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节点，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提出“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四个维度阐释“现代化新征程”的含义和意义，即长远发展战略构想的新征程、发展理念变革跃升的新征程、应对新阶段新挑战的新征程和走出现代化诸多陷阱的新征程。本文还分析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演进所折射的各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以期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镜鉴。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经历的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过程，也是近代以来我国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几代人的梦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我国“十四五”时期和未来十五年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开启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一、实现长远发展战略构想的新征程

一个大国提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构想，并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地努力完成，而且在落实的过程中跨越如此长的时段和不同发展阶段，虽历经坎坷、曲折，最终能比较符合和接近实际的发展进程，这是十分罕见的，也是发展规划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致开幕词时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1954）。随后，周恩来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周恩来，1996/1954）。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此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经历了坎坷和曲折，在探索中走过一些弯路。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邓小平，1994/1979：164），同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谈到中国到20世纪末的发展目标，首次提出“小康”的概念并再次提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582）。此后，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多次谈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和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这些战略构想最终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得到确定，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1990年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2008：196）。这个“三步走”的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随着实际发展进程不断被完善，进而形成了阶段性的具体发展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根据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把原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15年，将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现代化进程作出分两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2017）。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落实这个长期目标制定了具体的步骤，并提出了未来15年发展的远景目标。

从上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长期发展规划之所以能够比较符合实际发展进程，一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制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二是有赖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从而使我们能够克服很容易犯、也曾多次犯过的急于求成、盲目赶超的弊病。

二、实现发展理念变革跃升的新征程

在发展的过程中，实践是最生动、最活跃的现实力量，它可以突破原有理念的框框和束缚，开辟新的境界和前景。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进程也反复证明，发展理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提升和飞跃，对推进新的发展实践至关重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理念经历过三次较大的飞跃。

第一次是从经济单一发展指标向经济综合发展指标的飞跃。改革开放以前，尽管我国也提出了不但要有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而且也要“实现高度现代文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头脑发热，把经济单一指标作为赶超目标。比如1958年我国发动“大跃进”并“大炼钢铁”，一个重要起因就是那时苏联提出“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所以“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薄一波，1993：692）。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经过国内外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提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中国现代化目标，并从实际出发把原定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推迟了半个世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58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起来是单一指标，实际上反映的却是综合的、全面的经济发展状况。那时我国统计上还没有“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反映经济总量的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把全面反映经济水平的人均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作为发展目标，使我们有了一把从国际比较视野评估我国真实发展水平的尺子，是我国发展理念的飞跃和重大提升。

第二次是从经济发展目标向全面发展目标的飞跃。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认识到完善和提升发展理念的重要性。早在1982年岁末，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通过“六五计划”时，就把“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正式易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增加了“社会发展”的理念（本书编委会编，1996：5690-5691）。此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先后提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等发展理念，并先后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扩展到现在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要求在发展的这五大领域都要逐步实现现代化。所以，我国要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定义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共中央，2020：15）。

第三次是从发展水平目标向同时强调发展质量目标的飞跃。2015年，我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2016），这是我国发展理念的又一次重大提升。它的突出的创新之处就是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以问题为导向，强调高质量发展，针对发展中的短板实现重点突破，补齐短板。比如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遇到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再比如针对我国在发展中生态环境恶化的短板，强调必须绿色发展，并大力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对人们原本认为需要二三十年治理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在较短时间内推动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变化；还比如针对我国贫困人口较多的问题，突出地强调共享发展成果，为此我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是我国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令全世界瞩目。

在我国坎坷、雄壮的发展过程中，在一些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口，有时是实践突破理念的束缚和桎梏，对发展的路径和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但在走上成熟发展道路之后，凝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形成对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的新发展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三、应对发展新阶段一系列新挑战的新征程

开启现代化新征程，也意味着我国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新挑战、新问题。与改革开放过去几十年发展情况相比，这些新挑战、新问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挑战和问题，而是在发展的动力、发展的要素、发展的条件等重要方面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的变化。

