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是国家安全的物质与空间基础，是地缘战略利益的自然依托，是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中的立足之地。维护中国国土安全与地缘战略利益，需要全面把脉中国地理环境的利与弊，准确把握中华传统地缘战略思想的得与失，直面现实挑战，开创未来新局。
趋利避害：利大于弊的中国地理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犹如一只报晓的雄鸡，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和太平洋的西岸，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排名世界第三，差不多同整个欧洲面积相等，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其中由内水、领海及管辖海域构成的海洋国土面积将近300万平方公里。中国处在地球的东半球和北半球，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领土南北跨越纬度近50度与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五个温度带和青藏高原高寒区，东西跨越经度60多度与5个时区，是屈指可数、当之无愧、令人自豪的地理大国。
（一）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国地理颇为优越
一是空间广大。中国南北相距5500公里，东西相距5200公里，陆地边界长达2.2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神州大地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沃土，辽阔的国土空间不仅滋养了庞大的人口，也为国家安全与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支撑，是当代中国得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从容参与大国竞争的主要“本钱”。
二是资源丰富。中国是陆海复合型大国，陆海兼备，自北向南濒临的近海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分布有大小岛屿7600个，海洋资源颇为丰富；中国地形多种多样，雄伟的高原、起伏的山岭、广阔的平原、低缓的丘陵、低洼的盆地，陆地上的5种基本地形都有；地势西高东低并呈三级阶梯状分布，有利于夏季风将海洋上的湿润空气送入内地，供给大量水汽，还决定了中国的众多大河东流入海，既有利于沟通中国的海陆交通，又便于中国东西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在从高一级阶梯流入低一级阶梯的地段，水流湍急，产生巨大的水能，使得中国的水力资源蕴藏量位居世界第一；气候复杂多样，跨经纬度均广，内陆与沿海距离远，加之地势高低不同，地形地貌多样，因而气温与降水的组合多种多样；幅员广大，地质条件复杂，物种丰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矿产资源种类较齐全、矿产自给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钨、锡、锑、锌、铝、铅等储量世界领先。
三是相对安全。中国本土幅员广阔，四周又被海洋、高原、荒漠与外界隔开，地理环境相对封闭、自成一体，外敌多被自然天堑阻挡、难以入侵。这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中华文明的自主与连贯发展，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一书中对此写道：“中国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反观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无不相继中断、戛然而止，唯独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持续至今，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中国在地理上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不易受外界影响。
（二）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美中不足
一是资源分布不均，水资源南北失衡尤其突出，北方地区缺水严重。中国小麦与棉花的集中产区——华北平原，其耕地面积约占全国的40%，而水资源只占6%左右。能源与矿产资源地区分布亦极不均衡，西部地区能源储藏丰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则极其贫乏。
二是地形组合不佳。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33%，山区面积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2/3，这给交通运输、农业发展乃至生产生活带来诸多困难。
三是天灾频发、多灾多难。气象与地质灾害多发，前者包括旱涝、台风、寒潮等，后者包括地震、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中国是世界上多地震的国家之一，处在多条地震带之上，其中的青藏高原系印度洋与亚欧两大地质板块持续撞击而成，致使中国的横断山脉与四川一带地震高发、危害惊人。复杂的地理环境与多变的气候条件叠加，加之人口密集等因索，致使疫情多发、损失巨大。正是因为中国自古天灾不断，便有了“多难兴邦”“生于忧患”“居安思危”等成语。
