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大国竞争过程中，战略叙事发挥何种作用?一般认为，大战略致力于实现资源、手段与目标的匹配。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曾指出，大战略确定了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及其优先排序和应对方案的组合。为了调动资源、动员民众与实现目标，大战略离不开叙事。实际上，大国战略竞争充满话语叙事，而且这些叙事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会经历多重转变。以中美关系为例，纵观200多年的中美互动史，可以看到双方话语叙事呈现出神秘、恐惧、友好、合作、敌视与冲突的交替转变。18世纪末中美初次相遇，但彼此非常陌生，双方对巨大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差异既好奇又恐惧。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社会流行针对亚洲人尤其是中国移民的"黄祸"话语。"黄祸"叙事从道德、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将中国刻画成西方社会的"他者"，美国则成为中国主流叙事中的"新列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中国结盟抗击日本，双方主导性叙事充满友谊，合作与联盟等浪漫叙事表达。冷战爆发后，美国对华叙事重心立即转向了反共意识形态，与中国的抗战友谊叙事被敌视性他者叙事取代。朝鲜战争后，双方意识形态话语斗争异常激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叙事成为中国对美话语主流。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苏战略竞争形势变化，尼克松政府、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开始淡化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将中国视为可以共同对抗苏联的盟友。冷战期间的中美叙事并非像美苏叙事那样是单一的悲剧剧本，而是经历了从悲剧叙事向浪漫叙事的巨大转变，呈现复杂波动的态势。

冷战结束后，中美均调整了大战略方针，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韬光养晦"等叙事淡化"中国威胁论"，美国则奉行有限的对华接触政策，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开展了大规模合作，中美叙事基调为共识性沟通。"9·11"事件后，中国对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给予了支持，但这一阶段双方危机事件频发，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2008年金融危机刺激了美国的反华舆论，中国开始被描述为"修正主义"大国，话语强制色彩增加。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迅速恶化，美国就网络间谍、知识产权、贸易不公平与产业竞争问题对中国极限施压，中美面临"新冷战"风险。中美螺旋上升的敌对性叙事似乎正在导向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进一步恶化了悲剧性叙事。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不禁引发出对大国竞争与战略叙事的思考∶在权力转移背景下，战略叙事将如何塑造大国竞争?崛起国与霸权国能否超越叙事陷阱，从"注定一战"的悲剧叙事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喜剧或浪漫叙事?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归历史，对冷战与"新冷战"叙事进行梳理、反思与对比，以探究大国竞争的叙事机制。

二、战略叙事：大国竞争的话语武器

战略性话语是打击对手 、建构行动合法性 、分化联盟与赢得公众支持的强有力武器。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每时每刻的外交斗争、沟通、协调、合作与威慑都需要通过语言承载。 美国学者库尔特·布拉多克（KurtBraddock）认为，语言即武器，语言是上膛的手枪（wordsareloadedpistols）。长期以来，悲观论者认为在无政府结构下，国际体系缺乏进行交流对话的基本条件。霍布斯式的实力崇拜逻辑将话语修辞视为一种"清谈（cheaptalk）"。实际上，即便在原始荒野式的弱肉强食世界中，国际关系也并非沉默的空间，自古以来国家之间的话语说服与叙事竞争构成了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自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大辩论"以来，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开始重视语言对国际关系的独特作用，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均对外交话语问题有所讨论，但是对战略叙事的分析则相对薄弱。

（一） 从叙事到战略叙事

叙事范式认为，人类天生就是"会讲故事的动物（story-tellinganimal）"。与经济人假设不同，"叙事人（homonarrans）"假设认为，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很大部分来自叙事，包括神话传说、寓言史诗、戏剧漫画和新闻报道等，这些故事使世界成为人们所期望的世界。20世纪80年代，沃尔特·费希尔（WalterR.Fisher）强调叙事有本体性的意义与价值，呼吁建立社会科学的"叙事范式（narrativeparadigm）"。与严密的逻辑论证不同，叙事通过讲出扣人心弦的故事吸引观众。既然讲故事贯穿人类社会与政治竞争全过程，那么战略叙事应该包含哪些要素?

叙事是一个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完整故事。一个完整的叙事往往包括四个要素：一是场景设置（setting）。叙事场景可以真实发生，也可以是想象中发生的情境。嵌入在场景中的叙事者与观众会受到背景信息或预设的影响。例如，历史记忆中的史诗神话可以约束战略叙事的表达与投射形式。二是因果关系（causalitv）。叙事捕捉并表达因果关系，一个事件引发了另一个事件才能构成故事情节，因果关系是情节连贯性的核心。三是角色（figure）。人物角色是故事中的行动者，所有故事都涉及角色之间的矛盾与互动，听众通过与角色命运产生情感关联，来主观化地解读叙事内容与意义。四是情节（plot）。情节是叙事事件、角色与因果关系的容器。情节不仅使事件相互关联，而且展示这种关系将如何转换。情节引导听众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和"为什么发生"。在循循善诱中，听众从情节中推断因果关系。基于此，可以将战略叙事理解为"决策者关于中长期目标或愿景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故事性表达"。国际关系中的叙事通过三个层次呈现出来∶首先是国际系统层次上的叙事，描述了世界如何建构、参与者是谁以及如何运作，如冷战叙事、反恐战争叙事描述了国际矛盾的源起、发展与运作过程。其次是国家层面的叙事，阐述了国家或民族的故事及其价值观和目标，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热爱和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国是人类自由的灯塔"和"美国是世界秩序维护者（世界警察）"等。最后是政策层面的"议题叙事"，阐述为什么需要一项政策以及如何成功地实施或完成这项政策，如"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等。每个层面的叙事都有场景设置、因果关系、关键人物与情节变化。

