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 居
在上海武康路靠近湖南路的地方，巴金寓所的对面，有一条短短的弄堂，牌号是216弄。弄内原有三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花园洋房。如今一座已被隔出去成为某服务公司所在地；另一座曾是派出所的办公楼，现在变成一般民居；第三座因花园内有一株玉兰而曾被一位独居的老人动情吟唱，可惜几年前拆毁后原址已划归某宾馆所有，玉兰树怕也早已凋枯或被砍伐了。
老人名瞿蜕园。80年代以来，随着《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证》等有份量的古籍新版本的问世，以及《汉魏六朝赋选》、《左传选译》、《古史选译》等旧著的重印，他的名字重新为专业人士所熟悉。可是由于大部分著作尚未再版，而多数读者又不知瞿宣颖、瞿兑之、瞿蜕园为同一人，因此即使在学术界，人们对他生平、学养的了解仍然很不全面。“文革”结束后，郑逸梅曾多次在他的补白式回忆中谈到这位故交，其中一篇《瞿兑之学有师承》将对象勾勒得尤为生动，只是用千字文来谈瞿氏毕竟仍嫌太短。而在一些重版书的编者前言中，对作者的介绍就更为简略，且有错讹，如将“宣颖”说成笔名之类。这些都使我感到应该将自己青年时代师事蜕老的所见所闻忆写出来，作为对逝者的一种纪念。
我想仍从他的故居谈起。
蜕老原先住在五原路，与我家所住的安福路是两条挨在一起的平行小路，步行10分钟，即可来到对方门口。当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的客人来了，常常由我端茶，端完就离开；对于大人之间的谈话，听不懂，也没有兴趣；倒是客人的外貌容易引起我的好奇。譬如50年代也住在安福路的复旦大学教授徐澄宇，长须，长发，长衫，配上一副银丝边眼镜，形象十分特别，给他端完茶后我就会忍不住多看几眼；但关于他的性格和厄运，说来话长，是需要另文回忆的了。
蜕老也留唇髭，冬天有时也穿长袍，但形象不古怪，所以最初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到我进入高中，对古典诗词产生浓厚兴趣时，才开始留意父亲同一些朋友之间的唱和。而蜕老的诗大都写在花笺上，书法遒美，闲章也耐人寻味，故而格外令我喜爱，觉得读他的诗稿乃是美的多重享受。大约在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他由五原路迁居武康路。他住在底层，那是一间以前阔人家堆放杂物或给佣人住的北房。面积甚小，除了一架单人床、一张旧书桌、一把破藤椅、一排竹书架和几口箱子之外，没有也放不下别的东西。郑逸梅曾描述过这间房：“兑之晚境坎坷，所居窄隘不堪，戴禹修去访他，有一诗云：‘有客时停下泽车，入门但见满床书。两三人似野航坐，斋额应题恰受居。’我也到过他的寓所，同具此感。”其实，第一个用“屋小如舟”来形容此房的是蜕老自己。他搬家后作过四首五律，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记得父亲收到他的诗稿后，连续几天都用很带感情的腔调反复吟诵。我也读过多遍，很快就记熟了，现在原稿虽已失落，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连诗前的小序都背得：
自五原路移寓武康路，屋小如舟，赁庑之费，皆出问字金也。时值风雨之后，秋暑尚炽，即事书怀四首。
何适非吾土，聊思物论齐。市声嚣渐隔，诗梦醒还迷。阅世枯形剩，投林倦翮低。更无书籍卖，敝簏尚亲携。
两年诚久假，三宿岂无情。雨坏垣衣色，风搜树穴声。去时何挂碍，来亦费征营。与我同憔悴，秋花不肯荣。
半亩莎承屐，重行树拂窗。静知睡味好，暂遣客心降。促坐无宾榻，经时涸酒缸。舵楼催晚饭，真似住吴艭。
敢薄家人语，思为杂作庸。儿童厌占毕，老退荷宽容。适愿成鸥泛，埋忧即蚁封。且祈残暑尽，塞向更谋冬。
我那时求知欲旺盛，喜欢“转益多师”，又喜欢把一位老师的作品拿去给另一位老师看，在他们的议论中获取教益。上面这几首诗我便带给别的先生看过。一位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姓高名飞，字安翔，系武汉大学中文系1938年毕业生。由于都酷爱古典文学，我们之间建立了超乎一般师生关系的友谊，而且维持了几十年。那天去他家时，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胡邦彦先生也在座。两位先生都盛赞这几首诗的功力，认为典故用得十分自然，如“塞向”出自《诗经·七月》的“塞向墐户”（修砌朝北的窗门），用在这里贴切而无痕迹。又如“三宿”典出《左传》、《孟子》，而这里取其“恋恋不舍”的引申义，由《后汉书·襄楷传》的“浮屠不三宿桑下”、苏轼《别黄州》的“桑下岂无三宿恋”直接化出，同时又与全诗的情感融为一体，读来甚有回味。
那时我已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位住在复旦第二宿舍的董钟麟教授也是我常去请教的对象。矮胖的董先生是30年代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测绘学权威，他对科学的执著、对科学家人格和学术尊严的维护、对老伴的挚爱以及他的悲剧人生都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作得一手好诗，与中文系的吴剑岚教授时有切磋。那天我带着自己的习作和蜕老的《移寓》诗前去拜访。他先看我的诗，立刻不屑地丢在一边；随即用他的江西腔大声吟诵起蜕老的诗来。之后说了很多表示钦佩的话，我特别记得的一句是：“这同古人的诗已经不分轩轾了。”后来他才想起我的诗来，笑着说：“等你将来老了要删诗时，自己会把这诗删掉的。”我现在已想不起来当初给他看的是什么诗，足见在我的记忆中该诗确已被删除。
家 世
蜕老原籍湖南善化，同我说话，用的是带湘音的普通话；而同我父亲交谈，则两人都说长沙话。蜕老大我父亲六岁，似属同辈人；但父亲说他辈份高，曾要我呼他“太老伯”，他当时连连摇手，说“不能这么叫”；我也觉得别扭，以后便仍然称他“蜕老”。第一次呈诗稿给他时，父亲又让我写下“蜕园太世叔诲正”的上款。他看了又连说“不可”，拿起笔来将“太世叔”涂掉，在边上写下“吾师”二字，笑着说：“以后就这么写，如蒙不弃的话。”
他的辈份究竟高在哪里？我到今天也不太清楚，想来大概要追溯到两家上辈在湖南的关系。但要找出他比我长两辈的旁证倒并不困难，这里可以试举二例，由此还可顺便谈及他的家世。
一个例证是，在我家亲戚中，有一位持独身主义的曾宝涵女士，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骨科医生。因为同住上海，她又懂点妇产科，母亲分娩时，她来帮忙接生过，所以彼此走动较勤。父母称她“四姐”，我呼她“四姨”。她生于1896年，是曾国藩的曾孙女；而蜕老比她仅大2岁，却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的女婿，——作为“四姨”的姑父，显然长我两辈。
曾纪芬的丈夫是历任苏松太道台、苏、皖、浙巡抚的聂缉槼（字仲芳，湖南衡山人）。读过唐浩明《曾国藩》的人，可能会对小说家笔下的这两个年轻人留有印象。而在《辞海》条目中，聂氏作为恒丰纱厂的创办人则被称为“近代资本家”。瞿聂两家的关系很密切。聂氏于1911年春去世。同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后，新寡的曾纪芬带着家人是与瞿家同乘一艘轮船从长沙避往上海的。不过我很少听蜕老说起曾家的事。有次父亲送他一块当年曾国藩的备用墨，上面有“涤生相国拜疏之墨”几个字，他笑着把玩了一会儿，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我认为他同老岳母的关系也许不错。理由是，《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一卷·附录一卷》的署名为“聂曾纪芬撰、瞿宣颖辑”；实际上多半是岳母口述，女婿整理。至于蜕老同夫人的关系则长期不睦，这也是他独居在外的原因。他夫人名聂其璞，在家中排行第九。我小时随父母去四姨家祝寿、吃饭，可能在客人中见过她，只是现已毫无印象。听父亲说，四姨站在她姑母一边，对蜕老从无好评。
另一个例证是，“文革”抄家之前，我家墙上并排挂着四个镜框，里面分别为陈夔龙、朱孝臧、余肇康、陈三立等四位前清遗老自书的作品。对这四连屏我曾在拙文《梦中的真迹》中作过较详细的回忆。这里想说的是，四位作者均出生在19世纪50年代，比我祖父要大近20岁，题款时则都以对晚辈的口气称我祖父为“琢吾世兄”或“琢吾姻世兄”。其中曾任江西按察使的余肇康与蜕老的父亲瞿鸿禨是儿女亲家，推想起来，祖父比瞿鸿禨自然也要晚一辈。
瞿鸿禨字子玖，号止庵，人称“善化相国”。对于这位活跃于清末政坛的军机大臣，从《清史稿》到各种笔记、回忆录（如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徐一士《一士类稿》、溥仪《我的前半生》）多有记叙。高阳的小说《瀛台落日》更对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之间的斗争作过绘声绘色的描述。在父亲与蜕老的闲谈中，晚清至北洋的掌故是涉及最多的话题，当然也会谈到瞿鸿禨。由于当时我对这段历史尚不熟悉，当他们不用姓名而用字号、绰号、籍贯称呼一些人时更反应不过来，所以现在印象较深的仍是与慈禧、光绪相关的几件事：
