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人类自我认识的不断提升和东方国家整体崛起态势的出现，重新审视和解读东方国家的历史是当代史学界不可推卸的学术使命和社会使命，东方外交史由是而生，并且正以“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平台，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多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学术群体，发展出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研究范式。而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亦是中国人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方面观念演变的结果。本文从总结和梳理现有研究东方诸问题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俄日两国的东方学，以及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既有成果入手，提出如下观点：（1）东方外交史是一门研究“东方”历史的学科，以地理、历史和文化联系而言，“东方”系指自成整体的亚洲和北非，而不是欧洲东部的某一国家或地区。（2）东方外交史研究是借助全球史观（整体史观）构建起来的世界史研究，其研究体系是一种新的东方世界体系。（3）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线是各国家、各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是各国文明交往交汇。（4）其研究和编写原则应秉持联系原则、整体原则、比较研究原则和开放性原则。
关键词：东方外交史；体系；主线；原则；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杨听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9世纪以降，古老的东方文明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从主权沦丧到国家重建，从被动应战到主动应对，从彼此兵戈相向到谋求和平共处的一系列角色转型，东方国家开始以自主国家和地区的姿态，或联合或独立地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因而，重新审视和解读东方国家的历史，将东方国家视为整体，将东方文明视为与西方文明同等重要的人类文明，将东方社会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人类自我认识发展的结果，也是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对史学发展的现实需求。东方外交史研究应运而生，从2006至2018年，围绕着东方外交史视野下的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日本、印度、中亚和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外交流与互动，“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东方外交史等议题，“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了11届会议，先后出版九部东方外交史研究丛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逐渐成为一个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多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学术平台，东方外交史也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任何学科和研究范式的兴起与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革新，更需要反思，特别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它既成于对“西方中心论”观念的反驳，就更应成为一种更加科学、客观地研究东方历史、看待人类文明的方式和方法。因而，本文试从总结和梳理现有研究东方诸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既有成果入手，探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体系问题、主线问题和编纂原则等，以期为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一、从“中国”到“世界”：一种世界观的转变
历史是对人类过往种种活动的记述与解释，而当人们选择用历史材料说话后便产生了史学。对于史学之精神，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换言之，史学的要义是求真，以通过认识过去而认知人类本身，听起来这似乎应归属于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并非笔者能力所及，但笔者也认为，东方外交史研究方法的出现恰恰反映了中国人在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方面的变化。在许多人看来，自我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者”的选择与塑造。萨义德认为，对于“西方”而言，“东方”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相对峙的）他者形象而存在，在对“东方”的构建中，“西方”完成了自我认同和形象塑造。所以，西方中心论也好，白人神话也罢，或者是现代化问题中西方模式的一家独大，都源于这种自我与他者建构的错位。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在东方的强势扩张打破了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中心观”，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到提倡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从科学技术，到制度选择，再到思想文化，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而在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中国自我认知和他者定位的转变。究其根本，我们也陷入了以“西方”定义“东方”，以他者定义自我的思维模式中。“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我们屡次以西方为师，谨‘守’其道却终不能入其门，近几十年来又强调中国之独特，试图‘破’其法而自成一体，那么，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是否能够‘离’于这对立之外，将特殊性寓于世界各种国家和文明的共通性之中。”由是，与其在与他者的定位中界定自己，不如在对世界的关照中认识自己。今日中国的历史学科常作世界史和中国史之分，学生自学习历史之日起就是分别学之，学校分别教之，学者分别研究之，但我们都知道二者密不可分。而且，在何种程度上看待二者的关系并付诸研究，这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问题，更是一种观念的问题。正是由于对所知“世界”的认识不同，不同历史学家才会写出不同的“世界史”。所以，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才会把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称为世界历史学家。
