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2018年初石源华教授提出“中国周边学”概念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然处于发展和完善之中。作为“中国学派”理论探索的组成部分，中国周边学研究力图从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出发来阐释中国周边外交的具体实践和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对于打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束缚并同时形成中国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对周边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在关于中国周边学与中国边疆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等学科的区别分析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周边学研究的理论边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多层次的和纵横交错的中国周边学理论体系的建议。面向未来，本文认为中国周边学研究不仅需要关注三个层次互动关系的新变化，而且更要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实践来进一步推进中国周边学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中国周边学；学术争鸣；中国意识；理论边界；“一带一路”
标题注释：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地缘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6JZD027)、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中国外交的日益成熟，中国对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需求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国际观察》期刊从2020年开始推出关于“中国学派”的南北学者对话系列文章，旨在进一步推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笔者有幸参与其中。由于笔者对中国周边研究比较感兴趣，也一直在关注石源华老师在中国周边学研究领域里的发展动向，因而想借此平台和机会谈一点自己对中国周边学的看法，其中有些内容具有与石源华老师商榷的意味，旨在为完善中国周边学作点贡献。
一、关于当前“中国周边学”研究状况的主要特点
2018年初，由石源华率领的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提出并主办了“中国周边学理论务虚笔谈会”，在国内学术界得到广泛响应。在之后一年多时间里，石源华和他的研究团队以及国内学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在中国周边学领域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2019年4月出版的《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是这批成果中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对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周边学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尽管中国周边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问题还在争论之中，但是中国周边学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中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已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从目前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周边学研究主要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
(一)石源华及其研究团队在中国周边学研究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从石源华这两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1）中可以看出，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引领中国周边学研究方面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的地位，并在推动中国周边学研究方面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他所发表的这些文章不仅强调“开展‘中国周边学’研究刻不容缓”的必要性，而且还更加注重“中国周边学”构建的新理念、新战略、新路径、新课题，认为中国周边学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周边学与周边区域合作、中国周边学与中华文化传播、中国周边学与中美博弈和共处等应当是中国周边学研究的重大问题。
(二)中国周边学建设依然处于学术争论之中
提出构建中国周边学的时间并不长，国内学界对中国周边学的研究也一直处在探索之中。一是从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学者关于中国周边学的文章（2）中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中国周边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看法不一，见仁见智，例如有人明确表示出了对设立中国周边学的一些担心，认为这可能导致周边国家增加对中国的猜忌等，也有人指出了中国周边学研究中的学科定位、研究边界等核心概念存在不确定和不清晰的缺陷；二是学者们从基本内涵、学科定位、研究主线、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多视角阐释，但仍需具有更确定性、更系统性和更深化的理论体系；三是尽管不同意见并没有在学术上形成争论的氛围，但是所有研究成果都反映出了其学术的严肃性和严谨性，因而也是中国周边学不断走向成熟的基础。
(三)中国周边学研究具有综合性和开放性特征
从《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中的一些跨学科文章（3）中可以看出，中国周边学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研究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开放性研究工作。这些论文从历史学、民族学、军事学、语言学、边疆学、中国学等不同学科对中国周边学研究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思想和观点，为中国周边学的研究既广开了言路又启发了思路，是中国周边学研究的广阔基础。
总体看，中国周边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还处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学科的系统性建设及其综合性和开放性特点都要求多学科研究人员的广泛参与，相互之间的争鸣也是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和过程。当然，从学科建设来看，中国周边学研究除了需要在知识化、系统化方面作出努力外，还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研究方法，还需要重视教材建设、研究队伍建设，等等。本文主要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就上述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期能为中国周边学的学科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二、关于“中国周边学”的两个前提性问题
在石源华发表的文章中，例如《世界大国“周边学”的重要启示》《中国周边外交地位逐步提升的需要》《中国走向大国强国的时代需求》《“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要》《中国周边学建设的学科需要》，等等，其最大特点是其对中国周边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着墨甚多。石源华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现实变化所产生的实际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周边学的学科设立问题，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理论研究本身的需求，特别是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需求，例如其在关于“世界大国‘周边学’的重要启示”论述中主要侧重的是“周边学”在日本、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集团的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从而轻视了理论研究方面的梳理与启示。本文认为，要真正创立一门学科，首先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建立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借此显示其学科创立的学术价值。因此，在探讨中国周边学的具体研究内涵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澄清两个前提性的问题。
(一)“中国周边学”是理论研究还是学科建设?