一是慈禧重用瞿鸿禨，除了他办事干练之外，还因他的长相酷似同治皇帝。对于中年丧子的西太后来说，与这个忠心的臣下相对，别具亲切之感。此事似乎广为人知，故瞿鸿禨去世后，冯煦赠他的挽联有“音容疑毅庙”之句，盖同治的庙号为“穆宗毅皇帝”。我见过瞿鸿禨的照片，须发皆白，很难与画像中青春年少的同治联系起来，倒是一看就知与蜕老为父子关系，但他不戴眼镜，双目比儿子有神，难怪康有为的《敬题瞿文慎公遗像》有“岩电光芒烂有神”之句。
二是慈禧知道瞿鸿禨不进肉食，宫中赐宴时，会关照御膳房专门为他做几样素菜。联想到蜕老也不爱吃肉，我曾问他是不是“遗传”？他说“有一点”。
三是瞿鸿禨曾将他祖父瞿岱所绘《自济图》及祖母汤氏所绘《分灯课子图》送请慈禧、光绪“御览”。慈禧在画上题了“耀德昭媺”四个字。光绪则题七绝一首：“自济兼怀道济忱，画堂宵课惜分阴。象贤有后传家学，述德毋忘世守心。” 瞿鸿禨感激之余，又将他祖父所绘《写生十六册》赠与皇室，随即被收藏在勤懋殿中。作为回报，慈禧亲笔绘了一幅红梅送给他。
四是慈禧能写大字。身兼外务部尚书的瞿鸿禨曾陪同各国使臣参观紫禁城，“瞻仰”了光绪的寝宫养心殿。慈禧则当场书写“寿”字，“字大逾丈”，赠与每位使臣各一幅。我曾问蜕老，慈禧书画水平如何？他笑着摇头：“皆不足道。”
关于瞿鸿禨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故事，连名字都不清楚。但前些年读陈寅恪诗集，在七律《寄瞿兑之》中，有“论交三世今余几，一别沧桑共白头”之句，说明蜕老的祖父与陈宝箴是有交情的。不久前偶从网上获知瞿鸿禨自撰的《止庵年谱》已由北图出版社重版，书中应会叙及其父，只是我迄今尚未购得该书。至于瞿鸿禨与陈三立、蜕老与陈衡恪、陈寅恪之间的友谊则从彼此的诗文都可看出。特别是瞿鸿禨晚年曾请陈三立代为删诗；其诗选遗墨付梓时，沈曾植、余肇康、陈三立曾分别为之作序，而陈序写得尤带感情。
生 平
在我工作单位的草坪边缘，有一排与雪杉相间而种的玉兰树，平时不太显眼，须到早春二月，才突然开放出大朵大朵雪白的玉兰花。这时经过树下，我总会想起蜕老，想起他故居园中的玉兰，想起他一生的起伏，想起他晚景的悲凉。
蜕老喜爱玉兰，除了爱它的淡雅皎洁、冲寒早放，更因为它与自己的生日相联系。我很长时间都不清楚蜕老的阳历诞辰，却很早就知道他的阴历生日。不记得是哪一年，我偶尔向他说起，我别号“潮生”，是因为生日恰逢八月十八——钱塘江观潮的日子。他答道，“你同潮神一天生日；我同花神一天生日。”接着又笑补了一句，“同林黛玉一天生日。”我从此记得这个日子——二月十二花朝。而他园中的玉兰每年赶在花朝时节开放，对于蛰居小屋的老人自是一种安慰。
蜕老虽爱玉兰，诗中咏及此花时情绪却很消沉；或者也可以说，他晚年的自寿诗都写得悲观凄凉。譬如——
未甘病后全疏酒，但觉春回懒赋诗。年去年来当此日，渐行渐近是归期。
冲寒行见玉兰开，岁岁频邀屐齿来。池水料难吹皱起，又牵残梦锁楼台。
这二首诗可能作于1966年。“池水”句显然由冯延巳的“吹皱一池春水”化出。尽管那时他已很难感觉到春天的美好，但心中仍有“残梦”萦绕。他的“残梦”是什么呢？我不能臆测；但我以为任何人的梦想总与平生遭际相关。
蜕老一生所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长沙、北京、上海。从这三处地方或许可以对他的旧梦作番追寻。
蜕老生于1894年3月18日（这个日期是我据阴历生日推算出来的），少年时代在长沙度过。他当然进过私塾；除熟读四书五经外，对《说文解字》也在张劭希的指点下通读过。出于对近代史的无知，我曾问过他一个愚蠢的问题：“您为什么不参加科考呢？”“我12岁时科举已经废除了。”我这才悟到科举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的，与辛亥革命无关，而蜕老说的12岁是虚岁。好像正是在12岁那年，他考进北京的译学馆，主修英文。两年后瞿鸿禨在政争中失败，开缺回籍；蜕老毕业后也回到长沙，一直住到辛亥革命爆发。
长沙的生活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每逢蜕老与我父亲谈及长沙往事，两个人都会兴致勃勃。可惜我从未去过长沙，对于他们的谈话内容也难以形成记忆。留有印象的一件事是，辛亥革命50周年时，蜕老在《新民晚报》发表《湘水吟》七绝二首，在“重开气象天心阁，百级高腾五十秋”句下自注：“天心阁为长沙城南门楼。” 父亲读后曾向他指出：“你记错了，天心阁是天心阁，南门楼是南门楼。”
瞿鸿禨在长沙的故居十分宽敞，邸中有息舫、虚白簃、湛恩堂、赐书堂、柯怡室、扶疏书屋等建筑，而尤为著名的是超览楼和双海棠阁。前者为瞿鸿禨的书斋；后者为蜕老少时读书处。在我保存的蜕老诗稿中，有些笺纸便印有“超览楼稿”四字。对于这段生活，蜕老在《故宅志》中作过描写：“一生所得文史安闲之乐，于此为最。每当春朝畅晴，海棠霏雪，曲栏徙倚，花气中人。时或桐荫藓砌，秋雨生凉，负手行吟，恍若有会。”这样的读书环境真是不可多得。我不能确定的是故居的地址。据郑逸梅《瞿兑之学有师承》一文说，该宅位于长沙朝宗街。而在陈寅恪《寄瞿兑之》一诗的自注中却写道：“丁巳秋客长沙，寄寓寿星街雅礼学会，即文慎公旧第也。”不知何说为是？
还应提及的是，正是在长沙，蜕老师从了王闿运、王葵园、曾广钧等名宿，这对他学问的奠定及后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北京是蜕老最熟的地方。除曾在此就读译学馆外，北洋时期他曾任国史编纂处处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北伐后直至抗战胜利他曾任南开、北师大、燕京、辅仁等校教授。即使在南开任职时，他也保留着北平的住宅；那里因为也有两棵海棠而勾起他的乡思，于是他称京宅为后双海棠阁。而构成他一生污点的是沦陷时期当过北大监督。关于他那时滞留北平的原因和经过，我从未听他谈过；只是从他的旧作中读到“暂学凫依渚，初逃雁就烹”一类诗句，猜想他或许受到过日本人的胁迫；而从我后来了解的他的性格来看，他是经不起威吓的。
谈起北京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蜕老可谓如数家珍。他著有《北平史表长编》，也写过《北游录话》这样娓娓动人的长篇导游散文。青年时代我没有去过北京，每每听了他的描述而心驰神往；也正是从他那里知道了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朱彝尊的《日下旧闻》。后来我在北京住过8年，对于京城掌故却仍旧不甚了然；而且在我接触的“老北京”中似乎也无人能像蜕老那样熟谙一切。究其原因，我想还是在读书和观察两方面都难以达到他的境界。
蜕老在上海的生活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从辛亥革命举家迁沪开始，大约住了十来年。那是他的求学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运动中，他是上海的学生代表。那时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他担任文牍，学联章程以及各种文稿大都出自他的手笔，这在许德珩等人的回忆录中均曾谈到。他原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运动中被开除，随即转入复旦大学，仍然担任学生代表。所以1961年我考进复旦中文系后，他曾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同学了。”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五四运动中他会被选为代表？他很平淡地说：“主要是考虑到我能用英文直接同外国人对话。”
后段即1949年后，蜕老一直住在上海，靠写作为生。据他告诉我，齐燕铭来上海，曾对有关领导说：“瞿蜕园、陈子展还是要用的。”可能正是因为这句话，陈子展被很快摘去右派帽子，而蜕老则成为徐汇区政协委员。（据金性尧《伸脚录》所云，则齐氏关心的另一人为谭正璧，而非陈子展。）他那时的收入来源有三：一是作为特约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每月付他100元；二是香港文汇报每月寄给他100元港币，按照当时比价，约合人民币40元；三是各种零星稿酬。应该说生活还过得去。“文革”开始后，中华书局的钱和零星稿酬都没有了，香港文汇报的汇款也常被扣住，生活顿形拮据。1968年他虚岁75时曾作诗慨叹：“百年已过四分三，世事何曾得稍谙。自顾皮囊真可掷，即无廪禄亦怀惭。”
回忆蜕老的晚年，我总会想起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关于他失去稻粱谋的权利、终于被卷进文字狱的经过，后文还要详谈。
著 作
