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胡克斯 著 吴万伟 译

标题当然是反讽性的，有人肯定会给我贴上这样的标签，我用这样的标题旨在盗用那些人的咆哮并造成强烈冲击。我任职多年的哲学系开设了一门跨学科必修课，名字叫“西方文明”（Western Civ）——Civ这个词显然是文明的缩略词——虽然要求学生阅读西方历史的某些章节以获得必要的背景知识，但它不完全是历史课。主要阅读材料都是从圣经到20世纪思想和文化里程碑式著作的选段或全文。下面这个阅读清单当然并不代表一个学期必须阅读的内容，而是过去一些年挑选出来的文章清单，在此没有区分是选段还是全文，通常来说，每学期有十二篇左右（14周）。不管具体文本是什么，课程主题总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这些文化里程碑，西方文明无论好坏都将是无法想象的。

创世记、约伯记、圣保罗给罗马人的书信、马可福音、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国王》、荷马的《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或《申辩篇》，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和/或《政治学》，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存在的五重证据》，但丁的《地狱篇》、马丁·路德和/或约翰·加尔文的选段，莎士比亚的戏剧，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约翰·洛克的《政府论》，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伊曼努尔·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埃德蒙德·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爱因斯坦选集，合适时偶尔还有一些诗歌。

这门课有很多显而易见的东西。只有两个20世纪的人物，但这门课并不真的是有关当今西方文明的；更好的标题或许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另外一点显而易见：名单上只有一位女性——她就是简·奥斯丁（Jane Austen），据我回忆，在西方文明课程组的15年左右时间里只出现在课堂上一个学期。我更偏爱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英国女作家的男性笔名，真名是玛丽·安妮·埃文斯（Mary Anne Evans）——译注），我认为她是最伟大的英国小说家，但是，从那时起就一直只有一位女性。但我不能说如果玛丽·安妮·埃文斯从来没有写一个字，正如莎士比亚如果像他父亲一样是个手套制造商，西方文明可能看起来显著不同了。我曾经模糊地回忆起在某个地方，有人暗示应该添加上12世纪法国最早的女诗人玛丽·德·法兰西 （Marie de France），这可能是荒谬的。

该领域的姊妹学院（兄弟学院）有一门类似课程，包括了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监狱的来信”，这是荒谬的。无论金的美德多么不能否认，就像玛丽·安妮·埃文斯一样，他并非西方文明的基石，虽然他对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文化做出了贡献，当时，西方文明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并名扬世界了。这是注意到西方文明清单中其他东西的非常方便的方式。没有黑人。

为什么应该有？也没有阿尔巴尼亚人啊。某些伪学者提出的主张如果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应该是滑稽可笑的。比如说柏拉图排斥了非洲思想家。我回想起我的一个幼稚的学生（过去一些年有一半是黑人）一直遭到学界骗局的灌输，认定奥德赛是个冒牌货。简单的事实是，虽然有希腊罗马投稿者（实际上基督教采用了，比如阿奎那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西方文明的另一个名称可能就是“犹太-基督教”（WC/JC），其中南撒哈拉非洲人只是在欧洲在非洲殖民之后才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西方文明/犹太基督教的基础阶段，没有诗歌，没有史诗，没有绘画，没有音乐，没有形而上学，没有非洲黑人闯入西方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

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我讲述西方文明的年代，只有一次有学生抱怨没有黑人作家作品，但鉴于圣经文本的存在，他并没有感受到被排除在外，他认为就像对待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一样，这是其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个学生注意到黑人作家的缺席，是因为他在思考文明的基础。最有深远影响的抱怨来自新左派老师，他们根本没有思考，显然假设如果我们没有找到黑人版的莎士比亚，那是我们没有努力去寻找。无论如何，他们势力大，人数多，足以叫板说西方文明没有达到普遍性的要求。