从发展的动力来看，改革开放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投资加上出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近若干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投资和出口依然是拉动经济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国内消费对推动经济增长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约2/3。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一直较低，看起来潜力很大，但目前家庭储蓄的增长率在降低，而家庭债务增长得很快，购房贷款已占据家庭债务的绝大部分，家庭房产也成为家庭资产的主要部分。当前和未来如何发挥国内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这是需要解决的关键性新问题。

从发展的比较优势看，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较高，而且增长较快，可以实现劳动力的充分供给，这是我国得以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条件。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极大地提高了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不断给经济注入活力。但近若干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劳动力的总量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劳动力总量年均减少数百万人，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持续上升，劳动力的供给开始出现结构性短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低劳动成本的国家转移，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我国也面临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当前和未来从哪些方面着手保持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这是需要认真应对的新挑战。

从发展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来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依靠土地用途变动升值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快速资本积累，推动了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收益也成为各级财政快速增长的重要来源，为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在一个时期内，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成为普遍现象，生态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态势。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已开始实行前所未有的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无论是区域发展还是产业发展，绿色发展都成为前提性的约束条件；我国也把粮食安全问题和房地产泡沫作为重大风险加以防控，实行了历史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当前和未来，在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在生态环境和土地硬约束的条件下开发新的发展潜力，这是需要创新性智慧、前瞻性眼光和系统性思考来解决的问题。

从发展中的人口和社会因素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的社会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持续下降的时期已经结束，社会总抚养比自2011年跨过拐点后持续快速上升。特别是我们过去一直低估快速的现代化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持续走低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使我国老龄化的速度远高于我们过去的多数预测结果，老龄化的程度也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在同等发展程度时的情况，即所谓“未富先老”。我国老龄人口总量庞大，老龄化速度又超乎寻常，形成了一种“超常规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和未来如何通过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应对“超常规老龄化”的影响，需要采取一系列切实的措施。

当然，我国应对新挑战、新问题的能力与几十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国已经建立了非常雄厚的经济基础，有了难以替代的高效率运转的完整产业链，社会结构依然具有很大的变动弹性，通过科技创新发展生产力的潜力也很大，形成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和提升劳动力素质可以形成新的人口红利，通过延迟退休年龄补充劳动力供给和应对老龄化还有很大余地，特别是通过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经济社会活力还有很大空间。但我国在新阶段面对的这些新挑战、新问题毕竟意味着一种历史性、转折性的变化，需要走出一条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的新路。

四、走出现代化道路上诸多陷阱的新征程

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诸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其中既有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有对现代化问题的批判和反思。这些理论成果对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现代化的新征程也有很多启示和警示。

尽管西方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密切联系的历史轨迹，但现代化理论的形成要比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晚得多。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人们还很少使用“现代化”的概念，但马克思关于大机器生产创造了生产力发展奇迹并极大改变人类历史、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被共产主义取代、关于未来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可以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传统和基础。

现代化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发展理论，但此前的社会学经典作家关于社会转型的学说也被纳入了这一理论的思想成果。在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曾经主导过发展问题的研究，此后现代化理论经历了古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后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理论等若干发展阶段。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反映出人们对现代化过程的认识逐渐深化。

古典现代化理论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论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转型思想。这种转型不是一般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和根本性的转变。诸多著名的古典社会学家都对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理论上的概括，例如：梅因关于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的理论（梅因，2016/1861）、滕尼斯关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的理论（滕尼斯，2019/1887）、韦伯关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韦伯，2010/1921）、涂尔干关于从机械团结社会向有机团结社会转型的理论（涂尔干，2000/1893）、芮德菲尔德关于从民俗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的理论（芮德菲尔德，2013/1956）以及帕森斯关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模式变项（Parsons,1951），等等。这些学者的一个主流的看法是：现代化是巨大而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铁律。