蜕老原名宣颖，字兑之。在我懂得名与字的关系即《仪礼·士冠礼》所谓“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后，曾问父亲：“宣颖”与“兑之”有什么关系呢？父亲说，“颖”字取“尖锐”之意，所以蜕老小时字“锐之”；稍长后觉得自己不属于“锥处囊中，脱颖而出”的性格，这才改字“兑之”。我后来读蜕老的一首五言排律，内有“如锥安蹇拙，挺节让峥嵘”之句，表达的正是一种虽有锋芒而不求毕露的处世观。至于蜕园这一别号则是抗战胜利后才开始使用的，意在忏悔自己走过的弯路，表示要如蝉蜕般告别旧我。他虚岁70那一年，我在他家墙上看到叶恭绰贺他生日的两首采桑子，第一句便是“蜕园往事都成蜕”。
我进入复旦后，出于青年人的好奇，曾在校图书馆的人名索引中查检，发现他的著作，三种署名都有；而在 “瞿”姓作者中，他的书是最多的。这次为了写回忆文章，我又去上海图书馆查阅，结果如下：
署名“瞿宣颖”的有12种：
《中国社会史料丛钞》；
《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
《方志考稿》；
《北京历史风土丛书》第一集；
《北京掌故》；
《北平史表长编》；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一卷·附录一卷》（聂曾纪芬撰、瞿宣颖辑）；
《长沙瞿氏家乘》十卷；
《长沙瞿氏丛刊》四种；
《忆凤楼哀悼录》（徐咏绯辑）附《徐君妻钱夫人墓碣》（瞿宣颖撰）；
《先文慎公奏稿》一卷（瞿鸿禨撰、瞿宣颖钞本）；
《先公庚辛家书》一卷（瞿鸿禨撰、瞿宣颖钞本）。
署名“瞿兑之”的有7种：
《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甲集；
《两汉县政考》；
《秦汉史纂》；
《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
《杶庐所闻录 养和室随笔》；
《燕都览古诗话》；
《沩宁诗选序目》。
署名“瞿蜕园”的有12种：
《古史选译》；
《左传选译》；
《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
《刘禹锡集笺证》；
《汉魏六朝赋选》；
《通鉴选》；
《史记故事选》；
《汉书故事选》；
《后汉书故事选》；
《长生殿：戏曲故事》；
《补书堂文录》；
《刘禹锡全集》（校点）。
由这个目录可以知道上海图书馆的收藏尚不完备。譬如我在复旦图书馆借阅过的《楚辞今读》，我听说过而从未获睹的《北平建置谈荟》，该馆似乎均无。又如我的藏书中有《古今名诗选》（瞿兑之、刘麟生、蔡正华辑注，全四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学诗浅说》（瞿蜕园、周紫宜合著，香港上海书局1964年2版）、《铢庵文存》（瞿兑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版），该馆也都阙藏。此外，蜕老还有一些著作没有出过单行本而收在丛书中，如《中国骈文概论》收在《中国文学八论》（世界书局1936年初版）中，《汪辉祖传述》列入民国丛书第三卷（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杶庐所闻录 故都闻见录》列入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还有许多文章、诗词没有结集，当然在上述目录中也反映不出来。
蜕老为人谦虚，无论在史学、文学、书画或其他方面，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自夸的话，而实际上他在多个领域都卓有建树，他的多数旧著都具有再版的价值。譬如，他对汉史下过很深的工夫，这可能与早年所受濡染相关，盖瞿鸿禨撰有《汉书笺识》；而他的老师王葵园也曾肆力《汉书》，所作补注，被誉为“奥义益明，《地理》一志尤为卓绝。自是读《汉书》者人手一编，非无故也。”（杨树达《〈汉书窥管〉自序》）有次我去他家，看到桌上有封从香港转来的台湾来信，一问，他说：“钱宾四的信。据说台湾的大学还在用我的秦汉史讲义。”说这话时，眼中露出欣慰的神情。所谓“讲义”大概指的是1944年由中国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秦汉史纂》。惭愧的是该书我迄今未曾读过，所以尽管曾多次听蜕老谈文景之治，谈中国历史在汉代的关键性转折，我却不敢在此妄加复述，惟恐歪曲了他的原意。很巧的是，前不久偶尔在网上读到一篇介绍已故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李洵的文章。文中写道：“瞿兑之先生家学渊源，曾给李洵教授秦汉史，很有见解。给他深刻的印象是瞿先生当时在整理地方志，用功颇勤，对青年学生，有问必答，答必详尽。” 这是对蜕老40年代教学情况的简单而真实的介绍。至于他对地方志的研究，我也不敢妄评，而愿意引用来新夏《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言中的一段话来说明：“编制提要目录确为一项繁重工作，前人曾有部分试作。1930年，方志学家瞿宣颖所著《方志考稿(甲集)》由大公报社出版，是中国最早一部私家方志提要目录专著，主要著录天津方志收藏家任凤苞天春园所藏方志600种，逐一辨其体例，评其得失，志其要点，录其史料，为学术含量颇高之目录学专著。”此外，他的《志例丛话》也是方志学领域的重要著述。
蜕老更为人注意的可能是在掌故学方面的成就。现代治掌故者不少，最具功力的有三人，即徐一士、黄浚（秋岳）和蜕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博闻强记、胸罗极富而又善于研究分析。徐、黄二人的著作均请蜕老审读和作序，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蜕老学养的信服和敬重。而蜕老的序言不仅对《一士类稿》和《花随人圣庵摭忆》予以评价，更对掌故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和个中甘苦作清晰的阐发。窃谓到目前为止，有关掌故学的理论探讨依然罕见，读《〈一士类稿〉序》仍有空谷足音之感。至于蜕老自身的掌故学，较之徐、黄，又有所区别。除了著述更丰、分类较细之外，作为史学家，他善于将掌故学的成果运用于专题史（如地域史、风俗制度史）的研究；作为诗人，他的《燕都览古诗话》又能创造性地以诗配文的生动形式来谈掌故。此外，徐、黄均以文言写作，而蜕老则有文言、白话两副笔墨，后者显然更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
诗 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像蜕老和我父亲这样的老人，除了读书，生活中可供消遣的事不多，于是互访聊天、作诗填词就成为一种乐趣。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诗分为两类，一类作为“稻粱谋”，是准备投给报刊发表的；另一类则是写来自我欣赏，或在友人中互相传阅的。前一类诗没有什么个性特色，也看不出特别的功底，所以见报之后彼此通常都不提及，更不会去唱和。后一类诗才见出各人的才情与风格，见出特殊时代一些文人真实的心声。可惜的是，经过十年浩劫，这类作品大部分已片纸无存。1964年前后，蜕老手抄历年所作部分古近体诗，装订成四册；我曾借来读过，归还后又被一位胡温如老太太借去阅读。胡系安徽巢县人，早年在上海美专学过山水画，亦能诗词，与蜕老和我父亲均有唱和，因能写一手《灵飞经》小楷而曾替蜕老誊抄过书稿。10年前我去上海探访她，问起蜕老的四册诗稿，怕是年老健忘的缘故（其时她已90岁），她已回答不清：似乎曾被抄走，却又意外发还，但已不在她处，可能送给某个晚辈去作纪念了。
我是40年前读的诗稿，对具体内容已无法详述；手边留有若干蜕老的诗词手迹，也难以反映其创作全貌；这里还是只能就具体的接触来作些回忆。
大约在读高二时，我弄懂了诗词格律，开始尝试写作。当时对词尤其是小令的兴趣甚浓，处女作便是一首阮郎归；而每逢前辈们对自己的习作有所肯定，积极性就更调动起来。我曾向蜕老请教小令的作法。他认为我还年青，所以词中不要作悲愁语，不要“为赋新词强说愁”，而要写得轻松、美丽；也不要像作诗那样用典，僻典尤不可用。此外，意思的表达总以含蓄蕴藉、半虚半实为宜，不能太直白，要经得起玩味。我想读他的小令，他便录了一首堪称“轻松、美丽”的临江仙给我。这张彩笺我还珍藏着，其词如下：
六十九番春好在，番番催动芳华。白头犹得醉流霞。风香怀杜若，水色映桃花。
最是江南留客驻，丝杨绿到天涯。愔愔情味属诗家。一双新燕语，十二玉阑斜。
1960年，蜕老与李蔬畦、周紫宜等用“烟”字韵作浣溪沙，反复唱和，后出油印本，题为《春雨集》，由蜕老作序，曾送我一本。我很羡慕他们叠韵酬唱的本领；读了蜕老的序，更羡慕他骈文的功力，但也明白自己永远都别想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其序略云——
庚子之春，淹病不斟，朋欢顿寡。三月恒阴，一楼坐雨，意苦辽落，思益渺緜。重帷暂褰，煮茗则枯肠结轖；残编偶拾，过字则倦目瞢腾。粗足慰情，托之理咏，爰依旧韵，叠成短章。不同真逸，徒玩山中之云；每笑偏弦，敢附花间之调。友纪二三，喁于往复，或连类而寓兴，或莫逆而相咍。翰简迭输，赏析忘勚，亦一时游处之迹也。嗟夫去日，空抚流尘；对此新韶，讵蠲生意？念逢辰之共庆，愿陈力而末由。诸君服勤春社，散帙晨轩；乘暇抽思，倾怀破寂；同兹善感，使我移情。迩者沟瞀未祛，昏翳逾甚。龙树之方无灵，文昌之疾将殆。废书何叹，与时偕行；转益泊然，惟期永好。辄写诸篇，裒为一集，颜以《春雨》。
