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日本研究》(沈阳)2007年3期第22～26页

【作者简介】檜山幸夫，日本中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兼任法学部主任。长期从事中日甲午战争的外交史和社会史研究。

【内容提要】甲午战争虽然已逾百年，但我们从东亚近代史的历史研究视野看，甲午战争的意义不仅仅限于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也改变了日本人对国家、天皇的认识，影响了日本整个近代社会。同时，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五十年战争的开始，也是“大日本帝国体制”从开始到发展、到崩溃的起点。

【关 键 词】甲午战争 东亚世界 日本社会

一百多年前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无论是对于日本还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其近代史上极具影响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于这一观点，日中两国的历史学家恐怕不会有任何疑义。事实上，迄今为止，日本的历史学家同中国的历史学家一样，均试图通过各自的角度和史料来研究和解读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比较通常的研究是研究甲午战争的军事史和社会史；有关军事史的研究比较集中在战前，有关社会史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战后的70年代以来。日本甲午战争的研究受时代的左右痕迹比较明显；在港澳台以及中国大陆地区，甲午战争的研究总体上比较趋向于甲午战争前后的清政府的腐败体制和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其实，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的甲午战争研究都比较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这就是甲午战后给东亚外交和地区国际关系上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日本社会变化上问题。现在想来，如此重要的学术论题之所以没有被提及或论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对于一向以实证主义为研究手段，注重微细的史料论据和论点的日本史学界来说，不会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俯瞰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东亚国际关系以及日本社会整体上的变化，即使注意到这一议题的日本学者也只是略有触及而不深刻；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学者内心深处的苦楚。甲午战争永远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伤痛和挥之不去的历史屈辱，这种伤痛没有政党的政治界限，没有人为划定的地域区分。在这种悲情中，中国的学者宁愿去研究战败的原因和战后的留学热，也不愿正视甲午战争给东亚和日本所带来的变化。

也许是中日两国学者在史学认识上的盲点使得两国的学者均不能从东亚国际关系和东亚近代史的角度去理解和探讨甲午战争。本文基于上述认识，试图从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和外交体系的角度来分析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东亚、日本国内社会的巨大变动。

一

甲午战争前后，正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此前，在东亚地区的各国和诸民族所独有的国际秩序中，中华帝国的华夷外交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外交体系的主体。当然，这个秩序下有两种体系在运动和作用。以中国为核心的相对同心圆和以中华帝国的皇帝为顶端的金字塔型的上下纵序列是这个外交体制的核心。在这个中心体制之下，尚有一个所谓的大君外交体制存在。这就是以德川将军为顶端，将虾夷和琉球纳入统治下的日本的小华夷秩序体制。当然，这一小华夷外交体制是由原来的大中华帝国体制中分裂而形成的。换句话说，这是由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而造成的军事对立和明朝的解体以及异民族国家清朝诞生后清政府和德川幕府的对外政策的转变所形成的。

德川幕府初期的外交政策是在试图恢复对明朝的外交关系的挫折后，开始尝试地脱离中国的华夷外交而开展独自的外交关系的。总之，“脱亚”是早在德川幕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尽管这种“脱亚”并不是德川幕府的目的而是政策展开的结果，但正是由于德川幕府的“脱亚”才使得日本脱离了传统的东亚秩序，并在其后开始了所谓的“锁国”体制的独特的外交政策。当然，所谓的“锁国”体制只是通过限制海外贸易和局限的外交政策而形成了很小范围的东北亚圈外缘贸易关系而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将国家锁起来不同外界交往意义上的锁国。德川幕府后期，真正给德川幕府的外交政策带来变化的是鸦片战争中中国清政府战败求和信息的传入和黑船的来航。面临着欧美列强势力在东亚地区的入侵危机的德川幕府尽管开始尚能维系大君外交体制和小华夷秩序体系，但又不得不进行开港以及同欧美列强树立新型外交关系等一系列外交政策上的转变。实际上，德川幕府的外交政策在向着两种不同方法的多元化外交方向转变。其一是在继续维系着旧有的对清、对朝外交关系；其二是向新方式方法的西洋的国际关系的条约制度体系的转变。不言而喻，这种不同性质的多元外交政策的并存只能是暂时的而且是相互充满矛盾的，所以并不能维系很长的时间。