战略叙事在塑造国家利益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连贯的叙事模板向外投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争论性共识与战略利益。当然，作为一个建构性概念，叙事的内涵与形式也是多元的。类似于一场戏剧，在人物、因果和背景之外，情节结构也有喜剧、悲剧、浪漫剧与讽刺剧之分。此外，这里还需要区分几个相关概念∶与叙事概念相关，话语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声音系统，话语是叙事表达的一种载体，但叙事也可以通过非语言的形式（图片、舞蹈或文物等）展现出来;而修辞是一种相对微观的话语呈现技艺，包括辩论、演讲、说服与论证的言语方法。

（二）叙事维度∶强制、沟通与认同

早在 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学界已经触及叙事问题，但研究议程比较零散，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范式。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国际话语、外交修辞与战略叙事的重要性。其中，中国学者也开始从政治语言学角度关注"国际话语权建设"与"讲好中国故事"的学理意义。整体而言，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工具性话语分析、沟通行动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方法三种话语分析路径，分别指涉话语强制、共识沟通与身份认同三种战略叙事功能。

首先，话语强制关注语言对利益的杠杆作用。 理性主义者认为，话语是一种利益杠杆，间接影响讨价还价的均衡点。托马斯 ·谢林（ThomasC.Schelling）认为话语发挥协调意见、弥合分歧的作用，但前提是话语必须有"物质权力的背书"，基于物质实力的威胁性话语能在谈判中给对方制造压力以达到预期目标。罗纳德·克雷布斯（RonaldR.Krebs）和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ThaddeusJack-son）研究了国家A如何通过语言杠杆，抵消国家B的论点，从而迫使B被迫接受其一开始并不支持的立场。此外，建构主义者也从规范压力角度分析了话语强制，当然与理性主义的后果性逻辑不同，建构主义的话语强制建立在适当性逻辑之上。分析跨国行动的学者提出了一种以语言为中心的政治影响机制，即话语的"羞耻动员"机制。玛莎·芬尼莫尔（MarthaFinnemore）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Sik-kink）指出，一旦规范成为说服工具，就能对态度与行为施压。在合法性规范压力下，行动者为了保持其言语和行为一致性被迫调整立场。当然，建构性话语发挥强制效力的前提是双方有一定的共享规范，理性话语发挥强制效力的前提是要有物质后盾支撑。

其次，沟通行动理论关注共识沟通的争论性逻辑。沟通行动理论假设互动者处于"共同的生活世界"之中，尤尔根·哈贝马斯（JuürgenHabermas）认为叙事与修辞都是一种话语交往行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是相互理解的基础。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叙事者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目标对象在参与争论过程中被说服。在这种视角看来，政治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沟通协商。在理想的话语条件下，叙事者并不偏好使用物质实力优势进行强制，而是试图依靠理性逻辑说服对方，并且也承认对方反驳的权利。对此，托马斯 ·里斯（ThomasRisse）在哈贝马斯对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action）与战略行动（strategicaction）的区分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后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之外还存在第三种话语逻辑，即"论证性逻辑"。外交话语的讨价还价并非纯粹的利益交换或规范内化，而是一种澄清立场、论证逻辑的争论性说服。争论各方基于共同规则与惯例施展不同的说服策略。由此，外交话语与叙事不是强制工具，而是交换观点与沟通信息的交流载体。即便理性行动者发生利益纠纷，话语施动者通过主动提供新的信息并重新创设国际议程，可以凝聚共识在特定问题上达成合作。

最后，后结构主义路径认为话语塑造本体性安全与身份认同。激进的反思主义者认为话语具备本体性地位，没有话语就没有世界。 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认为自我"不是一个实体，相反它是一个场所，一个感知世界和行动的地方"。作为一种对抗力量，反思性话语关注主体身份的不安全感。叙事者通过攻击目标国家的身份认同，要求目标国解释说明身份与行动之间发生脱节的理由，并予以道德评判。一方面，反思性话语将身份看作建构性的，身份认同只能在话语中被定义、阐述和争论。身份定位理论指出，定位是对"我是谁"的回答，叙事者希望在本体性认同层面被倾听。另一方面，叙事与情感相互连通。每个人都是自传叙事的作者.故事使"我们"成为现实，据此规范演进就是理念与话语竞争的产物，受叙事结构制约.具有显著的情境性与主体间性。

综上所述，战略叙事的功能与维度是多样化的。以叙事为武器，既能压制对手形成话语强制，也能通过争论性沟通塑造共识，更可以凝聚身份认同。与传统的国际政治话语权分析不同，战略叙事致力于平衡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分析路径，综合借鉴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心理学与传播学知识为理解大国战略竞争提供新的分析框架。相比之下，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则受语言学理论和建构主义影响较大，主要关注话语的规范意义，忽视叙事的强制与沟通。鉴于战略叙事的多维性质.本文在整合既有文献基础上，区分战略叙事的强制（话语权力）、沟通（共识争论）与认同（身份情感）维度，构成图 1中的战略叙事三角关系。

三、战略叙事对大国竞争的影响方式

长期以来，叙事的价值被理性主义学者所忽略，他们指出外交叙事是"清谈"，不具备可信度。如此战略互动就"只需观其行，无须听其言"。对此，建构主义者与政治心理学者反对按照成本来界定外交话语效力，认为即便无成本的话语也可以改变对方信念进而塑造行为。实际上，叙事能够对战略竞争产生合法化约束或道义支持。因为大战略的实施需要调动资源，如宣传动员、联盟组建等行动，离不开合法性话语的支撑。战略叙事的说服或塑造能力决定着大战略的实施成本及其结果。具体而言，叙事对大战略的影响体现为三点。