本文认为，从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看，构建中国周边学必须同步推进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一方面，中国周边学研究既要有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如《观念、关系与互动：对中国周边学理论研究的若干思考》《中国周边学研究的四个维度》，等等；另一方面，也要有学科建设的成果，如《中国周边学的学科定位、研究视角与重点领域》《浅谈中国边疆学与中国周边学之间的关系》《以历史研究为基础开展“周边学”学科建设》，等等。（4）尽管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紧密相连，两者都需要有核心概念和围绕核心概念而构建的理论体系，但是两者又存在明显的区别，需要我们加以澄清。
1.理论研究宽泛而灵活，而学科建设更强调规范性
一般来说，理论研究的范畴比较宽泛，既可以针对现实中的问题也可以针对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它可以将现实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去认识，通过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去进一步发展理论；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对已有的理论提出质疑，通过提出新的观点来进一步丰富现有的理论。理论研究在方式上可以是多样的，比如：研究的内容可以是系统性的也可以是议题式的；研究的层次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可以单纯做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建构也可以针对现实问题做理论层面的分析；等等。对于学科建设来讲，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重视规范性。它不仅注重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还注重本学科的独立性，特别是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别。即使是综合性的学科，例如中国周边学，也有其学科的边界。因此，学科建设要求核心概念必须清晰，由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所构成的知识体系必须完整，而且还要有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借此表明该学科自身存在的基本价值。
2.理论研究可以有争鸣，但学科建设必须有明确的目标
在理论研究中，“百家争鸣”是一种正常现象，它允许不同理论观点相互碰撞，更允许有不同学派的存在。但是，一旦作为学科来建设和发展的话，它就必须肩负起教书育人和传播知识的使命，就需要对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的选择和概括，以寻求学科的严谨性和内在的统一的逻辑性。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社会科学来讲，学科建设作为培养人的一部分，还需要体现其明确的价值观和立场。
3.理论研究更注重思想的创新和对学术前沿的跟踪，而学科建设则需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理论研究需要针对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与时俱进的创新观点。当一些观点逐渐成为学界普遍共识的时候，就会随之成为学科吸纳的内容和相对稳定的组成部分，从而推进学科向前发展。因此，理论研究往往走在学科建设的前面，并成为学科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所以，中国周边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虽然都产生于实践发展的拉动和知识创新的需要，但两者通常具有不同的特性，因为学科建设是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和前提的，而理论研究的创新成果可以变成学科建设的动力和源泉，许多新学科的兴起都是以一定的理论研究积淀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周边学的理论研究是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推进、不断创新的，而中国周边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期努力的工程，需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和体系化。未来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应该对这两个方面进行区分，并根据不同需要和目标有序推进，而不能将理论研究直接代替学科建设。
(二)“中国周边学”的目标是理论深化还是政策咨询?
中国周边学的目标体现的是其研究的基本价值。简言之，这个新学科的创立到底有什么用?关于这个问题，石源华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周边学是研究和解决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如何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合作共赢，如何做好区域治理、共建命运共同体，并实现和展示中国强大后仍不称霸这一庄严承诺的学说。（5）中国周边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和战略思维，其未来发展路径是从周边命运共同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6）中国周边学的时代使命是研究和论证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阐述其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7）从这些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周边学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的周边理论发展和周边政策支持这两方面的需求，其主要目标就是为了确保中国能够长久地进行和平发展并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笔者非常赞同这些主张，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理论深化和政策咨询相结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理论研究需要真正反映出国家政策的宗旨以及长远的战略目标，而政策咨询则需要有深入的理论研究作为其基础和指导，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
改革开放前，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领域里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但是，没有理论支撑的政策只能是应对性的，缺乏长期的战略性的设计，最终不能适应国家对外关系发展的需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际关系领域里理论的缺位现象很快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填充，国内学者们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如饥似渴地汲取来自西方理论的营养，因而逐渐形成了用西方理论来为中国外交把脉的习惯。这种形势的出现和存在不仅让理论与政策明显脱节，而且还给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带来了潜在的风险甚至危险。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加之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日益丰富，用中国自己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国内学者开始探索和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问题，“中国学”研究应运而生。
中国周边学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始诞生的，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不仅顺应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势，而且还满足了中国周边外交发展的需要。该学科的使命不仅是要解决中国与周边存在的各种问题，而且也是要应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不仅是要将中国周边学建设成“中国学派”的理论和学科，而且还要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基础。从关于中国周边学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周边学的研究是要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将中国周边理论研究与政策规划研究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试图用中国的理论来解决中国周边外交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石源华及其研究团队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近年来，复旦大学中国周边中心不仅组织了关于中国周边学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而且还积极为党和政府提交有关周边外交问题的政策咨询报告。（8）鉴于此，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定位可以是理论与政策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学科，既有基于中国实践之上的理论创新，又可以兼顾政策研究的服务功能。
三、关于“中国周边学”的中国意识
理论来源于实践的需要，反过来又可以指导实践；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理论与政策的结合，不仅是理论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的过程，也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中国的理论来源于中国的实践，而中国的实践需要中国的理论来指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学派”的理论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周边学的研究过程既是理论建构的过程，也是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过程，自然也应该是对“中国学派”理论的丰富过程。
