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及当代遗产
东亚国际体系在冷战结束之前曾经历三次大的转型：19世纪之前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19世纪初到二战结束，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特征的殖民体系；二战结束后到冷战结束，以美苏争霸为主要特征的两极体系。这些历史轨迹在现今东亚国际体系转型中痕迹犹存，并影响着当前和未来东亚国际体系转型方向。
（一）朝贡体系及其遗产
19世纪之前，整个全球的国际体系尚未形成，主要是地区体系的存在。在东亚，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也有学者把它称为“华夷秩序。”②
朝贡体系是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它的主要特征是：（1）以中国为中心，向周边国家或地区辐射，“它所倡导的，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辐射
关系，也是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垂直型国际关系体系。”③（2）网状特征。明朝时，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了65个。与此同时，日本对琉球、朝鲜；朝鲜对女真，越南对占婆、南掌等国，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中心。（3）在朝贡体系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儒家、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4）这一时期少有地区外力量的介入，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陆权在此时占据上风。
这种朝贡体系是在东亚地区相对独立的地缘状态下形成的比较独特的地区国际体系。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马丁？怀特称之为“宗主国—国家体系”，以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①
在这种国际体系中，虽然中国并没有对藩属国实施直接的统治，但作为泱泱的“中央大国”凭借其物质和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成为体系实际的主导者，有学者认为虽然朝贡体系的权力运作方式不同，但是从形式上来看就相当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讲的“霸权体系”，中国就相当于“霸权国”③。这个体系的存在距今虽然已经比较久远，但是，在今天中国作为新兴国家重新崛起之后，人们把审视的目光重又转向了历史，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担心是否会出现新的类似于朝贡体系时期的等级制秩序，于是，他们极力拉拢区域外力量来平衡地区新兴力量的崛起。
（二）殖民体系及其遗产
从19世纪末开始，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的铁蹄，一种以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为主导的遍布全球的国际体系逐渐形成。东亚原有的朝贡体系被破坏，东亚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构成部分，并处于体系的边缘。这种殖民体系在东亚地区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是：（1）区域外力量的进入，瓦解了东亚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推进，使东亚区域内国家不能独善其身。（2）东亚区域内的日本凭借其海洋国家的优势，力量逐渐崛起，进而想拥有地区的主导权，并挫败了同样有野心的俄国。但受到外来力量的压制和地区内国家的抵抗。（3）中国与边缘地带国家（朝鲜半岛国家、东南亚国家）成为殖民统治的对象，受到区域内、外力量的剥削和压迫。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海权强盛的时代。
尽管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就开始了对东方国家的渗透，但从体系的角度来看，直到19世纪全球体系才得以形成。在殖民体系时期，实际上取代中国而主导东亚地区的是西方列强，东亚国家被置于西方文明的影响之下，虽然东亚国家在抵御西方影响的同时极力维护着自己的特色，但是，不管是后来作为“西方一员”的日本，还是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以及拥有古老文化的中国，由于西方国家的侵入，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思想和观念的影响，“那些与西方接触最密切的民族已极其明显地表现出西方的影响。”④
从此，在殖民体系之下，东亚地区成为东西方文明对抗和交融的重要地区，东西方文明特别是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冲突始终表现在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以及东亚各国的发展历程之中。因此，这种历史现实决定了21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不会是东方文明简单的复归，而必定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重新整合的过程。⑤
（三）两极体系及其遗产
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是两极对抗时期。在全球国际体系层面上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与斗争。这种对抗的形势在东亚地区的表现尤其明显，表现在：（1）在整个世界两极格局下，东亚地区也被人为地分割成对抗的两方，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相互斗争的前沿阵地，区域的地缘整体性被破坏。（2）美国为了其全球利益的实现，通过一系列的同盟条约，将美国的力量介入到东亚地区，以更有效地制衡苏联和中国。（3）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在东亚对抗的两极中，明显地表现出陆权与海权的对抗性质。虽然在两极格局下，由于苏中分裂、中美友好使力量结构有所改变，但都没有改变两极对抗的基本格局。（4）在美、苏的争霸中，中国的地缘核心地位开始显现出来。
冷战后，大国比较集中的东亚地区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不仅是因为这一地区繁荣发展的经济，更因为这一地区是冷战遗产遗留最严重的地区。两极体系为东亚地区带来了两大遗产：一是地区的离散性特征仍然明显存在，二是作为区域外国家的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变得常态化，虽然许多经济合作问题和安全热点问题迫使各国联合起来，形成多边组织，但是两极体系的遗产在东亚地区的整合始终进展缓慢。
总之，从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看出，无论是朝贡体系、殖民体系、还是两极体系，东亚地区的国家地位都是不平等的，大部分国家都要服从于少数强国的全球战略安排，不能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外部力量的介入也增强了这一地区的复杂性。而历史演变中的遗产都将对现今东亚国际体系转型产生影响，最终形成为独特的地区国家关系体系。