第一，叙事影响战略制定与执行成本。 战略叙事的强制、沟通与认同维度不仅有助于确定国家利益、识别威胁，同时也能降低战略制定与执行成本。为服务不同的大战略目标，叙事往往要根据情境变化，具有内生可变性。叙事者需要根据听众或辩论场所不同而改变叙事内容，或者随着时间推移修改之前的主张、理由和依据。

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话语叙事的支持，只有与国家利益相匹配的战略叙事才是有效的。相反，如果在大战略与国家利益之间没有建立合法性关联，战略叙事就容易遭遇抵抗与质疑。运用恰当的战略叙事一方面有助于展示行动的合法性，缺乏合法性支撑的战略叙事因无法获得公众支持而实施成本较高。当领导人确实提出了与大众偏好不一致的战略叙事时，就需要以超乎寻常的叙事能力说服大众，重新确立合法性。另一方面，运用恰当的战略叙事有助于传递战略意图。战略叙事分析认为，决策者的外交言辞塑造形象认知。当决策者相互不了解而无法清楚解读对方意图时，可以通过抛出战略倡议来接触与试探对方的反应，经过多轮"倡议—反应"互动则能释放出更多私有信息。这里战略叙事充当了一种信号甄别手段，可以部分缓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第二，叙事支撑大战略的安全化框定。人类既是创造意义的动物.又是深受社会规范影响的动物.安全化话语是叙事的威胁框定结果。理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当违背诺言的代价高昂时，话语才是可信的。这种逻辑无法解释在实力不变、国际结构稳定的情况下，为何有些政治话语可以促进合作，而有些话语却能产生敌对?在行动模式不变时，为何有些叙事可以框定威胁，有些叙事可以淡化威胁?这是因为话语叙事提供了一种认知框架，通过叙事框架人们感知到行动的意义，并为未来提供指南。叙事框架是使焦点事件有意义并建构观念的过程。实际上，框架在环境评估中起着认知"锚"的作用。大战略需要对外部威胁保持敏感，叙事则通过言语框定实施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议题是基于社会建构的实践。威胁感知不是一种客观事实，而是叙事建构的结果。作为连贯的意义系统，叙事通过讲故事得以改变人们对客观世界意义的理解。例如，大量民族叙事歌颂了先辈的勇气智慧以及克服逆境追寻更美好生活的美德。这种叙事的力量在于，当国家遇到各种形式的战略不确定性和挑战时，它能提供情感上的安全感。就像戏剧一样，叙事为安全化框架创设剧本(script)。

第三，叙事提升战略说服能力。战略叙事可以帮助战略竞争者扩大影响力 、管理期望和改变观众偏好。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Machiavelli）有句名言;"一个统治者不需要具备所有的积极品质，但他必须看起来具备这些品质。对那些听他说话和观察他的人来说，他必须看起来完全是真实的、可靠的、有同情心的与虔诚的。"基于此，战略叙事可以作为操纵信念的工具，增强大战略的说服力。在历史上，通过精心设计战略叙事实现大战略的案例比比皆是。斯泰西·戈达德（StacieE.Goddard）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绥靖战略修辞"。她反思了传统的战略权衡、错误知觉和国内政治等解释论点，认为正是希特勒的合法化叙事策略改变了1938—1939年的英国外交政策，才导致了"绥靖战略"。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对德绥靖政策并非理性认知错位，而是英国被德国战略叙事给说服或欺骗了。大多数文献指出，英国在1933—1938年的对德绥靖政策是一个重大战略错误，导致西方民主国家完全屈服于纳粹武力威胁。实际上，绥靖是英国对德国合法化叙事的反应，希特勒通过大量的话语攻势为其修正主义行为辩护，以至于说服英国改变了遏制战略。由此，崛起国的话语叙事如果能够展示强有力的合法化基础，那么其主张就可能引起共鸣或同情，进而迫使霸权国要么接受崛起国的理由，要么拒绝一个充满合法性的诉求。综上，叙事不是简单的现实"投影"或"镜像"，而是改编、构建与粉饰之后的戏剧。战略叙事的说服力是推进大战略的有力武器。战略叙事的话语强制、沟通争论与身份认同约束共同支撑着大战略的运作，影响着战略竞争结果。正因如此，大国都极为重视在战略竞争中积极建构与投射叙事话语。

四、美国战略叙事投射∶强制、沟通与认同

大战略除了可以动用军事 、政治 、经济等多种手段外，也需将语言修辞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战略叙事不仅可以调动资源、凝聚共识，同时也能削弱他者的合法性基础。与所有的集体意图一样，战略叙事用公式表达出来就是∶国家利益/信念→战略叙事→政策选择。作为当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战略叙事投射深刻塑造着近现代国际关系格局。历届美国总统通过国情咨文、国际演讲、对外公告、战略文件以及媒体发言建构出了一种相对连贯的美式战略叙事结构。美国叙事投射的功能体现在三点∶一是对外推进霸权利益，削弱对手合法性;二是对内教育说服公众，提升战略声誉;三是不断建构本体性安全，塑造"他者"形象。

