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今年八十有九了。
即将鲐背之年，老先生依然“朝九晚五”——每天早上9点前到他那位于皂君庙的办公室，经常一忙就是一整天，晚上五六点才回家。
拜访他时，我去了那栋小楼。隐藏在老街的一处小院背后，灰扑扑的颜色，有些旧。小楼只有两层，门楣处一块小小的牌子上写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毫不起眼。走到近前，才能看清上面的字。
我心中微讶，想不到他办公的地方如此低调。
中国改革开放广泛汇聚了各方面的智慧，高尚全就是其中一位参与者与推动者。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公开呼吁要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从1982年起，他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设计和有关领导工作，6次参加中央重大文件的起草。香港回归，是他主持了特区筹委会经济小组工作。步入新世纪，他又是最早提出政府治理改革的学者之一。
改革，改革……
这是他重复频次最高的词语，是他一生的魂牵梦绕、情思所寄。
与改革结下“前缘”
高尚全出生在上海嘉定的乡村。以他的家境，念完小学本该去当学徒，学一份谋生的手艺。命运在这时拐了一个弯。族中一位开工厂的舅父见他聪慧，书也念得不错，便说愿意资助他继续上学。初中在县城，离家遥远，高尚全就搬进舅父的厂子里，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他心中感激舅父，又不想“吃闲饭”，于是平时总帮着厂里干活儿。几年下来，工人会做的，他都会了。让他记忆最深的，就是发电。那时候电力很紧张，常常要靠人工发电——通过蹬踩，带动机械运转，像蹬自行车一样。高尚全蹬过好多次。
初中毕业，高尚全考上了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到了上海。高中念完，他被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复旦大学海洋系同时录取，他选择了前者。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素有“东方哈佛”之称，从这里走出了顾维钧、宋子文、孔祥熙、林语堂、邹韬奋、贝聿铭、周有光、荣毅仁、经叔平、鲁平、钱李仁、朱良、董乐山等一批风云人物，投身政坛、商界、科学、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都有，可以说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很幸运地，高尚全成为圣约翰大学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学校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教学方法，活跃的思想氛围，创新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他爱思考的习惯和开放的心态。
大学毕业，高尚全不愿继续待在上海，想去外面“见识一下”。于是，他来到东北，被分配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械工业局工作；7个月后，各大经济区撤销，又调到了位于上海的第一机械工业部。
多年以后，高尚全常常给人们讲“我与改革开放的十个故事”。故事的开端，就在这里。
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旁边还配发了一幅漫画，讽刺各种手续的繁杂。这便是高尚全的得意之作。
当时，他已经在一机部干了三年，耳濡目染，发现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怪现象。
比如说吧，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厂，一个冶炼厂，一个变压器厂，冶炼厂生产铜，恰好，变压器厂也需要很多铜。原本，只需要跨过一道墙，这生意就成了。但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通过部门来实行的，冶炼厂的铜被冶金部调往全国各地，变压器厂需要的铜却是由一机部从全国各地调过来。一进一出，不仅耽误的时间长，还白白浪费了那么多人力物力。
又比如说，一机部的招待所里，常年住着1000多号人。这些人是哪儿来的呢？他们都是各企业派来的代表。企业无法自己做决定，没有生产任务了，没有原材料了，没有电了……什么都得找部里，可谓那个年代的“跑部钱进”。科里没几个人，却要管全国的事，根本管不过来，官僚主义也滋生起来。
1956年夏天，上海的天气特别热。那时还没有空调，为了不影响生产，有家企业想买个鼓风机，就打报告申请。芝麻大的事儿，竟要经过7个部门的层层审批。等申请批下来，夏天早已经过去了。
所见所闻，令高尚全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就向《人民日报》投了稿。没想到，文章很快刊登出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作了转播。当时，高尚全正陪着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汪道涵在沈阳出差。他至今还记得，汪道涵扭头对他说了一句：“小高，你听，广播里面有你的文章。”语气里分明是赞赏。
高尚全大受鼓舞。经此一事，他算是与改革结下了“前缘”。改革开放以后，这篇文章还引起了国际机构重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威廉·德雷普热情地告诉他，这篇文章已被联合国译成英文，还加了序，并由衷地称他“中国前驱的改革家”。
然而，当时的思想氛围，仍是保守势力占了上风。很多人顽固地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政府就得统统管起来。很快，“反右”运动到来，因为这篇文章，高尚全差点被打成右派。好在一机部是个大部，人多，“大目标”也比较多，5%的“右派指标”很快便摊派完了。当时才20多岁的高尚全只是个“小角色”，侥幸从这场风暴中安然脱身。到了“文革”期间，还有人给他贴大字报。
此番遭遇，并没有让高尚全变得“谨慎”。他一辈子敢于直言。他跟我说，搞改革的人，需要一点“逆向思维”和创新精神。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还有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认为对的，我就要说”
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可谓重大突破。而“劳动力市场”的出炉，就是高尚全力争的结果。
在起草《决定》时，组里多次讨论，领导都没通过，只同意写“劳动就业市场”。高尚全一直“耿耿于怀”。修改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高尚全也列席了，这样的会议，本轮不到他发言，但他抓住机会，鼓足勇气举手示意，一口气数出五条理由，坚持应该使用“劳动力市场”一词。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认真听完他的发言，问：“这么提，社会上能接受吗？”高尚全笃定地说：“只要是中央提出的，肯定能！”
也许是他强烈的信心感染了大家。最后，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在起草小组组长温家宝的努力和政治局常委的支持下，“劳动力市场”终于被写进了文件。
还有一次，高尚全应邀到山东作报告。当时，山东诸城出了一个“陈卖光”，闹得沸沸扬扬。诸城有一批“大跃进”时期建立的国有小企业，亏损严重，这位叫陈光的县委书记为了解决实际困难，提出将它们改制出售，所以得了这么个绰号。很多人反对，说他出卖国有资产，走资本主义道路。