中国周边学的研究既然是立足于中国的周边地区这一独特的环境和实践，必然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之相对应。在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无论是理论体系的构建、独立学科的建设，还是对周边外交政策的分析，都必须始终体现出中国意识。因此，要使中国周边学研究成为“中国学派”发展的一部分，中国周边学的研究首先需要在理论层面破除对西方理论的迷信，让理论更加关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观照中国周边未来的发展变化。
(一)“中国周边学”需要突破西方理论范式带来的观念束缚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东方国际关系理论呈现攻势之态，中国理论界一方面坚持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也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但是，也有少数学者钻进西方理论拔不出来，凡分析国际问题往往先拿西方理论作为分析框架。（9）
应该承认，对西方理论的介绍与借鉴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初期发展具有很大帮助，只不过西方理论大都是西方工具理性思维和西方历史经验的产物，而我们对西方理论的认识缺乏批判性。例如，西方理论“在理论的事实依据和用于进行理论检验的论据上都以西方经验为基础，并通过寻求因果联系的逻辑推演，试图构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体系，”而“这一具有西方特色的思考能够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找到其合理性和自洽性”，（10）但是很难准确解释中国的独特实践。关于这一点，石源华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周边理论的新体系一定是有别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在战略层面，它必须从学理上破除西方世界惯行的“势力范围”理论和旧有的“圈地”陋习，并确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国际关系新范式；在经济层面，它必须破除西方主导世界经济的旧地缘政治经济理论和旧全球化范式，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全方位经济合作提供新方案；在安全层面，它必须破除西方主导世界的“同盟体系论”和“零和博弈论”，创新安全理念；在政治层面，它还必须破除西方主导世界的“霸权稳定论”和强权政治逻辑，努力构建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未来将中国周边学研究建立在中国实践需求基础上并融入“中国学派”极其重要。
然而，“破”的关键是“立”。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破除其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声日益强烈，表明中国学者开始担负起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周边学理论体系的重任，例如很多知名学者基于中国实践已经提出了一些系统性的新理念和新理论，并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越来越认为非西方世界的经验值得研究，如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把东亚引进来(bringing East Asia in)”(11)的主张。当然，在中国周边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不仅需要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而且在对待西方理论方面也不能持一种“全盘抛弃”的态度，毕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有些研究方法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些理论中具有的“普遍性”内容也可以实现“中国化”或“本土化”改造。总之，创新和借鉴在对理论发展有利的前提下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
(二)“中国周边学”需要彰显中国的独特实践经验和历史文化意识
从实践角度来看，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实践已经远远走在了其理论的前面。首先，中国长期以来的周边外交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以及2013年以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具体推进，使中国在对外交往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而这些实践经验亟须在理论层面进行归纳、总结和提升。其次，中国政府对周边外交越来越重视。2013年以来，有关中国和周边关系问题的几次高规格会议和习近平发表的相关讲话，为中国周边问题研究的定位和认识提供了指导；中国提出的“亲诚惠容”等针对周边关系的政策和共商共建共享等促进周边合作的理念，为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不仅奠定了基础，而且还设定了目标和方向。在此背景下，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就是将我们党和国家的这些政策和主张转化成理论话语并在理论研究层面上进行深化。本文认为，由于地缘环境和结构的独特性，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实践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而在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过程中，中国意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就成为中国周边学的内在规定性。(12)
此外，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也是中国学派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因为它是使理论真正能够体现出中国特色的源泉。在关于中国周边学的历史基础方面，国内学术界已有很多论文都阐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进程，既有总体分析的论文，(13)也有关于具体分析的文章，共同构成了中国周边学的历史纵向研究基础。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将中国与周边的历史放到了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加以研究。(14)
在文化和观念方面，习近平明确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为此，他还列举了多达15种宝贵的中国文化遗产。(15)有的学者更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抽捡出与周边关系密切的思想和观念进行剖析，并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认为西方语境下的周边理念更加重视“权力的外扩”，实际上是一种强权的征服，而东方语境下的周边理念更加重视“观念的内化”，实际上发挥着文化感召力的作用。鉴于此，相对于西方的物质本体，中国更偏向于观念本体；中国的“内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传统可以更好地让中国与周边“融为一体”。(16)因此，中国的这些优秀历史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周边学的“中国学派”研究的基石。
(三)“中国周边学”需要研究中国周边的新问题和新课题，为实现“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奠定基础
中国的周边情况极其复杂：不仅有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而且还有众多的小国；不仅有陆锁国，也有海洋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其历史文化不仅存在差异，而且其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也不尽相同。随着周边各国的对外开放和交往日益频繁，国家间关系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观察、分析和总结。可以说，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开始于其对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总结以及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未来将成熟于其对中国周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升华，而这些创新和升华必将成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服务于中国在“强起来”的过程中与周边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综上，中国周边学是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周边外交实践和经验而进行的一项系统性学科研究工程，是建构“中国学派”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中国周边学研究中，目前关于“中国学派”的理论目标还零散地分布在不同的文章成果之中，并没有形成体系性的认知。未来中国周边学的研究若能够具有建构“中国学派”的自觉，在理论与政策的结合上创出自己的特色，将是对中国周边学发展的巨大贡献，更是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重大贡献，期望石源华及其团队在此方面有所作为。
四、核心概念需要厘清：如何认识和理解“周边”?