（一） 对外话语的叙事强制

在国际事务中，总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在设计大战略的过程中，美国总统们的各种愿景或战略构想通过话语表达变成国家大战略目标;而在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除了依靠武力优势或物质性强制手段，也依赖于话语性强制手段。长期以来，美国为了实现其海外霸权利益，频繁介入、发动或支持境外军事冲突.在危机升级的边缘，美国惯于展示强硬的话语威胁或制造外交话语强制，迫使对方屈服。在某种程度上，叙事强制成为美国惯用的大战略推进器，不仅可以掩盖或粉饰霸权行径，同时也压制对手的言辞空间，削弱其行动合法性。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叙事强制推进霸权利益。在外交事务中。美国总统经常通过话语强制来作为压制对方的武器，成功的叙事强制是一种精心设计"修辞圈套（rhetoricaltrap）"，其目的并不是要说服对方或并达成共识，而是通过关闭反驳的机会，迫使对手就范。美国大战略中的缜密计算与利益权衡离不开叙事强制，其功能主要有两个.—是为使用武力寻找理由。在制定大战略的过程中，历代美国领导人都习惯从圣经典故、历史先例或先贤哲人的告诫中探寻理由，如冷战中的美国总统在介入冲突时会回顾华盛顿和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框定，或者援引诸如"门罗主义""金元外交""门户开放"等战略叙事，证明强制行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当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on）谈到格林纳达的局势时强调∶"由古巴和苏联资助的共产主义叛乱分子已经占领了这个国家，并威胁到美国安全。"这种言论支持了后续的军事行动，入侵被描述为"美国反击苏联侵略和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战斗"。二是框定战略预期。总统的外交政策叙事往往会提出广泛的愿景或价值观，这些愿景框定了美国在世界的利益、界定了盟友与敌人界限并进行议程设置。西奥多·温特（TheodoreO.Windt）认为，在总统将危机局势命名为危机之前，危机局势并不会成为危机。总统话语会框定外交事件的性质与重点，针对危机的评论可以释放威慑信号，给竞争对手画定红线。

另一方面，以叙事强制削弱对手合法性。在美国历史上，当总统部署或威胁部署武力时，不仅向国内外观众展示其军事实力优势，还会在言辞中通过野蛮人/文明人的二分法来展示合法性。例如，美国总统常常塑造敌人的负面形象，把敌人描绘成一群对西方文明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的"他者"群体，这种叙事让"打败邪恶敌人"的说辞合法化。例如，美国早期的政治话语将印第安人描绘成一个"象征着混乱"的民族，他们生活在政府之外，过着不受家庭、教会和村庄约束的生活，从事着"乱伦、食人、魔鬼崇拜和谋杀行为"。根据这一论点.美国对印第安人没有任何文明认同与同情，也无法平等地看待印第安人。此后，在威廉·麦金莱（WilliamMcKinley）总统为征服菲律宾进行辩护时，其战略叙事再次强调了敌人的非文明形象。他宣称"菲律宾人是缺乏理解文明的能力的原始野蛮人"，⑧甚至指出美国占领菲律宾是"帮助"菲律宾加快进入"文明国家"行列的善举。由此，叙事强制的合法化效果有助于降低美国战略实施的成本，根据战略需要总统可以将任何一个对手描绘成不文明的敌人，为战争动员或军事干预奠定合法性基础。

（二）对外话语的共识沟通

在强制之外，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叙事也致力于沟通、说服与共识协商。 在理想的话语条件下，沟通不使用权力强制，而是靠理性说服对方，相互尊重表达的权利。小罗伯特·丹顿（RobertE.Denton，Jr.）与加里。伍德沃德（GaryWoodward）断言.总统职位是构建权力、神话、传奇和说服的关键岗位，总统所做的每一件事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沟通与说服。对内美国总统利用叙事话语来教育民众，让他们了解美国的国际角色与利益;对外美国战略叙事促进协商一致，争取支持实现利益。对外话语的共识性沟通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以叙事教育说服公众。对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外交是一个神秘的领域，总统叙事则提供了外交细节 、展示国外形势，为民众创造了一种秩序感。总统领导力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叙事向公众和政客解释现实，并将现实融入宏大的价值信念之中。例如.将对外干预、投资或援助与捍卫民主价值观挂钩能增加决策的说服力。有说服力的修辞必须具备逻辑（logos）、可信度（ethos）和情感（pathos）三要素，美国领导人的公开演讲与文件颁布都试图间接地影响舆论。杰克。斯奈德（JackSnyder）阐述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是如何说服美国人民、美国议会和世界舆论接受其"战后新秩序论"的过程。从大战略叙事角度看，威尔逊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了整合事实和价值（"是"和"应该"）的概念以及整合联盟伙伴之间的不同政治观点两种大战略叙事的复杂功能。除了陈述利弊风险外，说服沟通的关键秘诀还在于采用生动的呈现形式，如"门户开放"和"多米诺骨牌理论"等生动隐喻就创造出栩栩如生的戏剧情境，提升了战略说服效果。这些隐喻表达把抽象概念与熟悉事物联系起来，更高效、更简洁地传递信息，触发听众的情感想象。

第二，以沟通性叙事维持战略声誉。大战略的执行并非一帆风顺，当遭遇困境与挫折时，积极沟通有助于挽回声誉损失。事实上，面对不利局面决策者会努力用言辞掩盖失误，运用沟通性叙事为其未能兑现的承诺辩护，让前后不一致的言行能够自圆其说。 换言之，面对不利局面，超级大国领导人往往会在退出一场战争前进行公开演讲或召开新闻发布会，以精心设计的叙事话语"过滤"不利的失败信息，放大既有成就与道德目标来淡化战略失利，最终转移大众焦点、维持战略声誉。当美国被迫从越南撤军、苏联被迫从阿富汗撤军时，双方领导人都很默契地向外宣称"退出战争"是为了给对方国家留下自主建设空间或是圆满完成阶段性任务后的凯旋。面对国际媒体，美苏领导人刻意展示沟通性叙事淡化战略失利，对内降低观众成本，对外挽回大国声誉或颜面。又如，"9·11"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的战争与不断透支的战略引发不少批评。批评人士认为美国正在陷入类似越南战争的战略"泥潭（quagmire）"，对此，小布什总统直截了当地表示"越战隐喻是错误的"。因为越南战争是地缘战略冲突，反恐战争则是一场"十字军东征"，是"文明冲突"的再现。这种叙事将战略扩张上升到文明层面，掩盖了军事入侵本质，意在为战略失误开脱、维持国际形象。

