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和谐发展需要高尚精神的引领，高尚精神的培育可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教人明德向善，用明德引领风尚，提升境界，引导个体注重自我修养和道德实践，明理修身，推延亲情，放大善性，维护社会的文化生态平衡。企业家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群体，要明理知义，引导世人遵道而行、循理而动。真正的儒商应当明是非、知荣辱、有爱心、存敬畏，应该是有气象、会引领、能担当的社会精英。
关键词：儒商;明德;大学;君子
2020年世界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疫情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但是我国有效控制了国内疫情，在疫情中的所做所为极大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力量。我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形成的抗疫精神已经成为社会道德共识，这种共识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延续，也经过了无数抗疫英雄事迹等的实践证实。但是很多人仍然缺乏思考危难的能力，在疫情防控中表现浮躁。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民族应该有民族危难教育，有挽狂澜于既倒、在危机中发现生机的能力，而民族危难教育正植根于我们历史文化传统中。我们应该静下心来，继承儒家思想精华，思考新历史环境下的民族前途与个人命运。
一、儒学用“明德”引领时代风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1]，文化强，首先一定是人心强，只有人民内心强大，才是真正的文化强。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重大灾难，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思考国家命运，应思考在这种时期的个人担当。那么，谁来做社会担当者?该在社会中担当什么?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自省与抉择。这个时候，传统儒学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得到彰显，在儒学观念中，社会需要的担当者首先是引领者。传统文化中的“大学”是大人之学，是培养能起表率作用的担当者。也就是说，儒家的“大学”之道就是关于明德向善、培养引领者的学问。
儒学“四书”《大学》中的“大”非同寻常，指的是人内心的强大。《大学》关注的是人的格局，“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儒学就是“大学”。什么是“大学”或“大格局”的人?“大学”或“大格局”的人是能起到表率作用的人。举例说明，面对货车货物散落一地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做?这往往与前三个人的引领作用有关。最先三个人看到别人遇到了困难就伸出援助之手，便会唤醒人的善行，引导大众都伸出援手。人都有善性，都有良知，关键是如何唤醒、谁来唤醒。2019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中间，特别说到“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2]，所谓“明德”就是好的德行，如日月朗照人心。君子就应以自己的高见远识辨是非，走在前头，引领风尚。
《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唤醒生命、唤醒良知，使好的品德成长繁茂。把良知唤醒了以后，人人会自觉帮助有困难的人。国家形象说到底就是具体国民的形象，国民见利忘义，甚至忘命，会形成不好的国民形象，会形成不好的社会风气。社会上出现的热议问题，很多是道德判断问题，这时就需要有人做引领工作，出来担当，进而扭转风气。那么，儒学是什么?具体而言，儒学就是培养引领风尚的人的学问，就是货车翻车后引领人们助人为乐的人。货物散落一地时，前三个人去主动帮助，他们就是以明德引领风尚的人。这样的人越多，国家就越好，我们的社会发展就越稳健，这个世界就越美好。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在谈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时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强调了企业发展创新的重要性，指出企业家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出自《周易·系辞传》，从字面理解，“业”是成功、功业，“德”是德行、道德。什么都能拥有叫作“大业”，每天都在进步叫作“盛德”。《系辞传》还说到：“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这里讲“易”，讲“道”，就是讲事物发展规律。易道广大，无所不至，其特点就在于“与天地准”“能弥纶天地”。在这里，“显诸仁”就是大业，“藏诸用”就是盛德。人们如果能遵循这个法则，正确把握“道”，就能指导具体行动，就能显现出吉凶悔吝等仁德的不同境界与结果。真正的“富有”是无物不包、无所不有，这其实是指对境界与格局的拥有。
不难理解，社会需要“大人”“君子”走在社会前列。这样的“大人”“君子”是格局弘大的人，是知是非、明荣辱、能担当、敢引领的人。传统中国科举时代人们取得功名后彼此之间互称“大人”，正是因为科举的目标也是培养这样大格局的大人君子，而不是仅仅选拔技术官僚。
二、儒学以“君子之道”濡染时代精英
新时代优秀企业家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一定要明理知义，所思所行应该在社会之前，从而引导世人遵道而行、循理而动。新时代企业家的担当和引领行为具有重要价值，这正是提倡新儒商精神的原因所在。
完全可以说，广义的“为政”就是社会管理。那么，社会管理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就是答案。哪些人是“为政者”?有德有位之人是“为政者”，“为政者”首先应该是社会精英，但社会精英并非单一评价标准。如果只依照外在标准，认为凡是经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应是社会精英，是片面的。但实际上衡量标准是多个方面的，我们仍需要教育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社会精英。有的优秀企业家在企业里办书院，实际是对教育的助力。一般而言，企业做好“产”“销”就可以了，在办企业的同时办书院，实际是企业回馈社会、担当责任，这是时代现实的要求，是强化人文教育与荣辱观教育、培养时代精英的需要。作为中华经典的核心著作，《论语》在培养是非观、荣辱观方面作用重大。1914年，辜鸿铭先生在所著《中国人的精神》中说：“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就是‘君子之道’。”《论语》之学是君子之学，那么何谓“君子”?“君”字上面是个“尹”，“尹”意思是手里拿着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视为象征权力的权杖，下面“口”意思是发号施令。“君”就是领导者，而领导者应该是有德者。有德者在其位，在其位者有其德，这才能“为政以德”。领导者的“名副其实”首先是要有德。那么，“君子”是什么?君子之道就是培养社会精英。当然，当代社会我们所有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但人格平等不等于责任平等，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不难理解，受过更多教育的、“在其位”的人应担当更多社会责任，要肩负起引领者的责任。