综合这些理论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对他们来说，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过程，而是整体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和转型汇集在一起的宏大发展潮流，包括工业化的经济转型、城市化的社会转型、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政治转型、世俗化的文化转型、科层化的组织转型、理性化的观念转型等。这些学者在研究现代化过程中，有时也表现出一些对现代化的担忧和反思。例如，韦伯一方面认为科层制的建立标志着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就像机械工业替代手工业一样，另一方面也认为科层制必然会产生异化，把一切人的情感和主动性凝固于效率、标准、服从的机械体制中，对人类传统价值产生威胁。涂尔干一方面认为从机械团结社会向有机团结社会转型是历史的必然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担忧转型中的社会断裂会导致社会整合机制的缺失，造成社会失序。滕尼斯一方面阐述了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是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也对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的破坏表示深切担忧。作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余脉，英格尔斯一方面根据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制定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十项客观标准，另一方面也针对经典现代化理论中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缺失归纳了十点现代人的特征（Inkeles & Smith，1974）。

针对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的主体关注的缺失，众多社会学家开展了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研究，如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对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移民的大规模社会史研究（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1918-1920）、怀特对芝加哥的意大利裔贫民街角社会的研究（怀特，1995/1943）、埃尔德对大萧条的孩子们的研究（埃尔德，2002/1970）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彰显了对现代化过程中人的主体特别是底层人群的关注。即使那些延续社会结构转型现代化理论传统的社会学家，在研究“后工业社会”中也加强了对人的主体的关注，这方面的最大成果是对以白领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产阶层成长的发现。在这些研究里，中产阶层的形成被视为现代化走向成熟、稳定的标志（米尔斯，2006/1951；贝尔，1997/1973）。

与这些学者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反思不同，持后现代理论(post-modern theory)的学者反对把历史看成一个连续的、进步的过程(Hassan，1987；Best & Kellner，1991)，他们有一段时间在哲学、艺术、文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大放异彩。后现代理论从各个方面对现代化的结构理论、宏大主题、价值取向进行了解构、消解、割裂、批判甚至否定和颠覆，但尽管不少学者进行了努力探索，仍没有建构起一种统一的阐释理论（凯尔纳、贝斯特，2011/1991）。当然，后现代理论也不是没有现实社会影响力的，一系列带有西方左翼思潮色彩的社会运动，如绿党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容忍软毒品运动等，其价值取向都不同程度地与后现代思潮有密切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建设和经济领域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化理论的后续和对现代化危机的反应，它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调整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激烈社会矛盾，建立起了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但福利不同于经济发展的刚性增长，也带来了社会不堪福利重负的危机隐患（Kuhnle,2000）。

对古典现代化理论最大的挑战来自拉美学者。拉丁美洲国家的人种、宗教、文化、语言与欧美发达国家是同一体系，这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最初也是依据西方古典现代化理论，走西方现代化已经走过的道路。但实际发展的结果却出现了贫富悬殊、环境破坏、产业结构畸形、债台高筑、外国资本垄断、进口替代失败、社会矛盾激化、发展停滞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这种状况引起了拉丁美洲学者的集体反思，并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形成了以摆脱依附为主旨的“依附理论”。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和不发达并不是现代化发展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而是相互关联的发展结果，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的发达，是以处于“外围”位置国家的不发达和“依附”为代价的。欧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都会与外省、外省的城镇与乡村构成一个多层次的中心—外围体系，把资本和经济收益从外围输向中心（弗兰克，1999/1979）。“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拉美国家的历史证明，只有摆脱依附，走自发性发展道路，才能实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现代化（阿明，2000/1973）；而“自由主义”学派的依附理论学者则认为，依附是不发达国家已经付出的代价，因此应当利用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求得“依附性发展”，为最终摆脱依附开辟道路（卡多佐、法勒托，2002/1979）。依附理论的兴起及其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在依附理论的影响下，一些拉美国家采取了排斥对外开放的政策，但并没有取得成功。在依附理论的框架下，也很难再提出新的出路，“世界体系理论”代之而起。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沃勒斯坦发表了他的四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风行一时。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是以一个经济为实体、以世界性区域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不同发展程度的各国分别处于这个世界体系的“核心”“半边陲”和“边陲”的位置。所谓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从边陲国家向半边陲国家或从半边陲国家向核心国家的跃升。尽管世界体系是一个实质上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分工体系，但一个国家很难在世界体系之外获得发展，而且改变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也很难，因为新核心国家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老牌核心国家的衰落，必然受到由核心国家制定规则的世界体系的制约甚至打压。但当现有世界体系无法消除内部压力和新的重大危机冲破临界点时，世界会按照新的规则重新组合成新的世界整体性结构（沃勒斯坦，2013/1974）。沃勒斯坦还特别看重半边陲国家的作用，认为正是由于半边陲国家的发展，世界体系才获得了维系稳定和化解危机的弹性。世界体系理论较之依附理论给了人们更多新的启发，但它停留在一种学说上，并没有转化为实践的方案，也始终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理论。

