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离开我们快两年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我的眼前。图片

想到汤一介先生，总是想到“哲学工作者”这一特殊的指称。先生总是说，他“是如何从想当一个哲学家，而安心变成做一个哲学工作者。”[1]此说固无不可，但或许由于我的少见多怪，听起来总感到带有调侃性质的苦涩。我以为，汤先生虽然如此说，但他工作的对象确实和他融为一体，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儒家的风骨、美德，已经植根于他的心灵或血液。所以，每想到汤一介先生，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幼承庭训，早览乙部”，三岁即能吟咏《桃花扇》中的《哀江南》，主张“昌明国故，融化新知”，而今虽已故去，却始终指引我前行的汤用彤先生；想到温文尔雅、谦谦君子、成人之美、爱人以德、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人不知而不愠、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诸如此类的词语。仔细想来，这正是汤一介先生——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资深教授、谦称“哲学工作者”的淳儒风范。

我最后一次见到汤先生是在2014年夏（7月21日），轮椅上的汤先生身体大不如前，但神情自若，思维敏捷。而我第一次与先生谋面，则是20多年前的事了。

初见中关园

与很多同辈相比，显然我是一只迟飞的笨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已近不惑之年。之前更缺乏专业训练，只是靠自幼杂取旁搜的一些古书，以及上个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中偷学的传统文化知识而已。笨鸟本宜先飞，迟飞的笨鸟自然需要更多的付出。因此，除了接受导师的耳提面命之外，外出访学，以广见闻，尤其是必要的。所以，对于汤先生的仰慕，乃至趋庭，也可以说是近水楼台。

那次对汤先生的拜访，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记不清确切时间，仅记得是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是在北大东门外中关园的一个狭仄的房间。在那满地堆放着书籍的有限空间里，空气中弥漫着清冷，房子外面似乎也飘散着凝重的静寂。汤先生和我“促膝”而谈，既可以说是如古人之“正坐”，也可以解释为不得已而为之。谈话的内容自然是关于汤用彤先生的学与治学、佛学与中国哲学。另外先生还为我推荐了兰州大学图书馆的张书成先生。这一次拜访，于我，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懵懂的博士生而言，不啻醍醐灌顶；而汤先生在我的印象中，既无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更非传说中北京大学名流特有的狷介与不拘一格。他的一言半语，一举一动，乃至一颦一笑，都显得谦和与温良，甚至稍显木讷。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然其言切中肯綮，而无厉色，行为举止更像汤用彤先生之深藏若虚、独立不倚。不过，无论我对先生充满怎样的敬意，但在我心中，汤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只有一个字——慎！

中关园的拜访，在学与治学方面，虽然受益匪浅，但说句实话，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还是先生的审慎。当时，先生虽然对自己的处境只字未提，我仍然能够感到已经过去了的一连串的斗争留下的阴影。我想，汤先生一定，或许还在为批林批孔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虽然说为尊者讳，但我总觉得，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始终是汤先生心中的痛。运动伊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先生便以“黑帮”的身份遭受批判，举着一个硕大的，上面写着“黑帮汤一介”的黑牌子，站在一个高台子上，天天如此。时常还想着，如果举不动了，牌子掉下来，砸在群众头上，这样不被当场打死，也得成为“现行反革命”。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好不容易得到解放，受到信任，在梁效做了“哲学工作”，参与了当时评法批儒的运动，却又成了“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御用文人”，落了个再度接受审查批判的下场。运交华盖，处处碰壁，无论怎样努力，多么小心，时时都可能祸从天降。何去何从，难以定夺。正确路线的选择，远比不避难、不逃责难得多。尽管先生一再说“我错了”，甚至想跳进未名湖以求解脱。如此“三省吾身”的自我批评，和错则能改的精神固然可贵，也是儒家光明磊落的基本德性。但是，在那特殊的年代，到底哪里错了，或者说错在哪里，我想这一直都是先生不堪回首，在心里更不敢深究的一个死结。撇开谁是谁非的价值判断不论，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革命，不仅革了资产阶级的命，同样也革了那些号称无产阶级的命；革了曾经造反的老革命的命，同样也革了正在造老革命反的红卫兵的命；革了保守的“儒家”的命，也革了激进的“法家”的命。文化革命席卷一切，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又有谁能超然世外？其实最倒霉的还是那些当时尚未步入社会，甚至少不更事的红卫兵们；是那些听命于党、对社会满怀责任，即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知识分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却要一介书生承担责任，政治家们的胸怀若此，或许这正是汤先生意识到的悲哀。这让我忽然想到前苏联的一则笑话：一个监室住有三个囚犯，一个说我是因为反对我们的书记被关进来的；一个说，我却是因为支持我们的书记陷身囹圄的；另一个苦笑着说，我就是你们的书记。