一个合理的问题是：如果西方文明成为持续多个学期的课程（一直就应该如此），“空缺”部分需要填满吗？我相信会填满，但我不敢肯定应该填满。请看请听：当我们逐渐形成这个从创世记到爱因斯坦的清单时，我们是在寻找世界一流思想家和作家；我们并不是在尝试在入场券之间搞平衡。当我在考虑美国黑人时，我想到杜波伊斯（W.E.B. DuBois）和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黑人作家，以《隐身人》闻名于世）可能是世界级作家，但我并不认为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能跻身其中。我敢肯定黑人女作家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ou）不属于世界级水平，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也不属于约伯诗人、游吟诗人（the Bard）或但丁的团体，诺贝尔奖又如何？我喜欢诗人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wrence Dunbar）、康蒂·卡伦（Countee Cullen）、克劳斯·麦凯（Clause McKay）和罗伯特·海登（Robert Hayden）的诗歌，但他们取代不了任何清单上都有的华兹华斯、济慈、叶芝，这不是侮辱，因为我认为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也都不在这个行列中。

如果我们考虑严格意义上的非洲知识分子，我要说自己没有这个专业知识，也没有多少生活体验。从来没有读过剧作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的作品，但作为诗人还是很特别的。当然，“每个人的选择”是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我要忏悔从来没有向黑人学生忏悔的话，我不记得是否读完了，只记得对山药的详细描述实在令人厌烦。我从来没有想到当索尔·贝娄（Saul Bellow）被指控种族主义就是活该，因为他说如果出现了非洲版普鲁斯特（或托尔斯泰），他也会阅读。我为阅读的缺陷道歉，因为非洲作家当然认为自己是西方文明的接受者和贡献者。阿契贝甚至借用叶芝的诗句作为他的书名。我需要再读他一次。

但是，我厌烦反思的这个方向或者明显的方向。因为我的要点不是和从来没有打算证明西方文明或者犹太教基督教不是黑人色彩。因为除了在最容易误导和最肤浅的含义上，它也不是白人色彩，这要求一些自传性事实。我为西方文化自豪的方式就像我为莎士比亚自豪一样，我很高兴与他分享作为人的状态。但是，我并不会因为我像他一样是白人而不是浅褐色感到自豪。我的浅褐色或我的白人特征——不过是出生时碰巧出现的情况，并不是我的成就，不是我的选择或贡献。我不能说那是偶然事件，因为父母也是浅褐色皮肤，我没有选择父母，虽然我很高兴他们有了我。但是，我上文说过我为西方文化自豪，真的欣赏犹太教基督教：骄傲未必与成就有哲学联系。但是请让我这样说：我感到幸运，我感到自豪，成为一个能对约伯故事的卓越感到惊奇感动的人，对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反思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以及诸如此类 （und so weiter）感到惊奇的人。虽然我能理解民权革命时期“黑人美”口号的功能，但我无法想象“白人美”；其实，我觉得有些不可理解。

西方文明不是被白人创造出来的，其思想和文化丰碑不是被白人创造出来的。它们是被古代以色列人、希腊人、罗马人创造出来的；罗马人变成了意大利人、德国人、瑞士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说他们都是白人就是说皮肤颜色比心智和灵魂更重要，虽然肤色是重要部分，这是人们能说出的最愚蠢的话了。说他们是中东前欧洲人、欧洲人、欧洲殖民者听起来稍微更聪明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因为欧洲人是地域事实，并不是确定的种族或民族信息。他们拥有的共同点是都与犹太教基督教有关，要么是忠实的信徒，要么反抗它们；在反抗的意义上，在文化上是犹太人或基督徒，因为犹太教基督教王国比任何单一灵魂更庞大、更逼人。（谁做出这个判断？我，一个文化加尔文主义者。）

让我对此做个终结。我感觉更亲近钦努阿·阿契贝，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天然肤色上与他没有任何的一致，我和遇到的90%的浅褐色（不可能准确）人除了天然肤色上一致之外，并没有很多相似之处。阿契贝和我享有共同的欲望，要在某种程度上与威廉·巴特勒·叶芝联系起来。