报告现场，有人问高尚全对这件事怎么看。他毫不客气地讲了一大段：“诸城的改革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只能按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我看到一个对300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偷国家工厂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项，一是与小偷做斗争；二是装作看不见；三是你偷我也偷。问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做斗争的只有14人；选择装作看不见的220人；选择你偷我也偷的66人。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所以有人说，国外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他又说，有人总认为，国有化才是社会主义，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日本有人妄想把钓鱼岛“国有化”，这难道也是社会主义吗？
这番批评，可谓辛辣至极，也十分大胆。
高尚全跟我说：“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就是想借我的口来讲。他们自己不敢说，怕担上责任。我不怕。认为对的，我就要说。”
被高尚全的仗义执言所“拯救”的，不止“陈卖光”，还有如今大名鼎鼎的世界500强企业——华为。
1997年，高尚全在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给中央写信“举报”华为科技公司，说它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华为国家没有投资，是非公有制企业，又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高尚全敏锐地感觉到，这关系到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原则和方向。他主动提出去深圳实地调研。
调研的结果令他很兴奋。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以2.1万元起步，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企业却给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也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这样的企业，应该是改革的典型啊！怎么不姓“社”呢？高尚全认为，它恰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后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其中就有来自华为的启示。
而这些情况，作为“当事人”的华为一直被“蒙在鼓里”。
很多年以后，任正非才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波口中听说了这个故事，十分感激，也很感动。他专门来找高尚全，当面道谢：“您怎么做了好事也不告诉我？”高尚全说：“用不着（告诉），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了你们一个企业，也不是图别人的感谢。”
任正非一再邀请他去华为看看，他总也未能成行。直到有一次他到深圳开会，才再次走进华为的大门。
“所以，到现在我没花过华为一分钱。”老爷子笑着说。
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
高尚全特别会讲故事、打比方。深奥的理论，经过他鲜活的语言，就变成了简单明白、人人能懂的道理。
他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用吃饭打比方。“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特殊是一般基础上的特殊，不是完全颠覆式的特殊。人饿了要吃饭，这是一般规律；只是外国人吃西餐，中国人吃中餐，武汉人爱吃热干面，北京人爱吃炸酱面，这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特殊。但你不能用特殊否定一般，不能因为我们不吃西餐，就否定饿了要吃饭。”他讲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肯定中国的改革，但他说我们的汽车司机态度欠佳。为什么呢？因为司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会给仆人服务呢？这是混淆了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和单个工人的概念……我在一机部工作时，有个局长要乘车出去开会。刚坐上车，司机就说车子坏了，你下来帮忙推一下吧。局长于是下来推，出了一身汗，司机才说可以上车了。后来听说，那辆车一点毛病都没有，是司机那天心情不好，故意刁难。你看，这就是用行政手段配置劳动力的弊端。”
有这项“绝技”压身，高尚全作报告不用稿子，只用脑子。前些年演讲前，他还要准备一个提纲，到了70多岁以后，连提纲也不用了。主办方见他空手上台，都很惊讶。但他就是可以一口气讲上两个小时也不会忘词，观众还听得津津有味。
“不念稿子，现场气氛会更好嘛。”他开玩笑说，“还可以防止老年痴呆。”
他也非常关心时事。中兴被制裁的案子掀起了轩然大波，他说，网上的讨论有好处，能让我们对国情有更清醒的认识。“成天说中国要引领世界了、有6个方面超过美国了……对于这种声音要警惕，要当心‘捧杀’。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他尤其推崇新思想。他爱读《乔布斯传》和《硅谷钢铁侠》，对乔布斯的经历和埃隆·马斯克几次面临破产都如数家珍，也对他们的创新精神佩服不已。“把人送到火星上去生活，敢想啊！这不就是最大的创新？”今年4月底，他在“2018中国改革论坛”上发言，讲建设创新型国家要“五力（动力、活力、创新力、执行力、竞争力）并举”，其中强调最多的就是“创新力”。在中国改革的每一次重要关口，高尚全从未缺席。
从1984年到2003年，中央做出的综合改革基本上都是每十年一次——1984年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三次改革的《决定》，高尚全都参与建言献策。
到了2013年，眼看又是十年过去了，他觉得中央又到了应当做出决定的时候，于是给中央提了两次建议。第一次是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他建议将文件命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建议将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尤其是要率先公示不动产，把在反腐败中罚没的财产作为扶贫基金，还建议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是建议发挥智库的作用，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这些建议，均受到中央的重视。
每当这样的时刻，高尚全内心的满足都无与伦比。“这是作为一个改革者梦寐以求的事情。”
直到现在，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他仍是三句话不离“改革”。媒体说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改革，所以称他为“高改革”。
“有很多人问我图个啥。我放心不下呀！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需要他无止境的思考，“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
改革，必然会触动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搞了一辈子改革，有没有遇到过别人的威胁或是收买？我问他。“收买没有过，威胁嘛，不能说没有。”这些年来，有人千方百计地给他这样的人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但他浑不在意。在他看来，如今的改革还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需要大家直切忧患、合力解决。深化改革要听取各方意见，包括那些批评和质疑的。“国家多听听不同的意见，有好处的。”他的眉眼还是一派慈和，语调也轻轻淡淡的，吐出的话语却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是的，高尚全一向敢讲真话，永远不乏勇气。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