序《汤用彤评传》

攻读博士学位，我选择的方向是中国近代学术史，博士论文又是《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自然要亲近汤用彤先生。毕业后，很快便投入汤用彤学术思想研究的课题，虽然经费不多，但意趣所在，不敢稍有懈怠，而终有所成。

汤用彤先生幼承庭训，早览乙部，继于哈佛接受了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寄心玄远之学”；回国后又教学南北，“居恒爱读内典”；钱穆尝谓之“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不易知其学”，乃“极高明而道中庸”者。毫不夸张地说，汤用彤先生之学，熔铸今古，化恰中西（印），可以说是宏阔深邃，难以企及；加之日常深居简出，交往也只在少数朋友之间，所以真正把握他的全部思想实属不易。拙作若有所得，无疑得益于汤一介先生的指导和具体帮助。

直到1993年，适逢其会，恰恰是汤用彤先生百年诞辰，研究成果以《汤用彤评传》，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付梓。汤先生不辞辛劳，撰长序一篇，12页12000多字。文章追叙了汤氏三代人的家学家风，道德文章，为人为学，可以说是拙著的导引，以及汤用彤学术思想提纲挈领的论述。字里行间，我似乎看出先生走出了阴影，重新承担起一个“哲学工作者”，以及教书育人的历史责任。

我始终记得，汤先生在序中特别突出了汤氏家风。他说辛亥那年，祖父雨三公离都归黄梅老家之前，诏示弟子儿辈“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等“立身行己之大要”，告诫“勿戚戚于功名，勿孜孜于逸乐”，并以《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长卷传世。上述告诫对用彤先生影响甚深，并请欧阳竟无、柳诒征等题诗其上。事实证明，汤一介先生同样以此为立身行事之本，始终保持着勇于担当的淳儒风范。

论及家庭教育，汤一介先生说：“用彤先生颇喜用湖北乡音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并且以很少的言教的方式，引领其吟咏《哀江南》。所以，汤一介先生自幼就能熟背。先生还引述庾信《哀江南赋》中“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也有希望“让儿女、孙子背诵这两篇名作”，以传承家风，“在道德文章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是时代不同了，先生带着沉重的惋惜，不无遗憾地说：“他们都落户美国，且学有所成，虽能背诵，心情与用彤先生当年自然大大不同了。当年用彤先生留学美国，四年而归，于家风卓然有所发明，对民族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今我的儿孙却成了异国公民，俗语谓，‘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看来家风也难再传了”。序言最后，先生接着还说：“在国内时，他们的爱国热情无人接受，甚至连上大学也曾几度受阻，最后只能远走高飞，虽情系祖国，也只能忍痛离乡。谁之过？问苍天欤！天若有情天亦老。我只愿年轻人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摆平一张书桌，能读自己愿读的书，写自己愿写的文章，做自己愿做的事，谱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惟有如此，我们的先辈才能含笑九泉，我们的后代才能永受文明之福。”显然，先生虽然几度沧桑，几度磨难，在这些话里却没有对个人沉浮荣辱的关切，除了对时势的惋惜之外，流露出来的则是《哀江南》，以及传统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忧患意识。

关于先生的序言，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序言中原有一段批评大学教育的文字，在后来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中，由于编辑的谨慎，无可奈何地删除了。这段话是：

后来郑昕先生任哲学系主任时曾说过：“汤先生做系主任时是无为而治，现在我要有为而不乱。”事实证明，有为则必乱。几十年来北大哲学系江河日下，好传统好学风日见削弱，如果不及时反思改进，我看以后实难与北大之名相符。

其实，编辑顾虑投鼠忌器，以免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也是好意。我当时既有些迷茫，也有点唐突。于是未经汤先生同意，就让出版社给删了。事后想来，大为不妥。汤先生所指并非某个人和某个专业，实在是对中国大学教育每况愈下的普遍现状有所警戒而已。至今看来，先生的担心和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里，为那些没能读到此段文字的学者们表示我的歉意，也向远在天堂的汤一介先生表示歉意。