我要毫不吝惜，大肆赞美西方文明是能想象到的最好文明，我的意思是它本身而不是这门课程。但是，在此之前，我需要澄清某些术语以避免混淆。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几个段落之前我提到的是西方文化而不是西方文明。两个词之间的关系因为容易混淆可能令人感到困惑。文明可以指广泛的社会，文明的意思是那个社会中文明化的、文明性的方面或特征。文化指作为广泛社会的文明，文化指其文明性的方面。文化也能指社会的附属部分如“企业文化”。我采用“文明化的文明性的方面”时，我的意思是最广泛意义上的艺术和科学，哲学和神学，也就是西方文明书单中有关精神的部分。德国文明和文化有同样的多样性——我常常使用文化（Kultur）指那些文明性的文化方面，因为它从来不会与社会（Gesellschaft）混淆起来。无论如何，当我不吝称赞西方文明、西方文化时，我并不是在谈论西方社会及其历史，因为那个聚集体包括了很多不值得称赞的东西，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财产奴隶制和大屠杀。我称赞的是西方和犹太教基督教具体的艺术和思想丰碑，基本上是欧洲的文化成就。当然，欧洲人的罪恶和美德意味着除了地理欧洲之外，还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我需要对社会罪恶说几句话然后再开始赞美文化美德。古代希腊的奴役状况不是财产奴隶制，如果你在战场上打败了，你就可能成了奴隶——这不是辩护而是事实。奴隶制是一种社会机构，并非西方社会所独有。它是普遍性的：亚洲人、穆斯林、南部撒哈拉沙漠的非洲人自己。我不愿意浪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任何人的时间来论证存在更温和或更残酷的形式，虽然肯定有（在美洲或海地做奴隶是否更幸运一些？）那就类似于说某些凶杀案受害者比其他人被杀得更优雅一些。纳粹大屠杀当然是西方的问题，但像奴隶制那样的种族屠杀一直普遍存在。在最近的历史记忆中，在纳粹大屠杀之前，有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至今土耳其人都拒绝承认。在纳粹大屠杀之后，有阿拉伯人在苏丹对黑人的屠杀，在卢旺达，图西族屠杀胡图族人，胡图族人屠杀图西族人。非洲人的种族灭绝似乎就像瘟疫一样泛滥。最近的记忆只是最近的记忆。

判断种族灭绝更温和或更残酷是疯狂的。但是，还是能做出某些判断。如果尽可能多的吉普赛人或者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被屠杀，纳粹大屠杀是历史上最最糟糕的种族灭绝。最糟糕有两个意思。（1）它是最有效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行还是在技术上。（2）它是最大的文化背叛。仔细思考，没有任何多愁善感或民族学上的自我服务。不能简单地说，除非人愿意为了自己而死，部落内部的大屠杀是对非洲文化期待或道德规范令人吃惊的侵犯。不，不能。虽然土耳其屠杀基督教亚美尼亚人发生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Mustafa Kemal Ataturk）试图“去伊斯兰化”土耳其，从文化上说，土耳其人仍然是穆斯林——穆斯林向宗教少数派进行谋杀般地暴力杀戮并没有破坏人们的期待。我不是在暗示欧洲人部落内部的关系从来没有暴力，而是说，即使有纳粹大屠杀，和半种族灭绝的南斯拉夫民族清洗，种族性民族性屠杀灭绝简单地说不是西方传统，你可能怀疑在穆斯林和中部非洲接近这种状况。考虑到我自己对人性的低劣看法，这种文化上的加尔文主义者怀疑它没有成为一种传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犹太教基督教西方文化令人吃惊的卓越，这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情况。其他地方没有。因此，我认为现在到了承认我是从文化上说的欧洲种族至上主义者。

在一篇文章中我没有时间和篇幅来论证创世记和约伯记，使徒书信和福音书，希腊艺术和思想，但丁和莎士比亚以及所有其他丰碑如何如此罕见、优美、卓越和背后的原因。其实，如果人们不知道，这个对话已经死掉了。但是，我并没有设想这篇文章最初要写出来思想和文化历史的轮廓。其实，我的动机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用我的手写出预防性的文化讣告。因为在我看来，西方文化正在丧失尊重，每天都在丧失更多尊重，而且是非常不公平的。环顾四周，我感到震惊。

我的老朋友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同事欧文·豪（Irving Howe），不耐烦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父辈的世界》）意第绪语译者，社会主义理论家和积极分子，了不起的辩论家，在有些人看来是咄咄逼人的、令人害怕的厉害人物。虽然有无伤大雅的瑕疵，但他是我了解的文化修养高深之人，是美国舞蹈家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的崇拜者。每次参加纽约州芭蕾活动，我都会遇见他——-因为他总在那里。当妻子和我移居乡下后，她总是观看电视上的芭蕾舞节目。过去总是如此。人们能期待电视上播什么呢？应该对大学期待更多些才对啊。

