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枫译）
布什总统再三声称，美国已将可贵的礼物——“自由”送给了伊拉克人民。他说：“自由，是全能者给世界上所有男女的礼物，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们有义务促进自由的传播。” 宣称对伊拉克先发制人的入侵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已经给这个国家带来“自由” 这一官方的“颂词”（该“颂词”不断地为行政部门和军方修正完善），广泛地得到美国传媒的附和。并且尽管官方所给出的理由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什么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关系呀、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呀、什么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呀等等），这些“颂词”对于继续支持战争的大多数公众来说，仍然显得像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然而，“自由”是一个微妙的词。正如马修·阿诺德许多年前所说：“自由是一匹好马，关键是看骑往何处” 。那么，被如此慷慨赠予的 “自由”之马，将把伊拉克人民带往哪里呢？
美国对此的回答已经在2003年9月19日宣布了，这一天，保罗·布雷默——临时权力管理委员会的首领——公布了“四条规则”（four orders），包括“公营企业的全面私有化，伊拉克商业中外国公司的全面所有权，外资利润足额返回母国，开放伊拉克银行由外国管理，给外国公司以国民待遇，以及商业壁垒的几乎全面消除”。 此等规则适用于经济领域所有场合，包括公共服务、传媒、制造业、服务业、运输业、金融以及建筑行业，只有石油除外（这或许是由于其特殊地位，以及其作为单独由美国控制的武器这一地理政治学的重要性）。不用说，这些规则一定会延伸到劳动力市场。罢工被禁止，成立工会的权利被限制。同时，强行实施税率递减的“单一税”（美国保守派早已有此野心）。正如娜欧密·克莱恩所指出的，这些规则违反了日内瓦和海牙公约，因为根据公约，占领方受委托对被占国的财产进行保护，没有权利出卖它们。 因此，对伊拉克强加的（伦敦《经济学家》报称之为）“资本主义梦想”遭到相当大的反对。甚至伊拉克临时经贸部长——一名美国指派的临时权力管理委员会成员——也攻击强迫实施这一“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之称为“不顾历史的错误逻辑” 。 克莱恩指出，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反对伊拉克直接选举，源于它希望和自己指定的代表们打交道，那些指定的代表们会尽可能地顺从美国，在或许两年后直接民主政府成立之前锁定自由市场的改革（因为直接民主政府必然会反对该政策）。虽然占领者将布雷默政权强加给伊拉克会被认为不合法，但如果受到一个临时政府（即使是非选举的政府）的确认，依照国际法它却会被认为是合法的。2004年6月末接管伊拉克的临时政府，尽管声称是“独立自主的”，也只有批准现存法律的权力，它不能修改现存法律或另立新法（即使有人事方面的干涉，也不可能偏离布雷默法令太远）。因而争取选举自由并建立伊拉克人自己的民主政府的斗争，必须同时与保护伊拉克财产不受掠夺的斗争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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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自由主义转向
很明显，美国想通过武力强加给伊拉克的是一架完备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尽量为高利润的资本积累提供方便。依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布雷默所提出的系列办法，对于财富的创造以及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既必要也有效。强调政治自由与市场、贸易自由之间的冲突，一直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最主要的特征。这一理念许多年来一直控制着美国，并向世界其它国家蔓延。比如，在“9’11”一周年之际，布什总统在《纽约时报》一篇小专栏文章（an op-ed piece）中声称：“我们要利用自己无可比拟的能力和影响，创造稳定而开放的国际局势，以便让进步与自由之花在各国开放。‘自由’不断增长的和平世界是美国的长期利益所在，它既反映了美国一贯的理想，也能团结美国的盟友。……我们寻求这样的和平——在其中，压迫、仇恨和贫穷将被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所取代，”而最后两项“已经证明有能力让整个社会远离贫穷。”他总结说， “今天，人类有了机会让‘自由’战胜它的一切敌人。面对这一伟大任务，美国责无旁待。”同样的话在不久后印发的国防部文件的序言中也有。 正是这一被解释为市场与贸易的“自由”，将要被强加给伊拉克和整个世界。
在这里值得提醒一下，首先进行新自由主义伟大实验的国家是智利，开始于皮诺切特1973年 的“小9 ’11”政变之后（离布雷默宣布将建立伊拉克政权那天正好30周年多一天）。这一反对人民选举的萨瓦尔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左翼社会民主政府的政变，其幕后主使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同时也得到时任国务秘书的享利·基辛格大力支持。该政变野蛮地镇压所有的社会运动和左翼政治组织，解散一切形式的群众组织（甚至贫民区的社区卫生中心）。劳动力市场从管制或内部的制度约束中获得了“自由”（比如，从工会）。而到1973年，先前曾统治拉丁美洲以图完成经济重建的“进口替代”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在1964年军事政变后的巴西才取的一定程度的成功）已经声名狼藉了。面对世界经济的严重滑坡，显然需要有新的对策。于是一群以“芝加哥学派”闻名于世的美国经济学家被召集起来，帮助重建智利的经济。该学派之所以有这样的名称，是因为他们与时任芝加哥大学教师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有瓜葛。这些经济学家们所走的是自由市场的道路：公共财产私有化、开放自然资源给私人开采、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以及自由贸易等等。外国公司从它们在智利分公司遣返利润的权利得到保障，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取代了进口替代型经济。唯一保留给国有的是智利主要资源：铜（正如伊拉克的石油一样）。结果智利经济——从增长率、资本积累、以及外国投资的高回报率等方面来说——的复苏，成事一个有力的证据，为以后英国（在撒彻尔领导下）和美国（在里根领导下）转向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提供了范例。在外围所做的不人道的实验，最终又成为中心地区效仿的傍样，这并不是第一次（就像现在准备在伊拉克实行的单一税制的实验一样）。
然而，智利的实验表明，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国家的管理精英和外国投资者们都很富裕，而一般的民众却过得一团糟。这是过去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贯结果，且应被看作是其整个工程的结构性后果。杜梅内尔和列维甚至认为，新自由主义自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最富有阶层的阶级力量的计划。在评论美国国内最高收入的前1%的人的生活时，他们写道：
“二战前，这些家庭占有总收入的大约16%。这个比例在战争期间迅速下降。到1960年代，下降到8%，这一水平一直保持了三十来年。到198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突然上升，到这个世纪末高达15%。观察总的财富分配，这种趋势随处可见……”
另外有数据显示，收入排名最前的0.1%的人，从国家收入所得的份额自1978年的2%增长到了1999年的6%以上。几乎可以肯定，随着布什政府税收裁减政策的生效，财富向社会最高价层的集中又将再迈进一步。杜梅内尔和列维同时指出：“1970年代的结构性危机，在那些年里进一步侵占了最富有阶层的财富和收入。那些危机包括：利润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几乎扯平、企业给出的低红利、以及低迷的股票市场。” 1970年代的特征不仅是经济滞涨（stagflation）的全球性危机，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上层阶级的势力严重受到威胁的时期。争论于是爆发，新自由主义作为应对这种威胁的理论开始兴起。
然而要说明本文所谓的阶级力量的复辟，还需要我们去辨认在新自由主义转向背后所聚集起来的不同的阶级力量集团。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可能像智利那样诉诸暴力。获得赞同是必需的。我们不得不回到关键的1970年代，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高增长时期，欧洲的社会民主国家和美国所施行的以资本和劳工的社会合作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折衷（Keynesian compromise），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分配政策、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控制、公共支出、以及福利国家的建立与相对高效的资本积累及充分的利润率携手并进。但是到1960年代末，情况变了，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在一国范围内，都是如此。到1973年，甚至在阿-以战争和欧佩克（OPEC即石油输出国家组织——译注）进行石油禁运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曾经调控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就瓦解了。严重的资本积累危机的征兆随处显露出来，首先出现的是全球范围的经济滞涨以及诸多国家的财政危机（英国从1975到1976年不得不求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纽约则在同年陷入技术性破产，同时大量地削减国家支出）。凯恩斯主义者的折衷，作为调节资本积累与社会民主政治的可行性方案宣告破产。
左派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调节（如果有必要，还包括通过节俭和对工资、价格的管理来限制劳工的愿望和群众运动），然而并不同时质疑资本积累力量的首要作用。这一方案得到在欧洲联合起来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进一步完善（并且希望像在“红色波隆纳”这样的地方一样，能获得资本积累经营与管理的创新经验，或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转向更开放的市场社会主义和在创建“欧共体”这样的想法中寻求上述的可能）。左派在上述方案中吸引了可观的民众力量，最终在意大利获的大权，同时在法国和西班牙也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权力。既使在美国，一个控制在民主党手上的国会也在197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调控的改革法令（由共和党主席里查德·尼克松签发生效），以管理环境、劳工、消费者和公民权事务。 但是，左派们都没有能够提出超出传统社会民主党的解决方案，最终，这些方案到1970年代中期被证明与资本积累的要求相矛盾。结果争论在两种势力间产生，一边是社会民主党（其经常施行限制自己选民热情的实用主义政治），另一边是所有那些希望为有效资本积累重建更开放环境的利益集团。
新自由主义，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威胁和治疗资本主义病症的可能性，长久以来就在公共政策中潜伏着。但只是到了1970年代的那些困难年头，它才开始进入舞台的中心，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那里新自由主义在各种思想机构中得到培植，比如伦敦的经济事务所以及芝加哥大学等。它还由于其两位领导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4年的哈耶克和1976年的密尔顿·弗雷德曼——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此后，它渐渐开始发挥它的现实影响了。比如，在卡特总统任期，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经济被用来应对整个1970年代一直不断的周期性物价上涨。但是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作为常规性公共政策的新的经济正统地位得以巩固，开始于1979年的美国和英国。
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彻尔在英国当选，开始对经济进行改革。受基思·约瑟夫和经济事务所的影响，撒彻尔接受了必须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建议，并把货币主义的“供给制”（monetarist “supply-side”）作为解决1970年代一直困绕英国经济滞涨的根本办法。她认识到，要这样做就需要进行财政和社会政策的改革，并且马上就签署了一份决定，以对付公共机构和社会民主国家的政治方式，后面两种方式在英国从1945年起就一直联合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对抗工会的权利，攻击所有形式的妨碍竞争的活动和社会团结（比如地区性的自治组织），撒减或免去福利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对公共企业进行私有化（包括社会住房），降低税收，鼓励个人创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特别是来自日本的投资）。
皮诺彻特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暴力所做到的，撒彻尔通过组织民主赞同做到了。从这一点看，葛兰西的观察非常中肯：赞同和霸权必须在革命行动前被组织起来——撒彻尔确实自称这是一场革命。那些强大的思想潮流，自动地通过媒体到得宣传，后者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奉承资本的意见。在1970年代英国经济滞涨的那些“寒冷”的年头，个人主义、独立、自由等作为反对工会权力和国家某些部门沉闷而不称职的官僚体系的观念已得到广泛传播。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被说成是管理体系失败的危机。1976年卡拉汉领导下的工党政府(与其传统的支持者利益相背)被迫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财政紧缩计划，以换取货款偿还周期性国债。这一事实加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撒彻尔所说的，除新自由主义之外，“没有它路可走。”以这种方式，撒彻尔的改革通过织织政治赞同——尤其是在那些助她当选的中产阶级中进行织织而——获得准备。她是被选举者有计划性地委托去压制工会权力的。她后来的著名宣言是：“没有社会，只有个人，”随后她又加上一句，“以及家庭。”所有形式的社会团结都将让位于个人主义、私人财产、个人责任和家庭伦理。这种从撒彻尔的花言巧语一路传下来的意识形态进攻既无情又成功。 “经济是手段，”她说道，“它的目的是要改变人的灵魂”。她真的做到了，尽管并不是通过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竞争的自由”而做到的。
