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相对贫困化”
马克思主义具有永恒真理性，也具有历史实践性。我们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不是教条主义者。
马克思对第二产业时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第二产业取代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从英国开始的，英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并贯穿了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并贯穿了19世纪。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是19世纪中期，他目睹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展，同时也目睹了制造业的蓬勃兴起，于是对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并在撰写《资本论》的时候提出了剩余价值的概念。
其中有一点值得反思：为什么说所有商品都是等价交换，只有劳动力的交换是不等价的？为什么所有商品交换都是公平的，只有劳动力的交换是不公平的？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起初并未给出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说法，仅仅使用了买方市场的解释，即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导致劳动力贬值。
后来马克思意识到这个问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说买方市场会终结，工人的劳动力价格会提高——这一判断对于其所处的时代而言无疑是“天才的预见”。
另外，马克思还给出了除买方市场外的第二个解释，他提出，是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压迫工人，迫使其接受不平等交换。也正是由于工人没有得到他应得的那么多，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了，所以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越来越穷。但是，这种解释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政府是相当支持工人提高劳动价格的，还设立最低工资标准，提供社会福利。这些现象都不支持资本家利用国家机器压迫工人获得剩余价值的论述。
于是马克思在之后又给出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说法，得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就是“相对贫困化”理论。他认为资本家依靠国家机器压榨工人，或者工人劳动力供给过量而导致工人贫困可以称为“绝对贫困化”。但相对的贫困化与此不同，马克思在《工资劳动与资本》这部著作的开篇即提出：你知道为什么人们会感觉越来越穷吗？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越来越穷，而是因为别人越来越富，进而产生了一种相对被剥夺感。他将基于对比而产生的贫困感称为“相对贫困化”。
“相对贫困化”的理论似乎是一种心理上的解释，但是它引出了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阶级斗争，以及两大阶级划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说法。他预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社会将会分化为两大阶级，一个叫无产阶级，一个叫资产阶级。如果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工人相信社会主义不再相信私有制，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迅速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2、人类根本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并对解决人类根本问题提供了一种社会主义方案。
什么叫人类根本问题呢？马克思认为是人类对物质丰富的需求与生产的短缺之间的根本矛盾。人类生产跟不上人类的需求，所以人们要不断生产、不断创造、创新技术，使生活更舒适、更方便。这一点容易理解。
而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基于阶级、阶级斗争等概念对于短缺问题的论述。他敏锐地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制造业逐渐取代第一产业且处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越来越多地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但是，人们的短缺感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空前强烈。为什么物质越丰富，我们的短缺感越强烈呢？
他得出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根本矛盾不是物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是公平分配无法得到实现，导致最后得不到平等的分配结果。所以人类的根本问题随着工业革命发生而改变，由短缺变成了不平等。那么要想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就要消灭私有制，包括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消灭一切统治者意识形态，消灭宗教、法律、国家机器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的这个方案是对人类根本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改变了当前社会默认的一切基本法则，成为一种永恒。因为在任何可以预见的未来似乎都难以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意识形态、宗教、国家等。所以，马克思就变成永恒的思想家了。
我们进而会问，如果把马克思的方案直接落地行不行？直接把他的思想转成政策行不行？这就变成了当时很多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方案的局限性。这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的永恒性及其作为实际操作政策的局限性之间出现了矛盾。
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说马克思的思想依然是指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呢？我想这恐怕是一个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问题。后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阶段划分：既然说人类最终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么就可以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
在今天看来，这五大阶段的划分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奴隶制社会，在欧洲曾实行非常典型的奴隶制度。但是我跟随考古学家去拉丁美洲考察，无论是南美的考古学家，还是欧洲的考古学家，抑或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家，都一致认为，无论是2000年前的南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还是一两万年前美洲人的历史，在西班牙人抵达美洲大陆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实行的是奴隶制。