***

西方文明的命运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更早的时候，我提到新左派老师们认为西方文明没有满足学院核心课程的普遍性要求。从前由于传统的理由，所有学生都必须选修，但是由于和大量少数民族学生在外国出生或在非西方国家出生的事实相关的特别理由，负责的老师认定他们需要某些新的介绍进入新家，向孩子们灌输新的文化。不负责任的左派老师认为那是强制性灌输：想象可怜的阿富汗小孩儿被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人杀害。学界左派对丰碑没有尊重。我记得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毕业典礼，作为教官坐在讲台前，旁边是客人，是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我很高兴舒默在发表贺词之后就离开了，没有听到其中一位老师在祝贺新获得学士学位者的简短演讲，从现在起，他们“不需要担忧艺术、历史、政治学之类东西了。”

这不是无关紧要的逸闻趣事。从传统上说，大学一直不仅是教学和科研机构，而且是文化丰碑及其保护的家。但是，不仅在图书馆里得到保护，而且作为教学机构的课程内容。但是，高等教育的清晰趋势，至少在美国是朝向不再强调自由艺术和科学，而是强调实际的“专业性”教学；历史专业成为钻研故纸堆的罕见的老古董，会计专业的课堂上则总是满当当的。

职业主义者获得更好的培训，公民受到的教育更糟糕，每学期学到的东西更少了——因而更肤浅了。数百人都在评论说“美国越来越笨了”，但是，那不应该是学界的工作，那是在使用的主要让人变笨的劳动集中营。令人痛苦的讽刺是，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人口中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少数幸福的人。这个术语从前没有讽刺性。少数人变得越来越少，文化丰碑会发生什么呢？

卡尔·马克思说的更智慧的话语之一是资本主义在其力量中携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同样，西方文化的“正宗”内携带着叛逆的种子：比如《新约全书》中的书信方式就与詹姆斯在“诚信与善行”是获得拯救的两条道路，与保罗式教导坚持拯救只有通过信仰来实现保持了平衡，只是一个例子。我在考虑西方文化、那些艺术和思想丰碑即使在其解体（如果用得正确的话）中也携带着再生的可能性。

下面是简单的猜测，不是有任何确定性的文章。它是带着希望口吻的讣告。使用游吟诗人的风格，我们希望证明，“通过重新调整找到新方向。”我希望没有考验读者的耐心；我保证不让读者感到厌烦无聊。

自从我名义上是接受洗礼的小孩子以来，我并不是信徒。我当时相信上帝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不相信的事；村子周围就没有无神论者。参加教会的礼拜活动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去仪式化的洗礼礼拜仪式并没有激发超验性思考或感觉，到了高中时，我已经不再参加宗教活动了。但肯定还剩下某种“渴望”，因为我在北卡罗来纳大学（UNC）读本科时在美国圣公会得到确认，但我怀疑那是对那些英文缩写名字的英国人的回应如艾略特（T.S. Eliot）、奥登（W.H. Auden）和刘易斯（C.S. Lewis）以及对教堂山圣公会开启的神学辩论项目，因为广教会派（Broad Church）和其他英国国教高教会派（Anglo-Catholic）两个派别轮流在礼拜天占领讲坛。也就是说，我与基督教的关系严格来说是思想上的。但是，我很惊讶地说思想并不能维持信仰，在我个人来说一点儿都没有。而且，如果人们没有得到深度信仰的眷顾，他就很难抗拒霍布斯、杰斐逊、达尔文、弗洛伊德和其他巨人如大卫·休谟、亚瑟·叔本华、弗里德里希·尼采等人的世俗主义，他们都属于西方文明书单中的巨星。

过去一些年我在讲授哲学和思想史的时候，开始想到叔本华对于有组织的宗教的憎恶和显然的无神论观念——忘记他私人的、个人的正宗观念和奇想怪癖——并不是真的如此，相反是一种深刻的不满意，无论朝什么方向看，他看到的都是翻译成他的痛苦的人生悲剧意识应该为之负责——为什么不是别人称的上帝呢？