1979年10月，美国联邦储备局（US Federal Reserve Bank）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对美国货币政策实施严厉改革。 根据“新政”原则所一贯给予的承诺——即凯恩斯主义的以充分就业为最高目标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被放弃，而代之以另一政策。后者被用来限制通货膨涨，而不管其对就业的可能影响，以及因此而来的对其它国家经济所造成的后果（比如黑西哥和巴西），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的经济状况并受美国利率变化非常大的影响。1970年代通货膨涨高达两位数的时期，实际利率曾一度是负增长的（negative），此时因为联邦储备局的法令而恢复了正增长（positive）。一夜之间，利率在名义上升至20%。这一变化不动声色将美国以及世界其它地区抛入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状况中。然而这一政策转变，却被认为是走出滞涨危机的唯一道路。这种危机在整个1970年代都困绕着美国和全球大部分地方的经济。
“沃克尔休克法”（The Volcker shock）——后人这样称呼它——如果不伴之以其它领域管理政策的相应改革，不可能巩固其成果。罗那德·里根胜出卡特而当选，被证明非常关键。里根的参谋们相信沃克尔给不健康的、停滞的经济所开的“药方”非常对症。因此沃克尔得到支持，并被再次任命为联邦储备局主席。里根政府的工作就是通过进一步取消管制，降低税收，削减预算和限制工会权力来提供政治上的必要支持。
在一场漫长而强硬的罢工中，里根给专业空运管理组织(PAFCO) 以重击。这意味着在沃尔克引发的经济衰退（Volcker-inspired recession）造成高失业率（10%或更高）的同时，对有组织的劳工力量进行全面袭击。这对劳工生活状况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点或许可以由以下来实来说明，那就是在1980年与贫困线处于同一水平的联邦最低工资，到1990年降低了30%。里根任命的与环境法规、职业安全与健康等有关系的各权力部门，大打了一场反对“大政府”（big government）的战役。对航空、电信金融等领域“去管制化”，为强大的公司利益集团打开一个全新的、不设防的自由地带。被意识形态地描述为激发竞争与创新的最好方法的“市场”，实际上成为阶级统治联结的最有力手段，它将垄断公司与跨国公司的权力联合起来。而对富人的减税，一方面使得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另一方面使得上层阶级的力量得以重建。
汤姆士·爱索尔（Thomas Edsall）——一位长期报导华顿事务的《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在1984年对这一切背后的阶级力量做了先见之明的评述：
“在1970年代期间，商人们凝聚力量，像一个级阶一样行动。他们为在立法舞台上联合一致的行动而抑制自己竞争的冲动。不是像个人公司那样寻求特殊好处……在商人政治中占中心位置的是另外一些共同利益，诸如打击保护消费者和劳工法改革的法令、制订于自已有利的税收政策、掌握管制和反托拉斯的立法。”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商人需要一个政治上的阶级工具。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是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它的功能就是获得一个——正如谚语所说的——“用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政府。”由于1974年高等法院一个不寻常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得政治上的经济腐败合法化，因为它宣称金钱的使用应像言论自由一样受到保护——确保了公司和利益集团在政党中的经济统治地位。在此期间，共和党自愿成为“自己的统治阶级选民”的代表，这与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不明确态度形成对照。后者发现“事实上，社会上各种团体之间的纽带是松散的，妇女、黑人、工人、老人、城市政治组织，这些团体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有力。”此外，民主党对“钱佬大”的依赖，使他们中许多成员经不住经济利益的直接影响。 国内的制造业、开采业、林业和农业综合企业能带来的利益，在此后显露出来的阶级之战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然而，共和党如果想要有效地拓展自己的力量，还需要一个稳固的选举基础。正是在这种时刻，共和党开始寻求与右翼基督教“道德大多数”的联盟。它求助于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使他们烦恼的道德正义感（他们烦恼，是因为这个阶层生活在周期性的经济不安全状态中，并且感到自己在许多由强制手段或国家计划所提供的好处中被排除在外）。这一“道德大多数”可以通过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对同性恋的憎恶情绪以及反女权主义而动员起来。在历史上，一个社会集团不顾自己的物质、经济和阶级利益，而为文化、民族主义和宗教的理由去投票，这并非是第一次，恐怕也不是最后一次。从那时候起，大资本家和保守的基督教的邪恶联盟得到巩固，最终从共和党中根除了一切自由的因子（它在1960年代还有很大影响），并在今天将它转变为相当于右翼的选举势力。
里根的当选开始了对政治转向的长期巩固进程。这一政治转向，对促进早些时候的从货币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必不可少。爱索尔当时评论说，里根政策的核心是：
“大范围地减少对工业、环境、工厂、卫生医疗以及买卖双方关系的管制幅度和项目。里根政府为取消管制借助了以下各种办法：通过裁减预算以降低强制干预的力量；任命反管制的（anti-regulatory）行业性机构人员；最后，通过给‘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以最大权力，让他们延缓主要的管制，强制修订管制办法；通过延时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es），以有效封杀管制的积极性。”
然而，在1970年代，还有另一伴随的转向也迫使这一运动走向新自由主义，不过这一次是在全球范围内。随着1973年石油禁运欧佩克油价大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石油出产国，获的很大的经济支配权。我们现在从英国情报局了解到，在1973年，为了使石油价格回落，美国积极准备入侵这些国家。我们还了解到，迫于美国的公开威胁或军事压力，沙特阿拉伯同意通过纽约投资银行回收所有自己的石油美元。 而美国则因此一下子掌握了大量资金，为此他们可寻求有利可图的投资。考虑到1970年代中期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低回报率，这种特权在美国带不来什么好处，而必须到海外寻求更有利可图的机会，但要做到这点，需要公开的入侵，需要为美国控制的资金在海外运作的安全环境。此刻，纽约投资银行求助于美国的帝国传统，鼓励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并对他们在海外的运作提供了保护。
美国帝国传统的形成由来已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将自己定位为对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帝国传统或其它欧洲势力的反叛。 美国虽然在19世纪末曾玩弄那些殖民征服者，它在20世纪却又发展了一种更开放的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体系。
典型的例子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当时，美国部署海军想保卫自己的利益，结果却发现自己卷入了长时间与桑地诺（Sandino）领导的反叛者的艰苦游击战中。美国找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推举出一个当地的头头——这里是苏穆萨，并给予他和他的家族或亲密同盟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这样，他们就能镇压或收买反对者并为自己积累到可观的财富与权力。而作为回报，他们要一直支持美国，并且如果有必要，还要促进美国在该国及整个该地区（在这个例子中是中美洲）的利益。二战之后，在美国的坚持下，欧洲势力不得不放弃殖民政策，因而上述帝国摸式得以展开。举例说，中央情报局1953年在伊朗策划政变，推翻民主当选的穆萨迪克政府，扶植伊朗王上台，后者将石油合同给了美国公司（并且不将穆萨迪克国有化了的财产给还英国）。伊朗王也同时成为美国在中东石油区利益的一大保护者。在战后，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这种策略被美国所统治。然而这要求美国方面采取反民主的（甚至是更明确地反大众，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策，这使的美国越来越与发展中国家的镇压性军事专政或独裁政治结盟（最明显的当然是在拉丁美洲）。在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美国利益变得更容易被攻击而不是相反。因为总是支持镇压性的政权，容易适得其反。虽然收买统治精英的赞同会更容易，但对大众与社会民主运动实行高压政治的需要，却使得美国的历史成为暗中反对大众运动的暴力的历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中，那些通过纽约投资银行收回的剩余资金被投向世界各地。到这时为此，美国在战后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投资都是直接投资，主要用于剥削原材料资源（石油、矿产、农产品）或培植特殊市场（比如，电信）。纽约投资银行在国际上一直很活跃，但1973年以后，它变的更活跃，不过却更少致力于直接投资。 而这需要国际信贷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确实，在“沃克尔休克”之后，美国立刻就开始积极推进、支持这一政策。投资银行一开始就致力于直接借款给外国政府。由于急于借贷，结果发展中国家陷入欠债/贷款的恶性循环，而投资银行（有美国势力做后台）却可以要求比在国内更高的回报率。 因为贷款指定用美元计算，美元利率的小小上升（更不用说大幅度上升了）都会很容易导致脆弱的国家不能还贷，那样，纽约投资银行将损失重大。第一次这样的实验在1982年4月，实行“沃克尔休克”后，它使得默西哥几乎无力还贷。里根政府上台第一年曾仔细考虑过撤回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支持，但后来它通过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合力量，以结构调整为条件，通过债务展期（rolling over）来解决上述困难。当然，这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原则从凯恩斯主义转向货币主义（这也很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经济理论中货币主义理论的全球影响中心）。作为对还贷日期调整的条件，墨西哥被要求进行制度改革，削减福利开支，放宽劳工法，进行私有化，这一过程后来被称之为“结构性调整”。这样，墨西哥开始被推入正在成形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中。并且从这时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成了一种促进甚至强迫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执行的主要工具。
墨西哥的例子向我们显示，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依照前者，贷方承担由不当投资带来的损失；而依照后者，国家和国际力量迫使借方承担债务偿还的一切费用，而不管这会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后果，即使如果这样做要求将资产以跳楼价送给外国公司，那也在所不惜。随着金融市场在全球范围的改革，系统的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得到完全的实施。正如杜梅内尔和列维所说，结果是特许美国上等阶层从世界所有其它地方榨取高比例的投资收益。
美国阶级力量的重建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阶级力量自身的重新配置。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或者获取红利的金钱资本与从组织生产的勤劳中获取利润的生产制造资本的分离）在许多时候都在资产阶级内部制造了金融家与生产者的矛盾。比如在英国，政府政策一直首先满足伦敦市金融家们的要求，损害制造商的利益。在1960年代，美国金融家与制造商之间的冲突也经常浮现，但在1970年代，这样的冲突大部分消失了。大的公司越来越倾向于金融化，甚至它们参与生产时也是如此（比如汽车行业）。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利益通过给后者优先购买股票的权利而得到融合。股票价值而非生产本身成为了经济活动的指路灯。并且，通过像安然（Enron）这样的公司的倒闭，可以明显看出，投机的诱惑变得难以拒绝——安然公司的倒闭正是投机的结果。通常的结果是，在统治阶层和统治精英内部，金融集团（更多地是会计师的权力而非工程师的权力）获得最高掌管权。简单地说，新自由主义意味着对一切的金融化，意味着牺牲小股资本以对所有者资本积累的权力中心和金融机构进行再配置。因此，金融机构的支持、金融系统的完整成了新自由主义国家集团（比如G7——即七大工业国集团——译注）的中心议题，这样的集团越来越占据世界政治舞台。
二、作为理想类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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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新自由主义国家作为理想类型来考察。虽然这样做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危险，但它却有利于澄清新自由主义国家与它之前的社会民主国家的不同之处，同时也可以初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新保守主义国家到底是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根本变革，还是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延续。
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创造一个“好的经济环境”进而使资本积累的条件最优化，而不管这将给就业与社会生活带来什么后果。这正好与社会民主国家相反，后者致力于充分就业，在维持适当稳定的资本积累率的经济条件同时，最大限度地改善全体公民的生活水平。