在汉语中，早期的“世界”一词与现在普遍意义上的"世界"概念并不相同。能够体现古代中国看待自我与世界的词语或许就是“中国”与“天下”，从这两个词的本义我们多少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对待自己和自己所认知的“世界”的基本态度。
关于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古代中国在当时自己目力所及的世界里运用朝贡制度，“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形成“中国的世界秩序”。这种与西方秩序有着极大差异的“中国的世界秩序”，却得以在被西方称为“远东”的地区绵延千年，直至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亚之前才开始分崩离析。费正清将这一秩序看作中国内政的外延；史华慈认为这一秩序的核心内容是“普天王权观”，与中国相似的还有诸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美洲文明，它们在自认为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地域内争夺和行使“最高权力”。在这种认知下，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官修史书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对“世界史”的书写态度。
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和两次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天朝上国梦，也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黎庶昌、曾纪泽、载泽、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出游西方，并向中国引介西方。《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等译作汇编相继问世。1874年，译著《四裔编年表》出版。其后又有《日本源流考》《日本国志》《万国史记》等。至民国时期，国人对于“世界”和“世界历史”的认识渐成体系。而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促使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家开始在东西方文明冲突和世界整体性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于对当时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判断，政治革命史观成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的主要指导思想。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学习苏联科学院十卷本《世界通史》的编撰体例和治史方式，并将其运用于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改革开放后，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判断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都表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史学研究也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引入许多国外研究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观点，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整体史观等。特别是全球史观、整体史观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我国史学工作者的认可和运用，而与这种史观转变相对应的是人们对“人类正在从分散走向联合”这一观点的认可，是对“自康德、黑格尔以来，‘世界历史’成为西方思想家描述西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反击，是对战后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甚至一些石油国家在内的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反应。
近年来，构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诚如孟广林教授所言，“在理论框架、研究布局、史料运用诸方面，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水平与国外尤其是欧美史学界相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此情况下，虽然学术界建构‘中国学派’的愿景十分强烈，但这一建构任重而道远，还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有可能达到”。陈奉林教授曾在提议我国要构建新的东亚史体系时指出，“当务之急是适当借鉴一些日本学界既有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以史学方法论作为治史的有力工具与手段，使用新材料，尝试新方法，提升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所以，构建一个新的历史学科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势在必行，而本文讨论的东方外交史学科即是一个新的历史学科，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东方”的诸类问题，也可以说，东方外交史是研究东方诸问题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二、从“东方学”到“东方外交史”：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对东方诸问题的研究早已有之。在西方，这种针对东方诸问题进行研究的学问（学科）被称为“东方学”。依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东方学”研究的是亚洲或广义的东方，是在地域、宗教和文化方面与自己（“西方”）有着巨大差异的广阔地域，是西方欲望在其东方研究中的投影。因此也可以说，东方学就是“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艺术、宗教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
