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全先生：“改革师者”，我这样称呼您，好吗？一则，您一生痴心改革，诚如您的学术自传书名所言：《一生为改革鼓与呼》；二则，您多年对我“传道、授业、解惑”，确为师者。

（图1，高尚全先生）

本来，今年（2021年）6月21日，我离开北京返长白山小镇前，曾给家通了电话，听说您病情多少有些趋缓，期待您能坚持，能扛住，能亲历终生难得一遇的“百年庆典”。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6月27日传来您不幸离世的消息：下午3点01分，您走了，匆匆地走了，离“七一”，只差三天啊。

于是，第一时间，我给您的战友、体改会会长彭森先生和您的夫人钱医生发去唁函，深切悼念，并留言：“历史将永远记住高老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

连日来，修泽怀着悲痛与思念之情，重温您送我的《建言》、复读您写的《自传》，回看一起的合照，再到您居住过的七号楼前，追忆多年来您对我的传授、扶持和指点，往事一幕幕涌上心田…

一、80年代：由神交到相识

您知道，我是1979年春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的，重点研究体制问题（属制度经济学范畴）。1980年一天，在报上看到介绍您50年代刊于《人民日报》的调研报告，也是您的开山之作：《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某些追忆和书籍误写为“自主权”，原作系“自治权”）。

图2，高尚全《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联合国翻译稿（1993）

您在此文一针见血指出：“工厂自主权过小，中央主管机关集权过多、过细，有诸多弊端。”正是在揭示这一严重问题的基础上，您提出：在“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人员组织管理”和“对外关系”五方面“给企业放权”。这是什么时间提出的？是1956年12月6日啊。到我看到时（1980年），已经过去二十三、四年了。您的超前观点，您的大胆建言，使我心灵受到震撼。我记住了这个名字：高尚全。

也正是受此启发，结合所内分工和改革试点，我着手研究您说的“给企业放权”，并由此拓展到研究更深层的“企业产权”。我不知道：这是学术探索的渊源，还是人生际遇的情缘？

1984年9月，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史称“莫干山会议”），我有幸参会。那时，您正在国家体改委“负责调研”工作。正是在此会上，遇到你委的中青年徐景安以及会前在三里河与您见过面的张维迎（他已经内定将去您筹建的“体改所”工作），说起您，说到您正在筹建“体改所”，也说到您的改革观点，谈话中流露出对您的尊敬之情。会后，另有几位莫干山骨干，如王小鲁、张钢、张少杰、高梁、刁新申以及蒋跃等等，或先或后地调入您领衔筹建并担任首任所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连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的郭凡生等三年后也相继加入）。这里固然有时代的机缘，同时，我想：与您个人的吸引力，特别是理念，也应该有某种情缘吧？

（图3，1984莫干山会议照）

这期间，曾发生一件小故事：改革初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接受了国家下达的重要科研任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在老师、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的主持下，经过三年的研究和写作，谷老师带领我们（杨玉川、常修泽）完成了一部长篇研究报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主张按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思路实施改革。该研究报告内部上报后，1984年7月前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起草期间），还曾接到北京来电，说报告中间“缺一页”（即所谓“缺页的故事”，本人《学术自传》对此有实录）。

（图4，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图片）

有意思的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8月底，您在北京西苑旅社（现西苑饭店）召开研讨会，并在9月7日将研讨意见上报，建议中央“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后来见到有关领导这段批示：“请起草小组阅，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理念，几家研究报告（包括体改委、社科院以及南开报告等），可谓“不谋而合”。此时，虽然与您未曾谋面，但有一种“神交”的感觉。

（图5，高尚全先生《建言》中有关西苑旅社研讨会片段）

由神交到相识，与您第一次谋面，是1988年在京西宾馆。那次，您主持由国家体改委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我和戈晓宇的论文《产权市场论》有幸入选，并引起您的重视，安排我在大会上发言（该文会后发表于上海《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正是受此激励和鼓舞，我在此基础上，连续几年作战，主笔出版了《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第1版）。您欣然为之作序，除提到当年对《产权市场论》“引起兴趣”外，并称新著为“产权交易领域的一项新鲜成果”，还在《经济日报》发表书评《对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新探索》。这第一回谋面，第一次推荐发言，以及您为我专著写的第一篇序言和书评，作为一个中青年经济学人，受此扶持，我怎么能忘记？