事实上，传统文化最初语境中“三纲”中的“君为臣纲”所强调的是“为政者正”，指的是君上的引领；“父为子纲”强调的是“子不教，父之过”，指的是父亲的引领。后来人们所谓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的说法，绝不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本意。也就是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非说上位者控制下位者，而是上位者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与担当。按照《孔子家语·大婚解》中孔子的说法，“君子”最初即“君之子”的意思。父亲为“君”，孩子就是“君之子”，君就是在其位、有其德的人。一个孩子被称为“有教养”的“君子”，意思是“有人教”“有人养”，他就可以称为“君子”，即“君之子”。随着历史语境的演变，父亲未必是在位之人，但是父亲可以教育出优秀的后代。所以，当夸一个人是“君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夸他的家长、家教。
三、儒学以家国情怀强化责任担当
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可以说，儒家哲学就是关于“家”的学问。在作为家庭的小“家”之中，父引领子，所以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论语》记载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其中所包含的就有父亲有义务帮助子女确立志向、坚定志向。在作为大“家”的国家社会中，君引领臣，上级引领下级，所以有“为政以德”“政者正也”之类的说法。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关注社会引领、社会担当，讨论的正是社会管理。
“君子”一词彰显的正是“家”与“国”的高度统一。在“五达道”中，“君”与“臣”相对应，“父”与“子”相对应。君臣关系是一种工作关系，父子关系是一种血缘亲情，那么这两对关系为何可以类比?“君子”一词实际上包含了家国情怀，具有沟通家、国的意义在内。《大学》即强调“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大学》1500余字，指明了由“我”而“家”而“国”的密切关联，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结构与努力方向。在家庭中教育自己的孩子，引导孩子的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一致。更为深入的是“我”与社会的双向关系。《礼记·祭义》记曾子曰：“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大孝尊亲”意思是“大孝使亲尊”，这里的“尊”是使动用法，指最大的孝就是让父母受社会尊重，使父母尊显、尊贵。比如，一个平民的孩子经过寒窗苦读成为栋梁之材，那么家中长辈一定很高兴。一个人得到社会认可，会被老百姓称为“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这里面包含了中国的乡土观念、家族观念，这皆基于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就是以“家”为中枢，柔和而强韧地联系起了个人与国家。
孔子特别注重君子人格的养成。《论语》开篇讲“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对于这三句话，我有不同于传统的新解释。孔子以君子自许，《论语》开篇强调的就是信念及信念的坚定，强调一定要有信念，叫“志于道”或“志于学”。所谓“学而时习之”的“学”其实应该理解为名词，是道术的总称，有“信念”“主张”“学术”的意思。这一章所记孔子之言的大意是：如果我的主张被社会普遍接受，得以在现实社会中运用，那不就是很令人感到喜悦吗?即使不能这样，有赞同我的学说的人从远方来，不也是很快乐吗?再退一步，社会没采用，也没有志同道合的人，自己也不怨愤，不也是信念坚定的君子吗?此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论语》的开篇。
《论语》的结尾则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与《论语》开篇谈君子形成照应关系。“不知命”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天命，第二个是使命。什么叫天命?孔子整理的《尚书》中讲“天命靡常”“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命就是天意，天意的显形就是民意。“天命”落实到具体生活，就是自己行动或实践的使命感。所以，从外在讲，人人有不尽相同的使命，或者人人皆有自己的天命。从内在讲，就是要对自己的道德使命有明确的认知。有了对自己道德感的自觉，并把它付诸行动，就能成就自己，成就他人。如果是一名医生，就要在医术上精益求精，致力于救死扶伤；如果是一位教师，就要在努力提高教学水平，致力于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所以《论语》末篇末章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就是指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
认识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认识哲学思想中的价值观。有的企业家提出“永不裁员”口号实际就是“家国情怀”的彰显：一个家庭出了问题，是不会“裁员”的。西方说他们是上帝的孩子，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父母的孩子。那么，父母爱我们，我们该不该爱父母?儒家讲“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把这种爱和敬从家庭推广开来，由“孝亲”出发推广开来，把家庭的教育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统一起来。“大孝尊亲”即真正的孝、最大的孝就是让父母得到光荣、受到社会尊重。受社会尊重，得到社会认可，就一定与主流价值观相一致。
在工商业领域，作为自然人，每个人都有对利的本能追逐，作为社会人，就必须考虑义的问题。孟子“述仲尼之意”，接续孔子、曾子、子思，孔孟之道成为传统文化主流。《孟子》开篇就揭示了义利矛盾，孔孟之道强调修己，希望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强调以义为利、先义后利。今天，我们弘扬新儒商精神，需要大力传承君子之道，强化社会责任担当。
原载：《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1):6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