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增长速度下行趋势和原因的深入认识，以及对中国过去重大改革时间段与经济增长上行波动相关经验数据的观察，我觉得首先应当测算出未来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不采取重大体制改革举措，或者重大改革举措落实不到位场景中），再在此基础上考虑可能加快增长速度的重大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选择。
在现代经济学中，自然经济增长率的准确定义应当是指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者地区中的产出和增长状况。显然，对转轨中的国家来说，其二元体制并不符合这一暗含要素配置竞争性市场的必要条件。
那么，如何计算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呢？我认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没有改革，或者说改革不到位场景中），应当以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来计算。理由在于：（1）新古典产出和增长模型认为体制是外生给定的，并且假定体制不会发生变化。基于此我们可以观察体制不改革或改革没有落实场景中，广义技术进步、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2）新古典产出和增长模型中没有包含土地要素这一变量，显然发达国家符合土地已经资产化和国土成熟这一场景，转轨国家也符合土地体制不改革或改革没有落实、土地不资产化和国土不准备提高利用率这一场景，所以土地要素变量也可以在模型中被忽略。（3）将TFP只定义为广义技术进步，不包括体制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也不包括大的改革推进技术进步和技术产业化，符合不进行改革和改革没有被落实的场景。
我们可以以黑箱模拟和外推预测的方式来判断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人在20岁左右时，进入劳动年龄，从生产供给方面看，其就业成为产出的劳动力投入要素；从收入分配方面看，其在创造财富时，要分配财富，即获得工资奖金；从消费和支出方面看，其通过工作有了日常消费支出的能力，要结婚生子扩大消费，还要买房购车按揭消费。因此，20年前人口增长及其上行和下行，往往会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行和下行。由于劳动力数量在未来20年中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量，也可以从20年前人口增长与20年后经济增长相关回归的模型，去黑箱式地外推未来20年之内的经济增长率。
只有将（没有改革和改革不落实场景下）中国未来自然经济低增长趋势判断清楚，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坚定推进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
有学者等从供给侧角度预测中国中长期的增长潜力：首先基于可比经济体的跨国收敛规律预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后基于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和就业参与等自身特征估计其劳动力增长率,然后求和得到中国2016—2050年间各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2021—2025、2026—2030、2031—2035年间分别为5.57%、4.82%、3.94%。其必要条件是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未来资本增长是不是随着人口消费的相对或者绝对收缩，遇到迫使产能不断出清的影响？人口红利比例在TFP中的比率是不是上行的一条增长线？大量的土地和房屋不是资产的体制下，人民币币值随着经济的高负债化和货币/GDP比率的持续升高，相对于美元会不会稳定？这是这一估算的三个不确定性因素。
上述测算基于国家统计局调整生育率人口数据和供给侧投入产出能力计算的。有学者认为，实际的人口生育率要低于统计发布调整过的生育率，人口增长劳动力减少第一次转型到第二次人口规模收缩及老龄化转型，前者影响生产的劳动力投入数量，后者则是从国内需求侧收缩居民消费，加上出口需求相对弱化，从供需均衡增长看，中国经济未来可能实际的增长率会低于供给侧投入产出法计算的潜在增长率。
我们预测，考虑到劳动力数量未来年均负增长1%、消费市场的萎缩可能引致资本存量增长低迷、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以及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报酬增长，未来15年GDP增长速度可能在年均高3.31%、中2.5%和低1.81%之间。.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发展远景说明和建议中，提出了2035年经济总量比2020年再翻一番的经济发展目标。预测速度与发展目标需要的速度之间，年均差距在2.19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迫切需要研究什么样的改革能够促进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更加精准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虽然我在引言中已经就中国改革与增长数量关系研究不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这里仍需要重申和补充以下几点。
首先，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改革和发展重点时，其政策含义自然而然地认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将其模糊地都归结于广义技术进步，没有将转轨国家TFP的来源分解清楚。实际上转轨从1978年以来的历史经验数看，其2/3来源于改革对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提高。），这样的分析的对策含义，淡化了转轨国家改革的至关重要性。因为其假定投入产出和增长都是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下进行，劳动力投入变量一般可以确定，资本投入变量也可以大体推断，能不能稳定和加快经济增长，往往取决于理解为广义技术进步的TFP增长方面。
其次，相对于未来经济产出和增长的需要来看，由于现有分析框架的投入要素中没有土地变量，依据现有分析方法而进行的转轨设计，无法对体制改革提出一个较精准和有针对性，并可获得预期效果的方案。比如，目前土地宅院等要素基本没有市场化配置，由于其体制扭曲造成了巨额数量的要素闲置和低利用。如果进行市场化配置改革，则相当于体制扭曲性剩余要素的再投入。从低效率投入，到高效率投入，需要将将体制扭曲剩余性土地要素，计入投入产出模型，才能得到改革获得新增长潜能的方法。
学理上总结造成上述国民经济损失的体制扭曲和投入产出内在机理。
图：体制扭曲性要素规模与产出损失数量间关系的模型
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缺陷在于不能推算出来推进什么样的改革和力度多大，不会有结构性的分析，确定不了改革的重点部位在哪些地方，也就不能形成改革与增长潜能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推断。
再次，通过对中国1978年以来历史数据进行黑箱式的相关性计算，虽然我们可以得出改革往往带来倒U型高速经济增长的结论，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无法对未来各项改革的先后演变进行预测、也无法知道在实际的阶段中改革哪些方面以及哪些体制是这次改革的重点。
最后，从经济学理服务改革实践方面看，也到了一个可以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变到“心中有数”的阶段了。197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排位落后，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意识到只有改革才能有发展的出路，因而才痛下决心进行改革开放。但是，关于怎么改革其实是黑箱策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学界在没有更好方法时，往往惯性地对改革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性的猜测。然而，改革已经进行40余年了，已经可以从实证角度对二元体制转轨形成的经济增长加以观测，并从学理方面观察演变规律、思考内在逻辑、建立变量间关系，进而构建更为科学的分析和计算框架体系。
参考文献：
1. 自然经济增长率也称为潜在经济增长率。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情况下，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
2. 周天勇、胡谍、郭姗姗：“再论生育管制对国民经济的因果影响关系”，《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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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蔡 昉：“中国应为下一个人口转折点未雨绸缪吗?”，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年第10期，P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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