这次唱和的发起人李蔬畦我没有见过。从他词中的一个自注看来，似乎蜕老曾有意“别创新词体”而并未付诸实践，“近作咏杜鹃花词仍用鹧鸪天调，持论殊不坚”，于是他加以戏谑：“见说流霞替暝烟，映山红护夕阳边，寻声犹是鹧鸪天。 新酿何妨储旧窨，繁英无数弄春妍，老怀脉脉拥词仙。”
谈起鹧鸪天，不由想到蜕老曾告诉我，该调的首句、第四句和末句均为“仄仄平平仄仄平”，因此可以连作三首，而将前人的一句诗分别放在这三个地方，读来甚有趣味。他举例说，樊增祥就曾将白居易的“露似真珠月似弓”衍为鹧鸪天三阕。我问：“这不是同辘轳体诗一样了吗？”“正是。”后来我曾仿造这种形式作过多组鹧鸪天。
关于蜕老的“持论殊不坚”，我也有体会。譬如他曾告诫我，和韵之诗不宜多作，而他同我父亲却用“黄”字韵作七律唱和，直至“四叠前韵”；《春雨集》中，他更叠韵作浣溪沙达15首之多。又如他认为仄韵律诗在唐以后少有人作，也劝我别学，可是他的《秋日行游园林，杂咏所见卉植五首》，末首即为仄韵五律：
婉婉黄葵衣，垂垂紫蓼佩。水花轻自摇，风竹交相碍。偃仰坡陀间，参差姝丽态。眼中故国楼，一碧潇湘对。
清人项廷纪有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蜕老的有些诗也是带消遣性质的。而对于学生时代的我来说，则凡属新鲜的体裁、写法，都乐于一试；以至多年后当我以诗配文的形式为《程十发书画·历史人物》作序时，还不忘在9首七律之外有意安排了一首仄韵诗《李凭》：“李生鬼句惊风雨，程公神笔添佳趣。欲使箜篌光彩生，遂令李凭男化女。石破天惊纸上声，龙奔蛇走毫端舞。一夕清光月满楼，观君斯画俗尘去！”当时为了与玉楼春词调相区别，采用了失对、失粘的写法，所以这不能算是仄韵七律，倒像是一首采用律句的七古。
蜕老早年师从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由于我祖父做衡阳道道台时与王氏有过交往及唱和，“文革”前家中也挂过王撰的对联，所以当父亲与蜕老谈及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老人时，我总是很感兴趣地倾听，有关湘绮楼的种种轶闻包括周妈的故事也都耳熟能详。印象中蜕老对自己老师的评价平实而客观，从无溢美之词。我曾问及王氏在诗史上的地位。他说，湘绮翁是近代湖湘诗派的领袖，所作《圆明园词》在当时很有影响，被认为可以追步元稹的《连昌宫词》；但诗中涉及很多近代史实，须读作者的自注方能弄清。我问他如何看待王氏诗宗汉魏六朝的主张。他说：“学诗从汉魏六朝入手是对的，这样容易显得气息深厚、骨力雄健；但把拟古当成目的就错了。文艺创作贵在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一味摹仿，仿得同古人一模一样，不是没有自己的面目了吗？照我看，湘绮翁写得最好的并非刻意摹拟之作，而是那些不经意写出，却能见出真性情的作品。”
蜕老撰有《晚抱居诗话》（未出版），曾用一种从故宫流出的带脆性的深黄色纸为我书写过10页。《诗话》对上述“不经意写出”的观点屡有发挥。譬如在论及前述樊增祥所作三首鹧鸪天的优劣时，便认为第三首因含故实而“转似稍逊，盖诗词毕竟以偶然寄兴为佳，不必实有所指也”。
除诗话以外，蜕老还曾以七绝形式，评论《全唐诗》中的部分诗人，大概作了数百首，可惜都已抄没、毁灭，否则会是一本别具特色的以诗论诗之作。如今能够约略体现其诗学观点的只剩下与周紫宜合著的《学诗浅说》。周氏名炼霞，字紫宜，是很有才华的诗人兼画家。我还读过她40年代写的短篇小说《佳人》，也颇富灵气。而《学诗浅说》主要由蜕老执笔。该书属于普及读物，却因作者本人对诗词有着极深的功力和识见，故无论谈诗的结构与形式、鉴赏与诵读，还是谈诗的发展与流派、写作途径与方法，都显得既平易亲切，又游刃有余，读后有豁然开朗之感。拿来与现在书店中名目繁多的同类书一比，天渊之别立显。后者往往自身都不知平仄为何物，就要来告诉别人如何赏析；恰如一个不会走路的人，却要指导别人如何跑步，怎能不七拼八凑、捉襟见肘呢？
蜕老性格温和，循循善诱。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他主张学诗要先学写五古、七古，第二步再学写近体诗，这与他评价王湘绮时的观点完全一致。而我是从学小令起步的，进入诗的领域后，很自然地偏爱律绝。对此蜕老颇不以为然，但他只是从正面阐述道理，没有说过一句尖锐的话。直到1962年，我请他题写扇面，他才有意摘抄了几段顾炎武的文字，其中一段是：
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小生无不为七言，似反以此为入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
录完之后，他写道：“顾氏《日知录》中论诗文语皆正大，辄为潮生世兄录之。”现在我已年届60，而诗依然写得肤浅、幼稚，除才力、学问不济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未能遵循蜕老的指点而在学诗的路径上有所偏误。
书 画
蜕老从不以书画家自许，而观赏过他书画的人莫不赞叹备至；特别是他画迹不多，得者更其珍爱。这里为叙述方便起见，拟将书法和绘画分开来谈。
“文革”前的报纸，发表今人手迹是有讲究的；除了看作品，更要看作者的身份。譬如北京报上，郭沫若的墨迹屡见不鲜；而叶恭绰有时也发表诗词，却从未见手迹影印出来。直到8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缘，郭、叶的书法遗作才被并排登在光明日报上。虽然两人均对颜字下过功夫，但放在一起，郭字立刻显得逊色，这是稍懂欣赏的人一眼就可看出的。
在上海，以手迹见报最多的是沈尹默。这里除书法本身的原因外，沈作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也够格。而蜕老虽常在报上发表诗词，却至多在标题上被影印几个字。譬如1958岁尾，新民晚报刊出他的《迎年词——“减字木兰花”十首》，“迎年词”三字便是他的手迹。这说明编辑尽管欣赏他的书法，在影印的问题上也只能适可而止。
然而沈尹默与蜕老是彼此敬重的。据我所知，前文提到的胡温如与沈夫人禇保权是旧交。大约在1963或1964年，沈向胡表示，他与蜕老早年在北京就相识，多年不见，思谋一晤。蜕老听说后，便带上一包茶叶去沈家拜访。两人交谈甚欢，沈并将所撰《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一稿请蜕老带回去审改。事后沈与胡谈起这次会见，对蜕老的学问深表叹服。这些都是胡亲口讲给我听的。
他们的书法也曾并排出现，但不是在报上，而是在胡温如的一本册页上。也是60年代，胡请一些友人为她的空白册页题词。第一位是蜕老，先画一幅紫藤，接着以行草书写七律二首，我还记得开头两句是：“左女诗篇越女筝，女床今见彩鸾停。”（按“筝”、“停”不在同一韵部，我的记忆可能有误。）第二位是沈尹默，先以行书录写一首旧作定风波，后面又绘了一幅竹子。第三位是禇保权，她书写的是沈尹默的旧作南歌子。第四位是我父亲，专门为胡作了两首七律，我只记得其中一联是：“虚怀互契轩临竹，同气相忘室蕴兰。” 父亲嫌自己字丑，便另请上海市文史馆的陈尧甫书写。陈是前清举人，名毅，解放后不愿与市长姓名相混，遂以字行。他以回腕写颜体，殊见功力。第五位是龙榆生，写的是两首蝶恋花。70年代末，经夏承焘先生介绍，其女龙顺宜曾来函向我询问龙的遗作情况；我刚好去沪出差，便去胡宅将两首蝶恋花抄下来寄给了她。可惜当时复印机尚未普及，否则可以整本复印下来；而现在该册页不知由胡的哪位后人收藏着，恐怕很难公诸于众了。
当时看过这本册页的人，都认为沈、瞿书法风貌不同，而放在一起旗鼓相当，诗词并臻佳妙，堪称珠联璧合。第三位禇保权的字也不错，而且据说1961年加加林遨游太空之际，由禇誊抄的沈作西江月一首，曾被报社误认为沈的手迹而影印发表。但在这本册页中，与前二位相比之下，其字还是稍逊一筹。
郑逸梅谈及蜕老的书法，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古人所谓‘即其书，而知其胸中之所养’，不啻为兑之而发。”由此想到，当代书坛一些名家、博导的字，看来看去难脱匠气，并非全无功夫，实在是胸无学养所致。
有一年，我向书法家吴丈蜀先生出示蜕老的诗稿。吴老当时兼任《书法报》总编，赞叹之余，对我说：“现在上海没有第二个人能写这样的字，你最好把它发表出来，让某某某之流知所收敛。”对这“某某某”他是点了名的；但现在未征得他同意，我也不便公开。
蜕老的书稿都用毛笔行书写成。他用毛笔，比我用钢笔写字还快。如果有关出版社还保留着他的著作原稿，将来会是一笔不断增值的财富。
我见过的蜕老所写最小的字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三年灾害时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用一种我叫不出名目的洒金笺纸，以极小的正楷抄录《心经》。小到什么程度呢？拿我们常用的稿纸来说，每格可容下4个字，一张笺纸就可抄下整篇《心经》。那天我去他家，看见窗台上焚着一支香。他刚抄完一张，对我说：“这张就送给你。”我注意到落款写的是“蜕园居士焚香恭书第二十六通”。我问他准备抄多少遍，他伸出一个指头说：“一百通。”