相比拉美国家的发展，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现代化经验更受到普遍的关注，甚至被概括为“东亚模式”。一些东亚学者也表现出文化自觉，试图从儒家文化圈等传统文化和内生因素建立东方现代化的解说。有学者认为，东亚社会经济发展之谜对韦伯关于儒家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命题提出了“经验现象的挑战”，现在要翻这个“长期以来几为学术界默然遵守的铁案”（金耀基，1993：129）。但总的来说，东亚学者似乎表现出一种理论上的“低调”，几乎没有产出任何一种基于东亚现代化实践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东方现代化理论。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始终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过程，也是世界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信息时代的到来使经济全球化成为现代世界经济最显著的特征。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似乎让人们感到与当年后现代思潮兴起的某些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逆全球化思潮现在已经转化为影响广泛的现实社会行动甚至政策选择。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英国的“脱欧”、西方发达国家中贸易保护主义和新民粹主义的兴起都带来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分化重组的复杂性，中国的现代化也面临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

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和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现代化道路并非一路高歌，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有挑战，有回潮，也有危机。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演进过程和实际发展过程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和警示，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开和走出一系列可能的陷阱。

1.走出“现代化的西方化陷阱”。由于现代化是由欧洲发轫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过程，因而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和规则也通常被视为普遍的道路和普世规则，发展中国家往往会不顾自身国情差异，盲目地去模仿西方现代化道路，或者认为自身的发展过程就是欧美几百年前的发展阶段，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实际上，由于历史境况的巨变和自身国情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复制或重演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味地复制、模仿和跟随，就永远走不出依附和被主宰的困境，还有可能付出丢失传统、尊严和权利的代价。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同时也伴随着殖民地的血腥开发、财富的疯狂掠夺和奴隶的残酷压榨，这些都是不可能重演的。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认同、责任担当和国际规则秩序，但少数国家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是未来发展的大势，国际规则秩序的建构也必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绝不意味着“西方化”，必须根据自身的国情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避免落入“现代化的西方化陷阱”。

2.走出“缺失人的现代化的陷阱”。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爆发式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变，人们往往容易沉湎于物质的繁荣，忽略了对人的自身现代化的关注。在此过程中兴起了一些社会批判理论，其社会基础也是人们对人的异化现象的厌恶以及对传统人文价值的坚守。一方面，人的现代化的缺失集中表现在国民素质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就像人们对暴发户素质的吐槽——缺乏现代化所需要的创新、智慧、人格和远见，也无法储备现代化长期发展所需要的人的潜力。对于人的个体来说，物质财富的积累也许十几年就可以实现，但人的现代化则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时间。一些国家在被摧毁后很快东山再起，就是因为仍具有人的资源优势。另一方面，人的现代化的缺失也表现在人的发展的失衡，少数人的暴富和多数人生活困苦并存，甚至把被现代化列车抛下的底层人群当作现代化快速推进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造成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畸形的社会现象，完全违背了现代化的方向和本义。世界上也有一些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国家并不被视为现代化国家，也是因为其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

3.走出“高福利负担陷阱”。发展中国家的民生改善和福利提高是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覆盖人口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总的来说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水平还相对较低，特别是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差异还很大，还需要大力改善民生福祉，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也有利于通过扩大内需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福利增长的规则与经济增长的规则是不同的，福利通常是刚性直线增长的，而经济增长是周期性波动的，所以既要保持民生福祉与经济的同步增长，又要警惕福利的超经济增长，一些欧洲高福利国家的不堪重负是前车之鉴，这对人口大国来说尤其需要警惕。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违背“量入为出”的基本法则，盲目与福利国家攀比，或者为了博得民心向民众空口承诺，使福利负担远超国家财力和长远国力，那就会陷入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也使经济发展背上难以承受的重负。而一旦承诺不能兑现或者试图降低福利水平，又会引起社会普遍的强烈不满，造成社会政治危机。