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创造条件，加强刺激（通过免税或其它让步，如有必要，政府出资提供基础设施），寻求进一步扩大经济利润的动力。因为这被认为可以促进发展和创新，同时也是根除贫困并从长远来说是为大众提供更高生活水准的唯一道路。新自由主义国家更特别卖力地推行财产私有化，为资本积累开拓领域。原先由国家掌控的那些部门（交通、电信、石油以及其它自然资源、公共设施、社会住房、教育）都被转到私人手里或被“去管制化”了。资本在不同部门和地区的自由流动被认为对于恢复高利润至关重要，因而一切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阻碍（如计划管理）都必须清除，除非在那些与“国家利益”生死攸关的领域（然而这也很容易随意规定）。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口号是：“弹性”（劳动市场的弹性，调度投资的弹性）。它鼓吹竞争，然而同时却将市场开放给集中化了的资本和垄断力量。
在国内，新自由主义国家敌视（有些时候是公开的压制）一切形式的限止资本积累的社会团结（如工会或其它社会运动，这些团体或运动在社会民主国家获得了相当的权力）。它撒手福利义务，将它在医疗、公共教育和社会服务这些曾是社会民主国家关注的核心领域的功能最小化，社会保障被减到最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杜绝一切形式的政府干涉和管制行为。确保不能被私有化的公共部门的“责任”，并使其“符合成本效益”的各种官僚规则大量涌现（例如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寻求并最终实现了对大学的强有力管制）。公私合股企业都受益匪浅，因为公家承担所有风险，而公司获取所有利润。商业集团根据自己的利益参与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决定。如有必要，国家还会诉诸强制性的立法和治安（比如，反纠察队条例）驱散或镇压集体反抗。各种监督形式和治安手段因而大增（在美国，监禁成了主要的国家策略，以对付失业工人和被边缘化的人群）。
在国外，新自由主义国家致力于减少资本跨界流动的壁垒，为资本积累的全球势力开拓市场（既为商品也为货币资本），那些势力可能是相互竞争的，但更多的是垄断性的（尽管总是选择退出一切“违背国家利益”的规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化意识形态被用来训斥国内的反对者，同时在国外，这一切又用来开拓能带来高收益的新区域，甚至有些时候为新殖民式的资本主义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同样，在这一方面，大公司的资本家利益与政府权力在政策制订上有很好的合作，在建立新的国际制度安排方面也是如此（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等）。
新自由主义国家尤其拉拢金融机构，不但致力于扩大金融机构的影响，而且不惜任何代价确保金融系统的完整和偿付能力。国家力量被用来补偿或转移金融上的失败（比如1987年到1988年美国的存款-借贷危机和1997年到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3万亿美元对冲基金的暴跌）。在国际上，国家通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来保护投资银行，免遭债务得不到偿还的危机，竭力利用它来使金融集团避免在国际市场上的风险与不测。新自由主义国家对金融集团的保护，促进并反映着伴随金融化进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联合/巩固。当金融体系的完整性与大众生活发生冲突时，新自由主义国家会选择维护前者。
最后，新自由主义国家从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尽管它总是试图掩盖这一事实。新自由主义国家喜欢精英政府，倾向于让行政命令和司法决定来管理政府，而抛弃先前的民主和通过议会来制订决策等主要途径。维系代议民主的一切因素都丧失了，或者像在美国一样，既使不是全部丧失，也被金钱合法地腐蚀了。强大的机构建立起来了，像中央银行（如美国的联邦储备局）以及国内的半政府性质的机构、国际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机构都完全不受民主的监督，不接受审核，不必对谁负责，也不受别人管制。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大众民主就是“暴徒统治”，而这一定会产生对资本积累的各种阻碍，这在1970年代严重威胁了上层阶级的权力。更可取的政府形式是那种“公私合作伙伴模式”，因为在那里，国家和主要的经济集团可以密切合作，为促进资本积累而协调好各自的行动。然而，这样的结果是，由被管制者来制订管制规则，同时“公共”决策的制订变得更为不透明。
新自由主义国家强调个性与个人自由、自主与责任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市场中会强调这些。因而成功或失败更多地被归结为个人是否拥有创业精神，而不是归诸于任何体制（比如资本主义独有的阶级排外性）。新自由主义国家制度内部的讨论仅被限于个体的人权等问题，因而各种各样的“权利话语”自1980年左右开始盛行，成为“激进”和反抗政治的主要阵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让个人（记住，公司在法律上也被定义为个人）通过法院来寻找。然而通往法院的道路在名义上虽然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却代价仰贵，所以结果往往是严重偏向有钱者一方（设想一下，某人对有钱者的“疏忽的行为”提出控告，或者某个国家要指控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条约吧，后者光手续费就要花百万美元，相当于贫穷的小国一年的预算了）。司法判决中的阶级偏袒既使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必然会有，也是普遍存在的。因而也不必惊奇，新自由主义统治下主要的集体行动方式被限制了，主要通过非选举的（通常是精英领导的）倡导团体（advocacy groups）寻求各种权利。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中，非政府组织（NGOs）壮大增长了。这倒给人一种幻象，以为在国家机器之外，从那些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分散的实体中动员起来的反抗，可以为政治反抗和社会改革提供足够动力。
上述的一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并不像左翼和右翼的评论者近些年所说的那样使国家或国家的特定机构（比如法院）远离干涉。正相反，通过国家机构和国家行为进行重新配置的现象一直存在着（尤其当涉及到要平衡强迫与赞同，资本力量与大众运动，行政与司法权力和议会民主权力之间的关系时）。
这种对“理想类型”的说明是不恰当的功能主义。因而，重要的是通过思考新自由主义内部根本的结构性矛盾来说明它。独裁主义（根植于统治阶级的关系中，这种关系的再生产对社会秩序来说非常重要）与个人自由的理念在这里难堪地坐到一起：一方面，维持金融体系的完整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金融系统中不负责的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却会制造投机性的不可测和周期性的不稳定；一方面表面上是鼓吹竞争，而事实上却是少数集中化了的跨国公司垄断力量的不断联合。就是从大众层面来说，促使人们追求个人自由的愿望也很容易的狂乱，造成社会不统一。因而，为使统治力量的关系持续下去，就必然要制造压迫关系，但后者阻碍着个人化的自由。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性的变化威胁着统治力量的稳定和地位。一种统治权力——比如美国——因受此激发可以启用压制性办法和行动，以保护能维持自身统治地位的不对称的经济关系。除上述矛盾之外，我们还要加上正要显露出来的隐含的不一致，即新自由主义公开声称的目标（全体民众的好生活）与它在事实上所造成的后果（阶级力量的重建）之间的不一致。
我们后面还将提到这些矛盾。但是很明显，必须将新自由主义看作动态的、处于不断进化中的政权制度，而不能把它看成政治经济权力的固定而和谐的功能结构，这样才能让人更清楚地将新保守主义看作是对新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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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植、扩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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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看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什么途径而根植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中。很清楚，是英国和美国领导着这个潮流。但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这个转型都不是没有问题的。在英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改革在阶级对抗和斗争中争吵了十来年，其间伴随着1984年到1985年漫长而顽固的矿工罢工。尽管撒切尔成功地将社会住房和公共财产私有化，但主要的公共服务如国家医疗卫生系统和公共教育，除了一点小小的变动之外，都受到保护。在美国，里根任期内的转型冲突相对较少些，因为1960年代“凯恩斯主义折衷”从来没有取得欧洲社会民主国家的成就，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叫声也就相对温和些。里根的整个心思当时都被冷战占据着，他挑起了一场军备竞争，实行赤字投资的（deficit-funded）军事凯恩斯主义，以给他在南方和西部的多数选民以特殊的利益。而不断上升的联邦政府赤字为摧毁社会规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尽管关于治疗经济不振的话说得天花乱坠，但英国和美国在1980年代都没有在经济上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正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资本家们所祈求的良方。不可否认，通货膨胀有所降低，同时利率也可能下降了，但这一切的代价，是更高的失业率（例如，在里根年代达到平均7.5%）。另一方面，法国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加强国家管理（通过银行的国有化）并通过控制国内市场以加快发展的努力也失败了，这意味着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没有了左翼的替代方案可选择。那么适当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
事实上，1980年代属于日本、属于“东亚小龙”和西德，它们是全球经济的驱动器。虽然在制度安排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成功了。这一事实让人们很难承认转向新自由主义（更不必说强迫施行它）就是根治经济问题的当然药方。诚然，不管是日本还是西德，中央银行一般都奉行货主义路线（西德联邦银行在对抗通货膨胀方面力度尤其大）。但在西德，工会力量依然强大，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其效果之一是不断激发技术创新，这使得西德在国际竞争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使西德国力强盛，走进世界先列。在日本，独立的工会很弱小甚至不存在，但有国家在技术和管理变革上进行投资，而且公司和金融机构（这种安排在西德被证明很有效）之间的紧密关系创造了惊人的出口导向型增长，这种增长的代价大多由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美国付出。 因而，1980年代的这种经济增长(而且当时世界经济总增长率比困难的1970年代要低)，并不是借助于新自由主义实现的。到1980年代末，那些曾严格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国家，似乎依然处于经济困难中。这就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西德和日本的资本积累的“政治制度”值得仿效。因而，许多欧洲国家抵制新自由主义改革，努力寻求其它途径，在追随西德模式的同时（有时候的确很成功），保持他们的社会民主传统。 在亚洲，日本模式在独裁主义政府体系（这是隐臧于新自由主义之中的更一般的特征）下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得到移植，结果它不但可行，而且与相当程度的分配平等并行不悖。但是，西德和日本模式有一个方面并不成功：就是从阶级力量的重建方面来说不成功。1980年代，在英国以及尤其在美国出现的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在上述这些地方被控制着。所以，如果目标是要为上层精英重建阶级力量的话，新自由主义当然是条好路。但问题是，当新自由主义并不能刺激真正的增长时，它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一切呢？
在这一点上，杜梅内尔（G. Duménil）和列维（H.Levy）的叙述及布伦那·高文（Brenner Gowan）和波林（Pollin）的补充提供了许多必要的证据。 在这里，我从中概括出很出色的三点内容。首先，1970年代开始的金融化进程在1990年代加速了，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快速增长。金融市场历经了巨大的改革浪潮，成了更重要的调整工具。这暗中削弱了公司与银行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一联系曾在1980年代使西德和日本受益匪浅。此时，日本经济达到了最后的转折点（首先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发生了崩溃），银行业也开始处于危险状态。德国匆匆忙忙的重新统一，使得自己的压力加重，它们早期曾经拥有的技术上的优势也消失了，这使得社会民主传统不可必避免地遭受更广泛的挑战。然而德国的抵制依然很强大，到最近的2004年，针对那些旨在根绝社会民主党时期在国家退休金和免费高等教育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各种企图，依然有反抗的战争之音在回响。第二，不但主导经济政策的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部复合体在克林顿时期能说服、哄骗（感谢结构调整计划！）和强迫发展中国家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美国还利用优先进入巨大美国消费市场这个“胡萝卜”诱使许多国家按新自由主义原则进行经济改革，尤其是开放资本市场让美国的金融资本进入。这些政策使得美国在1990年代实现了快速的经济扩张。看上去美国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路，它的政策似乎值得效法。然而即使在它经济最好的时候，要想实现充分就业也必须以较低的就业工资为前提（波林指出，在那些年头，全体民众的生活水平既使没下降，也至少没有什么进步）。 但劳动市场的弹性开始为美国赢利，并将竞争压力加诸于通行欧洲和日本的刚性体系。然而美国成功的真正密秘在于，现在它可以通过自己在世界各地的经营（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抽取高利润的回报。正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贡品”，才是它1990年代所取得的财富的真正来源。第三，新的货币主义经济原则在全球的传播也起到非常有力的意识形态作用。早在1982年，凯恩斯经济学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影响就被清除干净了，到1980年代末，大多数美国高等学府的经济学系——这些地方培养训练了世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与货币主义意见相一致。
