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增加值已由2011年的9.5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占GDP比重从20.3%提升到36.2%。数字技术支撑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的作用和地位将继续提升，是今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维护和提升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稳定性安全性的重要依托。

发展趋势：全面发力，整体形态初步显现

“十四五”时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先进机器人等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数字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全面发力，新型数字消费、数字生产、制造业服务业数字化融合、数字化网链、数字化产业生态、数字化资源配置等都将有显著提升。

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更为强劲的增长潜力。在5G等新技术支撑下，数字消费将出现多个百亿级、千亿级的新突破，网络办公、网络会展、数字学习、数字医疗、数字文化、数字传媒以及智能家庭居住、智能个人穿戴、智能交通出行等都将较快发展。

数字化生产将加速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数字化向企业生产核心环节延伸，通过传感器接入大量设备和工具，实时获取生产和运营信息，提升生产过程管理的时效性精准性前瞻性，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化向企业外部多端延伸，连接供应链销售链，提升全链条资源配置效率。例如，数字化智能化可同时实现个性化定制和低成本制造，客户可以实时提出需求，全程参与研发生产过程。精准制造还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融合将加速推进。长期以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谁更应该优先发展这个问题上存在困惑。数字时代，两者很大程度上呈现融合发展之势，三次产业相互内置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将成为趋势。智能制造系统依托于传感器、工业软件、网络通信系统，形成新型物—物、人—人和人—机交互方式，实现人、设备、产品、服务等要素和资源的相互识别、实时联通，促进生产制造和多种生产性服务紧密结合，其本质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两种业态的深度融合。例如，依托产业互联网的行业性解决方案，制造商主导形成包含制造服务全过程的闭环解决方案，各个环节交互匹配、全程数据实时反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程高效服务。

数字化生态将跨界成长，提供全新消费场景。今后，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向场景化发展，期望能一站式获得智慧家居、智慧出行、智慧学习、智慧娱乐等全场景解决方案。数字技术可以打破行业壁垒，跨界连接多个企业、多个产业和多种生产要素，形成提供解决方案的产业生态圈。生态圈内的消费者、企业和各种生产要素彼此相连，不断挖掘用户需求图谱，同步迭代，实时互动，动态满足用户需求。例如海尔智家体验云，通过海量数据形成用户实时生活画像，为生态圈内各方提供共同演进的机会和能力，共创共享。

数字化连接将形成网链，提升全球产业分工的稳定性安全性。数字化网络平台能够聚合产业链上多环节多种类企业和多种生产要素，为各方提供多种类型的交互机会，提供业内所需的各种服务。在特殊时期，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原有的产业链断裂时，平台可以智能化地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匹配，迅速寻找替代或调整方案，快速补链接链。与线下单点连接的传统产业链相比，数字化平台能形成多点连接的产业网链，使全球分工体系的稳定性安全性大大提高。

数字化配置资源不断扩展，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方式。例如，互联网银行以各自的算法进行风险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向。再如，物联网互联网能够收集、识别和连接每台机器、每件工具、每位员工，并以他们为基本单位来管理生产过程，这将为生产从集中化到分散化并形成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开辟广阔前景。目前已有一些正在发展中的数字化社会化制造管理平台，这类平台本身没有制造能力，而是将区域内数量庞大的企业设备和信息接入平台，当接到制造订单后，就通过平台寻找闲置设备，智能规划生产线，组合出所需的制造能力。这种模式可以实现设备资源组合的柔性化和智能化，生产组织效率高、速度快、成本低，是一种全新的数字化智能化资源配置模式。

治理重点：政策促进、有效运用、严格监管“三管齐下”

治理数字经济与治理传统经济有很大不同，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以积极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一要提供必要的应用场景。和外卖、网购等消费不同，许多新的数字消费应用场景在公共部门，例如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体育等，如果庞大的公办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和政府及学校所拥有的众多体育场馆身处其外，就无法全面推进。政府要积极稳妥地促进新的应用落地。二要推进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5G相关技术群及跨界多场景融合技术“一揽子”纳入眼界，鼓励以企业为龙头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三要大力推动政府数据公开，在对个人信息和商业机密等信息做适当处置后，加快开放数据。数字政府建设应立足信息公开、服务输出、数据开放的要求，统一数据开放标准和数据质量，让更多机构和个人能够挖掘和创造新的数据价值，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四要关注数字弱势群体，多措并举，使其更好地共享数字红利。

利用数字技术更有效地调控经济、监管市场。在经济调控方面，应利用数字技术探知经济实时状况，并通过不同来源数据的交叉复现把握事态真相。例如，疫情之下农民工返回就业地的实时情况，主要来自通信数据平台和就业者密集的网络平台；各地复工复产情况特别是基本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主要来自数字化工程机械平台的“挖掘机”指数即这些设备的开机工作情况。这些数字指标不仅实时精准，而且能相互印证，可信度高。在市场监管方面，新的技术手段可以根据市场主体的多方面信息，筛选出需要重点跟踪的企业和产品，并与更多已知信息进行交叉比对，识别异常现象，及时发现那些违规违法可能性较大的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依规依法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

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进行有效监管。一是对代码、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基本规则进行监管。现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广泛应用，机器学习能力快速增强，数据、代码和算法越来越多地决定着每位公民在信息方面的可知与不可知，在资源分配中的可得与不可得，在社会活动中的可为与不可为。数字技术如果被滥用，就会违背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观，例如因收入、地域、性别等因素被机器识别而导致的各种歧视行为。因此，需要引导形成数字技术的价值遵循和基本原则，划定出底线和边界并严格监管。二是在促进数据产业发展、数据权益分配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各方利益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当前的突出问题，是要对个人隐私进行有效保护，明确数据平台企业的责任、数据权利的建构、数据治理规则的确立等。同时，对数字领域的新生业态，要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简单封杀。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我国是数字技术应用大国，数字产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和应用，既是我们的发展需求，也是我们的发展责任，要平衡好我们自己的发展、安全和与世界共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