（图6，《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序言）

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89年春天的 “改革十年”大会（全称为“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论会”），在北京京丰宾馆举行。近日，微信群流传当年大会主席团名单，您位列十名执行主席之首（我作为天津代表忝列其中）。在这个有全国400多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各种思潮涌现：稳健改革、偏于保守和偏于激进三种意见激烈争辩。我参加了几次执行主席会议。在您和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等执行主席的共同主持下，会议顺利进行并圆满结束。闭幕前，受到中央政治局、国务院领导和中央顾问委员会老同志的接见。在改革十年这一关键节点上的会议，受到各方关注和重视，是很不容易的。对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且直接共事数日，我又怎么能忘记？

（图7，当年“大会主席团”名单）

二、进京之后：最忆指点与支持

1995年，我调入北京，在原国家计委（1998改为国家发展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2003年，您原所在的国务院体改办与国家发展委合并，听说新机构的简称还是您提议并坚持的：“国家发改委”。因同在一个系统，使我有机会更多接触您，也有更直接的当面讨论和交流。

图8，参加《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图为高尚全（左二）、王梦奎（右二）洪银兴（左一），常修泽（右一）

这期间，得到您的诸多指点和支持，难忘的片段很多，这里只选两件。

一个是关于“广义产权”。我没有忘记，2003年春，国家发改委新建伊始，中央决定当年10月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要讨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您是《决定》起草组成员之一），其中打算写一段“产权制度”。根据中央起草组的部署，国家发改委通过宏观院让我提供一份内部基础性研究报告。基于学术积淀，我在研究报告中建议中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内涵，从而“使要素产权体系完整化”。上达后，起草组领导约见交谈，并将谈话转您所在的起草组。全会之后，您告诉我：观点有新意，但需要进一步完善。

根据您的指点和林兆木先生等帮助，会后几年，我从横向“广领域产权”（包括“天”——环境产权、“地”——资源产权、“人”——人本产权）以及纵向“多权能产权”和内核“四产权制度”三条线进行拓展、完善。六年后的2009年，我的《广义产权论》出版。

出版后，有肯定，也有非议：如说天地人产权是“异想天开”，产权三要义（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过于宽泛”等等（这很正常的）。在此之际，您也参与讨论，公开发表文章，支持“从世界和中国大局研究产权问题”；肯定“广义产权理论”，认为“对国家发展有应用价值”等（见高尚全：《一部带有开创性的产权理论著作》，《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11月27日）。今天，再忆这段往事，再读您的文章，既感谢您2003年的指点，也感激您2010年的支持。

（图9，《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11月27日）

另一个是关于“人本经济学”研究。您知道的，我虽在1986年提出关于“人本经济学”课题申请报告，但一直进展迟缓。1995年进京两年后（1997年），得悉您在参与十五大报告起草期间，建议中央把“自由” “人权”写进去。您的这一重要建议被认可，十五大报告在写进“自由”的同时，还出现金子般七个字：“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理念，无疑给我探索“人本经济学”鼓了劲、壮了胆。

正是基于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 十六大前，即2001年，我在内部研究报告《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基本判断和改革新阶段的战略思考》中，建议中央“把人的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来提出”。

七年后，2008年，人本经济学研究成果专著之一《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出版。又过七年，2015年，人本经济学研究成果专著之二《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也出版问世。在书中，按照我的人本经济学理念，特别挖掘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人”是主人、“品”是“仆役”的思想，试图与传统的“物本经济学”和“权本经济学”“ 划清界限。我没有忘记：出版后，您在《经济参考报》撰文给予支持，题目虽然只有八个字：“主线独特.立意新颖”，但观点鲜明，呵护有加，颇感温暖（见高尚全：《主线独特.立意新颖》，《经济参考报》2015年12月1日）。

（图10，《经济参考报》2015年12月1日）

其实，得到您的指点和支持，远不只这些，仅从上述两例就可看出，您作为老一代学者，对后学的关心、帮助与扶持。

三、最近十年：白山莫干续前缘

2009年，80岁的您，退下任职十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担任名誉会长，并仍任中改院董事局主席。两年后（2011年）我也从宏观院退休。退休后，到哪个地方去读书写书最佳？恰好，2013年吉林省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邀我在长白山国际生态论坛讲“环境产权”，我看中了论坛所在地——二道白河小镇。又恰好，您因为谋划吉林“长吉图”开放战略并担任顾问，也选择了这里。