二、当前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特点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成为各国利益实现的重要舞台。在东亚地区，由于中国作为新兴力量的崛起，美国“重返亚洲”，使东亚地区的国际互动关系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强化介入使东亚地区整合过程中，必然加入区域外的力量和西方观念的渗透；而在权力结构变动的背后，区域经济的整合及合作对体系转型的影响比较明显；一些机制化组织的确立一方面带来了地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使地区国家间的竞争复杂化。
（一）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与地区各种力量之间关系的持续调整
新兴国家，不仅是指那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崛起的国家，而且还有一个内涵就是主要指新崛起的非西方国家。按照西方的权力转移理论，新兴国家崛起后必然改变权力格局，首先其会追求地区霸权，进而追求世界霸权。但是，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与一些西方人士大力渲染的新兴大国必将挑战现有主导大国的预言相反的是，新兴大国选择了在现有国际体系基础上进行改善和发展的方针”⑥。
在东亚地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目前GDP总值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随之，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文化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处理国际权力互动已成为中国亟需应对的挑战。”⑦
首先，中国在努力调整与区域内的国家关系。以和平的姿态与周边国家进行交往，消除周边国家的历史疑虑；推行安邻、富邻、睦邻的政策，积极与周边国家进行安全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努力为东亚国家乃至东亚地区的整体发展作贡献。
其次，中国在努力调整与旧有体系主导国—美国的关系。美国《新闻周刊》一篇题为“中国世纪”的报道称：“过去的400年，世界上曾经有过全球力量的两次巨大变化。第一次是欧洲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如今中国的崛起，外加印度的崛起和日本持续的影响力，标志全球力量的第三次巨大变化，即亚洲的崛起……。”⑧
但中国作为新兴国家采取与美国不对抗不冲突的政策，力求通过外交、经济、法律的方式调整双边关系，以维护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和平性和建设性。⑥中国从现实和长远利益出发，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发生。
再次，中国对自身战略定位进行调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方针，代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利益，是地区安全稳定的维护者，地区经济繁荣的建设者，地区地缘整合的推动者。
作为新兴国家，中国在各种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中发挥着影响力，很多国际事务特别是东亚地区事务若没有中国的参与则很难有效。
（二）美国作为区域外国家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持续存在
在东亚地区，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之后，产生了一个重要效应，那就是在东亚国家独立之后，在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出现了分化，一些国家更贴近西方，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一些国家则寻求独立自主，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如中国、越南等。而在现实的国家行为方面，就出现有些国家更倾向于西方，特别是作为西方代言人在东亚地区存在的美国。同时，东亚地区是冷战遗产保留最多的地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的同盟关系的延续。实际上，从西方统治者殖民入侵开始，“美国就和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变迁发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美国在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推动者角色。”⑩
现在，美国对东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2009年，美国高调提出“重返亚洲”，实际上是有一整套包括军事、安全、政治、经济的战略思考，不只是为了遏制中国。2012年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亚洲安全会议上提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加强同盟关系、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等外交战略。鉴于美国自身的实力以及在东亚的常态化存在，美国重返亚洲为东亚地区国际体系转型必然起到塑造作用，其必然对东亚地区国家间的权力互动关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存在。
（三）区域经济整合与权力结构调整共同塑造着东亚国际体系
与过去单纯的力量对比变化所引发的体系转型不同，经济整合力量对体系转型的影响越来越明确地显现出来。过去经济的力量和军事力量一起主要是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被看待的，而现在，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经济力量更多地表现在联系之中，各国的国家利益更多地是在经济的相互依存网络中实现的。
在东亚地区，虽然还不存在一个地区性的经济一体化机制，但是各种形式、各种层面的经济合作已经展开，因此，在东亚各国权力竞争的背后，是相互间的利益交织，从而使国家间的互动和竞争更加错综复杂。在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是错位的，脱节的，地缘政治的主导作用比较强，而地缘经济对政治的塑造作用又比较弱，使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矛盾性比较突出。两者对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作用都很大，经济合作的需求使过去生硬的权力竞争变得柔性化，而经济的整合与地缘政治权力关系的变迁，两者共同塑造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
（四）东亚在体系转型过程中稳定性与对抗性并存
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需要将国际互动关系机制化，形成模式，作为体系转型的基础。在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地区多边主义的发展，一些地区性多边组织、会议、论坛等国际制度纷纷出现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朝核问题六方会谈、10＋1、10＋3、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中日韩合作等，这些国际机制在不同领域、不同范围对东亚地区国家间的互动提供了平台和制度保证，这些不同形式的国际组织的存在，给处于体系转型时期的东亚地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但是，一些多边组织、会议和论坛的成立是基于某一大国之目的的，从而使这些组织之间也存在着隐性的竞争，如在10＋3、中日韩合作等东亚地区组织框架外，美国在东亚地区极力推动加入TPP（跨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从而带来了地区国家互动的复杂性。