中国周边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都离不开对核心概念的厘清，这是建构理论和创立学科的基础。中国周边学的核心概念就是“周边”，因此，如何认识和理解周边并对其作出准确的界定，就成了中国周边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一)“周边”一词是描述中国外交和政策的正式用语，其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周边”一词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外交与安全战略文献中。1985年，邓小平提及“我们周边环境”。1988年，李鹏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了“重视同周边各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关系”的表述。1991年，江泽民两次指出中国重视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由此，“周边”“周边环境”“周边安全”等概念逐步成为中国官方表述国际形势、外交战略与亚太政策的正式用语。冷战结束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布局中的地位逐步提升。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首次将“周边国家”概念从“第三世界”概念中划分出来。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成为中国外交总布局的三大支柱。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将中国外交总布局的三大支柱扩展为“邻国、第三世界国家、发达国家、多边外交”四大支柱。2002年十六大报告将中国外交总布局的排序改变为“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多边外交”。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延续了这一外交总布局。(17)在此之后，2012年3月，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外交新布局时，不再承袭“亚非拉美”的传统划分，而是使用“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国、多边”的新提法。2013年10月，中央召开了高层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2014年11月，中央举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中国周边外交被赋予了“重中之重”的战略新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18)因此，“周边”一词是描述政策时被普遍认同和使用的概念。
(二)“周边”的内涵相对固定，但其外延并不固定
从理论研究方面看，我们如何准确地确定“周边”的内涵和外延?这也是目前国内学者们相互争论的一个焦点。按照石源华及其团队的看法，中国周边学的“周边”包括了“小周边”和“大周边”两个方面：“小周边”就是指与中国领土、领海直接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大周边”是相对于“小周边”来说的，是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提出的具有复旦特色的一个概念，它涵盖了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南太平洋六个次区域。“大周边”的概念超越了传统的地理范围界限，包括那些与中国领土、领海不直接接壤的国家和地区但同中国海上、陆上有相同战略需求的国家和地区。(19)但是，有学者认为，石源华界定的“周边”概念——无论是“大周边”还是“小周边”——在边界与范围上均比较模糊，(20)因而担心这种“周边”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学科研究边界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中国周边学成为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最终会失去其学科的独立性。应该说，这些担心和质疑不无道理。
1.“周边”首先是一个地缘概念
如果从地缘角度来确定中国的周边，主要指的是与中国地理上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14个陆上邻国和8个海上邻国。这个概念的内涵应该可以确定，而且也相对固定。但是，这种“周边”概念的外延又不是完全静态的，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周边邻国和地区本身的变化；二是由周边邻国和地区向外或向内延伸的变化。前者的变化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分裂或重新组合，以及国家本身出现的影响周边环境的变化等现象，例如：苏联解体之后在中亚地区出现的五个新国家一度成为地缘政治中的“破碎地带”，只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后才使得这一地区重新整合起来；蒙古国在冷战结束后从其对苏联的依附关系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奉行“多支点外交”“第三邻国”等独立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的改变导致中国的北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后者的变化可分为向外和向内两个方向的延伸。所谓的向外延伸就是周边国家寻求相互间的联合，例如，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断增强的形势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而地缘上邻近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则是实现共同发展最便捷的一种方式。在此背景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区域集团化的发展趋势明显增强，地缘上的邻近区域因而成为邻近国家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这就使得“周边”概念的外延扩大到了整个区域，并凸显了“周边”概念在地缘方面的连接性与开放性特点。所谓的向内延伸就是周边国家边界的开放所形成的跨境合作。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中国从1992年开始陆续开放陆上边界，与周边邻国建立了越来越多的交流口岸，从而打破了以往边界“线”的束缚，逐渐形成了诸多“跨境区域”，(21)从而使“周边”的概念也延伸到了本国的内部。当然，无论是向外延伸还是向内延伸，都是以周边的邻国和地区为基点，而且都具有一定的限度。通常，向外延伸一般都是以区域合作的范围为限；向内延伸主要限于其跨境合作的区域，但有两种方法加以限定：一种是以边民互市贸易区的方式界定边境空间，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规定，边民互市贸易区“系指边境地区边民在边境线20公里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即边境地区指的是以边界线为基点向两侧延伸20公里，总共40公里的区域；另一种划分方法是边境城市划分法，即以边界线附近的边境城镇为核心，对称两侧的城镇延伸到边界线的区域为边境地区。(22)
2.“周边”概念具有多层次属性
从国际形势发展以及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周边地缘环境的变化来看，我们应从多层次的视角来理解“周边”概念，因为在“周边”概念里至少包含了三种不同层次的关系：一是次国家层面的跨境合作关系；二是邻国国家间合作关系；三是相邻国家间的区域合作关系。其中，邻国国家间合作关系是最基本的周边关系，跨境合作关系和区域合作关系都是由邻国国家间合作关系延伸出来的产物。这种“周边关系的多层次性”可以从中国与其周边国家间合作关系的现实互动中得到充分证明。例如，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关系中，中国与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除了存在国家间合作关系外，还特别重视发展在次国家层面上的合作关系，因而在边境地区都设立了交流口岸，如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卡拉苏口岸、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尔克什坦和吐尔尕特口岸、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五大对接口岸，(23)等等。这些经济口岸不仅是国家间合作关系发展的最前沿地带，同时也是向国家内部和其他国家延伸的出发点，是中国与周边合作关系发展的一个新动力源。
从区域合作来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使得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地理周边”有机会向区域方向扩展。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地缘上并不直接接壤的中亚国家也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并开始展开各领域的合作，有利于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再比如，在中国与蒙古国双边关系中同样存在着以中蒙国家间合作关系为基础的多层次合作关系。从1994年《中蒙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到2014年“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中蒙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得到了飞速发展。在此基础上，作为中蒙国家间合作关系发展特色的次国家层面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活跃起来。众所周知，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边界线长达4677公里，是中国与其陆上邻国的边界线中最长的边界线。基于地缘优势，中蒙两国共同设立了14个边境口岸，其中有10个口岸位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之内。(24)这种口岸经济不仅促进了两国边境地区的经贸交流，而且也带动了中蒙在区域多边机制等其他领域里的合作与发展。这些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多层次合作关系的具体表现。
3.“周边”概念的多层次属性主要来自地理基础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边境相邻的地缘优势将国家间合作关系扩展到次国家层面，另一方面通过地区多边机制加强与区域中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从而使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合作关系具有了多层次属性。但是，这种多层次属性主要基于客观的地理因素，而非来自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对“周边”概念产生两种错误的认知倾向：一是从中国战略角度出发来主观建构周边的认知倾向，“大周边”的提法大概就具有这种倾向，因为它容易使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畏惧心理，从而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证据”；二是从历史和文化视角来理解周边的变动性和模糊性的认知倾向，例如文化视角下的“汉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影响力”等都具有广泛性和模糊性，这很容易导致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复杂化，因为中国与很多周边国家都存在着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而且“许多东亚国际关系学者都强调历史记忆对外交决策的约束作用”。(25)因此，基于客观地理视角对周边的认识会使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具有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围。
总之，“周边”概念虽具有多层次属性，但这种对周边概念的多层次理解主要是为了使中国周边学的学科研究具有相对明确的边界。目前，无论是新兴学科还是经过创新之后的传统学科，都面临着学科研究边界的确定问题。虽然目前的学科都在向综合性和交叉性方向发展，但是每一个学科，包括中国周边学，都必须有其研究的基点和内核，即“学科的内边界”，以体现该学科的独立性，而其他延伸和扩展的内容则是学科研究的外围或外边界，但是外围或外边界的界定不能过于宽泛，否则就会失去其与学科内核或内边界的基本联系。(26)