我见过的蜕老所写最大的字是1960年分别为我父、兄和我写的匾额。为父亲写的是行书“延红馆”三字，跋语为：“莱山二兄以此颜其居，有味哉！”其实父亲取此斋名，不过因窗前有几株红蓼开得煞是可爱罢了。为我哥哥写的是篆书“俞林”二字，这是哥嫂的姓，合起来又似有别解。为我写的是草书“海若楼”三字，那是我年少气盛时为自己起的斋名。三幅横匾均于1966年“扫四旧”时被抄没。
蜕老的隶书，目前能见到的是《汉魏六朝赋选》的封面题签。寥寥六个字，仍足以体现风貌的古朴、骨力的苍劲。
蜕老写得最多的是行书，其次是草书和真书。我手边残存的他的墨迹，这三种书体都有；除诗稿之外，还有他用真草二体临写的智永《千字文》。将来如有机会出版他的手迹，这些原件都可提供出来。
说到绘画，我想从齐白石谈起。在《白石老人自传》里，曾两次提到1911年清明后二日在瞿鸿禨家的诗人雅集——
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我四十九岁。……清明后二日，湘绮师借瞿子玖家里的超览楼，招集友人饮宴，看樱花海棠。写信给我说：“借瞿协揆楼，约文人二三同集，请翩然一到！”我接信后就去了。到的人，除了瞿氏父子，尚有嘉兴人金甸臣、茶陵人谭组同等。瞿子玖名鸿禨，当过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他的小儿子宣颖，字兑之，也是湘绮师的门生，那时还不到二十岁。瞿子玖做了一首樱花歌七古，湘绮师做了四首七律，金、谭也都做了诗。……当日湘绮师在席间对我说：“濒生这几年，足迹半天下，好久没给同乡人作画了，今天的集会，可以画一幅《超览楼禊集图》啦！”我说：“老师的吩咐，一定遵办！”可是我口头虽答允了，因为不久就回了家，这图却没有画成。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我七十八岁。瞿兑之来请我画《超览楼禊集图》，我记起这件事来了！前清宣统三年三月初十日，是清明后两天，我在长沙，王湘绮师约我到瞿子玖家超览楼去看樱花海棠，命我画图，我答允了没有践诺。兑之是子玖的小儿子，会画几笔梅花，曾拜尹和伯为师，画笔倒也不俗。他请我补画当年的禊集图，我就画了给他，了却一桩心愿。
这两段回忆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首先是谈到蜕老的师承，即曾向尹和伯习画。尹氏的画究竟如何，我无缘一睹。但从蜕老的描述以及我后来读到的文章中，可以知道：一、尹大约出生在19世纪30年代，连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都曾向他学过画，而教蜕老习画时已年近八旬。二、蜕老少时喜弄丹青而苦无良师；他后来的岳父聂缉槼深赏尹氏的画艺，于是为之引荐。三、尹教画循序渐进，先教如何擘笺加胶矾、如何取水涤器、如何配制各种颜料，而后才谈如何摹习，用现在的术语说，是一位重视材料学的画家；而用他自制的颜料作画，果然鲜洁无比。四、尹既精工笔，亦擅写意，惟书法非所长，故很少在画上题词，有时则请蜕老代题。五、尹为人迂缓落拓，遭逢不偶，一生未享盛名；而蜕老进入中年后时常怀想这位老师，并为自己当年未能潜心习画而感到有负于师。
其次，关于当年的那次雅集，在齐白石和蜕老心中都留有深深的印象，因此30年后白石老人还能凭记忆补画出来，而云树楼台，恰似当时情景。我能补充的是，“文革”前我父亲常用的一把折扇，一面是女画家陈思萱绘的在水草中游耍的两条金鱼；另一面是蜕老题的几首旧作。其中一首记叙了这桩往事：“当年湘绮冠耆英，忆到吾家共赏樱。今日补图还补句，可怜燕市望湘城。”据知该图在装裱时几乎为裱工所赚，失而复得后又在兵乱中散失，后辗转为朱省斋所得。蜕老受请，曾为之题一长跋。
其三，蜕老居京时期，经常去看望齐白石。1940年老人80寿辰，蜕老撰长文以祝。文章饶富文采而对齐氏评价极高，姑引几句如下——
山人之画，亦天授，非人力。古人蹊径，一扫而空。直以笔精墨华，致山川、烟云、粉黛、毛羽之态于眼底。他人纵欲效之，已落第二乘禅矣。当山人蹑屐入都，睥睨公卿，有如野鹤翩然，集于华庑，而未尝一改其萧疏出尘之致。翱游春明数十年，脱然声气之外，布衣踸踔，如其初来，岂徒以画重哉。
而白石对蜕老的评价也不止于自传中的一句“画笔倒也不俗”，而是每观其画，辄予嘉许，并曾为蜕老的梅花图题七绝二首：
色色工夫任众夸，一枝妙笔重京华。岂知当日佳公子，老作诗文书画家。
圈花出干胜金罗，一技雕虫费琢磨。若使乾嘉在今日，风流一定怪增多。
诗中 “金罗”指的是金农（号冬心）、罗聘（号两峰）；通篇以扬州八怪为譬，足见评价之高。
蜕老曾为我父亲画过一幅墨梅扇面，题句为“画梅贵得清冷之味”云云；背面复题一首咏梅花的七古；经过抄家，现已下落不明。而当年为我摘题《日知录》的那把折扇，背面是一幅淡而雅的红梅。题词是：“潮生吾友再索拙画，聊复写此。壬寅伏日蜕园。”此扇躲过一劫，至今仍在我手中。
通 人
60年代初，我有次去看蜕老，表示希望他能在国学入门方面给我一个系统的指点。他高兴地说：“好，我现在就给你写。”随即拿过宣纸、毛笔，几乎不假思索地写了起来。可能原来想用白话，故第一句中有个“的”字，而后来还是写成了浅近的文言。这张宣纸我一直珍藏着，考虑到它对今天乐于从事国学研习的人也许不无裨益，特照录如下：
五经是不能不读的，否则将来治古籍必随时遇到难通之处。次序先诗、次书、次易、次礼记、次左传。前三种要在认识其面貌，不必过求能解，但同时须略知经学源流，如易之汉晋两派，书之今古文，诗之齐鲁韩毛。诗经择所好者略加讽咏尤为有益。礼记、左传皆可选读。
说文必须看，不但要知声音训诂，而且讲书法必从小篆入手，颜柳欧赵在今日已流于俗套，非细玩晋唐人草书不能矫俗书之弊。草书直接由篆分而来，故多合于六书。凡字之美恶，不专在间架，尤重在用笔，非看古人手写真迹，不能得法。
同时可看通鉴。不必专注重兴亡大事，要能从史事看到各时代之社会背景。胡注颇多关于制度之说明，即无异于同时看通鉴。
朝代难记，若用公元作线索即不难。以世界重要史事与中国史相对照，更有全局在胸之势。
四库全书总目是一切学问总钥，必须翻阅。将汉书艺文志先看一遍尤佳。
史记汉书二种不能偏废，史宜选看，汉宜全部看，但不必太过细看。于马取其史识，于班则取其史裁。
稍暇则宜略观文选，方知文章流俗以及修词使事之法，有可诵读者，能上口一二篇最好。
以上是基本工夫，能做到即足以为通人矣。将来之精深造诣，则在乎自择。例如子部之书即可作为第二步。
至于诗词之属，只可作为陶冶消遣，不是学问。无论何种文学，若不积累学问与人生经历，以两者相结合，必难有成。
学问要识门径，既得门径，要能博观约取，以高速度猎取知识，以敏锐眼光把住关键，即无往而不利矣。
对于像蜕老这样多年任国学系教授且一生都在治国学的老人来说，写这么一份入门提纲可谓不费吹灰之力。而后来重读提纲，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一是通与不通；二是博与专。
提纲在讲完“基本工夫”后，有一句话是“能做到即足以为通人矣”。我曾问蜕老：什么叫“通人”？他没有正面回答，却谈起清人汪中的妙语。汪氏常说别人如何如何“不通”。一位乡绅问道：“照这么看来，我肯定也属于‘不通’之列了。”“不，你还不能算‘不通’；再读书三十年，可望列为‘不通’。”我当时听罢不禁失笑；但事后寻思，自己只怕也还没有达到“不通”的境地。
由此又想起一件往事。一次，父亲同我一起去观看某个画展，后向蜕老谈及观感时，对吴湖帆的画尤表赞扬。蜕老听后，没有对吴画发表意见，却说了一句：“吴湖帆文化不高。”我当时大感意外，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作为金石学家吴大澂之孙，吴氏家学渊源，而他本人在书画创作和鉴定方面的造诣也为世所公认。后来我问父亲缘故，父亲笑道：“听说吴湖帆的许多诗词都经周炼霞润色或代作。”于是我恍然明白，既然蜕老与周炼霞合著《学诗浅说》，那么对上述情节想必更为清楚。同时我又联想到汪中的话，心想在不同的人眼中，通与不通多半也具有不同的标准。拿蜕老随便冒出的一句“文化不高”来说，可能更多的人是连“文化不高”都算不上的。
由“通”又想到“博”。在我接触过的前辈中，蜕老是最渊博的。在他身上，“通”与“博”紧密相联。作为“通人”，他的精通远远超出上述提纲的范围，显出真正的博大渊深；反过来说，惟其渊博，才使他打通了文史书画的诸多领域。
蜕老青少年时期就兴趣广泛，诗词文赋，琴棋书画，均所涉猎。进译学馆后，主修英文，而又旁及法、德、俄、意乃至希腊、拉丁等文字。一次，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与瞿鸿禨闲聊，认为这孩子过于杂而不专，于是瞿鸿禨又让蜕老拜在曾氏门下。曾氏在晚清诗坛以致力西崑体著称；而蜕老论唐诗，亦于李商隐青眼频顾；从这一点说，可能与早年所受师教相关。但在兴趣的驳杂方面，似乎并没有因为师从曾氏而有所改变。其实，博与专并非只有对立的一面；在博的基础上于一个或若干门类作深层的掘进，也许比始终专于一门效果更佳。