（三）对外话语的认同塑造

作为话语工具，叙事提供有关"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以及"我们的"集体目标的故事。连贯一致的叙事可以有效缓解身份焦虑，尤其面临危机压力时，"自我—他者"叙事的认同话语能够带来内在的心理安慰与安全感。在身份认同维度上，美国大战略叙事长期被"他者策略（strategyofotherness）"所主导，只有通过对"他者"的叙事定位，才能确立美国的"我们"身份。根据戴维·坎贝尔（DavidCampbell）的解读，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他者化与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叙事类似，都是美国身份认同的叙事表达。对美国来说，在危机中寻找和建构威胁叙事是一种战略需求，其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身份认同叙事维持本体性安全。在美国的战略叙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自由世界"和"奴役世界"之间的竞争。经过险恶的较量，"民主国家"幸存下来，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一事实证明了民主价值固有的"道德至上性"。于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和平、平等、自由和博爱的民主思想被广泛纳入《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人权宣言》等国际文件与议程之中。但冷战冲突掩盖了美苏联盟抗战的浪漫叙事。随后的冷战意识形态较量强化了美苏的本体性安全。例如，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为介入越南战争辩护时就将共产主义国家视为"现代野蛮人";当里根总统将苏联描述为狂热的、撒旦式的"邪恶帝国"时，也是以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道德与不道德的二分法污名化竞争对手。身份叙事界定了谁是敌人、为什么必须反对它或为何在必要时进行干预。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威胁环境发生变化，但不论冷战后的美国战略叙事如何调整，寻找敌人一直是其大战略的内在需求。

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叙事强化敌意螺旋。在"自我—他者"叙事框架下，双方激烈言辞竞争会进一步强化"叙事惯性"。在竞争激烈情境下，叙事者为了讲述自己的英雄故事，就需要塑造对手并将其妖魔化。在投射身份叙事时，美国与竞争对手的敌意螺旋会被放大。冷战后俄罗斯经历痛苦转型。苏联解体使其渴望追寻"复循环"的战略叙事。即在周期性的兴衰轮回中俄罗斯将重新崛起。这种循环叙事与美国独大的霸权叙事之间存在矛盾，美国也因此一直对俄罗斯的大国雄心怀有芥蒂。同样，经历近代苦难与屈辱的中国将国富民强作为新的战略叙事。1949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充分释放了中国人的集体性创伤情绪。当中国根深蒂固的"民族屈辱"叙事与美国"山巅之城"的道义优越感相互碰撞，会产生巨大的撕裂与纷争。在"两个一百年"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叙事下，中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很容易被美国解读为中国挑战其霸权的信号。甚至有美国鹰派学者惊呼中国存在一个取代美国的"百年马拉松计划"。与话语强制和话语沟通不同，身份认同叙事根植于民族精神深处，对战略竞争的影响更加具有延续性与根本性。

五、竞争剧本异同∶从冷战叙事到"新冷战"叙事

冷战竞赛既是物质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如果说热战时代的武器是枪支弹药等，那么冷战的武器就是话语、威慑与象征性行动。为了削弱对手政治合法性，美苏双方都精心设计出丑化对方的冷战叙事。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叙事模板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基石。 冷战结束后，美国大战略曾出现过一段摇摆期，直到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美国外交政策话语开始将中国界定为"日趋强势的修正主义国家"。近年来，中美竞争凸显，都将对方描述为威胁自我生存的他者。随着冲突升级，中美话语竞争被一些美国学者称为"新冷战"。中美竞争叙事与美苏竞争叙事在强制、沟通与身份三个维度上值得深入对比。

（一） 美苏冷战叙事∶强制、沟通与认同

冷战是一场修辞竞赛，主要大国的战略叙事都经历了"天使—恶魔"式的大翻转（theangel-devilshift）。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是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关键盟友，双方摈弃意识形态与政治模式差异联手缔造了世界和平、维护了人类正义，直到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发表"铁幕演说"之前，美苏的叙事基调都以友谊式的浪漫剧本为主。但随着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美苏两极竞争打破了这种浪漫叙事，双方从意识形态上将彼此定义为邪恶的"敌人"。"冷战"一词本身就是独特的叙事表达∶战争可以"冷"吗?这里的"冷"除了没有爆发大战之外，还意味着身份认同对立与悲剧性的叙事色彩。冷战叙事的悲剧色彩最终被苏联解体打破，俄罗斯在西方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转型，美俄战略关系缓和，但在合作中仍然充满战略防范，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的讽刺剧叙事。这三种叙事结构的转变展示出美苏战略竞争的动态性以及叙事剧本的多样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浪漫剧叙事迅速恶化为冷战时期的悲剧叙事，而在冷战后又进入反复波动的讽刺剧叙事。整体而言。美苏冷战叙事有三大特点。