反观中国，虽然奴隶制曾长期存在，但是奴隶制作为一种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基本社会制度，在中国是否存在过仍然存疑。或许找到奴隶的证据不难，但找到实行奴隶制的证据很难。所以，我们会去质疑类似“宿命论”的这种历史阶段划分。
3、 制度与治国
很多人主张制度是良治善政的基础和前提，进而提出“改变了制度就改变了所有、有了好制度就有了一切”的观点。这是西方人讲给我们听的故事。
针对这种情况我想说一点，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严复曾在《宪法大义》中提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如果把制度当作政治结果的唯一重要原因，拒绝探究制度的社会起源和条件，就会产生制度迷信。是否迷信制度便体现出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前者认为政治体制决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化，后者认为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政治体制的演化，两者是完全相反的因果逻辑。
如果仅通过制定制度就可以高枕无忧，复杂的问题就自动得到解决，制度岂不就相当于变成“永动机”了？
另外，制度决定论往往能够掩盖政策的失误，政策错了就归咎于制度不好。难道好的制度下就不会犯错，就不会出事吗？所以，从比较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是很重要的。
那么，治国不能仅靠死制度，应该靠什么？我认为应该靠四条：第一，出色的大政方针；第二，统一的思想路线；第三，明确的政治路线；第四，严谨的组织路线。或者更简单归纳成两条：第一，出色的思想；第二，出色的干部路线。这一点我们深有感触：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代一直到改革开放时代，思想路线变了，组织路线也就跟着变。
政府的体制是一个权力体制，权力是对别人的支配，它基于四个要素：暴力、财富、人格、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支配别人靠什么？第一种，拿枪逼着你做你就做了，这就是暴力；第二种，拿钱收买你做你就做了，这就是财富；第三种是人格，是令人心甘情愿被支配的魅力；第四种是观念，一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意识。
与这四种权力相对应，政府治理社会的方式也可以划分为四种。第一，执法，以暴力为基础的执法来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第二，通过代表强大社会集团的利益来稳定社会大局，谁强大代表谁，强大的肯定是多数。第三，通过领导人对社会整体的责任感来平衡利益，包括部分与整体的利益、眼下和将来的利益、变还是不变的利益等。第四，通过宣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来凝聚财富、地位相异的阶层，把社会成员的观念统一于一体。
总而言之，制度很重要，但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决定性因素。
如秦朝的郡县制，它规定各地的地方官、郡县官员皆由中央委任，不可世袭。郡县制在全国实行，理论上可以有效保障中央大一统政权，但它无法保证秦朝“至万世”。隋朝的科举制也被认为是好制度，它给了寒门子弟当官的机会，打开了跨越阶级的纵向流动通道，但是科举制也无法为隋朝“续命”。
实际上，制度的好与坏是相对的。
4、有容乃大和以下为上
我们的制度主要包括社会组织体制、政治组织体制和经济组织体制。中华民族的体制可称为“社稷民本体制”，对应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其中自由讲的是社会条件，民主说的是政治体制。
社会是政治的基础，首先谈一谈社会，也就是社稷。社会被称为“社稷”，是因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是血缘社区，不是阶级组织，在一个自然村里生活的都是一家人，或者都有血亲关系，大家互助自治，这就是儒家所谓的小康社会。
社会的纽带是什么？
在西方是法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法律的尊崇地位。所以，法律一开始叫神圣法，然后叫自然法，也就是自然规律，暗含的意思是神定的法律与自然的规律都是不可更改的。
在中国是家庭伦理。社会跟政府是什么关系呢？是相互嵌入的关系。所谓嵌入，指的是两者之间界限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府和社会不是两分的，这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
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本政治。
民本政治不是代表政治，并非一个政党代表一个社会的阶级或阶层。它指的是由于社会不分阶级，执政者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执政集团，是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而不是作为利益集团的代表推选出来的。
在思想上，无论官民都信奉民本主义。民本就是以民为本，蕴含的意思是政府为何而存在，是为了全体百姓的福祉。同理，政府为什么会更替？因为得民心者得天心，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就是一套民本的法律系统。
最后一点，西方是政党代表制，各个阶级与代表各个阶级利益的政党相对应，各个政党之间分权制衡。中国没有那么多执政党，所以就按职能分工。
这样一套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体制，在2000多年来一脉相承，没有重大变化。例如，中国共产党强调的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就是对民本主义的传承和超越。
当然，中华民族的“社稷民本体制”只是作为一种基本制度反复出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在治国理政中发挥实际作用的机制是实事求是，是政绩竞争。领导都是考绩制“考”出来的，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做出成绩，从与别人的竞争中胜出，就能获得提拔。这个制度中蕴含着一种“有容乃大”的精神。
中国为何可以在思想上、组织上实现一统，化解南北差异、东西差异，进而在人口和国土面积上实现“大”？原因就在于“有容乃大”。因为包容了不同，所以可以实现广大和强大。
有容乃大同时意味着宽容，一旦遇到矛盾和分歧，我们的政治不是“数人头”，不是“砍人头”，而是“商量的政治”。商量的核心在于凝聚人心。
过去，欧洲觉得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得益于“小国寡民”，但现在也在追求自己的“大一统”——欧盟。
此外，中国基层政权的哲学叫作“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俗语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而老子说“上善若水”，执政者要往下走，深入群众、“接地气”，才叫“上善若水”。
中国共产党就是靠“往下走”获得了基层动员能力。中国革命主要靠什么？第一，统一战线；第二，党的建设；第三，武装斗争。
到今天，人民的美好生活是在其居住的社区里面实现的。如果党组织在社区缺位，在村里缺位，那么其他力量可能就补上去了。所以，我们不能在一个社区里丢掉治国理政的权力。
以上就是治国理政的两个关键机制：第一，有容乃大；第二，以小为大，以下为上。、
5、现代化之路
“社稷民本体制”带有中国传统的烙印且延续至今，同时，我们在借鉴外国、反复比较、不断探索中走向了现代中国。