东方学萌芽于近代西方，其源头被研究东方学的研究者们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因描述了埃及、巴比伦和古波斯而成为最早的东方学作品。此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东方学在许多方面都得以发展，数百年间，西方的东方学为东方诸问题的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学理基础，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东方学家，设立了许多东方学研究机构，使东方学发展成为一门较为完备的综合性学科。但是，作为西方东方学的研究者和批判者，爱德华·W.萨义德则反对西方将东方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而“从高处观察着东方”，更感慨于在这一研究中“东方的实际缺席”，东方学者的“不在场”。1978年，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东西方的广泛关注和长期争论，其中既有支持者，也不乏来自东方学界的批判。支持者认为，萨义德揭示了西方东方学是服务于西方殖民东方的学术工具，是“我们”与“他者”对立下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映射的产物。而批判者则认为，萨义德所关注的东方学是文学领域的东方学，所探讨的“东方”实际是偏向于中东阿拉伯世界，因而他缺少更普遍的考察，他批判西方东方学的结果是使东方学与殖民主义划上了等号，他仍然是在用西方话语反对西方话语，等等。
对于“东方学”在近几十年间的发展状况，有学者以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作为结点，通过检索和分析1978—2015年间美国SSCI和A&HCI两大学术文献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认为透过东方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许多亚非拉国家和东欧地区已经开始积极争取学术话语权，而国际学界的东方学研究热点，也已经“从传统的‘东方通’研究转向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从历史研究走向现实研究与未来建构”。这不得不说是萨氏的一大贡献，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围绕萨义德"Orientalism"而对“东方学”学科的论辩，是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史意义的。不过，也有学者对这种以萨氏的东方学讨论“东方学”的现象做出了另外的解释，认为蜂拥在萨义德和他的东方学批判论周围的，“要么是他的同类人——东方学的旁观者，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学科没有信心的东方学学者”。
当然，以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来指摘东方学，似乎有失偏颇，因为毕竟就连萨氏自己也认为东方学就其含义而言，要分为研究学科、思维和权力话语三个层面。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解读和解构东方学的同时不断提出和深化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再检视”“重读”“再思考”等词为题审视“东方学”的论著，屡见报端。有学者认为，如果说萨义德所抨击的“东—西”的思维模式，在当时是被他视为西方为自我的存在与扩张而不得不创造出来的，那么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这种二元对峙的思维定式已不再适用，文化多元化趋势不可避免，在传统东方学中对立的东方与西方，已经发展为今日的彼此竞争又共存的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贡献给世界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中国方案’，它超越了东方主义的‘二元对立’和‘自我优越论’的狭隘性，将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和中国传统智慧结合，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宏大视野上思考共同的命运”。
实际上，东方学还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地域性的问题。称其为地域性问题，是因为东方学本身存在着东西方的差异，而东方的东方学又可分为中国的东方学和其他东方国家的东方学，西方的东方学在欧洲和美国不同，若再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即便是欧洲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东方学。但笔者又不想以“地域性”一词对东方学的这种特点进行简单的定义，只是想通过对比俄日两国的东方学考察中国在研究东方诸问题方面的新的方法论问题。“远亲”尚不及“近邻”，况且，是如此重要的“邻居”。
俄罗斯是一个横跨亚欧两洲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国家。如果说对于古典欧洲的东方学家来说，“东方”是一个遥远的想象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而言“东方”要亲切得多，“东方学”也更实用得多，可以说，“俄罗斯东方学从产生时起，就作为应用学科有着强烈的实用性特点，与其专制政体在东方的对外政策利益密切相关”。16世纪沙皇政府设立外交衙门后，俄国开始不断派遣官方的外交使团，建立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间的联系。18世纪彼得改革时期，“东方学”在俄国成了一门科学。19世纪，随着研究中心从接近蒙古和中国的西伯利亚向首都彼得堡转移，以及东方学家群体的出现，俄国东方学学科和东方学中的俄国学派开始形成，“到1850年初，在圣彼得堡大学已经建立有6个东方语言教研室∶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亚美尼亚语和格鲁吉亚语”，出现了比丘林（H.H.brypum）、巴拉第（II.H.Kapapos，πlaunazui）、罗津（B.P.PoseH）、奥登堡（C.. Onbzcuoypr）等一批著名的东方学家。近代以来，俄国同样面临着国家转型的问题，但对“东方”的研究热情并未因俄国国内政权的更迭而消减，不论是苏联为支持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而推动的东方学，还是其后的俄罗斯东方学，都是如此。关于俄罗斯（俄国）东方学的构成特点，有学者认为其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实用东方学、学院派东方学和西欧东方学。在对东方的广泛关注中，中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研究并不属于俄罗斯早期东方学的范畴，而汉学成为俄罗斯东方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之后欧洲学术的发展和俄国在远东地区活动的增加有关。俄罗斯著名汉学家IⅡ.E.斯卡奇科夫（π.E.CkauxoBs）认为，俄罗斯“汉学常常受到那些由俄清关系发展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又是与革命前俄国总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知识领域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对俄罗斯汉学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作为对俄罗斯东方学的总结，即一方面它满足了俄罗斯人想要了解"东方"的普遍兴趣；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东方学家们也在帮助政府理解“东方”。