第一，身份竞争是冷战叙事的核心。在冷战 40多年时间里，美国将自己描绘成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和文明的捍卫者，苏联则被描绘成邪恶的堡垒，身份认同叙事贯穿冷战全过程。在冷战叙事中，美苏领导人通过精心设计叙事背景，选择非文明化的词汇，将对方描述为非理性、强制性和攻击性的可怕国家。例如，美国政客大多把苏联形容为"北极熊""豺狼"和"危险的掠食者"，或者贴上"原始人""野蛮人""没有头脑的机器""疯子""狂热分子"和"上帝的敌人"等负面标签。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McCarthy）誓言要揭开共产主义的"黑暗面纱"，他以高度煽动性的言辞指出隐藏在黑暗里的"共产主义阴谋"和间谍活动正在侵害美国的自由民主精神。1950年2月，麦卡锡在其演讲中危言耸听地说∶"虽然我不能花时间说出国务院中潜藏着的所有共产党分子和间谍的名字，但我手头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上的人是共产党员，却仍然在国务院工作并制定国家政策。"美苏之间类似的猜疑、谩骂、诋毁和污名化叙事比比皆是，以至于有学者指出"武器虽不能打破铁幕，但是话语叙事却可以入侵进来，这比刀剑还能刺痛人心"。例如，冷战期间的广播战、文化战和意识形态渗透，润物无声地改变着竞争格局，延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竞争让"自我—他者"的悲剧叙事固化成了一种强大的话语惯性。

第二，冷战前半期，叙事重点从身份竞争转向共识沟通。尽管身份竞争是双方叙事竞争的关键点，但双方言辞的侧重点并非固定不变。在冷战前半段时间里，美苏身份对抗极为激烈，双方都将认为对方是无法调和的"他者"。但是到了冷战后半段时间，美苏意识形态对抗有所缓和，两个超级大国从你死我活的身份对立中解脱出来，从现实战略利益角度达成了"战略大缓和"默契。美苏冷战的叙事维度由此从身份认同竞争转向共识沟通与话语强制维度。经历柏林墙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与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冲击，尤其以古巴导弹危机为分水岭，美苏淡化意识形态叙事，达成和平竞争、两极共治的战略默契，即避免让激进的他者化叙事形成负向螺旋式的话语陷阱。由此，经历冷战前半期的激烈意识形态对抗，美苏战略叙事重点开始转向共识沟通与话语强制，美苏双方形成基本的战略默契。

第三，冷战后半期，叙事重点从身份竞争转向话语强制。尽管"遏制战略"叙事构成美国冷战的基础，但其修辞的侧重点在冷战后半期有所调整。例如，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继续实施遏制战略，但他主要强调外交手段。通过建立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关系，尼克松政府最终与中国秘密谈判并达成和解。里根总统的决心声明则包含了大量针对苏联的修辞强制。在1981年1月29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里根说苏联领导人"为了促进世界革命，可以犯下任何罪行、撒谎、欺骗"。这些例子表明，总统们尽管偏爱不同修辞手段，但均施展了对外强制话语叙事，尤其是在美苏竞争的中后期，双方意识形态的身份话语竞争有所缓和，但话语权强制叙事得以加强，后者是扩展战略利益的理性工具。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敌人更加分散、复杂和多样，威胁性质变化使得美国开始调整冷战悲剧叙事，重新塑造国内外战略共识。克林顿政府认为，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良方应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对冲不确定的风险与可能蔓延的各种冲突。美国开始将话语强制与共识沟通作为叙事重点，淡化身份竞争叙事。

（二） 中美"新冷战"叙事∶强制、沟通与认同

冷战后，美国决策者不得不"发明"新的战略叙事。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快速发展让美国进一步调整了战略叙事。尽管在21世纪头十年里，中美双方努力实现合作，但其实每一方都面临着严重的认知偏差，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假朋友"关系。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到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再到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美战略叙事的重心从共识沟通转向话语强制和身份竞争的"准悲剧"叙事。从叙事转向角度看，中美叙事从共识沟通走向21世纪头十年的话语强制，而后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又转向身份叙事竞争。

第一，共识沟通是双方叙事的核心。冷战后，在"一超独大"的国际战略环境中，保持与美国战略合作关系成为中国的战略利益。鉴于意识形态叙事显著淡化，且中美实力差距悬殊，共识沟通成为双方战略叙事的关键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努力释放"再保证"信号，以消弭美国疑虑。为了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外交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指导下强调保持全局视野与长远眼光。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中国意识到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在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也不断向美国传递战略安抚与保证信号。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多边场合与国际舞台反复强调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例如，2013年6月，习近平在与奥巴马会晤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中美关系发展规划蓝图开展'跨太平洋的合作'。"中国向美国领导人全面阐述了新形势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条件以及路径，借此会晤让美国相信中国没有称霸的意图。这些"再保证"叙事得到美国的积极反馈，奥巴马明确表示他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不相信中美两个大国会陷入战略对抗。冷战后20年时间里。中美双方都强调合作与和平叙事.美国也奉行对华接触战略，与中国保持基本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充满乐观色彩。

第二，2008年后中美叙事重心转向话语强制。尽管中美双方的话语强制长期存在，但是从战略叙事上压制对方则始于2008年。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试图为中美关系提供一个共识性概念。从美国角度看，这一概念是对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重要成员的认可。但从中国角度来看，这一概念无疑是让中国承担过多、过重的国际责任。2009年11月，奥巴马首次访华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指出∶"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对于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极为重要。""核心利益"的措辞是双方投入了相当大精力而构想的词汇。中国认为，这一联合声明对核心利益的叙事有助于恢复双方信任，但是随着美国对中国在东海、南海行动甚至西藏、新疆和台湾地区政策的批评愈发强硬，中国认为这是虚伪的双重标准。2010年7月，在越南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宣称支持"南海航行自由"，而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指出美国在发动"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攻击"。此后不久，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洲（PivottoAsia）"，2011年11月正式颁布"再平衡"战略。中国普遍将美国重返亚太视为一个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目的的战略，因此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与此同时，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叙事，但是美国认为内容缺乏清晰的界定，质疑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诚意.导致倡议被搁置。