五、“中国周边学”的研究主线与理论边界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周边学的研究主线问题依然处于争论阶段，尚无定论。从石源华本人的研究成果看，他一方面明确将中国周边学的研究放在了“中国学”的研究范畴内，另一方面又将中国与周边的互动或者对中国周边外交的研究作为该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这表明，他在中国周边学的研究主线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得出最后的结论。
(一)关于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不同认识
关于中国周边学研究的主线问题实质上涉及了如何理解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问题。但是，从中国周边学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认识还是非常不统一，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认识：一是把“中国”与“周边”作为主客体关系来认识。在这种主客体关系中，中国周边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学”，即以中国利益为出发点、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客体的周边学。二是将中国与周边的双向互动关系作为中国周边学的研究主线，其实质就是“中国与周边学”。在这种关系中，中国与周边被作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来认识和理解，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三是将中国与周边同时放到一个体系或者一个区域之中，从整体角度来看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国与周边是很难分割的一个整体，并呈现出“地缘相连、发展相系、命运与共”的基本特征。
这三种不同的认识会给中国周边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主线带来不同的结果。首先，从中国主体出发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学”明显具有单向性的研究倾向，容易使人产生“中国中心主义”的疑虑。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的体量越来越大，其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他国的关注，特别是容易引起地理位置相近国家的警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周边“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持续不断的形势下，中国周边学若将周边国家和地区作为被动的客体，不仅在理论研究上容易陷入“中国中心论”的旋涡，而且在实践上也容易导致周边国家的反弹，不利于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工作。
从学科定位的角度来看，以中国的主体视角来探析中国与周边之间的关系问题，未必就一定属于“中国学”的范畴。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很多高校都设立了“中国学”的教学或研究机构，“中国学”成为热门研究的学科。但应该看到的是，汉学、汉学史以及比较文学等仍然是“中国学”研究的核心与特色。因此，若将中国周边学的研究纳入“中国学”的学科领域，只能是作为其扩展的边缘内容，而且不能体现出“关系”方面的互动等主要特点。
其次，以中国与周边的双向互动关系为主线开展研究应该是中国周边学提出的初衷。石源华认为：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命运共同体”为建设目标，以“一带一路”为发展路径，构建系统的理论、学科和战略，并努力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和大国外交新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继续和平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27)从这一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周边学的研究还是以“关系”为导向的，这种关系就是从“合作共赢”到“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过程，是中国与周边双向互动的过程，其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出中国与周边相处的新理念、新战略、新路径。
本文认为，中国周边学如果以中国与周边的互动关系为研究主线，应该归属于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和学科范畴。但是，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并不直接等同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因为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非常宏大的内容，而中国周边学则是立足于满足中国与周边互动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的理论选择和探索，因而具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对象。鉴于此，“中国周边学应追求的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围绕中国与周边的互动现象及其规律展开形而上的思考，力图在理论化和概念化上作出实质性创新，而不宜以宏理论(grand theory)作为初始目标”。(28)在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创新性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指导，也需要从中国与周边的特殊性研究中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不仅需要关注和分析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现实变化，而且也需要从中国的理念出发创新性地将这些变化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因此，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如果再辅以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历史与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就可以让我们用普遍性的理论去分析特殊性的实践，并在特殊性的实践基础上提升出普遍性的规律，进而对已有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这样就更能够使中国周边学在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因此，有学者强调：我们的研究应当建立在东亚特有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基础之上，因为中国与周边的关系研究有着丰富的、尚未充分整理和研究的历史材料，既有很多具有理论价值的经验事实，也有许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开发的理论议题，等等。显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可能让学者们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成果。(29)
(二)关于“中国周边学”的研究体系建构问题
关于中国周边学的理论体系问题，石源华明确提出“中国周边学新理论体系并非恢复历史上的‘封贡体系学’，也有别于西方别有用心人士所渲染的和一些周边国家人士所担心的‘中国中心主义’，而是在总结和吸取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创建符合时代需求和民族特点的中国特色新理论……包括了文化观、价值观、义利观、近邻观、和平观等”。(30)
但是，如何建构中国周边学的理论体系呢?本文认为，如果从中国与周边互动关系角度来确定中国周边学的研究主线，中国周边学从大的方面来讲就属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范畴，但同时又有其自身独有的关系特色，这种关系特色可以从对“周边”概念的多层次角度去阐发。这样一来，中国与周边的关系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之间的互动：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与周边的基础关系；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边境地区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与周边互动关系的前沿地带；三是中国与周边在区域内或体系内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与周边整体性的机制性的互动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层次的互动并非是孤立的，因为在各个层次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比如中国与蒙古国在边境、国家间以及区域内等三个纵向层面上同时存在着互动关系。因此，这三个层次的互动关系就是中国与周边关系研究的基本方面或者基本架构。
在中国与周边三个层次上的互动关系中，每一个层面都包含着纵向和横向的研究体系：纵向研究体系是对互动关系历史演变进程的系统研究，其研究内容包括了所有三个层次上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而横向研究体系则是分别对每一个层面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演变历史的系统研究。这些纵向与横向互动关系不仅构成了中国周边学研究的多层次框架，而且也构成了中国与周边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在纵横交错中建构出中国周边学研究架构与内容的统一体系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与周边的互动关系上，因为不同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陆上国家、海上国家、边缘地带国家等不同地缘类型的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等，也都可以成为其研究的对象，因为这些互动关系都没有超越“周边”概念的地理范围。总之，中国周边学就是要在中国与周边的地缘关系网络中去探究各层次、各领域、各类型关系的特点，并努力发现其中的内在规律性和逻辑性，从而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理论。