佛家解释何谓“缘”？——“世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命体，在各自独立运行过程中，偶然相交的那个‘点’，就是‘缘’”。尚全先生，我们两个“生命体”各自独立运行，在长白山同一小镇“偶然相交”，不知这是天之意，还是人之缘？

在小镇，先是街坊，后到2016年住进同一小区，又成邻居。朝夕相处间，您给我讲了很多很多，包括您的诸多建言和领导决策等，使我脑海中形成一条条思想链。

集大成者，是您赠予我的“红皮书”《改革建言与领导批示》（内部版）。

（图11，红皮书）

这个内部版实录了您从事改革几十年间“给中央提出的建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些建言的批示”，我仔细阅读，多达51件啊（其中您在《学术自传》中，就精选了您认为“最值得回忆的成果”32件）。在中国改革史上，您像一员冲锋陷阵的前锋， 关键时刻，冲在前面，“破网”而出线。今天，再次看到您写给“修泽教授”的赠言 ，特别是落款“于长白山”，此时此刻我身在此山，怎么不令我更加怀念？！

（图12，写给“修泽教授”的赠言  “于长白山”）

我不会忘记：2018年在小镇一起撰写《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张卓元、高培勇主编）中各自《自传》的日子。因为《经济研究》编辑部和广东经济出版社要求在改革40周年之前交稿，那年夏天是在与您反复切磋、斟酌中度过的。

（图13，《高尚全学术自传》

切磋中，商定了您的书名《一生为改革鼓与呼》，也商定了我的书名《产权  人本  转型——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之路》。考虑到您的经历就是一部中国改革史的缩微版，我曾建议您纵向按年代写（五个10年），您则鼓励我按探索的三个理论写（“产”、“人”、“转”）。今天，重看我在《学术自传（后记）》中写下的“2018年6月开始”这一段：“期间，曾在小镇与高尚全先生交流写作体会，并请高尚全先生审读部分初稿”， 特别是再看您18万言的《学术自传》，回想在长白山小镇的岁月，真是感慨万千。

（图14，《常修泽学术自传》后记片段）

最近十年的交往，不只是长白山，更有莫干山。2012年，即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召开28年后，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时任主任曹文炼）接棒，发起举办“新莫干山会议”。彼时，您已经83岁，但您依然以年迈之躯，亲临莫干山，并在开幕式讲演，呼唤十八大后要继续“改革攻坚”，希望“莫干山精神薪火相传”。我参加了此会，并在会上作了《十八大后中国改革战略探讨》的学术发言。会后，蒙您的厚爱，将题目更改为《新阶段改革战略与“五环式”改革运作》并把它收录在您主编的论文集《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中（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被评为“2013年度中国好书”，并被翻译成日文，在国外出版）。显然也与您在国内外的名望和影响有关。

（图15，《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特别是， 2019年，莫干山会议35周年，您以90岁高龄冒雨上山，为当年莫干山参会老代表颁发奖章，并为新一代莫干山人颁发获奖证书，这对莫干山新老朋友来说，是多么难得的纪念。

（图16，颁发奖章集体合照）

更令人刻骨铭心的事是，今年4月16日，莫干山2021年春季论坛在北京香山举行。此时，正值您与病魔斗争期间，仍然抱病为论坛和第二天的体改研讨会录制讲话视频，呼唤“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这个视频是您生命最后的 “绝唱”，和最后出席公众活动的影像。不由得想起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著名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怎能不让我潸然泪下？！

（图17，高尚全先生于2021年4月16日举办的春季莫干山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

尚全先生，过几天就要举行您的追悼会了。追悼会前，我托八宝山殡仪馆在您灵前献了花圈，祈愿您——“改革前辈高尚全先生精神永存” 。今天，我再次到了您曾经住过的楼前，又看了看大门，看了看阳台，看了看窗帘。您走了，尚全先生：我们，何日再续改革缘？何日再续改革缘？

2021年7月4日，于二道白河小镇祭

本文首发“莫干山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