如果说俄罗斯东方学仍是西方式（欧洲式）的，是站在他者的角度看待东方，那么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的治史方式和成果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事实上，近代以来，日本的史学动态也一直都是我们的关注对象。我国学者莫东寅在对日本的东方学研究进行梳理后认为，日本在明治初期时“以国史、支那史、西洋史鼎足而立”。中日甲午之战后，日本对于亚洲的野心渐露，同时由于引入了西学方法，日本学界出现了东洋史（即亚洲史）研究，与西洋史相对，二者共同组成了日本的世界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东洋史研究的研究地域扩大至南亚、东南亚国家，开始关注亚洲各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各种问题，甚至包括苏联问题。新的研究转向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开始关注日本所处地域——东亚地区的历史，构建并形成东亚史研究，而与此对应的则是更为细致的南亚史、西亚史等地域史研究。以笔者观之，日本东方学不断扩大的背后体现的是日本的“自我意识”“民族意识”和“世界观”的转变。在东洋史观下，日本认为以中国为主的东洋世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中世纪后便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而日本因融合了东西方文明一跃成为当时唯一的先进国家，日本急需破解以中国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方法，树立日本是亚洲代表的形象，日本要以“脱亚入欧”的方式参与世界的历史进程；在东亚史观下，日本、中国、韩国、越南等国被视为同等和同样重要的国家，彼此相互关联，以地域史的面貌成为世界史的组成部分，日本要以东亚强国的身份重回亚洲;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亚洲的复兴，促成了日本重构亚洲史呼声的出现。然而汉学在日本东方学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以2007年和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主编的《日本东方学》第1、2辑为例，作为日本东方学研究的专业期刊，此书反映了日本东方学的研究动态和趋势，但收录的文章几乎都是中国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作为日本确定“自我”的“巨大的他者”而存在于日本的东方学中。
由上观之，俄国和日本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都比东方学的兴起之地欧洲更接近和了解东方，“实际接触”使它们的东方学更具有实用主义色彩，而俄、日两国东方学的研究重点恰恰是萨义德的“东方学”未能涉及的中国和东亚，所以，东方学在这里展现出了另外一种态势。言及此处，读者或许认为笔者将要探讨和证明的是东方学在中国的发展，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东方学学科正在平稳发展，但是，对于任何问题的研讨不应该也不会只存在一种范式，而且“恐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东方的学者加盟东方学研究的时候，东方学已经形成一套话语体系，即使来自东方文化系统内的东方学者，也难以摆脱已有话语体系的束缚”。
三、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体系问题
何谓体系？中文语境意即“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或为“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作为一个体系，抑或可称之为体系的，它首先是一个由若干部分组成的整体，其次，体系中的各个部分必须相互联系，且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一个体系不是某些部分的简单堆砌，也不是任何事物或意识都可以成为体系的一部分。由此而论，任何研究若要构建自己合理而完整的研究体系，都必须先要明确自己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同时辅以相应的理论分析模式，这既是把零散、琐碎的内容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进行整体研究的需要，也是学科向前发展的需要。因此，想要探讨构建东方外交史的研究体系，就要先厘清东方外交史的概念和相应的理论分析模式。
顾名思义，东方外交史首先是研究“东方”历史的一门学科。关于东方外交史中“东方”一词的概念和范围，学界目前尚无统一观点，但研究者普遍认为：（1）“东方”一词已经不是单一概念，而是具有空间、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的综合概念；（2）既有的东方学可资借鉴，但其深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日益受到学界的质疑和批评。诚然，东方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研究“东方的”学科体系，已在研究者的不断自省和批判中力求完善，但其“东方”含义本身和思维方式仍是西方式的。
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一直致力于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创立，有学者指出∶“建立建设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必须从中国史学科中派生出我们自己的一套概念、理论、体系与分析模式，而不是再像以前那样过多地依赖国外研究的成果。”而且，就其产生和发展来讲，“‘东方学’并不是东方人自己研究自己的学问，而是西方人研究东方世界所积累起来的学问，实际上是脱离了东方本身的存在而远距离地去想象和解释东方世界而形成的学问”。当然，笔者承认和肯定东方学的发展成果，但是，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东方学在研究和对待“东方诸问题”时的弊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重新定义“东方”，从而构建一个新的研究体系呢？基于此，在界定“东方”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地理范围上的东方，更应注重历史和文化联系，将亚洲和北非视作整体而进行整体研究，并要考量这一地域内的所有国家和与之发生关系的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