同样道理，我在想，我认为对尼采也是真实的。或许我想到叔本华和尼采式这样是因为我个人的经历，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记录过这个经历，可以说是对这个世界事的愤怒，连同对熟悉的“悲剧”后果感到无能为力，这些让我陷入绝望之中，习惯性地诅咒我根本就不相信的上帝。我向你保证，这不像“该死的”少数派联盟，甚至无神论者在修辞上也喜欢用。

大卫·休谟有名的但引起争议的无神论是非常说明问题的现象，我的观点似乎有些怪异。休谟最有意思的观点之一涉及到他有关“起因”的观点。事件B或许总是紧跟着事件A出现，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两者有因果关系。你能够“看见”（认识到）A，你看见B跟随A出现，但你不能说A引起了B，你当然不能，你只看见一件事紧接着另外一件事发生，前后关系只是前后关系不是因果联系。但是，如果没有疯狂的话，你不能逃避一件事引发了另一件事这个观念。这意味着某些现实是“看不见的”。接着，你就可以想象神学的后果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严肃地接受诸如杰斐逊、达尔文、弗洛伊德等人的从世俗主义到不信上帝的过程变得更困难了。杰斐逊？忘掉它。有一些绝对令人厌烦的东西，那是他从自然神论角度重写福音书。达尔文？他的自然史领域之外的观点一文不值。弗洛伊德？虽然我接近无限地崇拜他，但我很难认真看待一个内心极度厌恶音乐的人的宗教观点。音乐是任何可设想的神圣性的本族语，是最接近神圣性的艺术形式。

要点是虽然我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信徒，但我一直对自己缺乏信仰感到不耐烦（除非信仰能够像德裔美籍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20世纪很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田立克（Paul Tillich）认为的那样是“终极关怀”）我甚至对坦率承认的无神论者感到有些不耐烦。我试图阅读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写的任何东西，但是他的无神论辩论令人尴尬，使其暂时与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在同一类别中。很多“有思想的”无神论者并不是从哲学上回应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经典论证，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笛卡尔或康德等。大部分无神论者的论证（实际上不是论证）归结起来不外乎“我不相信上帝，因而它不可能存在。”

我也没有宣称我自己不再不相信上帝是对古典论证的完全哲学性回应（虽然其中有一些我特别喜欢的哲学内容），虽然还不能说我重新获得了上帝的信仰。我知道我已经到达了我前来的立场，因为文化丰碑的威力造成了某种类似的“重生”。有人可能觉得我改变信仰的理由有些不可理解，甚至怀疑我有些卑屈和盲从。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然是异教徒，但仍然是有神论者，被认为是为犹太教-基督教做贡献的人。虽然有些不必要，我注意到创世记中的作者如约伯诗人都是信徒，同样还有圣保罗和圣马克。还有奥古斯丁、阿奎那、但丁、路德、加尔文、莎士比亚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笛卡尔、牛顿、洛克、康德、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爱因斯坦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在我调查他们所有人以及很多并没有在西方文明书单上的其他人时，因为篇幅所限，我只提及如下结论：虽然我对路德的傲慢心智篇目有些保留——在和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辩论时，他听起来就像野蛮人——在我看来，他们都聪明之极。上帝啊，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像哈里斯和“新无神论者”之流从来没有说过——那么，我到底是谁？

仍然能够从迂回的方式找到方向。

有时候，我认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是20是最聪明的诗人。那是什么时候？每当我阅读菲利普·拉金时，我都不是唯一的人——我忘记了还有谁--认为“晨歌”（Aubade）是最好的死亡诗。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写到“年轻人从来不会想到他会死掉。”我记得，但现在我对告诉我恐惧死亡缺乏理性的斯多葛派有些不耐烦，我还没有这样的感觉。拉金也是这样。这正是我们的惧怕所在--“无视，无声，无法辨嗅、品尝或感触，无所思考，无所爱与关联，无人从麻醉剂中醒转。”（请参阅：舒丹丹译晨歌全文：