(三)关于“中国周边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基于对周边概念和研究主线等问题的认识，本文认为，与中国周边学联系最紧密的学科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边疆学；二是国别与区域研究。
1.中国周边学与中国边疆学
中国边疆学与中国周边学同属于尚在构建中的学科，又都属于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都高度关注国家的边界地区。但是，两者的区别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核心概念不同。中国边疆学的核心概念是“边疆”，而中国周边学所关联到的研究层次是“边境”或者说是“边境地区”。边疆(frontier)通常指领土或疆域边缘的区域。例如，《古今汉语词典》给出的定义是：“边疆，靠近国界的领(疆)土”。在《现代政治地理学》一书中，“边疆是相对于国家的首都和核心区而言的，是距离首都和核心区较远的地区”。(31)边疆的空间概念自主权国家的边界诞生以来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边疆不再是过去王朝国家时代从核心区自内而外的延伸区域，而是由主权国家的国家边界自外向内圈定的特定空间。所以，现代意义上的边疆是主权国家边界内侧的一定范围，通常是指远离政治核心的国家领土部分。从这个概念内涵上来讲，中国边疆学基本上是属于国内政治的研究范畴，虽然中国边疆学的研究也延伸到了中国的周边环境，但其学科的立足点仍然在国境之内。现代意义上的边境(border)或边境地区(borderland)在政治地理学上是指邻近边界、国界的区域范围。边境地区通常是指边界线两侧区域，直接依赖于边界线而存在，并以边界线的变更而变更。中国周边学的研究是以“边境”概念为基础的，其所凸显的是其与相邻国家之间的“跨境”特征，并从陆上的“边境”发展到海上的“边海”。虽然关于边境地区的研究必然延伸到国内政治领域，但其研究的主体和本质仍然是以跨境关系为主导的国家间关系。因此，这种边境概念主要属于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
第二，政治内涵不同。边疆与边境不仅在空间界定上具有明显的区别，而且还具有不同的政治内涵。边疆一般是传统大国的固有属性，是国内政治结构中“中心—边缘”地位的反映；边疆作为大国的边缘地区有着与国家的中心区不同的特殊治理模式，对国家政权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大国的边疆观念的建构也逐步冲出了领土的范围，尤其是“全球化的扩散推动边疆突破了有形的领土边界而形成新的无形边疆，包括了由陆疆、海疆、空疆构成的领土边疆和由利益边疆、信息边疆、文化边疆、太空边疆构成的战略边疆”。(32)而战略边疆通常被认为是“一国国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可控制的地理与空间区域，它是国家实力、战略意志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投射范围”。(33)边境则是国家间的共有跨境区域，一般来说无关乎大国的特性。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边疆是动态的观念构建的产物，而边境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地理概念，因依托边界的地理现实而相对稳固。(34)对此，邢广程认为：中国边疆学的关注核心和重点是“中国边疆”，而周边环境只是作为背景加以关注的；中国周边学则是以“中国周边环境”为研究核心和重点的，而中国边疆只是其关注的背景。因此，这两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都具有很大的不同。(35)
2.中国周边学与国别与区域研究
中国周边学与国别与区域研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比较复杂，因为关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也依然处于争论之中。国别与区域研究涉及面很广，也比较庞杂，目前到底归属于哪个一级学科之下仍然存有争议。现实中，有高校将国别与区域研究放在了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云南大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写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将国别与区域研究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和世界史一级学科之下。(36)
中国周边学的研究虽然包括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内容，但两者存在明显区别，主要表现在中国周边学研究的特定性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广泛性之间的区别上。一方面，中国周边学所研究的区域是与周边紧密联系的特定区域，这种区域无论是呈现出合作还是对抗的状态，都具有周边区域的特性，因此，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就是要从这些特殊性中找到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以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国别与区域研究由于涉及面过于庞大而往往找不到发力点，因而导致其所有的特殊性都被淹没在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普遍性概念之中。此外，国别与区域研究一般是根据研究机构的基础来确定某些国别或区域来开展特色研究的，因而具有研究的分散化特点。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周边学的研究与国别与区域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而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充实，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周边学中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可以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独特研究体系。
此外，中国周边学的研究还与历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存在紧密联系，但彼此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各有自己的研究主线和研究空间。总的看，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在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主线下呈现出的是一种跨领域、跨时空的坐标体系：从横向角度来看，中国周边学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从纵向角度看，中国周边学不仅包括周边研究空间的多层次性，更包括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历史脉络的演进和发展进程。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历史逻辑、经济逻辑和文化逻辑就是在围绕着中国与周边的“互动关系”这一主线下展开的。
六、关于“中国周边学”的未来研究方向和路径
构建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议的提出不仅符合中国和平发展大趋势，同时也顺应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构建“中国学派”的需求。在国际学术界普遍忽视非西方、非欧洲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研究的情况下，中国周边学的研究突出了其非常“接地气”的中国特色，因为它是基于中国与周边关系发展的独特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博大精深的关系内涵以及近几十年中国周边外交实践和理论的探索之上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未来，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应当注重把握好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路径，尽快让自己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断成熟起来。
(一)“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应反映出周边各层次的新变化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在三个层次上的发展变化，为中国周边学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新课题，需要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中去解决。
首先，在国家层面上，我们要尊重周边国家的主体性地位，既要看到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一面，又要看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国家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一面。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间性的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互为“自我”与“他者”。一方面，主体间性的关系打破了主客体的二分论，客体也可以是主体，具有主体的自主与能动特性；另一方面，多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共生的关系，通过互动可以形成共同的认知，有利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冷战结束以来，主权国家的自主性和国家利益的自觉性普遍增强，国家的主体性不断回归，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义进一步突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正处在这样一个变化时代之中。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无论国家实力大小强弱，国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都比以往更加凸显，尤其是地区小国特别希望能够得到周边大国的尊重。因此，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互为“自我”与“他者”，没有“主导”与“被主导”，也没有“中心”与“边缘”，中国与周边国家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需要以尊重各自的主体性地位为前提，周边不是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是命运共同体。实际上，这种“主体间性”的特点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形成的各种联系机制中已经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出来。