4.走出“依附发展陷阱”。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如果完全依附于发达国家，在产业、技术、金融等方面都不具有自主能力，那就很难摆脱在世界经济产业链的下游位置，无法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即便经济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一夜之间几十年的心血和财富就可能被国际金融大亨“剪羊毛”甚至洗劫一空。我国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已经遇到一系列的完全无视国际规则的打压和“卡脖子”的技术封锁，必须丢弃“依附发展”的幻想，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走出自主创新发展的新路。

5.走出“无发展的增长陷阱”。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概念，增长是经济数量指标提高，特别是指经济总量和人均量的增长，发展更多地是指民生福祉的提高、经济社会结构的改进和全面的社会进步。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往往把发展视为增长的自然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有的是“高增长、高发展”，也有的是“高增长、低发展”，但还有的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贫富悬殊、环境污染、债台高筑、产业畸形等都成了经济增长的代价，也影响了长期发展的潜力。所以，要警惕走入“高增长、低发展”的怪圈，落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

6.走出“中等收入陷阱”。2007年，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的首席顾问吉尔和首席经济学家卡拉斯在一份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Gill & Kharas，2007）。随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在一份题为《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报告中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将近50年的时间跨度里都无法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13：13）。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后发国家的赶超和转型并非易事，只有极少数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够成功晋升发达国家，而绝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会出现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既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在高端技术创新方面遇到发达国家的垄断和打压，处于受到两方面压力的“夹心层”，导致不断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形成发展瓶颈，使得经济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无法真正实现转型和现代化。我国目前人均GDP已达到1万多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属于中上收入国家，我国也必定在“十四五”时期跨越高收入经济体国家门槛（约人均1.3万美元），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离实现现代化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笔者曾提出互为因果的“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李培林，2017）：“双重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指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不能如期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意味着一个大国在发展中无法成功控制贫富分化并建成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形社会，无法以国内大众消费支撑长期经济增长。

7.走出“新民粹主义陷阱”。近年来，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与新民粹主义汇流，成为发达国家中一种有社会基础的解决内部经济社会冲突的主张。与过去的民粹主义不同，这种新民粹主义一方面具有反建制、反权威、反精英的左翼色彩，在中下层民众中有广泛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又带有排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极右翼色彩，得到保守主义的呼应，形成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超出了我们现有的一些理论解释框架，需要认真研究其发生机制和发展趋势，也是我国需要特别警惕和谨慎应对的复杂挑战。

总之，我国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既是实现长远发展战略构想的新征程和实现发展理念变革跃升的新征程，也是应对一系列新挑战、新问题的新征程和走出现代化诸多陷阱的新征程。这需要解决新问题的智慧，也需要应对新挑战的勇气和担当。

参考文献：

阿明，萨米尔，2000/1973，《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埃尔德，G.H.，2002/1970，《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贝尔，丹尼尔，1997/197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本书编委会编，1996，《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二卷，北京：团结出版社。

薄一波，199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邓小平，1994/1979，《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弗兰克，安德烈·冈德，1999/1979，《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怀特，威廉·福特，1995/1943，《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出版社。

金耀基，1993，《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卡多佐，费尔南多·恩里克、恩佐·法勒托，2002/1979，《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单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凯尔纳，道格拉斯、斯蒂文·贝斯特，2011/1991，《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培林，2017，《中国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劳动经济研究》第1期。

毛泽东，1954，《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人民日报》9月16日第1版。

梅因，亨利·萨姆纳，2016/1861，《古代法》，郭亮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米尔斯，C.莱特，2006/1951，《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芮德菲尔德，罗伯特，2013/1956，《农民社会与文化》，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13，《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滕尼斯，斐迪南，2019/1887，《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涂尔干，埃米尔，2000/1893，《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托马斯，W.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