第三，2018年前后，中美叙事的身份竞争增强。冷战时期，美国长期以零和思维构建出一个二元对立的"自我—他者"叙事。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后，中美关系的叙事基调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与技术脱钩演变成意识形态上的攻击。特别是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强化了中美政治对抗，美国的敌意叙事引发了国际对华舆论围攻.中国的叙事回击则批评美国故意抹黑，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诱发双方战略信任赤字。美国对华战略叙事从"修正主义"标签升级到"中国责任论"，叙事竞争增添更多意识形态色彩。在2018年12月演讲中，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坚称"中国正在干预美国的民主"。2020年7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Pompeo）全面攻击中国政权、政党与制度，其语气与70多年前标志着冷战开始的杜鲁门演讲类似，致力于树立邪恶对手的形象。中美战略叙事从共识沟通与话语强制转向身份竞争并非近几年的突然恶化，而是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就出现了端倪。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实力差距在缩小，误解却随之增加。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被美国解读为挑战现有国际体系的信号。同时，中国也将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解读为孤立中国的策略。在此背景下，中美双方对立的叙事语言被认为可能导向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这种身份竞争的叙事全面升级，美国认为"中国更加强势"，中国则认为"美国更加挑衅"。

（三）相似的竞争和不同的剧本

尽管权力竞争是战略叙事的核心议题，但冷战竞争与"新冷战"竞争的叙事剧本存在一定差异。美苏叙事与中美叙事都呈现出较强的竞争性特点，双方激烈言辞仿佛让敌意螺旋呈现上升态势。但是悲剧式叙事并非中美竞争的基调，"新冷战"叙事比冷战叙事更加复杂。中美竞争叙事是否可以超越美苏冷战叙事涉及叙事黏性（narra-tivestickiness）的强度问题。叙事黏性是指某种叙事模板被接受和认可的强度与持续性。"慕尼黑记忆"和"越南教训"等重大的危机记忆往往具有较强的叙事黏性，至今仍在深刻塑造着决策者对政策形势的看法。每当决策者处于不确定危机中就会援引历史案例与先例，这种历史类比也难免会陷入"事后诸葛亮"的偏见（hindsightbi-as）。但叙事毕竟是建构的产物，领导人个性、政策选择与重大外部冲击都可能为战略叙事调整提供机会窗口。要超越冷战悲剧叙事就得给中美叙事注入新元素展示更多元和更包容的叙事结构。

从理论上看，大国竞争不存在唯一的叙事剧本。现实主义者认为大国权力竞争基本走向悲剧性的冲突，军备竞赛、权力均势、安全困境与"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这种冲突的话语体现。但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大国竞争的对抗性叙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消解，竞争同时包含着利益纷争与合作向善，外交剧本是悲喜交加的讽刺剧;而建构主义者更进一步指出，"叙事剧本"是由竞争者共同编写的，本质上是动态性的。例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提出的"三种无政府文化"暗示叙事剧本可以从悲剧进化到讽刺剧或浪漫剧，最终形成喜剧。现实主义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反思性论点。大国政治的"悲剧"论点基本立足冷战经验，是一种单向性的归纳逻辑，大国竞争不存在唯一逻辑。唐世平在《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一文中论述了国际体系的防御性演变趋势，隐含地否定了大国崛起的悲剧叙事逻辑。同样，杨原也认为大国竞争的螺旋可以消极"上升"也可以积极"下降"，冷战之外的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对抗不仅有加速机制，也存在刹车机制。当战略互动导致战略冲突降级时，就有可能呈现出大国政治的喜剧剧本。由此，冷战式的悲剧叙事并不能解释历史上所有大国竞争的经验。那种对中美权力竞争的悲观叙事——"大国战争的幽灵笼罩在21世纪的上空"以及"今天的中美类似斯巴达与雅典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与英国"都是自我实现的悲剧表达。实际上，面对竞争的不确定与恐惧情绪，大国反而可能有动机相互克制或寻求合作。超越冷战叙事就需要认识到历史是多元的，不存在"不可避免"的悲剧剧本。

跳出冷战悲剧式叙事，以更宏大历史视野审视中美互动，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其实经历了神秘、联盟，恐惧、友好、竞合、敌视与冲突的演变。当下的中美冲突性叙事结构并非必然不变，借鉴文学理论 、历史研究与戏剧理论的成果可以为理解中美战略叙事竞争提供一些新视野。著名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Frye）曾指出，叙事书写是多元的，不同的情节走势会带来不同叙事风格。大体上，存在四种基本的叙事剧本逻辑，即浪漫风格、讽刺风格、喜剧风格与悲剧风格。这种类型化思路后来被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进一步提炼升华，总结出四种战略叙事模式，即国际关系中的悲剧、喜剧、浪漫剧与讽刺剧。这四种叙事风格在情节表达上存在很大区别。