其次，在边境层面上，中国与周边地缘相连的特殊性非常明显，有力地推动着次国家层面的交流不断向前发展，这是全球化深入发展之后双方边境开放所带来的新局面。当然，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边境地区交流关系的发展方面还存在着很多新的问题、新的课题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研究：一是次国家政府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的问题。在边境地区，次国家政府往往成为国际交往的主体，直接面对国际合作和国际冲突等现实问题，而次国家政府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既涉及国内政治中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地方政府的授权、职能界定等问题，也涉及与邻国的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协调互动规则、如何开展治理合作等问题。(37)二是中国的边境地区往往是国内的边缘地带，与中心区存在很大的发展差距，因而对发展的需求非常迫切，但同时，边境又是国家传统安全的守护地带，由开放所带来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不断增多。发展与安全成为边境地区互动关系中相互交织的两条主线，如何在安全中促进发展，在发展中保障安全，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边境地区交往过程中面临的新课题。三是一些与多国相邻的边境地区会形成次区域合作态势，并推动国家中心地区的参与和介入，使边境地区成为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新增长点。这些由经济因素推动的次区域的形成，将改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结构，但其变化的意义仍然需要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深化。此外，中国与周边海洋国家之间的“边海”问题近些年来越来越成为热点，其中不仅包括了中国与沿海国家的海洋边界的划分问题和原有领土的纠纷问题，而且还有与海洋领土直接相关的海洋资源开发、海上通道等海洋权益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历史与现实、国家主权与国际法等诸多方面，亟须与之相配套的相关理论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智力支撑。
最后，在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体系或区域研究方面，我们还需要有大历史的思维。从中国与周边作为一个整体区域来看，我们既不能脱离世界历史而存在，也不能通过割断自身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研究中国周边学。众所周知，中国与周边在历史上经历了朝贡体系、殖民体系、两极体系以及冷战后的区域一体化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这些体系的演进过程都为现在的中国与周边关系留下了历史遗产，但我们不能将历史的眼光只停留于某个时期，比如朝贡体系时期。当然，历史对现实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在殖民统治时期，由于西方列强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中国与周边国家被置于西方殖民统治之下，这对原有的东方文明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这种历史事实决定了21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不会是东方文明简单的复归，而必定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经过重新整合之后的产物。(38)另外，冷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离散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分割性、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存在的常态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当今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最终使得东亚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地区国际关系体系。(39)
总之，中国周边学的研究首先一定要从“接地气”的角度出发，真正脚踏实地地对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进行系统和深入地探究，并通过总结和提升努力寻找出中国与周边关系发展的独特性和规律性；其次要切忌“大而空”的口号式研究，真正以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为导向进行理论探索，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实地调研，努力掌握第一手资料；最后是要立足于周边的多层次关系进行多学科、跨领域研究，努力在学科交叉、层次互动中寻找出理论的创新点。当然，在解决新问题、新挑战、新课题等具体问题上，中国周边学还需要在理论上有顶层设计，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共生理论以及关系理论等都可以成为中国周边学研究顶层设计的理论依据。
(二)“中国周边学”的创新要以“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为蓝本
中国“一带一路”的创新实践是中国周边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现实蓝本。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其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经过七年多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初见成效，成为中国与周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
首先，“一带一路”的推进，是中国与周边关系在空间结构方面发生的一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上的连接和整合方式，逐步实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由“点”到“线”、从“线”到“面”的结构变化：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间边界的限制被打破，中国和周边之间通过公路、铁路、港口以及油气管道等方式实现了边境地区的互联互通。以铁路为例，多条中欧班列以及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铁路、中巴铁路、蒙内铁路等，从中国境内的某个城市出发，直接跨境开到周边国家境内，最远甚至开到了遥远的欧洲。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边境口岸地区还建立了产业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民互市贸易区等，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合作和贸易交流。二是从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层面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并推动了与周边国家的多项战略对接，如中国与蒙古国的“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与韩国“欧亚倡议”的战略对接，等等，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区域发展合作方面正在构建“7+3”周边区域合作的大布局，其目的是在周边形成完整的经济合作圈。这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机制无疑将促进中国周边区域的新的整合。
其次，“一带一路”是中国与周边关系在现实发展中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现实体现。中国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开始，始终坚持以“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为原则来发展与周边及沿线国家的关系，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要将“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美好愿景；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要聚焦发展主题，以开放和创新促进发展的理念；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40)这些主张已经深入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过程中，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思想。
最后，“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2011年中国政府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就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纳入其中，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逐渐形成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理论体系。2017年十九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写入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之中。(41)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比较复杂，历史、文化和宗教各异，各国对“一带一路”的定位和诉求也不尽相同，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创造了国际合作和发展的新模式，它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开放，而且是双向互动。经过七年多的实践，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互联互通以及各种项目等方式在相互间逐渐建立起了共同的利益链。在经济等物质层面的不断交流基础上，双方逐渐增强了对彼此身份及利益的认知，从而塑造了新的关系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一带一路”建设在实践中摈弃了西方以实力决定一切的政治哲学；平等协商、互利共赢是“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目标；“一带一路”还以世界主义而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为价值取向，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2)这些实践和理念完全不同于西方权力政治所主张的零和博弈和丛林法则，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它将由中国与沿线国家来共同创造、共同实现。