以此界定“东方”后，东方外交史已不再是研究地理上位于东部的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学问，而是通过全球史观构建起来的世界史研究，是一种新的东方世界体系。从“全球”或“世界体系”的视野进行东方外交史研究，为我们的去中心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我们可以重新看待东方世界的历史诸问题。
自1949年开始，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等一系列著作中运用和阐述自己的“整体史观”。在对过去的拷问中，布罗代尔将地中海构筑为一个完整而开放的地理空间体系，探讨这一体系内部的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历史、社会史和历史事件，研究这一体系与外部的互动关系。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于20世纪80年代被译介入我国，世界体系思想对包括史学在内的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沃氏的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不再是对某一国的研究，而是将其视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个部分在相互联系中发展和演变，他的中心—边缘理论由此得出。但是，在对世界体系的考察上，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比沃勒斯坦走得更远，他认为在全球视野下，早在欧洲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之前，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才是那个时代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20世纪八九十年代，黄仁宇以“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写成的一系列著作相继问世，其“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的观点受到学界瞩目。虽然目前学界仍对“大历史”观是一种历史的观念还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有着不同的看法，但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在黄仁宇看来，历史研究是以归纳法高度压缩现有史料，以技术而非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以宏观而非微观视野考察历史事件。
无独有偶，上述几位学者都在强调和使用宏观的研究视野，今天我们常将这种研究视野称为全球视野，凭此，他们将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或切入点，并以此寻找史料，对史料进行综合的、比较的分析，最后在自己构建的“体系”中阐释史料所包含的历史意义，也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庞大而不零碎、宏观而又细致的世界史，并且一再说明，今日世界的形成是人类无数个过去整体演进的结果。结合全球史观，“东方外交史”将地缘区位上的东方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考察体系自身的历史进程和内部各子体系的相互作用，考察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间的作用和渗透，在史观上力求既摆脱“西方中心观”，也不建立“中国中心观”，而是以世界史观、全球史观乃至人类史观看待东方外交史，认为东方国家不论个体还是整体，都是世界历史这一宏大叙事的创造者之一，而不是跟随者。
当然，本文强调要以“世界体系”的方法和视角研究东方外交史，并不是否定或者弱化区域史、国别史研究，否定或弱化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研究，否定同样研究东方诸问题的东方学，恰恰相反，宏观的视角更有助于我们研究个案，而东方世界体系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研究便利，即不以今天的一城一地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选取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某一特定地域，比如我们通过解读古籍文献看到古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乃至欧洲的国家之间的交往，看到在这一交往中中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看到“丝绸之路”这一特定历史概念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若再结合相关国家的材料，我们更可看到丝绸之路对于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的历史贡献。从文明交流的角度观察人类社会，也为我们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正如布罗代尔研究的不是世界经济史，而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史，黄仁宇在与欧洲历史的相互比照中力求研究的仍是中国历史“何以如是”，滨下武志以“朝贡贸易”为媒介，让中国史与全球史进行对话。
今天的历史学者常常感叹的不是史料的匮乏，而是如何把握浩如烟海的史料，如何在材料丰富的同时保证叙事结构的紧密。钱乘旦先生认为，“历史学的‘体系’就是在历史学研究中确认一个思维框架，把研究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思维框架当然和历史研究的理念相联系，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论的指导”。可见，体系问题不仅可以防止和解决历史研究走向碎片化的难处，更可以解决研究中出现的诸如史料的整理和取舍、方法的选择和应用，以及对所研究问题的阐释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可以说，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有体系的历史研究才能做到大而不乱，小而不碎。
具体到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体系，笔者认为，首先是要涵盖东方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人员等方面的互动与交往，研究东方的国家、社会和文明，研究世界的“东方”和“东方何以为东方”。其次，东方外交史研究必须在东方和西方学理中汲取营养，特别是注重东方本土资源。近世以来，西方史学思潮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国家的影响和冲击延续至今，这一点已无须笔者多论，但战后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在解释东方诸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也在日益增加东方学者的学术自信，我们正在将看向西方的目光转回东方。也有学者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构架进行了划分，即分为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和国别外交史的比较研究，同时辅以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国别外交和区域外交史研究。