四是周边邻国众多，地区热点不断，加之域外大国刻意搅局，致使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严峻。中国陆地边界长达2.28万公里，与朝鲜、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14国接壤，海上与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6国相望，目前与印度、不丹仍存在陆地边界问题，而海洋领土与权益争端尤为突出。另外，中国东部近海被西太平洋的所谓“第一岛链”环绕，其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缓中国大部分沿海地区遭受西太平洋猛烈台风的冲击，但也限制了中国海权的发展及海上通道的自由，致使中国出入远海大洋颇为不便、容易受制于人。与此不无关系的是，中国虽然是陆海兼备型大国，但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是陆地主导、陆主海辅，习惯于并且擅长对陆地的经营拓展，而对海洋方向的经略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受重视，这也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伍与被动“挨打”。
古为今用：源远流长的中华地缘战略思想
作为地理大国和文明古国，中国历代地缘战略思想博大精深，需要加以扬弃，择其要者，有以下八例。
（一）战国七雄“合纵连横”、纵横捭阖
战国时期的两大纵横家苏秦与张仪针锋相对，前者提出“合纵”，后者倡导“连横”。在战国七雄时代，苏秦主张大致呈纵向排列的东方六国联合起来一致抗秦，即“合纵”。他说：“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战国策?从燕之赵》）苏秦的“合纵”主张是希望众多的弱小国家联合起来抗衡共同的敌人（即强大的秦国），而张仪的“连横”之计则是专为强秦服务的，他积极游说并极力怂恿东方各国通过横向依附于强秦（即“连横”）来称雄于六国之中，其实质是强秦充分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通过秦国与之结盟和好的谎言来对六国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二）秦国“远交近攻”、徐图一统
战国时期另一纵横家范睢向秦昭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并被秦国采纳以实施兼并战争。针对秦相穰侯魏冉“越近攻远”主张的弊端，范雎提出：“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攻远，不亦谬乎？……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一下枢，以威楚、赵。”（《战国策?说秦昭王》）一般而言，“远交近攻”属于霸道思想，其基于先近后远、先易后难与先弱后强的原则，根据邻国与本国距离的远近来确定本国对外扩张的轻重缓急，将距离最近的邻国作为吞并扩张的优先对象，而将距离较远的国家作为下一步的征服目标，并暂时与之结交通好，这样既可防止自身力量的分散，以集中力量先对付邻近国家，又能通过对较远强国的怀柔来打消其疑虑，并防止其出兵援助邻国。在本质上“远交”之“交”只是暂时之“交”，一旦“近攻”得逞，则“远交”必然就要改为“远攻”了。秦国通过“远交近攻”这一地缘政治的精明算计，将六国各个击破、最终统一中国。
（三）西汉边防“以夷制夷”
晁错系汉景帝重臣，他针对当时匈奴的威胁提出了“募民实边”与“以夷制夷”的主张。“以夷制夷”出自《汉书?晁错传》：“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制蛮夷，中国之形也。”“以夷制夷”，即利用蛮夷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对其加以分化瓦解，使其陷入彼此争斗与相互消耗之中，并争取其中相对友好和威胁较小的一方。这一地缘战略思想对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外交实践产生过深远影响，它是在面临众多外部威胁时被迫采取且风险较大的策略。
（四）汉朝开拓西域以反制匈奴
西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指汉朝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地区，而广义的西域还包括今中亚、西亚及南亚等地。汉朝自西汉武帝时开始通西域，一直持续到东汉时期。汉武帝通西域的初衷是对付汉朝的主要威胁——匈奴，一来将匈奴势力赶出西域，使西域诸国摆脱匈奴控制，从而“断其右臂”，并使匈奴失去西域的丰富资源；二来在外交上争取盟友支持以孤立匈奴。两汉对西域的开拓经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二是对西域用兵，主要是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征战；三是设置西域都护府；四是东汉时班超、班勇父子对西域的重新经略。
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先后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从公元前138年至前126年，目的是寻找匈奴的敌人大月氏国，希望与其结盟以共同抗击匈奴。张骞一路经过了大宛、大夏、大月氏、康居等国，还知道了更远的安息（伊朗）、身毒（印度）、黎轩（大秦，即罗马帝国）等国情况，获得了宝贵的外交情报；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19年，目的是与乌孙国结盟以抗击匈奴。
（五）《盐铁论》强调以实力安定边疆
盐铁之议是西汉中期（汉昭帝）统治阶级中的当权派与在野派之间关于政治指导思想的争论，当权派的代表是御史大夫桑弘羊，而在野派则是贤良文学（汉朝选拔人材的科目）的知识分子，双方主要就汉武帝时的内政外交政策（主要包括盐铁官营专卖与北伐匈奴等）进行辩论，其言论于汉宣帝时由桓宽整理成书，即《盐铁论》。
以桑弘羊（前152—前80）为代表的当权派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持坚决反击的立场，其地缘战略思想包括：一是强调汉朝所面临的险恶周边环境以及使用武力以消除边患的必要性，如，“大夫曰：‘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此长患。先帝兴义兵以诛暴强，东灭朝鲜，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强胡。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奋怒也，所以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盐铁论》）二是强调边防的极端重要性，如，“大夫曰：‘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心腹也。……唇亡则齿寒……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今匈奴蚕食内侵，远者不离其苦，独边境蒙其败。……不征备，则暴害不息。’”（《盐铁论》）
