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7日下午，IMI学术委员、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应邀参加第158期大金融思想沙龙——后疫情时期中国货币政策挑战。王永利行长在会上发表点评，从理论上指出了信用货币体系下的货币供需关系对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带来的诸多挑战；而现实中，在全球疫情尚未完全解除，中美宏观刺激政策存在较大偏差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制定在取向和力度上都需要审慎把握。以下为会议纪要：

1、理论延展——中国货币政策定位与目标把握

一般讲货币政策中性，相应央行保持独立性，主要指维持物价总水平或者通货膨胀率稳定，物价总水平稳定也意味货币币值保持稳定，但货币政策目标即是如此吗？

在实物货币体系下，货币供应严重受制于一般等价物供给的影响，货币供应量很难与社会可交易财富增长保持一致，通货紧缩等现象屡屡发生。要摆脱这种实物约束，努力使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使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和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相适应，使货币完全摆脱实物，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有利于货币的充分供应与币值稳定，充分发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的核心功能。从理论看，这是货币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和必然方向，但与之伴随的一个问题便是，没有了实物约束如何控制货币总量？理论上这需要准确监测和控制全社会物价总指数，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财富种类繁多，分布极广，而且存在上下游转换关系，又在不断的交换过程中，所以实际应用仍非常困难。

目前情况下，无论CPI还是PPI都有局限性，使理论上实现货币政策终极目标——保持物价稳定遭遇很大挑战。更重要的是在当今信用货币体系下，除了央行购买一些价值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之外，商业银行信贷或购买债券成为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所以，货币投放量最终取决于社会实际货币需求。

货币投放的关键是社会主体是否存在货币需求，否则央行想把货币投放出去是存在一定困难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可能并不突出，但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例如日本，近二十多年一直希望扩大货币投放拉高通货膨胀，但却并不顺利，最后只能通过央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包括政府财政赤字化贷出货币。这种情况今后在中国会不会出现？如果出现怎么应对？在金融交易市场大量吸引流入，金融资产价格也会大幅波动情况下，物价稳定到底如何衡量？再进一步，当国家成为开放经济体，货币融入全球化的时候，货币政策仅盯着国内物价走势是否足够？是否还需要关注人民币在主要海外市场利率和汇率走势？这些问题现在尚未得到充分认知。所以，对当前货币政策的定位和目标确定，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这可能影响到突发事件发生时货币政策的取向和力度，这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

2、立足现实——当前货币政策取向与力度把控

去年5月，中国抗击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宏观政策已经有所调控。当前问题是，经济增长目标是如何确定的，怎么达到这个目标，特别是在全球疫情还未完全解除，国际主要经济体之间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如何把控，都需要仔细考虑。

一是今年宏观经济目标，两会上人大已经批准中央政府提出的GDP实现6%以上增长的目标，这是一个弹性很大的目标，宏观政策上应该怎么把握？前期我发表了一个观点，认为2021年中国GDP增长的理想目标应该确定在8%，或者说宏观政策应该按照8%的目标来把握，上下浮动两个百分点，下限不低于6%，上限不超过10%。这基于的考虑是自2015年后，我国GDP增长持续下降，2019年GDP增长是6%，如果2020年不考虑疫情问题，GDP增长也可能有一个正常下行。但因为我们还有2035年、2050年目标的长远安排，而2020年实际增长为2.3%，如果按照正常水平2020年增长5.6%、2021年增长5.4%，两年平均增长5.5%的水平，2021年就应维持增长在8.07%左右水平。因此，我认为今年宏观政策目标，GDP增长按照8%把握是一个理想的水平，上下浮动两个百分点，才能还原两年平均5.5%的增长水平。

二是虽然今年1~2月各方面增长表现较好，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2月固定资产平均增长1.7%，且消费增长相对低迷，在这种情况下，全年增长目标如何实现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此外，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增长快，但这主要是经济复苏的支持，还是各国中央银行大量释放流动性通胀预期推动上涨的结果，或者由于全球疫情影响并未消除，大多国家的生产和运输还未恢复，当中国率先恢复生产后，众多原材料需要进口，在此情况下可能存在阶段性产能和运输供不应求，导致价格大幅上涨尚不明确。如果疫情解除这种状况会不会较快改变，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有没有持续性，也值得认真关注。

最后，很多人反对目前美国持续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和货币流动性投放力度，我认为需要冷静下来，美国大规模刺激政策很好拉动了美国的消费和就业，美国经济恢复势头超出预期，甚至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状况，中国对美国出口出奇的好，这与美国加大刺激力度可能有直接关系。这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未来如果再次爆发全球性经济或金融危机，我们是选择持续性积极刺激，还是见好就收？如何在面临危机挑战时能够坚持到最后，而不是比其他国家先倒下？尽管明确宏观政策不急转弯，我们当前的宏观政策在取向和力度上都需要审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