我整日工作，夜里喝得半醉。

四点钟醒来，我凝望着无声的黑暗。

窗帘的边隙变亮为时尚早。

是什么一直在那儿，那时才能看清：

不安的死亡，一整天此刻最近，

使所有的想法变成不可能，除了何时

何地怎样我将丧命。

无趣的问讯：然而死亡的

恐惧，与死亡的情景，

再一次掠过，将我惊骇地抑止。

凝视中头脑变得空白。不是懊悔

--未做的好事，未给予的爱，未利用的

被撕毁的时间--也不是沮丧，因为

唯一的生命花去漫长的时间才爬到

错误的起点，也许永远不能；

只因永恒是这虚空，

我们的旅程必将走向毁灭，

时时陷入迷蒙。不是在这儿，

不是在别处，

它很快来到；没有什么更可怕，没有什么更真。

这是恐惧的一种特殊方式，

没有诀窍能够驱赶。宗教曾经尝试，

那庞大的被蠹虫蛀坏的音乐锦缎

制造出我们永远不死的假像，

那伪善的家伙也说，理智的人

不会害怕他感觉不到的东西，却不知道

这正是我们的惧怕所在--无视，无声，

无法辨嗅、品尝或感触，无所思考，

无所爱与关联，

无人从麻醉剂中醒转。

于是它呆在视线的边缘，

一片小小的未聚焦的污点，一阵持续的寒战

使每一次冲动减缓变成犹疑难断。

大多数的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这一次不同，

它的盛怒勃然呈现，

在熔炉般的恐惧里当我们被攫取，没有

美酒与同伴。勇气一无是处：

仅仅意味着不惊吓他人。勇敢

不能使任何人逃离坟墓。

哀诉比之抵抗，死亡无所不同。

慢慢地光线变强，房间显出了形状。

它突兀地站立，像个衣柜，我们所知的，

始终知晓，知晓我们无法逃离，

也不能领受。总有一条路不得不走。

此时电话蜷伏，在紧闭的办公室里

铃声正欲响起，整个漠然

纷繁的租用世界开始苏醒。

天空如陶土一样苍白，没有太阳。

工作还得完成。

邮差如同医生，在屋舍间穿行。  

https：//www.douban.com/note/194147417/ ——译注）

“教堂礼拜”。说话者显然是诗人自己。不是去教会参加礼拜，说话者有去拜访从来没有利用过的教堂的习惯，至于理由他并不充分了解，或许因为对建筑的兴趣。“我退回门边，签了名，捐出一个爱尔兰六便士，心想这地方不值得驻足停留。但我还是停了下来，事实上我常如此。”这些老教堂会发生什么呢？人们会像我一样前来参观吗？有些东西有吸引力，但是“迷信和信仰一样必定会死去，当不信也离去时，还有什么遗留？。。一个每周都渐渐变得难以辨认的形象，一个越来越模糊的目的。我很好奇谁会是最后，最后一个来寻觅这个处所，探求它原先的风貌？”

说话者惊讶地发现自己“在静默中在此伫立却令他满足”

庄重的大地上一座肃穆的建筑

在它融合的氛围中，我们所有的冲动遇合

受到认可，像命运一般裹着长袍

而这一切绝对不会湮没废掉

因为有些人总是会惊讶于内心

对于更加严肃的心境的渴望

并带着渴望向这块地方沉落

这儿，他听说，适合于人们变得聪敏

只要是因为周围还躺着这么多死者。

一个像拉金这样的非宗教信徒从来不会写出这样的宗教诗歌，除非你认为他在撒谎。我现在要提出拉金可能也会赞同的一个类比。

“教堂”（我的意思不是建筑）或许在衰落，正如数字似乎暗示的那样，行为当然会表现出的那样，但是“有些人总是会惊讶于内心，对于更严肃心境的渴望，并带着渴望向这块地方沉落。”因为教堂就像文化，就像教堂，考虑到从柏拉图到其他人的所有这些丰碑，我们“听说，这是适合于人们变得聪敏的地方，周围还躺着这么多死者。”

无论如何，这是我深刻的希望，西方文化——一年一年过去了，受到人们的尊重越来越少，受到其天然的保护者——特别是大学——的保护越来越少，但是，它将以某种方式幸存下来要以某种方式回答人们对除了利润丰厚的职业之外的某些东西的渴望。如果做不到这些，大学与文化有多大关系呢？我怀疑。