（六）明太祖睦邻周边
朱元璋在即位之初便派遣使节到周边邻国进行“宣谕”，提倡各国以礼相待。其对外《告谕》提出：“天地之间，帝王酋长，因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他明确反对对外滥用武力：“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徒慕虚名，自弊中土，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还将睦邻政策写进了其本人编定的《皇明祖训》，以告诫后代：“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七）清朝强化东亚宗藩朝贡体系，注重“天子守在四夷”
清朝强化东亚宗藩朝贡体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光绪朝的翰林院学士周德润提出的观点：“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
（八）近代政治家对国际环境巨变与地缘处境险恶的深刻认知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开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变化，晚清权臣李鸿章在其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对此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在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背景下，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空前险恶，四大新老强邻恶霸尤为凸显，即北俄、东日、南法、西英。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对此悲愤指出：“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王福春：“晚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外交析论”，《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2期）而对于当时塞防与海防孰重孰轻的重大争论，晚清重臣左宗棠力主西北塞防与东南海防并重，他在其《论海防塞防并重》一文中指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强调二者不可偏废，力主统筹兼顾西北陆上与东南海上两大地缘战略方向，并一举收复新疆。
主动塑造：面向未来的中国国土安全与地缘战略
常言道“邻居是不能选择的”，其实通过搬家倒也能够选择邻居，真正不能选择的是邻国。崛起中国的地缘与周边环境既有机遇、亦有挑战，挑战既有历史遗留的、亦有“成长的烦恼”，其中不乏地理因素的影响，再加之个别域外大国极力搅局。对此，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传统战略文化，统筹发展与安全，强化地缘战略运筹，有效维护国土安全，主动塑造周边环境。
（一）心中有数，直面三大挑战
首先，“台独”分裂活动挑战中国的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影响中国东南沿海安全，掣肘中国破解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两岸分治至今已逾70年，台湾民进党当局不仅顽固反对“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而且挟洋自重、倚仗美国抗拒统一，致使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近期无望，中国大陆以非和平方式实现两岸统一的可能性上升，但也面临届时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台湾问题久拖不决恐将夜长梦多，台海生变生乱生战风险增大，中国的统一大业和复兴大计将因此备受考验。
其次，美国企图以所谓“印太战略”对中国实施地缘围堵。美军将其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推出“印太军事战略”，将“印太”列为其“优先战区”，企图凭借制海权与盟友体系、掌控“北印度洋-西太平洋”这一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枢纽，进而制衡中国。
再次，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与战略能力。领土争端主要包括南海岛礁（中越、中菲等）、中日钓鱼岛及东海划界、中印边界等，加之美国极力插手南海、东海问题并拉拢印度，致使相关争端长期化复杂化，中国的领土主权、国土安全与地缘战略利益受到侵蚀。
（二）有的放矢，明确战略目标
总的目标应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塑造有利的周边环境，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塑造安全的“带路”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和平稳定的地缘环境。
具体目标分别针对维护国家统一、处理领土争端、塑造周边环境与拓展“全球公地”，包括以下四点：
一是对于台湾问题加大反独促统力度。适时适度加快解决台湾问题，稳步推进两岸实际统一。坚决遏制“法理台独”，不断压缩“事实台独”，有效反制美台勾连。
二是对于领土争端统筹“维权”“维稳”。在强化实际控制的同时，通过积极协商等管控分歧、防止激化矛盾，提防美国插手、从中渔利。
三是对于周边安全破解美国以“印太战略”对华围堵图谋。对东盟多做工作，对日本、印度善做工作，深化东亚及周边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构筑助力中国崛起的周边地缘依托带。