上述的一切与猛烈的意识形态攻击相伴而来，最终在1990年代中期推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结果是将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确定为解决全球问题的良方，并进而给日本和欧洲（更不要说世界其它地区了）施加相当压力，让它们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是来自中左阵营的克林顿和布莱尔为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地位的巩固出力最多。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世界舞台上机构改革的高潮。世界贸易组织有计划地将新自由主义设定为全球经济交往的准则和规范，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开放世界，不阻碍资本流通（尽管总是附加上保护重要“国家利益”的防止误解的说明条款）——这是美国、欧洲和日本金融力量发挥作用的基础——以从世界其它地方攫取“贡品”。
这幅在地理上不均衡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概略图，显示了对新自由主义的移植是国家、地区甚至都市之间在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变化、革新和竞争（有时是垄断性的竞争）的结果，而并非是如美国这样的霸权势力强加的结果。简要地考察一下中国这个特别的例子，就可以证明上述所说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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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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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中国面临着双重困境：毛泽东逝世所带来的政治不测与多年的经济停滞。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经济改革计划，其时间正好与英美转向新自由主义偶合——很难不将之视为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偶然性事件。改革的结果是独裁主义控制下的特殊类型的新自由主义。但是对多数东亚或东南亚国家——韩国、台湾，以及特别明显的新加坡——来说，这种独裁统治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联合已经很好地完成了。正如智利这个典型的例子早先所显示的那样，在独裁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矛盾。
尽管中国长期以来年追求的平等主义目标并没有被放弃，但邓小平强调，必须发挥个人和地方的积极性，提高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做的必然结果——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被理解为是需要去忍受的事情。打着“小康”的旗号，邓小平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教育、和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建设。邓的改革试图通过引入市场力量，从内部支撑起中国的经济，认为这样就可以刺激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创新和发展。市场价格也被引进了，但或许意义更重大的是政治、经济权力向部门与地方的大量下放。为配合这些改革，中国还必须对海外贸易和投资实行开放政策，尽管是在有限的范围里，在国家严格的监控下开放。这样，中国结束了在世界市场上的孤立状态。对外开放的一个目的就是汲取先进技术，另一个目的是获取足够的外汇储备来购买必要的设备，以帮助进一步发展国内的经济。
如果没有在此之前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给中国打开一个空间，让中国混乱地进入与合并到世界市场中，中国后来的惊人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走那样一条道路，也不可能取的它所取得的成就。因而，应该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力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向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始未料及的后果。
这样说，丝毫不减少中国自身在国内进行的曲折改革的巨大意义。但中国须从这些事情中认识到，如果没有相应的阶级关系的转变，没有私有财产权以及所有其它制度安排等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兴旺发达的配套因素，市场本身对改变经济是无所作为的。而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进展，缓慢而又危机频现。例如，1980年代的事实表明，显著的增长率绝大多数都得力于集中化了的国有部门之外的部分。而并不如中国人预期的那样，是通过官僚组织的国有部门经过市场改革和更具弹性的市场价格机制以促进生产和竞争而达到的。
这一点丝毫不假，尽管国有企业比起无数因当地私人资本和地方积极性而兴起的乡镇企业来说，受到许多优待（部分通过管制和政府调控，部分通过获取国家管制的信贷之间的差别），但是如果发展的动力在于地方和私人而非主要国有部门，那么维持发展，就需要进一步彻底地进行私有化和权力下放。相应的自由化的政治诉求，在1989年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中达到顶点，这预示着政治领域里巨大的不安，这种不安与经济领域要求进一步自由化的压力相类似。
然而，对1989年事件的回应却是发动另一次经济改革浪潮，其中有些改革使得中国更趋向于新自由主义，对此，中国学者汪晖概括说：
“货币政策成为主要的调控手段；大幅度调整外汇牌价，汇率接近统一，从而促进了出口，对外贸易形成了竞争和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双轨制”的差价缩小；上海浦东地区全面开放，各地开发区纷纷上马，等等。”
然而，首批海外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结果各不相同。起初，那些投资被引导进入南方沿海四大经济特区（因为这些地区靠近香港，所以被认为要方便些）。这些特区“最初的目的是生产用于出口的商品，以获取外汇。它们同时是社会与经济的实验地，在那里可以了解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它们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包括免税，早期的有利汇款以及很好的基础设施。”接下来，中国政府为各种海外投资指定了一些“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但在汽车和制造业等领域，外国企业试图拓殖中国内地市场的努力进展不是很好，1990年代初，三分之二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存留下来的要超过那个比例）都是由海外华人组织的（尤其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由于对资本家企业的法律保护很少，那些海外华人要想获得特权去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必须为非正式的地方关系和信用网络付出额外费用。
1997年到1998年从事制造业的乡镇企业大批破产，波及许多主要在大城市的国有企业。自此，事情发生了变化。价格和竞争机制代替从中央向部门、出口区和地方的权力下放政策，成为促进经济调整的核心步骤。结果极大破坏（如果不是摧毁的话）了许多国有部门，造成了大量失业。工人动荡随处可见，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如果不想出事的话，就要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从1998年以来，中国对此问题的决解，是通过对大规模工程进行贷款投资，改善物质基础设施来进行的。他们正计划一个比三峡工程更为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至少花费600亿美元），以将长江的水引入黄河。在大城市，建造了新的地铁系统和高速公路，将有8500英里的新铁路把内地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区域连结起来，包括一条上海到北京的高速铁路，还有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都正在升级，将在北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促使了对北京的大量投资。这些措施大大超过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在建设国内高速公路系统时所做的，并且这些措施有潜在能力吸收未来几年的剩余资本。然而，这样的赤字财政（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方式）需要冒很大风险。因为如果这些投资不能在一定的周期获取利益，以便反过来促进积累的话，政府的财政危机将很快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陷入危险境地。
1997—1998的危机也开了另一条路，让私人（特别海外）资本接手破产了的国有企业而不用担负任何国有企业要担负的社会责任（比如退休金和福利待遇）。也就是说，大门为海外资本放得更开了。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90年代将近5千万工人从国有企业下岗，还有仍在增加中的1亿5千万农村富劳动力加入这个行列），以及很容易获得政府支持的代款，海外资本，尤其是来自东亚、东南亚仍至美国和欧洲的资本，放手随心地重构中国的制造业。到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以上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中国此时已经成为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且预期最早至2004年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国）。
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跨国公司也开始大有收获。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1990年初期冒险失败，到1990年代末再次进入了中国市场，据称到2003年它在中国的利润远远高于其在美国国内的分公司。 根据一些报道，到那时为此，海外投资者尽管与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来说在技术上还有差一些，但与本地的私营企业相比还是占优势。因为后者被许多政策排斥在外，还要为国家内部以及国有银行机构的腐败付出隐性成本。这一切促进了海外（包括海外华人）对制造业的投资，帮助了它们获得较本地资本更具统治性的地位。
然而，这一大规模变动的法制基础还很不确定。不规范的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尤其是在城市郊地区。与此相随，原始积累的巨大浪潮正在掀起。比如，公社领导在与海外投资者谈判时，经常承认事实上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归公社所有，然而，到后来产权却归到他们个人名下，这样，实际上就将公共的利益收进了少数私人的腰包，损害了大众。汪晖认为，在转型期的混乱中，“大量的国有财产‘合法’或非法地流入小部分私人手里。” 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尤其在城市地区——普通存在，尽管根本没有明晰的产权。然而在2004年，私有财产权正式写入中国宪法，这标志着对本地企业家的非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得到确认，从而更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允许企业家入党，就有可能出现某种类型的“公私伙伴关系”的政府体系，正如我们在前文已显示的，这种政府的出现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特性。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并还在继续经历着中产阶级和资本家阶层快速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像美国一样是已经存在的阶级力量的复辟）。 当然，在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并没有消灭经济领域里结构性的不平等。城乡之间的差异甚至被合法化了。汪晖认为，“在改革条件下，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迅速转化为阶级和阶层及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促成了社会两极分化”。 中国也逐渐形成了（很像美国里根时代）一种非常特别的（并且肯定是不稳固的）混合的政治，既有政府指导下的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负债经营，又有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更随心所欲的私有化，还有独裁主义统治下的阶级力量的巩固/联合。中国对海外贸易、海外资本以及外国影响的开放所带来的压力与机会，无疑具有批判性的意义。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原则上约束了自己，因为一段过渡期后，它就要在世界市场上遵守新自由主义规则。但党和国家的力量（以及其自如地推行权威主义的能力）加上过渡时期的特殊条件，使的中国的情况格外不同。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中国的结构是否会因自己在世界上很好的竞争力反过来强烈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道路。在反民主的内在倾向非常隐蔽的新自由主义看来，中国的显在的独裁主义制度困境重重。但中国的例子却更让我们看清楚，美国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意大利除外）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变，只是新自由主义内在反民主倾向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一种激进的改弦易辙。同时，中国的竞争压力会更加重这种独裁主义倾向。