从蜕老来看，在他广泛的兴趣领域，有些涉猎成绩平平，甚至只有业余水准。譬如他认识工尺谱，少时跟母亲学奏古琴，也弹得不错，但并未走上民乐演奏之路。又如他对小说也乐于尝试，曾帮张鸿整理、润色、出版《续孽海花》；直到60年代，还为香港文汇报撰写连载小说《唐宫遗事》；但他的专长显然也不在这一方面。如果他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如此表现，那就只能说是博而不专了。而事实上他却在不少学科如前文已经提过的秦汉史、方志学、掌故学等领域或有独特的建树，或有筚路蓝缕的贡献。他的博并没有影响专，而是为专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尤其是掌故学，很难设想一个兴趣单一、知识面狭窄的人能在该领域取得大的成绩。这里，还想补充的是，蜕老对于职官志也素有研究，闲谈中聊起历代职官沿革，简直如数家珍。1965年，中华书局重印道光年间黄编本《历代职官表》时，便特地请蜕老撰写了一篇《历代官制概述》，刊于表前。此外，据我所知，《辞海》中的官制条目，大都出于蜕老之手，然而当《辞海》正式出版时，他的姓名没有在编写人员名单中出现，看来这一成果是被冒名顶替了。
蜕老虽然淹博，但也存在知识的“盲区”；确切地说，是观点的“盲区”；那是在我进入复旦后发现的。当时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是王运熙、章培恒等青年教师。在知识的层面上，我的收获不大，因为相关内容在入学前几乎都已熟悉。令我感到新鲜的是观点。当时在学术刊物上常有各种观点的争鸣，双方都引用马恩列斯毛的词句以证明自己的正确。老师授课时，也每每会介绍对某一问题的不同见解。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前所未闻，因为在我所接触的老辈中，没有人同我谈过这类问题。有一次，王运熙先生在讲授李白一节时，介绍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具体内容我已忘记，记得清楚的是我曾将该问题去请教蜕老。他听后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似无奈又似茫然，然后摇头说：“不晓得。”他的确不晓得该如何回答。在他内心，一定认为这根本就是不值得一争的问题。
交 游
蜕老性情随和，乐于助人，又兼兴趣广泛，不乏幽默，所以平生交游甚广。可惜作为晚辈，我知道的情况实在不多，这里还是只能就耳目所及，略述一二。
大约在1963年，蜕老曾去北京。返沪后我在他家看到一张照片，是他和朱启钤、章士钊的合影。他指着照片对我说：“你看，我们一个70岁，一个80岁，一个90岁。”他说的年龄略去了个位数，实际上章比他大12岁，而朱比他大22岁。关于朱启钤其人其事，书报所载甚多（还刊有周恩来去他家探访的照片），无须我来重复。我想说的是，朱是蜕老的表兄，早年又是经瞿鸿禨举荐踏上仕途的，所以两家交往素密。朱瞿之间最有意义的合作则是在朱创立营造学会和中国营造学社时期。据《朱启钤自撰年谱》所记：“民国十四年乙丑创立营造学会，与阙霍初、瞿兑之搜集营造散佚书史，始辑《哲匠录》。”说明早在1925年他们已经一起致力于这项工作。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凭着对北京建置的熟悉，蜕老自然成为该社骨干社员。
章士钊与蜕老是长沙同乡，两人的交谊维系了一生。1925年，在甲寅派与新文学阵营就文言与白话展开论争时，蜕老曾在《甲寅周刊》发表《文体说》支持章氏，认为“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但他们后来的态度颇不相同：章氏始终固执己见，一辈子拒用白话写作；蜕老则很快放弃成见，开始使用白话，而且用得十分流畅。在两人晚年，学问方面的切磋一直不断；包括《柳文指要》中涉及的问题，均曾交换意见。我在蜕老家中，多次看到书桌上放着章氏来信和诗稿。如果章氏的遗物保存完好，那么从中必定也能找到蜕老的函件和诗笺。直到“文革”前夕，章氏还来信向蜕老商借几本书，我只记得其中一本叫《俭德堂集》。遗憾的是，我没有翻过该书，而且直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是本什么书。
这里还想顺便提一下章士钊的私人秘书章菉君。她是章太炎的侄女，国学根底、诗词修养俱深。我记得有些给蜕老的信是她写来的。“文革”开始后，章士钊很快受到保护，而她则不能幸免，被勒令在章家院中扫地。多年后我读到了她作的《扫门人二首》：
扫门人扫十年过，丞相堂前足迹多。抚事不禁长太息，登山能赋又如何。北窗高卧羞陶傲，南国偏醒共屈歌。古往今来痴亦绝，余生犹付墨消磨。
扫门人自不寻常，观罢登台戏压场。万事岂由天作主，平生惟秉气如霜。青灯伴影披芸简，绮梦随烟出桂堂。犹是忧深怀直笔，新诗吟就几回肠。
诗后自注：“‘扫门人’原出《史记·齐世家》曹参故事，唐时刘梦得《酬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有句云：‘初见相如成赋日，寻为丞相扫门人。’”可见她并非要把章士钊比为“丞相”，不过是为自己的被迫扫地找个出典而已。
由章士钊，很自然地想到胡适和鲁迅。蜕老与胡适相熟；与鲁迅似无交往。我曾问及他对两人的看法。他说；“他们都有一批青年追随者，不过追随胡适需要读书，追随鲁迅不需要读书，所以追随鲁迅的人更多。”我又问他如何评价鲁迅的文章。他说：“鲁迅的古文是写得古雅的。”他指的是《汉文学史纲要》一类著作。有一次，他还详细地向我谈了光绪十九年（1893）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欲向考官买通关节的始末。1974年我购得一套《鲁迅全集》，逐卷翻阅时，读到一篇《略论暗暗的死》。文章先引用《宇宙风》上“铢堂先生”的一段话，然后展开议论，而铢堂正是蜕老的笔名之一。该文并未与铢堂论辩，但两人立足点、视角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鲁迅的文章显然更为犀利深刻，至于蜕老是否读过，现已无从考证。
蜕老与周作人当然也有交往。周氏发表《日本之再认识》后，蜕老曾受“周先生怂恿”而作《读〈日本之再认识〉》。
当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之时，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诗人乔大壮，与蜕老是译学馆时期的同学（乔主修法文），订交甚早；同在北洋政府任职后，接触更多。那时蜕老将长沙故宅藏书运来北京；由于书在兵燹中损失严重，他开始做修补整理的工作，并新起堂名曰“补书堂”，编写了《补书堂书目》。乔氏对蜕老这一工作十分熟悉，赠他的诗中乃有“壶天一角补书堂，图写承平岁月长”等句。1948年乔氏自沉于苏州梅竹桥下，3年后蜕老作五言排律《华阳乔君大壮殁三年矣，始为诗哀之》，对老友作了高度评价。不久前我在网上读到一篇署名“兰客”的文章，介绍乔大壮，称乔氏为“词、书、印三绝”而称蜕老为“诗﹑书﹑画三绝”，提法颇新鲜，是否准确，则不妨见仁见智。
蜕老大学时代的友人，我所知道的有方孝岳、刘麟生、蔡正华。若干年后他们都成为知名教授，并在《中国文学八论》中分别撰写了《中国骈文概论》（瞿）、《中国散文概论》（方）、《中国诗词概论》（刘）、《中国文学批评》（方）和《中国文艺思潮》（蔡）。蜕老与刘、蔡又合作辑注了四卷本《古今名诗选》。此外，刘麟生为《中国文学批评》作跋，开头就写道：“我同孝岳读书的时候，一天瞿君兑之来说：‘你们二人，都是桐城派的子孙。’”这是指二人为刘大櫆、方苞的后代。而由这种玩笑话，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口号的影响。
蜕老在北京的朋友，遍及学术界、教育界、文学界、书画界等方方面面，时间有先有后，交往或疏或密。以掌故学而论，过从较密的有徐一士、谢刚主、柯燕舲、孙念希、刘盼遂、孙海波诸人。他们的聚会，有时在蜕老家，有时在中山公园上林春茶室，有时在琉璃厂来薰阁书店，谈话的内容上下千古，海阔天空。以书画家而论，齐白石之外，陈衡恪、于非闇、陈半丁、黄宾虹等均所熟稔。蜕老曾撰《宾虹论画》一文，对黄氏的创作与理论作非常精到的介绍与评析。而黄氏则曾欣然为蜕老的京宅作《后双海棠阁图》。
蜕老晚年生活在上海。居处虽窄，朋友依然甚多。仅在《春雨集》中参与唱和的就有李蔬畦、周紫宜、梅元鬯、林松峰、李太闲、王澹庼、陈兼于。由于条件的制约，那时的交往一般都在二三人左右，群体聚会的次数极少。只是在1963年蜕老70寿辰时，大约有11位朋友，各出10元，为他举办过一次寿宴。我父亲参加了这次聚会。到场的我只听说有新民晚报的唐大郎；其余各位的姓名就不清楚了。
从50年代初到1968年，我父亲与蜕老过从较密，一方面是因为住处离得很近，另方面是因为在文史掌故和诗词领域有许多共同语言。父亲青年时期任时报主笔，写过数百篇时评（据说1924年列宁逝世时，全国只有时报发了一篇《悼列宁》，便出诸他的手笔），此外又曾以“春翠楼诗存”的专栏发表诗作；中年转入实业界、金融界，当过交易所经纪人和纱厂、银行的高级职员；晚年赋闲，又开始舞文弄墨，写些诗词和文史资料一类的东西。我经常听他和蜕老聊天，发现两人的偏好还是有所不同。父亲对北洋时期的政治、军事格外熟悉，对旅长甚至团长以上的人名都能背诵如流，自称能写《中国陆军沿革》。有次他在上海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齐卢战争的前因种种》，而北京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则登出了马葆珩所写《齐卢之战纪略》。马氏参加过齐卢战争，而父亲当年不过是个记者，可是他立刻就从马文中发现了诸多不符事实的硬伤，随即写篇短文寄往该刊。这篇《对〈齐卢之战纪略〉的订正》发表在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上。下面聊引几句——