先看欧洲的现代化过程，欧洲在过去由宗教统治，基于血缘、地域经验，依靠习惯法来治理。然后推行了市场化，有了理性，精确计算成本和收益，进而衍生出欺诈行为。为了惩罚欺诈行为就制定并执行法律，于是产生了法制。法制化、官僚制导致公务员的去人格化，促进了政治市场化、理性化，拍卖政权，出价高者得之。例如，为了争取农民的选票，张三可能承诺给农民发放养老金，李四可能承诺给农民全额医疗保险，通过市场化的选举，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西方称拍卖政权（政治市场化）为民主化。
所以，西方的现代化就是去宗教化、理性化、法制化、民主化。
而马克思认为，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列宁提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压迫那些被压迫民族，所以只要搞资本主义，被压迫的人就没希望。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说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都联合起来，这就形成了另外一套体系。
苏联是第一个把马克思的思想落地付诸实践的国家。作为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拥有近3亿国民的人口大国，它进行了消灭阶级的尝试，建立了苏维埃制度。
在苏维埃制度下，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执政党负责的是管理所有生产资料，计划所有生产资料甚至分配生活资料。这么一来，所有人都享受了相同的、从出生一直到坟墓的福利。苏联共产党一方面在思想上灌输大家要相信公有制，另一方面又在现实当中给了大家福利，一度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但是久而久之就暴露出问题，因为苏维埃制度遏制了个性：有人想要自由，想当个体户，有人想通过个人奋斗出人头地——这些机会在苏维埃制度下是没有的。所以，苏联走到失去民心的地步时才意识到，生活资料的生产没法计划，因为生活资料的需求是生产者创造出来的，而生产者有这种积极性去创造对于生活资料的需求。
在中国，从晚清到民国，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我们一开始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我们的制度优越，虽然技术不强，枪炮不行，可以学习和拿钱买，但是这种路线失败了。
后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光靠买技术、学技术不行，必须得自己懂科技、造设备，但教育救国的路线也失败了。
还有人提出，语言文字决定了思维方式，我们使用最古老的象形文字，而西方使用现代文字，所以我们应该走向拼音化。
在无数次“试错”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革命，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共产党成立之初，我们计划照搬苏俄模式，也要搞阶级斗争，认为搞阶级斗争才是共产主义。但是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通过实践逐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根据之前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毛泽东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例如，马克思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毛泽东认为中国至少得分10个阶级才符合实际。后来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将阶级分析改成阶层分析，认为阶级没那么多，但是阶层存在很多，又按照立场对阶层进行了重新划分，并得出重要的概念：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
例如，陈嘉庚——抗战时期的华人世界首富之一，但因为他跟着共产党走，坚持共产主义立场，所以就被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不使用生产资料而使用政治立场划分阶层的方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发明，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中国也发生了变化。
在西方20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上、中、下阶级，甚至有习惯法和成文法来规定阶级的特权和利益，但中国没有。现在进入第三产业时代，中国模糊的阶级划分反而成为一种优势，无论是组织程度低，还是阶级划分不清晰，都更适用于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所以，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并非对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的教条执行取得成功。
相反，教条主义、原教旨主义则纷纷失败。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成熟之后才会发生革命，社会形成两个阶级对立的时候才可能发生革命，制造业占经济主导地位的时候才可能发生革命。
但是中国革命发生时，制造业不发达；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规模很小，甚至连上海都没有多少工人；离资本主义成熟还差得远。中国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这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方案也不是列宁主义方案，而是穷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方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逼着农民发动起义。仅依靠贫苦农民也不行，还得统一战线，把有知识、有学问、有钱的人联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仅仅依靠穷苦农民和数量不多的工人无法形成牢固的执政基础，必须联合执政。
除了依靠统一战线，我们还接受了列宁的思想：组织一个坚强的共产党，执行严格的纪律。依靠严明的纪律和强有力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可以发动武装斗争，可以对基层进行动员，实现“以小为大，以下为上”。接下来我们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推行了土地改革，搞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发展国营经济等。
但是，做完之后我们发现这条路似乎行不通，苏联可以把阶级都消灭，把所有制都消灭，但是我们消灭不了，我们国家没办法把所有的事都管起来，没有能力都搞计划。我们与苏联的基础条件有很大差距，既没那么有钱，也没那么多资源。但这种差距也使得我们改革实行得比较容易，“船小好掉头”。
之后就是改革开放的40多年，也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40多年。融入世界体系的首个标志就是我国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做各种各样的生意，出现了著名的“万元户”。再之后制造业兴旺，又开始向服务业转型，现在向技术强国的方向努力。
总之，新中国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不平坦，我们走的既不是欧洲人走过的路，也不是日本人走过的路，更不是美国人走过的路，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如此大体量的一个国家，由积贫积弱走向强盛，走向进步，走向世界高峰，没有先例。所以说，前边根本就没路，路是我们自己一点一点走出来的。只有一点是历史能够告诉我们的，那就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没有人民群众是不行的，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