《中华佛教史》

2000年初的一个晚上，汤一介先生打来电话说，他和季老将组织一部分学者撰写多卷本的《中华佛教史》，内容不仅有汉传佛教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而且涉及西藏、西夏、西域和南传，以及佛教的东传的历史，还有文学、美术、文献考古等等，计划十余卷。先生详尽地介绍了《中华佛教史》编撰的宗旨、内容、形式、方法，以及计划参加的人员，并邀我负责近代史卷。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将中华佛教包罗净尽的系统制作，是传往圣之学，功垂后世的大项目，也是中国佛学研究对二十一世纪重大的文化献礼。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初到珞珈山，《中国近代学术史》已经完成并付梓，六卷本的《民国学案》也在紧锣密鼓的组织撰写之间，原本打算倾全力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先生的信任和邀请。如此，我花了五年的时间，完成先生的重托，并同汤先生及其他同仁一起，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最终于２０１４年夏，迎来了《中华佛教史》的出版，实现了先生的愿望，也告慰了季老的在天之灵。图片

《中华佛教史》的写作，由季老和汤先生主持，作者有王尧、金米诺、方立天、张公瑾、孙昌武、杨曾文、方广锠、王邦维、魏道儒、洪修平等十余人，大体上一人负责一卷。季老2009年仙逝之后，所有工作都由汤先生统筹运作。一部划时代的大部头制作，毕竟需要全体人员的通力合作，加之，先生还承担着《儒藏》的繁重任务；其间，个别作者的更换，内容的调整，每卷稿子进度的把握，乃至书稿的催问，都仰仗先生不辞辛劳，事事关心，事必躬亲，才使得《中华佛教史》成功问世。虽然直到最后，西夏、敦煌卷终未成篇，西域卷也因季老手稿的失落仅成追忆，但先生夙著辛劳的耕耘，还是收获了丰硕之果。记得在2010年前后，先生在电话中特地同我说起，季老生前亲自撰写的三万多字的西域佛教史的手稿不翼而飞，先生希望能失而复得。我们也都曾在西山编辑会议上有幸目睹，今之失落，令人痛惜。这不仅使季老关于西域佛教的真知灼见湮没无闻，自然使得《中华佛教史》相形失色。先生为此深感遗憾，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先生不惮繁难，从季老的著作中，认真选取中国佛教的一些论文，编成《佛教史论集》一卷，从中略可窥见季老关于敦煌、吐鲁番以及西域地区佛教的一些见解，成就了《中华佛教史》的这一规模。

先生平日的话不多，讷语言而敏于行。对于撰写的具体内容，先生既能兼听而从人之所长，又能发现问题而不姑息，同样给予我们不少的指导和谆谆教诲。在我汇报关于熊十力新唯识论的编写计划时，先生随即指出，还应当有不同的意见，有对新唯识论的批判。如此显然更加困难，也增加了篇幅，但无疑开阔了学术视野，更加精准地体现了近代佛学，以及近代文化多元发展的整体态势。于是也就有了现在“破破新唯识论”的多向度的思维。

追寻禅踪

大概也就是在201１年６月初，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回来，计划要完成一部以《禅踪》为名的电视纪录片，以此追寻禅宗发展的足迹。他希望能得到汤先生的指导，并约我一起拜会汤先生。

当时我正承担中宣部马工程《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任务，刚从巴黎回国，便直接赶到香山脚下，次日便和我的朋友一起到朗润园汤先生的寓所。这次拜访，是我的朋友事先约好的。先生这里，尽管我多次造访，也是熟门熟路，但这次是乘车而非步行，到了附近却一下子找不到地方。等我们到了先生的家里，已经晚了许多。先生很高兴地接见了我们，看起来身体康健，精神矍铄。我的朋友虽然是第一次拜会先生，但先生一如熟悉的朋友，亦如亲切的师长。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内容无非是《禅踪》的设想，进展的情况，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先生娓娓道来，我们如沐春风。在回来的路上，我的朋友对先生赞不绝口，说真正体会到了“温润如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感觉。半个月后，他再访朗润园，并在信中告诉我，汤先生意见有三：“一要突出文化，二要小而精（当然和资金投入有关），三先生可以参加第一次文考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拟定于11月初）。”并且还希望聘请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和僧界耆宿为名誉顾问等。我的朋友一再感叹“可见老先生大德！”图片