首先，在悲剧叙事中，叙事情节走势是断崖式下跌，故事情节的急剧恶化是悲剧的典型标志。例如在《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经典悲剧中，事态的恶化速度会对观众产生巨大情感冲击，产生颠覆性的幻灭感。其次，在典型的喜剧叙事中，叙事情节走势是先下降后上升，呈现曰 大反差，但结果是皆大欢喜的。与悲剧向着消极结果的颠覆性转变不同，喜剧则呈现积极的颠覆性翻转。再次，浪漫剧是—种完全渲染友好，幸福与积极氛围的叙事结构.情节不会出现覆性变化，而是稳步积极改善。一般在国际关系危机或战后和解中，密切联盟与战略和解都充满着浓厚的浪漫色彩。最后，讽刺剧是一种情节结构不稳定、剧情走势剧烈波动的叙事结构。需要注意的是.讽刺剧本的情节会反复波动让人难以猜中结局，而喜剧与悲剧的波动则是剧烈和方向明确的。如图4所示，除了悲剧的最终结果可能走向极度消极外，喜剧、浪漫剧与讽刺剧都可能走向积极结局。这意味着，超越冷战悲剧叙事，就需要让中美叙事结构向着喜剧、浪漫剧与讽刺剧的方向转变，这样才能避免不可挽回的冲突。尽管当下中美关系遇到很大困难，但依然存在调整的空间。2018年后的中美叙事结构还没有滑向真正的冷战式悲剧，当下中美叙事是介于悲剧与讽刺剧之间的剧情，可称之为"准悲剧"剧本——"悲喜共存，危机四伏"。以大国战略叙事的四种剧本为基础，可以刻画出美苏（俄）竞争与中美竞争剧本的异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苏叙事和中美叙事存在较大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叙事结构以浪漫剧为主导，双方彼此为盟友，联手抗击世界法西斯主义;在这一时期中美也是同盟关系，双方在太平洋战场上彼此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击败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进入冷战阶段后，美苏彼此视对方为最大的威胁，在意识形态上彼此"他者化"，地缘政治竞争也极为激烈，这一阶段的叙事剧本无疑是悲剧性的。尽管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竞争有所缓解、叙事重心有所调整，但是叙事结构并未出现根本性翻转。值得注意的是，与美苏不同，中美关系在冷战期间经历了从敌人到盟友的戏剧性转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共同对付苏联威胁，中美关系出现难得的冷战蜜月期。由此可知，冷战期间的中美叙事结构是反复波动的讽刺剧。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战略目标聚焦在全球反恐上，这为美国和俄罗斯合作以及中美关系和解提供了契机。俄罗斯在西方国家的"休克疗法"指导下进行了政治社会经济大转型，美俄关系显著改善，但是鉴于俄罗斯的大国雄心与军事实力，美国始终对其保持戒心。经过北约东扩、车臣战争、俄格战争、克里米亚危机、叙利亚战争等一系列冲突，美俄战略叙事呈现反复波动的讽刺剧剧本。不同的是，冷战后中美关系得到极大改善，特别是2001年12月当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中美都沉浸在短暂的乐观情绪中。美国预期中国将兑现扩大市场准入的承诺，而中国认为加入该俱乐部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了全球经济秩序。这一阶段中美叙事结构呈现浪漫剧特征。

但是 2008年后，中美关系从浪漫剧转向讽刺剧，竞争与合作并存。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让中美关系出现了冷战后最严峻的态势，双方在言辞与行动上陷入高度紧张与对抗螺旋中，关于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也开始流行，中美竞争呈现"准悲剧"特征。

纵观历史可知.大国竞争不存在唯—的叙事结构（剧本）每个时代有属于每个时代的叙事风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美俄）叙事经历了浪漫叙事 、悲剧叙事 、讽刺剧叙事变化。与之类似而又不同的是，中美叙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浪漫剧本，到冷战时期的讽刺剧（从敌人到盟友转变），再到冷战后的浪漫叙事，并在2008年后呈现反复波动的讽刺剧结构，2018年前后中美关系显著恶化，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更是让中美陷入准悲剧的叙事结构。冷战后期至今，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要超过美苏（美俄）关系，中美叙事剧本更加多变。化解当前的中美僵局、超越冷战悲剧叙事需要中美相向而行。民主党的拜登政府是否会调整中美叙事以及这种调整能否改变准悲剧的叙事结构尚有待观察。

六、结论

战略叙事需要通过言辞表达出来，无话语则无战略。分析大国竞争的战略叙事变化有助于理解权力转移的话语维度，为构建和谐包容的叙事剧本提供启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如何运用战略叙事建构、延续和强化战略优势是中国的迫切需求，因而探讨战略叙事有着重要的学理与政策意义。遗憾的是，战略叙事与外交话语并没有得到主流理论充分重视，叙事机制与策略分析大多也比较零散。本文基于文献梳理概括了工具性路径、话语沟通路径和后结构主义三种理解战略叙事的路径，依次对应话语强制、共识沟通与身份认同三种战略叙事维度，这为理解大国竞争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尽管目前中美敌对、不信任和猜疑趋势有所强化.但领导人个性政策选择与外部冲击可能为中美叙事转变提供一定的契机。重塑中美叙事空间 、转变"准悲剧式"的身份认同竞争不仅需要决策者有更宽广的战略视野，也需要中美民间社会更为紧密的互动。一方面，可以构建贴近民众的小故事。在自媒体时代，小故事可以在民众信任之间架起桥梁。崛起冲突的宏大性叙事需要通过民间合作的"小叙事"进行消解与补充，无数的小故事有助于构建多维度的中美关系内涵，转移悲剧叙事惯性，突出日常实践中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以渐进式努力逐渐培育信任，将中美关系嵌入更广泛的历史视野。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中美两国需要提出新倡议、新方案与新思路，努力超越指责和反指责的消极叙事模式，建构更有利于双方而不是单方的叙事剧本。当然，形成这样的包容性叙事模式需要反复探索、广泛对话、求同存异。在拜登政府时期，中美都有可能去主动修正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的"新冷战"叙事模板。作为一位典型的建制派总统，拜登叙事风格相对稳健与理性，不会像特朗普般情绪极端。若中美双方能够保持理性克制的相处之道，在结构性冲突大背景下也仍可以提出创造性的外交倡议，将中美关系框定到"建设性合作、稳定性竞争"的话语上来，告别悲剧式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