此外，中国并不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潜在竞争者，因为俄罗斯和印度国内的阶级变动同样会影响到境外地区。 同时，新的体系联盟的形成——比如坎宫会议上巴西、印度、中国、南非等国家之间的联盟——标志着全球政治中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力量，其重要性不亚于（既使不超过的话）1955年在万隆形成的独立于冷战两极的不结盟国家集团的联盟。然而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面临的不是新自由主义从某些霸权中心向外的简单“出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去中心的、不稳定的变化过程，其特点是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多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心之间的激烈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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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就：剥夺性积累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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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转向解决了资本积累委顿的问题呢？它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的成绩，根本就微不足道。196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在3.5%左右，既使在困难的1970年代也只下降到2.4%。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1.4%和1.1%（而到2000年几乎接近了1%），这些结果说明，新自由主义在刺激全球发展方面大为失败。 那么，人们为什么相信新自由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并已经取得了成功呢？原因有二：第一，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动荡性日益增强，使得某些特定地区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投机性地发展。比如，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属于日本，亚洲“小龙们”和西德，1990年代属于美国和英国，那么，事实上这恰恰说明，正是新自由主义以它在某些地方的“成功”使得它的普遍的失败不为人所见。第二，从上层阶级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要么为统治精英们重建了阶级力量（比如在美国和英国，见第二节，）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比如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等国家）。虽然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都以加大不平等为代价， 但通过上等阶级集团掌握的媒体，他们可以宣传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并宣传说某些地区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它们竞争力不够（因而需要“更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他们还宣称，一定区域内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鼓励创业和创新是必要的，因为后者可以带来竞争力并刺激发展，如果底层的生活状况恶化，也只是因为他们由于个人和文化的局限而没能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而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就要努力学习呀，获得“新教工作伦理”呀，接受工作训练呀等等）。一句话，出了什么问题都是要么因为缺少竞争力，要么怪你个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不成功。此外，他们接着声称，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也确实只有适者才生存下来。就这样，体制性的问题被掩盖在狂轰烂炸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同时也掩盖在大量的地方化的危机中。
如果新自由主义是通过再分配而不是生产取得了那些主要成就，那么，就必须找出财富和收入再分配以及财产转移的机制，不管是从大众手里转到上等阶层手里还是从落后的国家转入更富裕的国家。我曾以“剥夺性积累”为题在其它地方分析过那些机制。 我用“剥夺性积累”来表示资本积累行为的延续和扩张，而马克思曾将这些看作是资本主义发轫期的“最初”或“原始”的行为。那些机制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对农业人口的强行驱逐（像近期在印度和墨西哥发生的那样）；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共的，集体的，国有的等等）转变为排他性的私人财产权；对公共权力的压制；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对其它生产和消费形式（比如本土的）的压制；对财产（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国主义式的占有；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和税收货币化；奴隶贸易（尤其是在色情行业中）；高利贷和国债；还有更具破坏性的利用信贷系统作为原始积累的基本手段；此外，国家利用法律手段及其垄断的暴力，在支持和促进上述一切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在这一系列机制中，我们或许还可以加上许多另外的“技术”，比如从专利权和知识产权中提取租金，同时却减少或者抹杀各种形式的、通过一代甚至几代社会民主的阶级斗争才获得的公共财产权（如国家养老金，带薪假期，教育和医疗等）。比如，建议私有化全部的国家养老金股份（最先在智利由独裁统治推行），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所怀抱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中国和俄罗斯的例子来说，在论及“最初”和“原始”时，或许更应该把它们与近期的一些事件联系起来。同时，也最好把美国或其它地方为那些资本主义精英们重建阶级力量的举措，看作是正在发生的剥夺性积累的行为。这种形式的积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下面我们只单个地谈谈其中的四个方面：
1：私有化
对现有公共财产的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标志。其主要目的，是为资本积累打开迄今为止还不准盈利行为进入的新的领地。各种各样的公共财产和设施（水、电信、交通）、社会福利（公房、教育、卫生医疗、养老金）、公共机构（大学、研究室、监狱）甚至战争（正如在伊拉克武装部队身旁活跃着的那些“武器”私人承包商所显示的），都已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被不同程度地私有化了。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内部所谓的知识产权协议，知识产权将遗传物质、物种血浆（seed plasmas）以及各种其它物种或器官的组织方式都作为私人财产，因而可以向大众收取使用租金。可是，大众的活动本来在这些遗传物质的发展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物盗窃以及对世界遗传储备资源的掠夺，正为少数大制药公司创造利益。全球环境资源（如土地、空气、水）的损耗正在升级，单一的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土地的退化也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是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大规模地被商品化的结果。文化、历史和智力、创造性的商品化（通过旅游业），也需要进行大规模地剥夺（在利用和剥夺草根性文化和创造性方面，音乐工业已是臭名昭著）。就像过去一样，国家力量经常不惜对抗大众的意愿，被用来强行推进这一切。降低旨在保护劳工和环境不受损害的管制的力度和范围，使得人们丧失了许多本该享有的权利。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所进行的最惊人的剥夺政策之一，就是把通过多年艰苦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公共财产权利（享受国家养老金，社会福利和国家卫生医疗）转回到私人领域。所有这些过程，都等于将财富从公共领域和大众手里转移到私人和特权阶级手里。阿兰达蒂·洛伊(Arandhuti Roy)在谈到印度的例子时说，“‘私有化’需要将生产性的公共财产从国家那里易手到私人公司。而那些生产财产是由代表人民的国家为人民掌管着……窃取它们，并将它们当股票一样卖给私人公司，是以空前的规模进行剥夺的野蛮行径。”
2：金融化
1980年以后开始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极具投机性和掠夺性。国际市场上金融交易的日流通总量，从1983年的23000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30万亿美元。2001年4千亿亿美元的年流通量与支持国际贸易和生产所需要的大约800万亿投资流量形成了一个对比。 去管制化使得金融体系变成一个通过投机、掠夺、欺骗和盗窃来进行再分配活动的主要中心。股票促销（stock promotions），庞氏骗局（Ponzi schemes）、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整体财产（structured asset）的破坏、因合并买进而造成的财产的流失、债务责任（debt incumbency）程度的提高（这使得大众，甚至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都陷入以劳役来偿债的境地）、公司诈骗、通过操纵信贷和股市而对财产的剥夺（对养老基金的抢劫，以及因股市和公司破产而使它彻底毁灭）——这一切都成了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主要特点。对股票价值的强调，是为了通过股票卖买特权的方式给资本管理者以报酬，从而使资本所有者的利润与资本管理者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正如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导致了对股票市场的操纵，在给少数人带来大量财富的同时却损害了绝大多数人。安然公司引人注目的崩溃，象征了剥夺多数人的生计和养老权的一般过程。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由对冲基金（hedge funds）和为它们而设的其它主要金融资本机构一起制造投机性股票猛跌，是全球范围的剥夺性积累的真正最前锋的潮流，尽管这些行为被设想为会给资本家阶级“分散风险”(spreading risks)带来正面利益。
3：危机管理与操纵
除了作为新自由主义金融操纵主要特征的投机性和欺骗性之外，还有一个更内在的过程需要将触发“债务循环”（the debt trap）来作为剥夺性积累的主要手段。 在全球范围制造、管理和操纵危机，已经发展为一门人为地将财富从贫穷国家再分配给富裕国家的“精巧艺术”。1979年，沃克尔（Volcker）通过突然提升利率加大了海外收入份额。而借款国家不得不因此支付债务利息（put to debt-interest payments）。由于被迫破产，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只好同意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美国宣称自己在组织“释保”（bail-outs）以维持全球资本积累的稳定和方向正确方面是卓著的领导；另一方面，美国却又在地方处于危机的状况下，部署自己的强大金融力量，为掠夺墨西哥经济大开方便之门。而这一切，就是美国财政局/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各地做起来最在行的事情。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在1990年代将沃尔克的策略重复运用多次。那些单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在1960年代并不普遍，而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却频频发生，以至几乎没有那个发展中国家幸免于此。而在有些地方，如拉丁美洲，这样的危机多到可以称之为“地方病”的程度。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样一些债务危机被某些人制造、管理和控制着，用于将整个体系合理化并重新分配财富。怀德和凡得罗索（世界银行顾问——译注）在谈到1997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初由以美国资金为主体的对冲基金的操作而引发）时抓住了这一切的要害所在：
“金融危机总是造成权力和所有权的转移，但只转到那些保护自己财产不受损和有权制造信贷的人手中，亚洲的危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西方以及日本的公司是大赢家……大规模的货币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的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助下的治疗等因素的结合，甚或造成了世界各地在过去50年以来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国内财富向海外所有者的转移，相比之下，1980年代在拉丁美洲以及1994年在墨西哥发生的国内财富向美国资本家的转移规模要小得多。这让人想起安德鲁·梅隆（一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译注）的一句话：‘在经济萧条期，财富回到它们合法的主人手中’”。