第一件马君写的“齐燮元，字抚万，河北省献县人”。我晓得齐是河北省宁河县人，不是献县人。第二件马写的“齐燮元的军事力量，除了他直接统率的第六师外，还有朱熙的第十九师”。据我所知，朱熙号申甫，湖南汉寿县人，他所带军队的番号是江苏陆军第二师（江苏地方军队），不是第十九师。当时的第十九师是禁卫军改编的（冯国璋旧部），师长是杨春普，号宜斋……
记得蜕老看了这篇《订正》后曾哈哈大笑，对父亲说：“你的记性真好！”而蜕老的谈论往往更具文化意蕴。譬如有次谈起“宣统”年号，他说这是张之洞起的，其涵义与“光绪”完全重复。盖“光绪”指的是“道光的统绪”，“宣统” 指的是“宣宗的统绪”，一个用年号，一个用庙号，等到要译成蒙古文时，竟产生了困难，因为蒙古文对年号和庙号不加区分。“可见张之洞之不学。”他笑着作了结论。
他的谈论有时也带有想象的成分。记得有一次，父亲同他列举了许多以“老小”、“大小”并提的人名，如“老徐”（徐世昌）“小徐”（徐树铮）、“大段”（段祺瑞）“小段”（段芝贵）之类；忽然问道：“那时并无老叶、大叶，可是遐庵（叶恭绰）却称‘小叶’，你想是什么缘故？” 蜕老沉思片刻，莞尔一笑，说：“身材小。”
诸如此类的交谈不胜枚举，可惜我那时只顾旁听，没有想到做个笔录，否则现在整理出版，会是一本富有特色的笔记。
文 革
好像是对“文革”有所预感，蜕老在乙巳岁尾（1966年1月中旬）作了一些很伤感的诗。我记得有这样的诗句：“丙午重逢舞勺时，天留老寿益凄悲。” 丙午、丁未为红羊劫的年份；“舞勺”典出《礼·内则》，系13年之谓。整句诗的意思是，当我生逢第一个丙午（1906年）时刚刚13岁；现在遭逢第二个丙午（1966年），老天还让我活着，只能更加凄悲。联系他后来的牢狱之灾，这简直就是诗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扫四旧”的风暴就从北京开始刮向全国，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思想指导下，很快演变为抄家、游街、批斗。当时从我家所住的安福路西段到蜕老所住的武康路一带，抄家最为厉害，因为这里过去属于法租界，花园洋房较多，理所当然地成为“横扫”的重点。那时我每周六从复旦回家，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扫帚不可避免地将扫到自家门前。预感不久就获得了证实；而且在我们熟悉的生活圈子里，没有几家能够幸免。
蜕老这时变得相当紧张。有天来我家时，我发现他忽然变了个人。原先白发萧萧，一派儒者风度；这时却剃了平顶，唇髭也刮得干干净净，穿件汗衫，看上去同一般退休老人没有什么两样。那时红卫兵还没有光顾他家，但他显然已经听说有剃“阴阳头”之类的发明，所以预先作了准备。我安慰他：你又没有金银财宝，书架上一套线装的《二十四史》还是向公家借来的，怕什么？随他抄去！过了一段日子，他来我家，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对我父亲说：“来过了。”然后向我们说了抄家的经过。查抄者来自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如同我猜测的那样，他那间陋室要不了一个小时就可翻个底朝天，却没有值钱的东西；墙上原来挂过字画，此时也早已换成伟大领袖的宝像和他恭楷书写的“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但后来对方还是找到了“罪证”，是在他新购的《毛主席语录》上。说到这里，蜕老一脸苦笑地从口袋里摸出那本语录，翻到扉页，只见上面用毛笔小楷写着“瞿蜕园珍藏”。“他们说，‘《毛主席语录》是让你学习的，你却要把它藏起来，是何居心？’”
与不少人在“文革”初期有过迷信、有过狂热不同，我所接触的老辈可能太熟悉历史的缘故，是决无年轻人那种热情的。他们只是担心受到冲击，一旦危险过去，就依然故我，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我受到濡染，所思所想与他们也差不多。在最初的风暴过去之后，我们都成为逍遥派。对于老人来说，是因为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揪斗而侥幸暂获逍遥；对于我来说，是因为对运动由衷反感而能避则避。
从1966年冬到1968年春，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蜕老的生活是大致安定的。虽然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停发了他的月薪，但香港文汇报还是按月给他汇钱，衣食暂可无虞。曾经受到一次意外的冲击是来自附近的中学。一天，几个十来岁的红卫兵跑到他房里，乱翻一顿后，对他说：“我们勒令你帮我们战斗队写一份造反宣言。”“我不会写，我没有这个水平。”“你不老实。你写了那么多书，一篇宣言有什么难写。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写了，我们以后就不斗你了。”“我真的不会写，我从来没有写过这种文章。” 红卫兵于是把他反锁进楼梯下面的三角形储藏间，关了几个小时后才把门打开，又威胁说明天还要再来。
第二天蜕老就来找我，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这宣言是绝对不能写的，一旦传出去，你就变成挑动小将斗小将的黑后台。现在只好躲和拖，年轻人性急，等他们自己写出来，就不会找你了。于是那天蜕老在我们家呆到很晚才回去。后来小将们又来过一次，仍无结果，从此也就不再登门。
这段插曲过后，生活又恢复原样。那时蜕老大概每隔半个月就会来我家一次，每次我都会去常熟路一家名“刘三河”的卤菜店买点素鸡、油炸豆瓣之类的下酒菜，再打一斤黄酒回来，与他边吃边聊。吃到一半时，母亲会端上她做的小菜，通常是两条红烧鲫鱼。由于父亲滴酒不沾，我也没有酒量，所以那一斤黄酒基本上由蜕老一人喝完。天凉后，母亲曾问他要不要烫酒？他说：“不用，对着喝就行。”边说边把热茶倒在酒杯里。有一次，忽给父亲来封短信，略谓：“年来屡劳贤梁孟治具，愧无以谢，某月某日当薄携酒肴奉诣。”到了那天，他果然提了一个草编的小包前来，包中装的并非酒肴，而是一个切片面包。他把每片又从中一分为四，预先夹上切成碎丁的核桃、花生，洒上椒盐，变成一种很特别的小三明治。看到老人所费的工夫，我们都很感动。
酒桌上的谈话除掌故之外，自然增添了“文革”的话题；而蜕老本性难移，总会不自觉地回到自己的思维模式中去。一次，我说起前文提过的语文老师高飞，在“扫四旧”引发的改名浪潮中被迫将名字改为“高革非”，以示革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决心，不料仍然受到批判：“你是想否定革命，说革命是‘非’的。”蜕老听后，说：“其实他可以用‘木’旁的‘格’字，意思是一样的。李清照的父亲不是叫李格非么？”又有一次，谈到伟大导师忽然让大家学习《触詟说赵太后》一事。蜕老对事由不感兴趣，却说：“报上登的那篇白话译文很糟糕，不少地方都翻错了。”有时，他也会即兴发挥。一天，我正在读《聊斋志异》，看见他来，便问他：“为什么要叫‘聊斋’？‘聊’是什么意思？”他叹一口气：“民不聊生，鬼不聊死。”
使桌上气氛变得快活的是我父亲。他素性达观，出语幽默，曾对蜕老说：“历史上有很多戏，我们未能亲睹；现在是不花钱看一场大戏。” 蜕老答道：“可是我们自己也在戏中啊！”不过他虽然忧郁，在父亲的情绪感染下，也时常会忍俊不禁。“扫四旧”后，家中新挂了一副对联，是请一位青年书法家写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一天闲聊时，父亲望着墙上，对蜕老说：“我有一副妙对，你敢不敢写？” 随即念道：“千钧棒打妖精骨，七律诗吟主席毛。”蜕老笑了很久。“永远健康”的口号出来后，父亲又在酒桌上说：“口号应讲对仗。我建议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千年不死。” 蜕老边笑边摇手，示意“不能乱说”。还有一次，父亲说：“你知道江青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所有的人都打倒、不见了，就剩下一个江青。”蜕老和我听了都觉得新鲜有趣。多年后“四人帮”垮台，从揭发材料中我才知道江青取名的依据果然出自钱起的那两句诗。可惜其时父亲与蜕老都已谢世，否则我真想向他们告知此事。