还有一件小事，亦可见先生提携后学的谦谦君子之风。在我们告别之前，先生似早有准备，顺手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新出版的汤用彤先生的《印度佛教汉文资料选编》给我。其实，这正是先生交我做的一件工作。大概是稳妥起见，先生让其他人先做了甲、乙、丙三个部分，前些时函告将于暑期出版。这次拜访，有书相赠，也是记挂于我，而予以鼓励的意思。如此虑事之周密，至今让我心存感激，难以忘怀。虽然我的校订业已完成，未能发挥作用，但至今留在身边，也成了我对先生的永久纪念。

永恒的留影

前年初夏，历时十五年的《中华佛教史》艰难问世。按照汤先生的愿望，我们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季老终于可以含笑天堂，其他的作者有的已随季老驾鹤西去（方立天7月初去世），有的已届九十高龄（如金米诺、王尧），有的原本少壮，而今也是壮心不已的烈士暮年了。7月21号上午，所有的作者以及出版社的领导、编辑，都坐在博雅酒店的会议室里，等待着汤先生的到来。

会议开始前，汤先生坐在轮椅上，由医护人员陪同，缓缓而来。先生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清瘦羸弱，但满脸笑容，精气神俱足，兴致不减当年。讲话中，仍然像往常一样条理清晰，声音干净流畅。先生不仅讲到《中华佛教史》从编写到出版历经的波折，讲到这套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还表达了对各位作者、出版社的感谢。先生一直讲了近20分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在最后还特别感谢为他治病的刘医生。显然，涓滴之惠，不敢忘怀，生死关头，依然保持了传统的美德和心地的光明。先生的洒脱，让我油然而生敬意，心中也难免涌起一丝丝凄凉。

虽然我知道，这是我同先生的最后一面，但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直到先生讲话结束，离开会场之前，我走到他的身边，把事前带来的人参交给随同而来的一位女士，真心希望先生的生命能再延续多年。

我望着先生消逝在门外的背影，好像还在昨天。

难以言说的感怀

“始述家风”、“先陈世德”，这是汤一介先生引述庾信的话。事实上，先生同样幼承庭训，受到良好的家风熏陶，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美德如影随形，陶冶了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的淳儒情怀。其行事也端，接人也和，律己也严，即使不算完人，也是一个德行无亏的君子；以现代的价值标准，无论怎么说，也算得上“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然而，却命运多舛，屡经磨难，还要在磨难中做深刻的检讨和自责，甚至殃及儿孙，以致萌生投湖自尽，了此一生的念头。实在让人不得其解。

司马迁说过，诗三百，大抵圣贤之所为作也。或许圣贤就是应该经历磨难？再或许，我能从先生的检讨中，看到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士人’都是依附于皇帝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像我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但是中国历史上也还有极少数有骨气的士大夫他们可以对抗皇权，对抗世俗流行的观念。孟子可以说‘以德抗位’，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李贽可以‘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我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可贵的美德全都丢掉了。对这些，想起来十分惭愧，愧对那些古人呀！”

显然，先生为自己不能保持中国知识分子与天地同参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深感痛惜，并以之自责，不过，这些话恰恰说明，儒家的入世精神早已铸就了他们的参政意识，从来“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就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即便是历史上曾经有过孟子、陶渊明、李贽不以权贵者的是非为是非，坚守自由精神，但在权力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同样不能免俗――不是干预政治，就是政治干预；经邦济世的外王之路和高蹈的孔颜乐处既是儒家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的两难的选择。尤其是政治裹挟下的学术，怎么判断是非过错？正确的能不执行？错的又有几人能抗，怎么抗？问苍天，问大地？生关死劫，有谁能躲？正确错误，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历史证明，学者过度涉足政治，特别是在理想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冲突中，其结果常常是自取其辱。我想这也是汤先生为之困扰的原因。君不见冯友兰先生为此背负恶名，胡适不也曾接受蒋介石的几度馈赠。只不过冯先生在挨斗时心中默念“菩提本非树”，胡适无论何时始终高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仅此而已。至于像梁漱溟先生那样奋力抗争而无可奈何的全身而退者能有几人？这不由让我想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的最后陈述中引述歌德的诗句：

在伟大的命运的天秤上，

你不得不上升和下降。

不做铁锤，便做铁砧，

不是胜利和凯旋，就是失败和灭亡。

我想，这或许正是儒家思想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是先生充满失望且无法回避的现实。

我以为，学术还是要尽可能地远离政治，相对的保持知识分子的距离。

麻天祥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2016年10月3日

注释：

[1]《汤一介集》第一卷，自序，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