四、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线与原则
体系的确立涉及材料的选择和历史的书写问题，新的研究体系自然需要新的历史书写的方法。正如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所言，对18世纪至今的“历史思想与历史书写的主要潮流所作的总结表明，有必要探求历史书写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不光要挑战西方中心论，超越把西方视为世界的中心然后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念，还要超越那些初衷良好、从西方—非西方对立两分法的角度而写出的历史和史学。如此这般，历史写作方能体现世界多元和全球视角的变化，进而承认历史发展的动力不但有多种来源，而且还来自世界各地”。历史是复杂的，更何况东方外交史的史料繁杂，体系庞大。
（一）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线
好的研究体系的建立，需要有一条坚持不变的主线，能够将体系内的各个部分和本体系与其他体系联系到一起。在东方外交史视域下，人类社会由分散走向联合的动力源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各个地域间的交往，这些交往或和平、或战争，或直接、或间接，或主动、或被动，或长期、或短暂，都是人类共同发展史上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产物，是推动人类不断向前的动力所在。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丝绸之路”、联通北欧与黑海的“瓦希之路”，15——16世纪的“新航路”，它们的相继出现，既是人类社会交往加深加强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历史从区域走向共同的世界历史的标志。
人们总是以自己目力所及的范围去界定历史和历史研究的范畴，所以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不可能写出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只有当人们感知到不同类型的人类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民族在交往中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过去与现在时，真正的世界史研究才会产生。基于此，东方外交史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相互交往的历史，提出交往应是历史研究的主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人员等方面的交往可视为构成这一主线的不同环节，不同国家间的、地区间的、群体间的交往则是主线上的不同层面。
现在，东方各国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重回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竞争，完成角色转型，这些都对史学工作提出了更加迫切的现实要求，史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展现着它的社会功能。世界历史不是各国、各区域历史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仅仅指人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活动的历史，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而如何全面认知世界历史和重新认识自我则成为东方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东方外交史研究一直探讨的是东方话语权自我建构的可能性，强调东方的自我认知，强调不同国家、地域、民族乃至文明间的交往、互动和共生。
“西方文明”中心论和如何破解这一中心论对我们现在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都有很深的影响。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因采用新的全球史观和研究方法而被人们接受和认可，该书以1500年作为时间节点将世界史划分为两部分，即《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来的世界》，提出“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的海洋上活动，并进而无阻碍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在这过程中，欧洲人首次使各大陆相互间发生直接交往，从而结束了世界历史中的欧亚大陆地区性的阶段，开始了全球性的阶段。”我们的一些世界史教材长期以来也一直将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作为“世界性”历史的开端。诚然，此种观点了改变了以往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的方法，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它看到了世界历史既是各民族、国家、地区、文明按自身规律发展的结果，也是彼此间由相互隔绝走向开放与联合的结果，笔者并不对这一时间划分方法持有异议，只是认为，现有的大多数世界史著作都是先要论述1500年左右的西方世界内部如何发展，如何主动向外扩张，进而依次打开了东方国家的大门。这样的研究体例虽然解决了各个地区的历史如何成为世界史的问题，但难免要偏重研究西方的发达与先进，东方的落后与迟滞，研究东西方交往中“战”与“火”的一面，忽略或减弱了研究东方世界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脉络。而更为严重的是，此种划分方法隐藏着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世界历史由此而体现出进步的话，“东方”是以何种身份参与其中的呢？由此而想，我们是不是在突出了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同时，又忽略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所以，弗兰克才会问，为何翻开世界历史新篇章的是哥伦布、达·伽马，而不是郑和？又或者，我们更多看到的只是近代以来西方主动进入、东方被动接受，而忽略了东方带给西方的改变呢？要知道，《世界史》的出版目的就是要“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阐述”。
历史上，中国很早就开始了与周边民族和地区交往的活动，中国也在这些交往中“产生了观察、记录和认识东方民族与文化的成果”。《史记·朝鲜列传》就有关于西汉时期卫氏朝鲜与汉朝交往的记载，而《史记·大宛列传》以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为主要线索，记述了大宛、乌孙、安息、大夏、月氏等西域诸国史实，也证明了中国与西域诸国早已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交流。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以游记形式记载了他从长安（今西安）至印度的途中所经各国的见闻，至今仍是研究5世纪西域各国历史状况的珍贵材料。《三国志》也有"乌丸鲜卑东夷"列传，东夷部分又分记夫馀、高句丽、东沃沮、挹娄、潢、韩和倭等政权。