可以将此进行类推，存在着人为地制造的失业，目的是为了制造大量低薪的剩余劳动力，为进一步积累提供方便。就这样，有价值的“财产”——劳动力——不能发挥作用，因而丧失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只能像“休耕”的土地一样潜在地存在，等着资本家所具有的流动性“注入”他们，给他们以“新的生命”。然而危险的是，危机可能会脱离控制，变成全面的危机；另外，制造危机的体系可能会激起对它的反抗。而国家干预和国际机构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危机和货币贬值，这种方式既允许剥夺性的积累，同时又保证不造成全面的崩溃，不激起民众的反抗。也就是说，由华尔街财政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执行的结构调整工程目的在于保障前者（剥夺性积累）顺利进行；同时，买办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有来自帝国武力的军事援助做靠山）在被人抢劫的国内的工作就是确保后者（民众的反抗或全面的危机）不发生。但是，大众反抗的信号不久就开始出现，先是萨帕塔1994年在墨西哥的起义，不久普遍的不满随着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涌现，并在西雅图的抗议中获取了经验。
4：国家再分配
国家一旦转变成新自由主义的一套机构，就变成了再分配政策的主要代理人，它把社会民主时期曾实行的从上层流向底层的再分配机制完全颠倒过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家首先就必须推行私有化以及对提供“社会工资”（social wage）的国家支出进行削减。然而，既使当私有化看起来可能给底层带来好处时，从长远来说也可能是不利的。比如，乍看之下，撒彻尔在英国推行的社会住房私有化方案似乎是给底层阶级的一个“礼物”，因为这样可以通过较低的价格将租用权转变为所有权，使房主获得很有价值的财产，从而增加他们的财富。可一旦完成了转化——比如像在伦敦这样的城市，房产投机就控制了主要的中心地域，最终通过购买或强制手段迫使低收入人群迁到城市的外围，并将以前工人阶级的居住区变成极度贵族化的中心地带。由于在市中心区没有了能买得起的住房，许多人无家可归，那些从事低报酬的服务行业工作的人，也不得不乘很长时间的车去上班。墨西哥合作农场的私有化，已经成为1990年代制订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核心内容，该计划对于墨西哥农民们的前景来说具有上述类似的效果，它迫使大量农村居民离开土地，涌进城市寻找工作。中国政府依照上述一系列严格步骤将财富授予少数“精英”，也走上了一条损害大众的道路。
新自由主义国家还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来寻求再分配，比如修订税则以有利于投资收益而不是工资收入；提升税则中的累减因素（regressive elements）(如销售税sales taxes)；转移政府支出以及完全开放某些领域给付费者（比如高等教育）；给公司供应大量的津贴并且减免税收等等。现存于美国的联邦、州以及地方各级的公司福利计划，根本就相当于用公众的钱来为公司牟利（直接的如对农工联合企业的补贴，间接的如在军事工业部门所实行的那样），其方式正如美国实行的把降低抵押利率税作为给建造业和高收入家庭的补贴一样。以美国为例，监督和治安的升级以及对群众中反抗者的监禁，预示着强硬的社会控制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邪恶了。在发展中国家，对新自由主义以及剥夺性积累的反抗要强烈许多，因而新自由主义国家很快对反抗运动（现在可以指控其中许多反抗运动为“恐怖主义”以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支持）——比如墨西哥的萨帕塔的反抗或巴西的无土地的农民运动——进行积极镇压，有的几乎成了小规模的战争。
洛伊（Roy）报导说，“事实上，养活七亿人口的印度农业经济，正被推向死亡边沿，那些收成太好的农民陷入穷困，那些收成太差的农民也一样穷困，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大量失业，农场还在不断解雇职工，他们一起涌入城市去寻找到工作” 而在中国，如果希望避免农村的混乱和反抗，必需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通过城市化吸收掉大约5亿人口。他们将在城市里找到什么工作还不清楚，尽管我们看到，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或许可以吸收一部分被原始积累抛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新自由主义的再分配策略多种多样，也很复杂，并经常以意识形态优势为掩饰。但它损害人的尊严，毁坏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的生活。全球正义运动已经做了许多努力，揭露日益严重的剥夺性积累过程，及其所使用的手段和后果。因而，现在的问题是，了解对这一过程的反抗曾怎样被表达，并进而思考今后怎样更好地把它们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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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自由主义内在的矛盾与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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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本身，已经在自己内部孕育了大量的对抗性文化。然而，那些对抗都倾向于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许多基本前提，而且主要集中在其内部的矛盾上。典型的是，它把个人的权力和自由看得很重要，并以它们来反对政治上、经济上和级阶权利上的独裁主义和专断。它完全相信新自由主义关于增进福利的那套漂亮说辞，并谴责新自由主义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比如，可以看看堪称新自由主义方案之精髓的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中具有独立性的第一段。它宣称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是：
“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和稳定地增加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最优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环境，并以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自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
类似的虔诚希望，也可以在世界银行的宣言中找到（“减轻贫困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所有的这一切，都与那些创造或复辟阶级力量的实际行为格格不入。自1980年左右以后，对违反人权的行为的反抗一直特别地引人注目。钱德勒（Chandler）说，在此之前，像《外交风云》（Foreign Affairs）这样卓著的杂志从没有发过一篇有关人权的文章。 人权问题在1980年之后开始突出，并于1989年冷战结束及天安门事件之后突然被广泛关注。这一过程与新自由主义进程正好相呼应，两大进程都深深地包含在对方之中。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是政治/经济生活的基础和根本因素，确实为个人权利的激进主义打开了一道门。但是，通过关注那些个人权利——而非关注实质的开放民主政治结构的创造或再创造，反抗的一方采取的方法并不能跳出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因为附属于个人的新自由主义，被允许超越于任何涉及平等、民主、团结的社会民主考虑之上。例如，经常求助于法律的行动，就接受了国家从议会的向司法和行政权力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但是，求助于法律既花费仰贵又费时间，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法院都袒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点既因为法官的阶级效忠，也因为法律决策的整个历史过程，后者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下将私有财产权和利润率置于平等权与社会公正之上。法律代替政治，“成为在公共领域表达需求的工具”。钱德勒总结说，正是“自由主义精英们对普通民众和政治程序感到幻灭，才使他们更多地诉诸于被授权的个人，他们的把自己案子提交给法官，让法官去聆听并做出决定。”
然而，大多数贫困的个人因为缺少经济资源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因而个人的权利要想得到表达，只好通过组成倡议团体来实现。像“权利话语”一样，倡议团体和非政府组织（NGOs）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转向而兴起的，并且1980年左右迅速发展。在许多领域，非政府组织已经填补了因国家的退出而造成的社会保障的真空。而这个过程恰恰相当于将这些领域“私有化”给非政府组织，在某些情况下，这更进一步促使了国家从社会保障领域撤退。这样，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就相当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此外，这些组织并非民主的机构。他们更可能是精英主义的、不必负责任的，因而不管它们可能怀着怎样好的用心，从它们自己的定位来看，必然与那些它们想要保护或帮助的人们相距甚远。他们还经常隐藏自己的纲领，并且更愿意直接影响国家或直接与阶级权势进行谈判。他们更像是统治自己的委托人而非代表他们。他们声称或假定自己是在为那些不能表达自己的人们说话，甚至自己为那些人决定他们的利益所在（好像人们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利益似的）。然而，他们身份的合法性总是容易遭人质疑。 举个例子，当这些组织成功地鼓动了在生产中禁用童工以作为对普遍人权的保护时，他们很可能破坏了那些只有靠童工才能存活的经济。由于没有可行的经济替代，那些小孩可能被卖去作妓女（男）——他们将这些问题留给另一个倡议团体去解决。因而“权利话语”所预示的普遍性，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倡议团体对普遍原则的忠诚，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地方特殊性以及政治经济生活的日常实践。
然而，这种特别的反抗文化之所以在近年获得许多动力，还有另外的原因。剥夺性积累需要一系列不同于只是积累的操作，后者要通过扩大工业和农业的雇佣工人的队伍进行。扩大雇佣工人的队伍曾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资本积累的重要步骤，它使得反抗文化得以兴起（比如根植于工会和工人政党之中的反抗文化），并造成了社会民主的妥协。剥夺是片断式的、特别化的——这里是私有化，那里是环境在恶化，别处发生一场债务的金融危机等等，不求助于普遍性原则，就很难反对所有那些特别的东西。剥夺又必然造成权利的丧失，这些促使人们转向一套关于人权、尊严、可持续性生态利用、环境权利之类的普世性漂亮说辞，以作为统一反抗的政治基础。
但是，这种对的普世主义的诉求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也确实可以用于心中的进步性目标。那种特别地表现在国际特赦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其它组织中的传统，不能被仅仅当作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助手而放弃。它们的整个的人道主义（不论是从西方古典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其它非西方的意义上来说）历史过于复杂。不过，其中许多权利话语的有限目标（在特赦组织来说就是一直到现在它仍只限于关注公民权和政治权以对抗经济权）使得它们非常容易被吸纳进新自由主义框架。普世主义在涉及如气候变化、臭氧洞、因栖居地的破坏而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之类的全球性问题时，发挥了看来特别好的作用。但其在人权领域作用的结果却很成问题，因为已存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和将要进行的文化实践都复杂多样。另外，人权问题很容易就被“帝国之剑”（借用巴塞洛廖和布列克斯皮尔尖刻的表述） 利用。比如，美国的所谓“自由之鹰”（liberal hawks）就诉诸于人权，将对科索沃、东帝汶、海地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帝国主义干涉“正义化”。他们以“保卫自由、人权民主的名义”将军事人道主义正义化，甚至当它只是像美国一样以“自我任命的帝国主义力量单边地从事上述一切活动时”也是如此。 从更大范围来说，很容易得出钱德勒同样的结论：“今天的基于人权的人道主义，根源于不断扩大的一致性认同，这种一致性认同自1970年代以来支持了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这种认同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国际机构、国际和国内法院、非政府组织或道德委员会比起被选举出来的政府更能代表人民的需要。政府或当选代表们被认为不可信任，正是由于选民们认识到他们一定会顾及‘特殊’利益，不遵守道德原则。” 这一切，在国内造成的效果是极为阴险的。其结果是，通过将日益壮大的司法和非选举的工作团体和道德委员会作为决策制订者的角色合法化，来限制公共政治争论。“政治的效果将会衰弱。但人权原则克服不了个人的孤立以及我们在原子化社会中的被动状态，它只能使得所有的分化（割）制度化。”甚至更坏的是，“人权的道德话语所给出的世界的堕落景象，像所有精英理论一样，恰恰维持了统治阶级的自我确信。”
上述的批评，可能诱使人们避开所有的普世性价值，将它们看作是有根本缺陷的；或诱使人们对所有的权利都不再提及，而只把它们当作是为了掩盖阶级力量的复辟而强加给人们的站不住脚的抽象道德标准。然而上述两种简单作法都值得认真反思，我认为，将这个领域让给新自由主义政权非常可惜。在决定某种特殊情况下应该调用哪种普世性价值和权力方面，在决定普世性原则和权力概念应该怎样被界定方面，都需要我们来展开战斗。在这里，以下因素之间的联系值得我们警醒，它们是：由一系列特殊政治/经济运作发展而来的新自由主义；对普世性价值和道德原则的日益热烈的追求；作为道德和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一套特定的权利。 布雷默法令强加了一种特定的权利概念给伊拉克，同时，它侵犯了伊拉克自决的权利。马克思在他写的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那一章中评论道：“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如果阶级复辟需要强迫别人接受一套特殊的权利，那么抵抗那种强迫，就需要通过斗争来赢得完全不同的权利。
比如，正面积极的正义感作为一种权利，在政治运动中一直是强大的激发因素：反对不正义的斗争会有力地激起社会变革运动。当然，问题是对于我们需要的正义存在着无数定义。但分析表明，特定的社会进程造就了、同时也依赖着特定意义的正义和权利。挑战那些特定的权利就是挑战与该权利所相应的社会进程。相反地，没有同时从对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利和正义概念转向对另一种权利和正义概念的效忠，就不可能使得社会从一种进程（比如通过市场交易而进行的资本积累）转变到另一种进程中（比如政治民主和集体行动）。所有那些对权利和正义的理想主义阐述所面临的困境，就在于它们隐藏了上述的联系。而只有当它们返回到现实与一定的社会进程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发现其社会意义。