在和亲条约向通商友好条约体制的变化过程中，旧有的外交体制同新外交体制并存的矛盾在进一步深化，而德川幕府的政权机制并不具备体制上变革和调节的能力。明治维新政府初期的外交虽然仍然沿袭了德川幕府的多元外交政策，并按照传统的外交惯例，并向朝鲜国发出了政权更迭通告和要求维系通信关系的通告，但这种做法很快就以失败告终。最后，新政府从德川幕府的多元外交政策的政治遗产中，选择了放弃多元外交政策而开始着手树立西洋条约体制下的新型近代外交关系。但是，运用新的方法同在华夷秩序体制下占居重要位置的朝鲜树立外交关系，首先要同清政府进行外交关系的调整是交涉成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最为重要的是，明治政府不仅是同朝鲜，而且要同清政府通过签订条约来树立外交关系。当然，对于位于东亚世界中的日本来说，同中国树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不仅仅是在追求贸易上的利益和文化上的传授，而是证明新政权正当性的必须条件。早在德川幕府成立时期，德川幕府向明朝要求修复外交关系本身就说明德川幕府意识到了东亚世界的国际惯例和传统政权论体系。明治政府登上政治舞台后，也沿袭了这种东亚世界的传统国际秩序思想，同以往的统治者一样向清政府要求树立外交关系。日朝修好条约和日清修好条约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日本在外交上采取的新旧两种外交手段也是最后导致日中间发生对立，发生甲午战争的一个原因。接受万国公法的日本，在积极接纳西洋国际秩序和国际政治的同时，也在试图努力同原有的东亚秩序修复关系。但是，以万国公法作为立国之本的国家，首先要确立的就是强化具有统治力的政府和确保其能够统治的领域。继承京都朝廷的明治政府通过打倒将军家政权而产生了代表日本的政治权力，紧接着就需要确定其政府所能够统治的领域。

尽管日本的近代外交最早于德川幕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但随着幕府政权的消亡这一作业也中途停止了。继承这一作业的明治政权开始着手处理库页岛、小笠原岛问题以及琉球王国问题。库页岛问题通过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得到了解决；小笠原岛问题通过1876年10月的小笠原岛领有通告得到解决；而琉球王国问题其对象是清政府和琉球王国，所以不是很容易可以解决的问题。但该问题在征讨台湾的事后处理时，同清政府签订的《日清两国互换条款》以及《备忘录》中，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琉球王国的领有权。这项条款对于日本来说具有外交上的意义。对于清政府来说，通过台湾原住民为本国国民的条款的确立而在国际法上表明了对台湾全岛的领有权。可以说该项条款是中日两国确定边境的条约。不幸的是这一过程的完成是日本通过出兵台湾，以武力入侵的形式完成的。同时，日本的这一过程，也使得在清、韩间产生了对日本的不信和芥蒂，甚至是警戒感。换句话说，日本单方面的这种行动并没有得到清、韩的认同，这种单方面甚至强制性的行动为日后的日清韩对立和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

甲午战争使得日本的游离于新旧两种外交体制中的外交战略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甲午战争，小国的日本战胜了大国清朝，对于东亚地区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对于日本而言，新兴的日本在东亚变得更加重要了。不仅如此，此前中国一国可以主导东亚地区内的几乎所有事物，而今日本存在的扩大使得东亚世界呈现出了日清二元化的世界。在随后的欧美列强瓜分中国，以及清政府倒台和随后的中国内乱中，　日本逐渐取代中华帝国的东亚盟主地位。日本的这一地位一直维系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当然，日本的这种盟主式的地位的确定是通过对外扩张所取得的。日中之间的50年战争从甲午战争开始计算的意义也在于此。