我的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纽约城市大学最年轻的部分——高级学院度过的，它最开始是特殊的纯文理学院，没有像会计之类实用性专业，暂时寄宿在社区学院校园里。市政府坚持这个学院要成为都市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选定的校园位于毗邻皇后区（Borough of Queens）的地区，实际上就是该区的“哈莱姆”贫民区。后果之一是黑人学生越来越多。这个人为选择的后果是渐渐不强调艺术和科学。城市和学院管理者显而易见但心照不宣的假设是文科并非其最佳利益。这是对真正有趣或感兴趣的学生的巨大侮辱。但那些有机会接触权力和金钱的人和那些主动想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的人占了上风。很长一段时间里，维持我所说的“学院内的学院”的教学目标意识讲授是可能的，但是，当越来越少的学生到了学院内幼儿园那样的规模时，我承认失败，我退休了。到了此刻，西方文明的课程表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虽然在纽约城市大学高级学院教书有可能获得部分的或全职的临时休假，加入研究生中心的教师队伍——这个机会我从来没有用过，没有尝试花时间去指导毕业论文。但研究生中心是个可以去拜访的好去处，尤其是考虑到高水平的老师，在曼哈顿开会或参加学术研讨会很有收获的。我特别想到了认识很久的老友欧文·豪、一起喝过几次咖啡（吃大餐）的杰出文学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津、从哈佛请长假在华盛顿政府部门工作，之后选择加入研究生中心而不是返回坎布里奇的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那是大交易。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当时的确非常了不起，现在，我觉得我可能不会这样说了。

豪-卡津-施莱辛格？那是很多年前了。最著名的纽约城市大学老师或许是同时在研究生中心和亨特学院任职，拥有耶鲁的音乐理论博士学位音的乐理论家。我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重新使用美国钢琴家奥斯卡·黎凡特（Oscar Levant）的古老笑话：“我宁愿记住他的名字，然后扔掉我的脑袋”（如果读者必须了解，让他或她寻找《纽约时报》2021年2月15日艺术版）。X教授相信音乐理论中受到种族主义者白人的支配。虽然有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海顿、舒伯特、舒曼、瓦格纳等人的事实，X教授认为，在古典音乐历史上，耶鲁音乐系对博士生的德语语言要求带有种族主义者色彩。不是“包括手势语言或者计算机语言”在内的“任何语言”都能够满足这个条件，作为补偿条件，有些语言如“古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只能在申请获得通过之后才能被允许。”从X教授不负责任的激动中，至少西方文化的丰碑是安全的吧？啊，你自己可以做出判断。一个仅仅“超过平均水平”的名叫贝多芬的作曲家“就因为白种人和男性身份一直被吹捧了200多年。”

我向读者保证上面这个段落不是滑稽的模仿。

我一直在思考拉金的诗歌。被抛弃的基督教堂或犹太教堂会发生什么？我常常开车路过教堂，它现在已经不再是个教堂只是居住地了。我在纳闷里面会是什么样子，有多么舒服啊。我认为“它最好被用来作为某个人的家而不是空着。”但是，在读了拉金的“去教堂”之后，我认为最好它一直空着，以此提醒人们它曾经的辉煌。那总比它被破坏了强。如果仍然矗立，它就提醒我们丧失了什么，在我们跌落到无知和黑暗的境地之前，什么或许还能恢复。

但是，几页之前，我将教会和文化不朽作品的类比是不完整的，（忘记了教会能够成为不朽作品，这不是我在此的要点）。虽然教堂能告诉/提醒我们某些东西，看得见的文化不朽作品的所在，好奇的过路者都可以随意进入？人们不能随意进入亚里士多德的场地，然后在离开时丢下爱尔兰六便士。它能“站立”在图书馆保留着却没人阅读，因为大学背叛了它的使命，一排排的书籍被清理和廉价处理掉。

我再次想到了拉金的其他伟大诗歌“晨歌”。对此结果，虽然我并不高兴，但在得知它发生之时，本人并不在场，还是令人稍感安慰。

作者简介：

萨缪尔·胡克斯（Samuel Hux），纽约城市大学约克学院荣休哲学教授。曾在《异议者》、《新共和》《周六评论》《新牛津评论》《新评论》《当今时代》等期刊发表文章。

译自：Reflections of a White Supremacist by Samuel Hux

HTTPS：//WWW.NEWENGLISHREVIEW.ORG/CUSTPAGE.CFM？FRM=190669&SEC_ID=190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