目前东亚地区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组织，涉及的领域、范围、作用都有所不同，有本地区的联合，也有跨地域的；有政治合作，也有经济的、文化的；有整合作用的，也有分化的；但总体来讲对东亚国际体系转型是有利的。
三、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趋势
从以上特点的总结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东亚国际体系转型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主导国问题。未来的东亚国际体系是否一定要存在一个主导国。如果有，那么哪个国家有可能成为主导？或者哪两个国家共同主导？如果没有，会是什么形式的体系？地区共同体，还是东西共治？二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经济与政治的不重合，特别是政治对抗因素的明显存在，带来地区国际互动的复杂性。以经济的整合改造地缘政治的对抗是否是东亚合作的出路？是否可行？三是利益协调与共识问题。在东亚地区存在着诸多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实矛盾，这些实际的和潜在的矛盾对未来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建构会有重要影响，不是短时期内可以消除的。
针对这样一些问题，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趋势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即“两国关系的调整，两种体系的博弈，一个共识的构建。”
（一）中美关系将是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主线
目前，“中美关系已远远超越了双边的范畴而涉及国内、多边、地区、跨地区和全球等领域。因此，中美两国需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两国在国际体系问题上的互动。”在东亚地区，由于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强化了对亚洲的介入力度，强化了原有的同盟关系，因此，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不是下降，反而在上升；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在东亚国际体系转型及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在国家和地区利益方面需要与美国相协调。中美通过现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不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与磋商，两国利用如中美元首会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双边机制，联合国、APEC会议、G20等多边机制，近些年来接触频繁，保持着顺畅的沟通关系。
但是中美之间需要磨合的方面有很多，如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性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中美之间相互信任问题等。目前中美协调是大局，共识可以在协调中逐步建立。正如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所说：美国和中国都不会那么天真地看待两国的关系，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两国存在的差异和分歧，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只有保持沟通和交流，不断加强两国在军事、外交关系等方面的合作，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和平地解决两国间存在的分歧，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二）以经济来塑造政治将是体系转型的重要方式
由于东亚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分裂状态的存在，带来地区体系转型的复杂性。实际上，在东亚地区存在着两种国际体系或曰国际互动方式，一是以经济整合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的国际体系，另一个是以权力对抗为特征的地缘政治体系，两种体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但由于地缘政治方面的互动更具强势，使经济整合受到很大阻碍。
以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来改造地缘政治，是否是东亚地区减少对抗，逐渐走向合作的途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目前，10＋1、10＋3的机制已经建立起来，而要进一步推动地区的经济整合，关键就是如何实现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问题。先推动经济合作，增进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然后在此基础上缓和并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如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推进可以改变美日、美韩同盟关系所带来的对抗性质，软化军事色彩。
这里不用新功能主义经济“外溢”这个词汇，是因为这个词汇更多反映的是一个从经济到政治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在东亚地区则要发挥各国的主观努力来推动这一进程的实现，它应该是一个改造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发挥主要的推动作用。
（三）利益协调与共识的建立将是努力的主要方向
除了现实利益的协调之外，一个共识的建立是比较困难的事情。首先，因为在东亚地区，存在着太多不愉快的历史记忆。近代以来，大国之间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争斗，如中日对抗、日美与俄对抗、美苏中与日对抗、中苏与美日对抗、美中日与苏对抗等，西方列强及日本对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的侵略等，这些历史记忆在现实国家关系中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冲突方式出现，如对历史问题的再认识、领土主权争端、民族主义等。
这些历史记忆和现实矛盾往往纠结在一起，带来国家互动过程中的复杂性因素。关键问题还是要加强交流关系，在互动中增进共同利益，在互动中建立共识。其次，在东亚地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始终存在，它决定了一些国家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也决定了地区体系的发展方向。但针对东亚地区东西方文明的矛盾与整合，也不必去刻意改造，因为经过了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一些西方文明的东西已经与本土文化交融在一起，而不是单独存在的形态了。也许在东西方文明的重新整合中，“东亚（扩而广之包括印度）的传统文明中蕴涵的追求和谐与秩序的因素的潜在力量可能得到发挥。”
那时，属于东亚的独特的价值观念就会产生并作为地区共识的基础。总之，我们所要追求的未来的东亚国际体系应该是向着和谐、合作、秩序的方向发展。它不是任何国家的霸权体系，而是地区整体制度化的一种建构。在东亚这块拥有独特历史和文化的地区，也许会为世界创造出独特的国际互动体系。
来源:《战略决策研究》2013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