除此之外，我国历代的史书、志书和地理外纪中都有对当时中国与周边甚至是更远地区和民族的记载，它们共同勾勒出了中国绵延千年的对外交往史。更有学者认为，“自中国古代文明诞生起，就出现了相应的中国外交活动。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清朝，中国外交延绵有序，波澜壮阔。中国传统王朝的对外交往不仅构成在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塑造了相应历史时期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深深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走向。中国历代政府与外国的和平交往、对外战争等外交活动构成了一部鲜活的中国外交史”。罗兹·墨菲也在《亚洲史》中感慨明帝国与东亚、东南亚甚至更远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的规模，中国市场广泛流通的银元是西班牙制造的，“中国丝绸在日本的售价是国内市场价的五至六倍，甚至以更高价格长期出售到西方”。然而，现代政治术语中的“外交”概念和研究方法则是起源于欧洲，其一系列的外交理论、原则、制度和规则都是随着欧洲国家的向外扩张而推广至全世界。在这一标准之下，不仅大大缩短了中华文明对外交流、交往的时间，而且也否定了古代中国一直秉承的开放、包容的外交理念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已经完成了东方外交史的概念界定、编纂体系确立、原则制定、理论构建、方法创新和时空定位等任务，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二）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原则
既已明确了研究中的体系原则，确定了研究的主线，那么东方外交史是由哪些内容（或元素）构成的呢？这些内容（或元素）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组合关系？研究者又应该如何将这些元素，连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串联在一起，从而解决体系的整体性问题呢?历史的细节是千差万别的，但它们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关联。
1.联系原则
在唯物辩证法中，任何事物内部的不同部分之间，或者不同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联系普遍存在，且以多种形式存在。本文提到的几种史学理论中均可见这种原则的存在，或可说，这些理论观点的不同正是源于对联系原则应用的差异。
兰克强调政治军事史传统，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只有通过探讨政治，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史学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紧密相关，“世界历史是民族国家间相互斗争的历史”。因此，他的《世界史》更像是一部欧洲史，因为“只有在古代的西方才出现了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书中无中国、印度的半点影子，因为他认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都没有”。汤因比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意图打破国家界限。在对人类社会进行文明类别的划分和对希腊史、中国史、犹太史的对比分析后，他构建了自己的“文明史模式”。沃勒斯坦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考察中提出了“中心—边缘—半边缘”结构，认为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表现出这种结构关系，并且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世界体系”，而当我们找到这种联系后就会发现，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仍然是在证明西方是中心，其他国家和地区是依附中心而存在的边缘—半边缘地带。弗兰克找到的“联系”即是作为交换手段的白银，开始了他对1500到1800年这一时期的白银经济的考察，正因如此，他一再强调《白银资本》一书“考察的历史时期实际上没有什么中心，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也没有什么中心”。布罗代尔因关注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而被称作“第一个为地理空间做传的历史学家”，在他的笔下，与地中海地区产生联系的地理环境，人类的社会、经济、国家、文明和重要事件，都是地中海地区历史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联系的存在，使得《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历史》一书虽如他个人所述，是“把历史分解为几层平面”，但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一个完整而生动的菲利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
既然联系普遍存在，而成熟的史学研究又必须发现和探究那些存在于研究对象间的普遍联系，那么东方外交史研究也必须如此。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一再证明，并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发展模式”，近代西方的崛起与战后东方国家的重新振兴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性仅仅在于可以证明，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脱离"世界发展"的整体进程，而这也恰恰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倡导整体性原则的原因所在。
2.整体原则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创作《全球通史》时称自己是站在月球上观察地球上的世界，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分析各民族间的互动，但他仍然未能摆脱自己思想上的窠臼，未能给予东方世界以充分的关注，所作的还是欧洲视野下的世界史。所以，东方外交史应是完整意义上的整体史研究。这种整体史研究，一是指对东方历史的全面研究，注重经济、文化、人员往来等，而不仅限于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二是指在整体史观指导下，对东方国家诸问题的细小研究、微观研究；三是指将东方国家视为与其他地域和国家有同等分量，共同放置于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中考量。