比如，可以这样来思考新自由主义。它的权利环绕着两大主要力量的逻辑转——一个是领土国家的逻辑，另一个是资本的逻辑。 先考虑国家力量。不管我们希望权利如何具有普遍性，都需要通过国家机器的保护来实现。如果政治力量不愿意，那么权利主张只是一纸空文。在这种情况下，权利是由基本的公民权派生出来的，并且以公民权为前提条件。这样，就要涉及到领土的权限。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因为存在着“无国籍者”、无证移民、非法入迁者，问题就困难了。谁是或者不是“公民”，成了一个确定在民族国家或地方国家领土规范中包容或排除准则的重要问题。国家在涉及权利方面怎样行使自己的主权，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论题，但存在着来自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内在规则的对主权的制约（如中国所显示的）。然而，由于垄断着合法的暴力形式，国家可以通过霍布斯式的方式（Hobbesian fashion）来自己确定一套权利或权利阐述，从而只是很宽松地受制于国际惯例。比如美国根据国际上的定义，坚持自己有权利不对违反人权的罪行负责；同时它又坚持其它地方的罪犯应该在法院中得到审判，然而当涉及到自己国家的公民时它又否认该法院有此权力。
在新自由主义原则下生活，就意味着同时接受或服从那套为资本积累所需要的一系列权利。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里，个人（记住，在法律上公司也被定义为个人）不可剥夺的私人财产权和盈利权胜过任何你能想到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的政治制度保护者花言巧语地争辩说，那些权利会鼓励“资产阶级美德”（bourgeois virtues），而没有这样美德，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将更加穷困。这些美德包括：个人责任和义务、不受国家干涉的独立、市场和法律面前的机会均等、对积极创业努力的回报、关注自己和自己的财产，以及选择制订合作和进行交易的广泛自由的开放市场。但是，只有当这套权利扩展到个人的身体的权利（身体的产权一方面使得人们有权自由出卖自己或自己的劳动能力，同时也要求得到尊严和尊重，并要求免于象奴隶一样受肉体上的强迫）以及思考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它才更具有说服性。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些不同的权利都很吸引人，我们许多人都深深地依赖它们。但我们依靠它们就像乞丐依靠富人们桌上的残羹冷炙活命一样。下面我将对此做出说明。
我不能通过哲学般的论证，来说服每个人相信新自由主义的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但拒绝这种权利制度的理由很简单：接受它就意味着我们毫无选择，只能在不顾任何社会、生态和政治后果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生活。相应地，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权利制度必然通过暴力（如在智利和伊拉克），通过帝国主义的操作（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操作），或如有可能，通过原始积累（如在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世界范围的地域扩张。或诱或骗，私有财产及追求利润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将被不择手段地普遍得到确立。当布什说美国要致力于将自由扩展到全球范围时，他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但这些并非我们所能获得的唯一权利。甚至在联合国宪章给出的自由概念中，也能引申出比如言论自由的权利、受教育和经济安全的权利，以及组织工会之类的权利。要求实现这些权利，会引起对新自由主义霸权行为的严重挑战。将这些引申的权利变成根本的权利，并将私有财产及追求利润等主要权利转化为引申的权利，需要在政治/经济实践中来一场重大的革命。而且我们还需要其它一些完全不同的权利概念——比如共享人类共同资源以及基本食品安全的权利。“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在争夺决定什么样的权利概念是正当的政治斗争中，关键的问题凸显了出来：那就是新的可能性或选择如何得到表现，如何明白地表达出来，以及最终如何进一步转化为有改革能力的政治/经济实践。正如巴索罗谬（Bartholomew）和布列克斯皮尔（Breakspear）所说，关键“是把人权政治还原为旨在明确反对帝国主义（我还要加上新自由主义本身）的、批判的世界主义计划的一部分”。 在以下的结论部分，我们要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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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保守主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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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中国近年来的历史时，汪晖写道：
“一九八九年以降交替出现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都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存在密切的﹑这样的或那样的关系。这些名目的相互替换（甚至相互矛盾）显示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权力构架的转变。”
新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和权力等级观念，与新自由主义的精英统治及其对民主的不信任态度完全一致。从这一点来看，新保守主义只是一个看上去免除了独裁主义罪恶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装扮。但是，新保守主义确实给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除了个人之外并没有社会这回事”的话，那么个人利益的混乱局面会很容易以被坏秩序而告终。市场竞争以及放肆的个人主义（个人的理想、渴望、焦虑和恐惧等等，个人对生活方式、性习惯或取向的选择，个人对自我表达方式和对他人的行为态度的选择，等等）的无政府状态，会引发一种看上去几乎越来越不可管理的情境。它甚至可能造成所有团结纽带的断裂，使社会处于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边缘。
面对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重建秩序的强迫措施。新保守主义更愿意强调军事化（militarization）作为应对个人利益混乱的良方。因此，他们特别倾向于夸大损害国家完整和稳定的威胁，不管是真威胁还是假威胁，是国内威胁还是国外的威胁。在美国，要夸大威胁就需要激发霍夫斯泰特（Hofstadter）所谓的“美国政治的妄想狂风格”——想象美国受到来自内外双方敌人的包围和威胁。 这种政治风格在美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它依赖于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尽管无政府主义和对中国及海外移民的恐惧在过去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新保守主义并不“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就已经在强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中插身立足，而后者对永久军事化有本能的兴趣。但冷战的结束带来了一个问题，人们要问：对美国的威胁从哪里来呢？在海外，激进伊斯兰（Radical Islam）和中国成为两个首要“候选人”；而在国内，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和警察部门来对付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结果，在1990年代出现并在9’11事件中达到顶点的来自激进伊斯兰的威胁，成为无休止的“反恐战争”的主要焦点。而“反恐战争”，要求保证国家安全的国内国外的军事化。很明显，当诉诸警察/军事力量来对付由针对纽约世贸中心的两次撞击透露出的威胁时，新保守主义的上台加强了在海内外广泛推行的军事化，并做出了一个过度而同时对许多方面的判断都过头的回应。
尽管新保守主义者们很想运用强迫性力量，但他们也认识到一定程度的赞同还是需要的。因而新保守主义试图重建道德目标，让那些更高的价值成为身体政治（body politic）的稳固的核心。其目标便是控制好内在于新自由主义信仰中的独裁主义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尖锐矛盾，并消除由个人利益的混乱——这种混乱是新自由主义必然会造成的——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在把建设或复辟统治阶级的力量作为主要议程方面来说，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但前者是通过围绕某些主要道德价值构建的一种赞同氛围，来为统治力量寻求合法性。那么问题马上就来了，究竟哪些道德价值应该成为核心价值呢？求助于美国人权法案中自由的人权体系虽然非常可行：毕竟，人权激进主义的目标正如玛丽·卡德所说的，“不仅仅是保护人权，还要创造一个道德共同体。” 但这些却与军事化转向不协调。
对于美国，最好把新保守主义运动核心的价值看作是一种特殊联盟的产物。这种精英阶层与经济集团之间的联盟发生在1970年代，其目的在于重建他们的阶级力量，并在那些心怀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的“道德大多数”中重建选民基础。那些道德价值主要围绕文化民族主义、道德正义、基督教教义、家庭价值等方面做文章，以对抗新的社会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反歧视行动、环保主义等等）。虽然在里根手里，这种联盟主要是策略性的，但克林顿在任期间国内的骚乱使这些道德价值的意见上升，并在小布什的共和主义纲领中达到顶点。现在它们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道德纲领的核心。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联合具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影响。在国际上，它不可避免地要鼓吹“美国价值”的优越性，鼓吹“美国价值”是代表全人类的“普通价值”。这让人感到好像美国正在国际上为“文明价值”（它想象自己是其代表）进行一场“十字军东征”（这倒是真的）。美国在国际上的民族主义行为变得明目张胆，这与它进行一场道德“十字军东征”的感觉共同影响着它的日常的外交，这一点在涉及到巴/以冲突时尤其突出。美国基督教右翼带着他们对“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圣经》中的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译注）的强烈信仰，将解决这场冲突看作是自己的根本使命。美国的道德优越感促使它反对世界上所有其它国家，同时也排除了公开对话和说理谈判的可能性。布什政府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向，在世界地缘政治关系方面，制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克林顿政府多元文化的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氛围。尽管在美国仍有其它特定的、在别处不会有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如果就此认为这种新保守主义的转向对美国来说是例外或特殊，那也大错特错。在美国，这些道德价值主要借助于有关国家、信仰、历史、文化传统之类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决非只有美国才有。比如，在中国和日本，民族主义情感近年来一直很强烈，而且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这些都可看作是对过去的社会团结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遭遇解体的一种补救。强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潮流在一些古老的国家涌现（比如法国），其结果之一是欧盟的成立。信仰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近来在帮助印度民族主义党成功将自由主义措施引入印度方面，也给予了很重要的道德支持。而在伊朗革命及接下来的独裁主义转向中，对道德价值的祈祷求助并没有导致完全放弃新自由主义政策，尽管其目的在于对付放肆的市场个人主义的颓废。在涉及到被认为是“颓废的”个人主义和美国的“不成形”的文化多元主义时，同样的冲动存在于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长期普遍具有的道德优越感之中。新加坡的例子很有启发性，它将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与严酷的压迫和独裁的国家力量结合在一起，同时又在一系列观念的基础上唤起一种道德的团结，这些观念包括：本国是一个被围的岛国（在它被排除出马来西亚之后）的观念、儒家价值观念，以及更近期的很不同的世界主义伦理观念，而后者适应了近来它在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显然，在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巩固联合中存在许多危险。一方面，它预备诉诸严酷的强制措施；同时另一方面又主张它自己的特殊而可疑的道德价值的优越性。看上去能解决新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方案，很容易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确实，尽管有不同的基础并采用不同的社会形式，新保守主义力量的扩张仍提醒人们注意一种危险——一种日益走向竞争甚至战争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或是像亨廷顿错误地认为的是世界范围的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说他是错误的，是因为假如有什么东西不可避免的话，那也完全是因为新保守主义转向，而非什么关于文明差异的永恒真理。因此通过放弃新保守主义方案并寻求其它替代性办法来克服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不可避免性”就可以得到避免。而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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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替代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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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就说过，我们要做的不仅是理解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但是，假如现存的条件中没有潜藏着可资变革的因素就不能改变社会秩序，假如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必须在自身所承载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中去创造，那么，对新自由主义及后来转向新保守主义的历史地理学的批判，就是一项研究现在以开拓未来的工作。
