感觉到，眼前这个人一半儿活在现实世界里，一半儿活在他所拥有的精神世界之中，只有在那个精神世界里他才是真正的强者。
我有理由珍重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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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业务上，冯涛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不仅体现在他编辑和出版大量中国历代书法碑帖作品上，更体现在辞书编辑的环节和过程之中，后者是需要耗费大量心血并且在结果上未见得多么风光的一项工作。我主持华夏出版社工作期间，冯涛独自承担着法国《拉鲁斯词典》的编辑任务，工作量极为浩繁，而他的身体又不是特别的好。我曾经问他要不要为他配备几个助手，他婉言谢绝了，理由是刚上手的人未必弄得好这件事情，我也只好作罢。
我一直有想法让冯涛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放到合适的位置。就在我为此事进行铺垫之时，我的工作发生变动，离开了华夏出版社。临行前我和冯涛有过一次长谈。他把事情看得比我清楚。那个时刻，我竟有了几分感动，觉得冯涛是我值得信赖的朋友。
由于体制、制度的原因，我们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还有很远的距离，在某些情况下，人才得不到尊重，不能发挥所长，站不到应有位置上，成为了难以医治的社会痼疾。正是由于这种痼疾的存在，诸如冯涛这样的不善于经营自己的人才会陷入到诸多的“不顺”之中。怎么说呢？在强大的“社会”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渺小的，不管怀着多么美好的愿望，人们实际上做不了什么，更改变不了什么。这的确是一种宿命。
不久就听说了他去世的消息，这件事带给我的惊愕与痛惜，怎么形容都不为过。那几年华夏出版社接连有好几个优秀中层领导干部和员工去世了，冯涛只是其中之一。每次有这样的消息传来，我内心里都无比震撼，我找不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只能无奈地归结为是上帝不公了。
冯涛曾经送我一套西方古典音乐CD唱片，我至今仍然珍藏着。每当或者雄浑或者悲怆或者舒缓的交响乐响起之时，我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冯涛的音容笑貌。冯涛的去世不仅意味着我失去了一个值得珍重的朋友，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个用精神的方式行走人生的人，一个由于学识修养而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人，这样的人太少了，太少了。
冯涛永远值得我们记忆。
2021-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