“文革”中蜕老不废吟咏，诗中往往自叹老病衰朽而不涉及政治。1967年春，他作了一首“芳”字韵七律。我记得末句是：“园花为我留经眼，不是春归不肯芳。”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赞美园中的玉兰，因为第二年夏天他就以“现反”罪身陷囹圄了。此诗出来后，父亲、胡温如、陈尧甫等都有和作。我也试和了一首。最后两联是：“依然风穴群猴戏，倦矣云天一鸟翔。读史真惭根器钝，迷离莫辨臭和芳。”几位老人看了，都说虽非雅构，但把当时争权夺利的头头脑脑比为“群猴”，而以陶渊明所云“倦鸟”自诩，又把现实中的香臭颠倒归为“读史”之惑，还算写得不错。我也自鸣得意地说：“这是逍遥派的自我写照。”但我心里明白，在所有的和诗中，自己的根底是最浅的。后来蜕老曾致父亲一信，专谈这次唱和，而主要是希望父亲向陈尧老转达他的谢忱——
莱山仁兄：
承示诸诗，一一领读，无任钦荷。尧老赐和，本非所望，再三洛诵，尤极感纫。观其词意周挚，情韵不匮，犹是老成典型；得之九十以上人，谈何容易！真所谓“长松百尺下，自愧蓬与蒿”矣。只以高龄，未宜多渎，致妨颐摄。尚祈转致鄙忱为荷。藉颂
时祉！
夏至日弟蜕拜
从春天作诗，到夏至写信，这次唱和延续了数月之久。其间叠韵多次，可惜所有的诗稿都未能保存。陈尧老那首，我也只依稀记得第三联有“鹓雏翔”三字，用的是《庄子》的典故。
永 诀
我是1966年毕业生，留校“闹革命”一年后，于1967年夏末开始有了工资。领到月薪的第一个月，我在南京东路新雅饭店（当时已改用一个“革命”的店名）宴请父母和几位长辈，蜕老也来了，大家都很高兴。餐桌上，他说要集黄庭坚的诗句，书赠我一副对联；但这件事后来没有兑现，可能是他忘了。
秋天，对毕业生进行分配，我被分往甘肃省电台。蜕老知道我要远行，十分不舍。有天我去他家，他把自己常用的一方砚台赠给我，说：“我有好几个砚台，有的带盖子，但并不名贵；这个盖子掉了，但它是有名气的，在吴子宓的《双鱼壶斋砚谱》上有记载。”他怕我记不住，又取过纸笔，写下“吴子宓《双鱼壶斋砚谱》”几个字。这的确是方好砚台，虽缺砚盖而红木底座尚在，砚石上镌有逊甫的隶书铭文：“其质则端，其形则覆。宁毁方以为合兮，惟端友之是就。”另刻有“澄心斋珍藏”五个楷书小字。这方砚台我一直珍藏至今。
又过了些时候，他来我家，递给我两页印有“超览楼稿”字样的红格纸。我打开一看，是四首七律，题为《送汝捷仁弟度陇》。他说：“这是昨天作的，我还想改几个字。”两天后，他寄来了修改稿，标题改为《汝捷仁弟将度陇，赋此赠行》，这次是写在他40年代仿制的云蓝笺上。句为——
陇首云飞渺渺思，为君珍重语临歧。男儿所向无空阔，老去难禁是别离。退鷁犹惭一日长，神驹何待九方知。从今斗室魂消处，添得尊前忆远诗。
黄河一曲带边墙，云水参差驿树苍。今日征车行枕席，古来战垒尽耕桑。名园士女春如绣，乐府歌词句有香。朝暮皋兰山入望，等闲归梦落江乡。
陇坂逶迤肯惮劳，凉州正好醉蒲陶。河山两戒西来壮，星斗中天北望高。客讯时时凭过翼，诗材处处待抽毫。还应餐寝勤将护，休遣微霜点鬓毛。
征衣料得称身裁，暂脱莱衣试著来。负米非夸钟鼎养，艺兰今出栋梁材。即看鸳侣成双到，此是鹏程第一回。春色染将亭畔柳，江城歌送笛中梅。
我一再吟诵，深为蜕老的真情所动。那时我已懂得唱和中的体裁变化，于是次韵写成五律四首。其中第三首的“豪”字，系据蜕老初稿而来，盖古时“豪”“毫”可以相通。至于“蒲陶”二字出于《汉书》，是很早就听蜕老说过的。和诗如下——
学海茫无际，伊谁启路歧？风尘今去去，原草昔离离。聚散浑如梦，浮沉未易知。悄然思往事，别绪入新诗。
想象阳关道，山河万树苍。箫声凄灞柳，丝绪恋湖桑。依旧秦时月，曾经汉史香。黄沙迷漫处，客思动他乡。
鹧鸪声里去，无兴醉蒲陶。陇上羊归晚，河西雁阵高。古今看代谢，勋业几人豪？壮士轻离别，良禽惜羽毛。
征衣未及裁，寒意逼人来。绝塞怜芳草，明时叹弃材。情催春树发，梦逐暮云回。料得花朝近，陇头应见梅。
我把诗稿呈给蜕老后，他又作了四首五律。也同上次一样，先拟一份初稿，写在一种荣宝斋制作的“晓风残月”花笺上，定稿后再用云蓝笺录写一遍。诗题是《汝捷仁弟用余赠诗元韵作五言四首见示，叠韵和之》。句为——
东坡初捧檄，所历在邠歧。此去更悠远，何论古别离。雁程容易计，鱼乐自应知。未出阳关道，休吟折柳诗。
残雪覆莓墙，通帘树色苍。依微风动竹，荏苒日移桑。君听伊州曲，应怀越酒香。人生萍与水，何处是他乡。
生事今年杜，归来异日陶。情添潭水满，梦逐陇云高。弃置儒冠陋，飞腾剑器豪。谢家池馆在，闲却凤凰毛。
多师慎别裁，伫尔出群来。莫以新张锦，徒供旧爨材。天池终一到，西极岂空回。桃李年芳始，嗟余涧底梅。
诗后写的是“彊梧协洽嘉平月微雪乍霁”。按照《尔雅·释天》的解释，“彊梧（强圉）协洽”即指丁未年。嘉平月则为腊月的代称，对照阳历，约相当于1968年1月。这是蜕老常用的写法，如同他把“葡萄”写成“蒲陶”一样，无非追求古雅而已。
5月初，终于到了动身的时候。行前我去向蜕老告别，他谈起第三首和诗，问我记不记得初稿的后两联？我马上背出来：“似尔儒冠旧，无妨剑器豪。微怜词赋手，闲却凤凰毛。”他说：“我的确为你的学业闲置感到可惜，但我想国家不会永远这样的，所以我把消极的话都改得积极了。”临别时他送出门来，我走到弄堂口回头，看见他还站在台阶上向我挥手。
抵达兰州后，才发现电台派仗方酣。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竟无人来管报到之事。这时从留沪同学来信中，获知武汉尚有空置的中学名额，于是回到上海要求重新分配，就这样把我的后半生同白云黄鹤连在了一起。这次在沪时间不长，又要处理很多杂事，便没有去看蜕老；准备到武汉安顿下来后再写信向他详述一切。听父亲说，蜕老已有好几个星期未来我家，估计是天热不愿出门。
前来武汉教育系统报到的学生，并未立即分配，而是先集中住在第19女中学习。我随即写信回家告知情况。一星期后，接到父亲一封厚厚的来信，拆开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里面并没有信，而是装的一份叫作“版司”的铅印小报。头版以吓人的通栏标题点了蜕老的名。内文主要叙述“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瞿蜕园”的过程。据说是他的一名学生交代了他的“恶攻”言论。而让他“认罪”的办法是，给他看一张纸，像剧本一样，左边写着“某某某（学生名）说”、“瞿蜕园说”，右边是“说”的内容，却用另一张纸遮蔽了，让你自己交代。蜕老一看，认得那是学生的笔迹，顿时失态，说：“我完了。”
当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既可怜蜕老，又不明白，以他那样丰富的阅历，何以如此经不起一吓？一个月后，我的姐姐来汉出差，我才获知更多的情形。原来，就在我收到“版司”小报之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外调人员已经找过我父亲。用的是同样的办法，只是“剧本”的左边换成了“瞿蜕园说”、“俞莱山说”，笔迹当然是蜕老的。然而父亲头脑非常冷静，性格也与蜕老完全不同，他向对方详细“揭发”了蜕老的封建官僚家庭背景以及人所共知的历史问题，就是不谈“现反罪行”。中间有些很有趣的对话——
“你要老实交代瞿蜕园的反革命言行。”
“瞿蜕园可能有反革命言行，但不可能在我面前表露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会给予迎头痛击！”
“你又是什么好东西！”
……
“瞿蜕园揭发了你的很多反动言论。”
“这是绝不可能的。我的思想完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怎么会有反动言论？言为心声。首先要有思想，才会有言论。”
“照你的说法，是我们在诬陷你？”
“不，是瞿蜕园在诬陷我。”
对方又让父亲写书面揭发材料。父亲还是按既定思路，只谈家庭和历史问题。外调人员来了两次，态度很粗野，但终无所获。第二年夏天我回沪探亲，家里人谈起蜕老，都有微辞，认为他不该出卖我父亲。唯独父亲没有说过一句埋怨蜕老的话，私下同我交谈，只说：“他是贵公子出身，经不起逼供；何况，谁知道那些人会不会对他动刑？”又说：“我那时只担心他会把你也供出来，所以赶紧寄张小报给你，但看来他并没有提过你的名字。”
关于蜕老被捕以后的遭遇，我一直无从了解；直到80年代中期，才从郑逸梅的回忆文章中，知道他被冤判10年，已于1973年瘐死狱中，“四人帮”垮台，方始获得平反。
现在那场浩劫已结束27年，蜕老的新旧著述已陆续出版多种，各种评价也正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述出来，其中金性尧、周劭等老先生的见解尤为引人注目。金氏赞叹了蜕老对秦汉至明清历代官制的精通，认为他“确实身怀绝技”；又通过对已获全国古籍图书一等奖的《刘禹锡集笺证》的分析，肯定了他兼具的功力、识力、才力。（《伸脚录》）而周氏更认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学术界自王海宁、梁新会之后，够称得上‘大师’的，陈（寅恪）瞿（兑之）两先生可谓当之无愧。但陈先生‘史学大师’的称号久已著称，瞿先生则尚未有人这样称呼过，其实两位是一时瑜亮、铢两悉称的。”（《闲话皇帝》）我因为至今尚未通读蜕老的全部著作，读过的也未能完全读懂，所以在整体评价上不敢赞一言。我倒是希望他的旧著包括尚未结集的诗文能够全部出版。如果将来某家出版社具此眼光，那么我乐于在资料的搜集和编辑方面尽绵薄之力。
最后，我想以小诗一首结束本文，用的是龚自珍《己亥杂诗》（“河汾房杜有人疑”）原韵——
闻韶忘味复奚疑，高岭频瞻益自卑。尺幅寒梅香透骨，花朝长忆蜕园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