总的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过去七年多里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接下来要聚焦重点进行精雕细琢，共同完成好这幅“工笔画”。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还有很多具体的政策要协调，有很多具体的合作项目要推进，有很多具体的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些任务的完成不仅是实践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理论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周边学的研究也要在自己的领域内画好“一带一路”的世纪蓝图。
七、结语
中国周边学的提出适应了新时代发展的需求，其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争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学科建构进程中的问题，这是推动理论和学科成熟的必经之路。习近平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4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每一位理论工作者都应肩负起时代和国家赋予的使命，希望中国周边学的研究者们也能够为完成这一使命作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1）参见石源华：《开展“中国周边学”研究刻不容缓》，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8期；石源华：《中国周边学：中国进一步崛起的理论支撑》，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3期；石源华：《中国周边学构建的两大层面》，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5期；石源华：《中国周边学构建须借鉴大国经验》，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7期；石源华：《中国周边学与中美博弈和共处》，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9期；石源华：《中国周边学与周边区域合作》，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21期；石源华：《中国周边学与中华文化传播》，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23期；石源华：《中国周边学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期；等等。
（2）《世界知识》2018年第8期刊载了李文：《学科定位、研究视角与重点领域》、钟飞腾：《“中国周边学”研究的新契机与新方向》、周方银：《“中国周边学”的理论视角与理论意义》等系列文章。关于其他学者的文章，可参见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
（3）参见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
（4）以上文章可参见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
（5）参见石源华：《中国周边学：中国进一步崛起的理论支撑》，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3期。
（6）参见石源华：《中国周边学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期。
（7）参见石源华：《开展“中国周边学”研究刻不容缓》，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8期。
（8）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第10页。
（9）参见任晓：《学科、理论与中国学派建设》，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2期。
（10）参见刘雪莲、李晓霞：《东亚未来秩序：以权力为主导，还是以治理为主导?》，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11)A.I.Johnston,What(If Anything) Does East Asia Tell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5,No.1,2012,pp.53-78.
(12)李文：《中国周边学的学科定位、研究视角与重点领域》，载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第7页。
(13)参见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张蕴岭：《中国与周边关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6期。
(14)陈奉林：《建立中国周边学必要性与可行性初步探索》，载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第39页。
(15)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16)武心波、房丽珠：《中国学视角下的周边学建构》，载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第151-157页。
(17)参见石源华：《周边外交跃升“重中之重”新定位》，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15期。
(18)李文：《中国周边学的学科定位、研究视角与重点领域》，载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第5页。
(19)参见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44-45页；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第10页。
(20)卢光盛、张添：《中国周边学建设与国别与区域研究——不确定性与路径共商》，载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第127页。
(21)关于“跨境区域”的观点，也可参见李峰、郑先武：《中国周边学与跨境区域合作研究》，载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第256页。
(22)参见刘雪莲、欧阳皓玥：《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研究》，载《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2期。
(23)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五大对接口岸是：阿拉山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巴克图口岸、吉木乃口岸以及都拉塔口岸。其中，阿拉山口口岸与霍尔果斯口岸都是中国西部地区集公路、铁路、原油管道或天然气管道为一体的三重功能口岸，都处于向第三国开放的国际联运地位。
(24)李靖宇、雷杨：《论中蒙两国合作开发矿产资源的战略推进导向》，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35页。
(25)A.I.Johnston,What(If Anything)Does East Asia Tell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5,No.1,2012,pp.53-78.
(26)参见杨立华：《公共管理学学科边界的层次、类型和一个新学科发展纲领》，载《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4期。
(27)参见石源华：《开展“中国周边学”研究刻不容缓》。
(28)肖阳：《观念、关系与互动：对中国周边学理论研究的若干思考》，载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第85页。
(29)参见周方银：《“中国周边学”的理论视角与理论意义》，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8期。
(30)石源华：《建设中国周边学的时代使命和基本内涵》，载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第24、26页。
(31)王正毅：《现代政治地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32)参见何明：《边疆观念的转变与多元边疆的构建》，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33)参见陈迎春：《战略边疆：助推中国和平发展的切入点》，载《世界地理研究》，2011年第2期。
(34)关于边疆与边境的概念区分，可以参见刘雪莲、刘际昕：《从边疆治理到边境治理：全球治理视角下边境治理的议题》，载《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2期。
(35)邢广程：《浅谈“中国边疆学”与中国周边学之间的关系》，载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第366页。
(36)参见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
(37)参见刘雪莲、江长新：《次国家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特点与方式》，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10期。
(3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转引自王正毅：《东亚国际体系何以成为可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2期。
(39)参见刘雪莲：《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及趋势》，载《战略决策研究》，2013年第3期。
(40)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515/c1002-29274975.html，登录时间：2020年9月22日。
(41)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3-45页。
(42)参见刘雪莲、桑溥：《“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建构主义理论为视角》，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4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登录时间：2020年10月15日。
刘雪莲，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来源：《国际观察》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