四是对于“全球公地”扩大参与。对深海、两极尤其是北极、太空等地缘战略未来制高点与“新边疆”加大投入，稳步增加相关治理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弘扬务实王道，注重统筹兼顾
首先，重塑中华战略文化（政治、军事与外交思想）传统，弘扬“务实王道”。对荀子的思想加以适度改造，以其切实可行的三分法（一味强调道义的“纯粹王道”、唯利是图的霸道、“务实王道”），取代孟子简单粗糙的二分法（王道、霸道），汲取其精华即“务实王道”，在周边外交与地缘战略上兼顾道义与利益（义利兼顾）、仁德与实力（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刚柔并济）、自身安全与别国安全（兼善天下）。对此，西汉宣帝提出的“霸王道杂之”说可资借鉴。汉宣帝曾对其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此言一语道破天机，汉宣帝否定的是“纯任德教、用周政”的纯粹王道，肯定的则是“霸王道杂之”的务实王道。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统一王朝的三大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到武宣之政、唐朝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清朝康雍乾），其战略文化无一不是务实王道。时至今日，筹划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理应古为今用、返本开新、弘扬务实王道。
其次，陆海统筹、扬长补短，适度侧重于海。作为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的优势在于陆权，海权则是短板。为此既要“扬长”和保持陆上优势，又要着力“补短”，应加大海洋方向的科技与军事投入，加快破解海上难题，努力实现“海上崛起”。
再次，以我为主、兼顾邻国与美国，适度侧重于邻国。周边地缘博弈实为中国、美国、邻国三方博弈，存在着中邻、中美以及美邻等多对矛盾，宜主动管控中邻矛盾、压缩其被美国利用的空间，善于利用美邻矛盾，防止美邻联手围堵中国和美国“喧宾夺主”。
（四）以“一带一路”拓展地缘经济利益，顺势扩大政治影响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新时代中国外交与发展的大手笔，也是开拓地缘经济新空间的大手笔，应以习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的重要讲话为指引，针对“后疫情时代”外部环境新变化，适度聚焦、突出重点，强化风险评估与安全保障，完善相关机制，探索将高峰论坛制度化、实体化，走深走实、行稳致远，通过造福沿线各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天时地利加人和、东西南北通中国”。为此应注重如下五点：
一是坚持“内外兼修、以外促内、内圣外王”，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借以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中国发展方式转型升级。
二是以实现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为宗旨，以经济外交与发展合作为基础，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依托，以人文与治国理政交流互鉴为纽带，以共同安全与安全合作为保障，顺势扩大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市场占有率、技术与产业标准话语权、发展模式影响力、安保力量海外存在。
三是主动塑造国际舆论，有效反击美西方抹黑“一带一路”。
四是统筹陆海、兼顾“带”“路”，以亚欧非三大洲为主攻方向，适度兼顾其余，避免面面俱到、分散精力，同时加快打造靠谱、过硬、管用的“沿线铁杆友邦”。
五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累经验、打好基础。
（五）谋划“大周边”战略，主动塑造更为有利的地缘环境
中国的“大周边”战略是以“四大板块”（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为基础，以“两大板块”（南太、西亚）为补充，在“分片包干”、分块经营的同时，不断提升整体合力与全局效力。其中：
一是对于东北亚板块，重点抓好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中日关系。在朝核问题上不随美国起舞，发展中朝合作，保持主动权。对日本要把握其两面性，扩大务实合作，管控领土争端，保持必要警觉。
二是对于东南亚板块，重点抓好南海问题与自贸区建设。有效反制美国滥用“自由航行”，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协商，针对美对华经贸与科技“脱钩”之举、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柬埔寨、老挝打造为“沿线铁杆友邦”。
三是对于南亚板块，重点抓好中印、中巴关系和反恐。努力管控中印边界争端，有效反制印军渗透逞强，运筹中美印等周边三角，防止美藉“印太战略”拉印制华。对巴基斯坦加大支持，稳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阿富汗问题加大关注，跟踪美国撤军动向，稳步参与阿战后重建。
四是对于中亚板块，重点抓好能源合作与反恐合作。以上合组织、双边合作为依托，加强中俄沟通协调，统筹新疆反恐斗争与中亚反恐合作。
此外，对于南太与西亚两大板块，应量力而行，重点抓好经贸与资源能源合作，防止美澳勾连对华围堵，防止中东战乱危及中国海外利益与能源安全。
综上所述，利大于弊的地理空间是中国崛起的客观环境与自然条件，需要心中有数、趋利避害；中华传统地缘战略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值得古为今用、发扬光大；当今中国国土安全与地缘环境形势严峻、不乏挑战，务必审时度势、主动塑造。趋利避害的是客观环境，古为今用的是传统智慧，主动塑造的是地缘战略，三个关键词密不可分，共同构成维护中国国土安全与地缘战略利益的通盘思考。
陈向阳：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本文原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