亦如本文前述，东方外交史研究要特别注意将东方国家视作整体，因为笔者坚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将这一点置于古代的东方国家历史当中，可以看到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络的存在与发展，置于近代则是面对欧美国家的冲击和内部秩序的失衡，东方国家的不同反应及结果，置于现代则是东方国家整体崛起与区域意识的塑造。
所以，整体性原则并不是只考虑将东方国家囫囵地放在一起与西方做比较，而是认为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整个东方社会，来自其与外部的交流和对抗，也来自其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整体性原则并不是强调东方国家的同质性，否认东方国家间的差异性，而是要以此防止研究的碎片化倾向。需要言明的是，笔者所说的碎片化不是指历史问题的细小研究、微观研究，整体原则就是要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把握，并以该体系及其各组成部分密切相关、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方面再现处于动态过程中的历史总体”。同时，整体原则亦包括将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均纳入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范围当中，而这就要求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多学科学理的支撑。
由此可以认为，整体性原则不仅体现在空间上的区域研究上，也体现在时间上的长时间性上。这一原则不强调某一中心观，而是显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3.比较研究原则
全球化的客观存在转变了人们理解自身和世界的态度，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甚至是研究方向，但对全球化引起的挑战的批评之声也同样愈加明显，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抵制。由是，以多元文化的视角研究历史势在必行，而比较研究原则本身就是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的。开展比较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全面认识那些全球化的异质形态，并对其给予理解和包容。例如，我们只有看到近代西方国家在殖民东南亚的过程中，外来的基督教文明与东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冲突，才能够更好地阐释东南亚地区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运动。同样的，比较研究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东亚国家近代化过程的差异性和结果的必然性。简言之，比较研究可以减少史学研究者对不同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偏见，运用不同的材料，探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不同力量的交互作用。由此而进一步讨论，全球化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要重走西方崛起的道路。
比较研究原则本身还关联一个原则，就是对具体问题进行比较的依据和标准的一致性原则。希罗多德笔下的“东方”并非今日之“东方”；古希腊人眼中“西方”的范围也要远小于今日之“西方”；俄罗斯的双头鹰看向的东西方向也自有其特定的范围。因此，东方外交史研究一直在强调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定义“东方”，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研究的内容首先要具有可比性。一个简单的道理，中西方间的文化差异不能代表欧亚文化的差异，更代表不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在我们的研究中以偏概全的事情常有发生，而在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等国汉学与东方学则是独立的学科，且并行不悖。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今日的中、日、朝（韩）与历史上的中、日、朝（韩）有历史的一脉相承，但并不完全契合，而如果我们用近世才出现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去界定古代的状况，那就会出现近期一些学者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4.开放性原则
布罗代尔曾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序言中感叹，“外交史对地理学的成就相当冷漠，并且往往同外交本身一样，对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少关心。外交史对文明、宗教以及文学艺术等货真价实的重要历史见证人，都采取相当鄙视的态度，而且囿于成见，绝不允许自己观察外交档案之外的真实的、丰富的和充满生机的生活”。布氏的感叹显然已经不见于今日的外交史研究中。而现代历史学也已不同于传统的通史、专门史、断代史研究，正在力图打破政治史、经济史、战争史等研究壁垒，研究对象不但涉及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往日种种，以及与人类社会发生关系的一切，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东方外交史研究既然产生于这一史学大背景之下，就应该建成一个开放型的史学体系。以笔者所见近年来由中国东方外交史研讨会结集出版的“东方外交史丛书”，就是以兼容并蓄、开放性的精神和原则连续出版至今，也正是因此，这几十年来新兴的环境史学、计量史学、社会史学、文化史学等都得以在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出现和运用。综上所述，东方外交史研究有别于其他历史领域的研究，它自产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两项使命。一是学术使命，即作为新兴学科，就要探究如何在学科建设、学科发展、研究问题的方向拓展上做到学术创新。二是社会使命，这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使命，即如何将史学研究与实践、与社会需求、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而这一点恰恰是在其他历史学科身上很难做到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在此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古人云“志不强者智不达”，历史与现实都要求东方学者做出回应，而东方外交史研究正是一种建立中国学派的有益尝试。（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