有两条主要道路可以通达这个目标：我们既可以尽量考察大量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努力从中提取精髓，以制订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反抗方案；也可以对我们现有的状况做理论和现实的分析（我现在所做的这类工作）以寻求其它选择。当然，选择后一条道路，并不意味着说现有的反抗运动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都是错的或是有缺陷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反抗运动也不该认为分析性的探究与他们无关。应该做的是展开两条道路上的对话，从而加深对可能性或可行性选择的集体理解。
新自由主义已经在自身内外两方面引起了一系列反抗运动。其中许多运动，很不同于1980年代以前占主导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运动。 我是说“许多”不是“所有”，因为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运动并没有消亡，既使在受新自由主义冲击因而力量被削弱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整个1980年代，韩国和南非曾兴起蓬勃的工人运动，而现在拉丁美洲许多地方的工人阶级政党既使没有当权，也可以说是发展迅速。在印尼，被普遍认为孕含重大意义的工人斗争运动时有耳闻。中国的不安的工人的潜在力量，虽不可预测但也非常巨大。现在还不清楚美国的工人阶级大众会不会永远停留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之类的阴谋政治而不思它途——这些工人阶级大众在过去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都因文化民族主义、信仰观念以及对多种社会运动的反对等原因，选择违反自己物质利益的政治立场。但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
但是，针对剥夺性积累的反抗，正在激起方向决然不同的社会政治斗争。 可能部分由于引起运动的条件有差异，他们的政治方向和组织模式明显地不同于社会民主政治的模式。比如萨帕塔起义，并不致力于获取国家权力或完成一场政治革命，它要寻求的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这种政治通过整个公民社会以一种更开放、更不固定的方式寻求其它社会途经，以便既照顾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需要，又允许大家一起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从组织上来说，它倾向于避免先锋主义，并拒绝采取政党的形式。它更愿意保持国家内部社会运动的性质，并企图形成一种以本土文化为中心（而不是边缘）的政治权力集团。从而它要寻求的，是在国家权力的领土逻辑内完成一场类似于“消极革命”（葛兰西语——译注）的运动。
所有这些运动的结果，已经使传统政党和由劳工进行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有等级的形式，转变为更不集中的政治力量和贯穿整个公民社会的社会行动。但在集中方面丧失了的东西，在扩大范围方面得到了补偿。它从日常生活和斗争的真相中获取力量，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很难从地方和特殊性中跳出来以获取宏观的政治视野，从而不能从宏观上搞清楚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过去是怎样的以及将来会怎样。上述那些斗争的变化多端在过去和现在都让人绝倒，甚至很难想象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各种保护运动的非固定的混合。这些保护运动在整个1980年代及以后日益增多，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这些运动或反抗有时被残忍的暴力镇压，而那些镇压，大部分是国家权力借维持“秩序与稳定”的名义进行的。在一个由资本主义力量通过“分离治理”策略统治的世界里，剥夺性积累一面在国内制造紧张的社会/政治敌对状态，一面在其它地方制造种族间的暴力和内战。由于得到军事支援，或者由于直接通过主要军事机器（美国和英国领头，法国也起了很小作用）训练出来的特种部队的参与，那些受保护的国家（“客户国”）在镇压和清算中率先无情地控制那些挑战剥夺性积累的反抗运动。
当然，那些运动本身也产生了大量的有关其它替代的想法。其中有些试图整个地或部分地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压倒性权力中脱离出来；另一些则希望通过改革或解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或世界银行之类的强大机构来寻求国际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公正；还有一些则强调“收回公用财产”，从而显示其与很久之前的（以及贯穿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时期的）斗争之间的内在连续性；有些设想大规模的运动或全国性公民社会运动，以对抗新自由主义分散的去中心化的权力；而另一些则更谨慎地关注地方性的经验，因为这些地方通过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生态实践激发了新的生产和消费体系；另外还有一些人信仰更传统的政党组织结构，将夺取国家政权当作全球经济秩序改革的第一步。在这些不同的潮流中，有许多现在相聚于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试图达成一定的共识，并建立一个有组织性的、能对抗各种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的团体。这一切确实令人钦佩也令人鼓舞。
但是通过上述各运动的分析，我们能得到什么结论呢？首先，社会民主妥协的整个历史及后来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告诉人们，阶级斗争不管是在控制阶级力量还是在重建阶级力量中都极其重要。尽管这一点一直以来被有效地掩盖着，我们还是经历了整整一代人的复杂的阶级斗争——那就是社会上层阶级因要复辟或（像中国和俄罗斯所发生的）建立一个压倒性阶级力量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而接下来的新保守主义转向，只是说明了那个阶级将要继续前进的步伐，以及他们为了保存并加强自身力量所准备采取的政策。这一切发生在十年之中，而在这十年里，许多改革论者从理论上向人们证明“阶级”是一个无意义的范畴；在这十年里，那些代表工人阶级从而使阶级斗争得以开展的公共机构遭到猛烈攻击。因而，我们首先必须吸取的教训是：如果一件事看起来像阶级斗争并且实行起来和阶级斗争一样，那么我们就应该用“阶级斗争”来称呼它，同时大众也要遵从这种由统治阶级力量或阶级反抗而规定好了的历史/地理轨道，即遵从阶级斗争的逻辑来行动。
这样做并非是对失去了的无产价级运动的黄金岁月的怀旧，也不必然意味着说存在着简单的无产阶级概念——那种我们可以看作改变历史的主要（更不必说唯一）代理人的无产阶级。也就是说，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幻想的无产阶级乌托邦可供我们依靠。指出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与不可避免性，并不等于说阶级构成的方式是已定的甚至是可预先决定的。阶级运动创造自身，但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中创造。分析表明，那些条件与当下的扩大再生产和剥夺性积累等运动交织在一起。前者的主要活动是雇用劳动者以进行剥削，并确定决定社会工资的条件；而后者的一切——从古典形式的原始积累，到对文化、历史和环境的破坏，到通过用当代金融资本的方式所进行的掠夺——都是反抗的重点所在。在这些不同的阶级运动中发现有机的联系，是一件紧迫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工作。然而分析还表明，这样的工作必须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的资本积累轨道中展开。这种轨道的基础是日益增强的空间与时间的联系，其特点是日益加深的地域不平衡发展。这种不平衡性，必须被看作是被资本积累过程主动制造并积极维持的，不管这种现象是不是建立在文化和社会基础上的过去结构的重要残留后果。
同时，分析也强调利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纲领之间的矛盾。花言巧语（为所有人的利益）和事实（为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之间的鸿沟，随空间和时间而增大，尽管社会运动已为缝合鸿沟做了许多努力。市场就是竞争和公平的理念，正日益被一系列事实所否定。这些事实包括极端的两极分化、公司与金融集团的集中化和国际化等等。阶级或区域之间不平等在国内（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和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其显示出的严重政治问题，不可能再用什么走向完美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过渡期”之类的话搪塞过去。越是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失败了的乌托邦计划——它只是成功地掩盖了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就越能够为大众运动铺平道路，提出平等的政治要求，寻求经济公正，贸易公平和更广泛的经济安全。
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出现的权利话语，在提供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甚至只有古典自由主义的人权理念，才能成为强有力地批判新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抵抗之剑”。考虑到 “反恐战争”在各处（从美国到中国和车臣）都已经成为一个消灭国内和政治自由的借口，上述说法就更有道理。呼吁承认伊拉克自决和自治权利，是控制各种美国帝国主义花样的有力武器。但与此同时，一系列替代性权利也需要得到详细阐释。我在其它地方曾赞成的一系列权利包括：生活机会平等、政治性的联合权和有效的管理、由直接生产者掌控生产、人类身体的不可侵犯与尊严、参与批评而不遭报复、像样和健康的生存环境、集体掌管公共财产和资源、后代的空间的生产、后代的差异以及作为一个物种继承我们的身体状况的权利，等等。 对塑造我们生活的占统治地位的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过程进行批判，需要同时批判那些特定的权利——个人私有财产权和只求利润的权利。因为它们内在于那个过程，那个过程也内在于这些权利。因此，倡议一组不同的权利，应同时详细说明这些权利可内在地生长的主要社会过程。
对于新保守主义为自身的权威和合法性而寻求道德至高点，我们应取同样的态度。道德共同体和道德经济学的理念，对于历史上的左派来说并不陌生，许多反抗剥夺性积累的运动都积极以道德经济学方式来表达对替代性社会关系的建构。道德领域不应只让给那些通过传媒霸权动员起来的反动的宗教右派，也不能只通过那些被金钱和公司力量把持着的政治活动来表达。必须坚决反击那种利用混乱的道德意见行使阶级力量复辟和统治的行为，所谓的“文化战争 ”——不论有些过去曾起怎样错误的引导作用——不能被当作是阶级政治中讨厌的分散精力的娱乐（比如像一些传统的左派的观点）而弃之不顾。确实，新保守主义中的道德争论，不但证明了它对新自由主义个人化所造成的社会分解的害怕，同时也证明了存在于各种反抗运动中的广泛的道德不一致，这些运动反抗着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离间、混乱、排他、边缘化以及环境破坏等等。那些道德不一致转变为文化与政治的反抗是我们时代的一种表征，对此我们当正确地进行研究，而非不闻不问。那些文化斗争和联合地抵制统治阶级力量的斗争之间的有机联系，需要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
但正是新保守主义者们的独裁所支持的新自由主义内在的反民主本质，应该成为我们政治斗争的主要焦点。在名义上“民主”的国家（如美国）现在对“民主”亏歉得太多了。 在那个国家，政治表达被金钱力量收买并破坏了，基本的制度安排都有严重的偏向。从人口不到20%的二十七个州来的议员们却拥有一半以上的投票去决定立法纲领，而对众议院选区的明目张胆的不正当操纵，使任何掌权者都获得较别人更多的优势。但这却被司法系统认为是合乎宪法的。因为在这样的司法系统中，正日益充斥着带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被委派的政客。像联邦储备局之类的具有巨大权力的公共机构，不受任何民主力量的制约。而在国际上，情况更糟，因为没有负责任的更不用说民主的力量来掌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既使有很好的意图，也没有民主的内涵或监督。
“重新提出对民主政府，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平等与公正的要求，并不是建议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因为必须在当代的语境和可能性中对它们的内涵进行再创造。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我们今天要在圣堡罗、约翰内斯堡、上海、马尼拉、旧金山、利兹、斯德哥尔摩以及拉各斯等各不相同的语境中所要求的民主大为不同。但这里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里，从中国、巴西、阿根廷、台湾、韩国，到南非、伊朗、印度、埃及，到东欧那些在挣扎中的国家，乃至在当今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都有团体和社会的运动在兴起，这给各种不同的民主价值的表达注入了新的力量。” （此段未找到中文原文，据英文译出——译注）
美国的领袖们——受到公众相当的支持——已经为世界规划好了它的未来，其基本想法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价值是普遍优越的，而这些价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文明的核心。但世界要做的是拒绝那样的帝国主义姿态，并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心脏地带创造出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开放的民主——专注于争取社会平等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公正的开放的民主。
2004年9月4日星期六初译稿
来自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罗岗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