二

甲午战争给日本国内也带来了巨大影响。第一，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台湾领土，使得日本扩大了版图，日本的国家体开始具有多重构造，并演变成了多民族国家。第二，甲午战争使得日本回归到了东亚世界，并从近邻国家的认知中产生了“日本人”的概念。第三，近代战争开始演变成了国家总体实力的战争，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举国尽力才能完成战争。因此，在战争中，所有的“人民”开始演变成“国民”被战争动员起来。而这种动员的结果，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日本的近代国民国家。第四，成为“国民”的民众在军事上被国家统合后，又被当权者逐渐演变成了“军国之民”，并为支撑其后的战争奠定了基础。第五，在民众被国家统合的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是旧大名、藩主。这些旧大名、藩主作为新贵族从天皇的藩屏的立场，利用旧有的主仆关系将民众吸收到了天皇国家中。

第一点的核心就是近代日本国家构造问题。台湾的领有不仅意味着日本简单地扩大了领土面积，而且还使得日本从帝国版图的内地延长论中带来了主权领域的面的扩张。台湾被纳入了日本领土，在台湾居住的汉民族被纳入了日本国籍，这些语言、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的化人使得日本不得不产生了改变现行宪法等法规，实行统治方法的多样性的必要。这样，“大日本帝国”出现了所谓的“日本”和国际法意义上的“日本”的两种不同地域多重构造的国家。

顺便提及的是由于台湾没有施行明治宪法，也使得迄今冲绳和北方的阿伊努族的地位问题变得复杂化了。日本的执政者们在制定法律时，不得不考虑到有一部分不执行法令的地域和通过宪法保证“臣民的基本权利”的限制所产生的矛盾。在冲绳，虽然通过逐渐的本土化政策使得冲绳的矛盾得到解决，但是，阿伊努族的歧视问题在“大日本帝国”消失后仍然没有得到完美解决。总之，通过甲午战争，使得日本不能维持以前的单一统治构造形态。甲午战后，日本统治构造上可分为传统统治地域和为完成近代国家而编入的地域以及通过甲午战争新领有的地域，这三个不同地域构成了“甲午战后大日本帝国”的体制。换句话说，“甲午战后的大日本帝国体制”是由传统统治地区的本土、台湾—这个帝国宪法统治区域外的外地、以及介于本土和外地间所存在的法体制比较模糊的冲绳的琉球人、仅仅给予了国籍的日本人的阿伊努族人。日本变成了具有复杂国家构造的复合国家体。

第二点，近代“日本人”是通过与异民族直接接触而形成的民族主义感情基础上而诞生的。其中，这种民族意识是通过甲午战争中，对清的同仇敌忾心、对清的歧视心理、保护朝鲜的“正义之师”以及对朝蔑视心中开始逐渐酿成的。当然，像同时期的《日本人》等杂志以及甲午战前的日本思想家、启蒙家也在宣传一些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对于一般日本人的民众来说，他们的生活与以前一样，与所谓的国家、民族等这些理性或理论上的接触并不是太多。而甲午战争则改变了他们生活规则。甲午战争使得他们强迫地或志愿地参加了个举国的战争体制。在战争中，众多的日本人作为士兵被驱赶到了异国的战场。在异国，他们接触了异国之民，用他们自己的体验体会异国，认识自我。在战争这样一种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开始植入日本民众的独特的异国文化体验和异国观念。

这些出征士兵所产生的异国观通过战场上寄出的军事信函、每天填写的日记、凯旋士兵归乡后给故里亲人、朋友所描述的异国风情体验开始在广大的民间流传。他们不仅是中国观、朝鲜观的传播者，也可能是乡里村间唯一的中国通和朝鲜通。这种真实而强烈的异国印象在民众间的流布中，渐渐萌发了作为“日本人”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同时这种民族的优越感产生的同时也转化成了对中国、朝鲜的蔑视感。

第三点就是国民国家完成的命题。一般来讲，近代国民国家的成立要素包括法律秩序、近代的制度、国家机构和机能的完备、国际社会对于该国的认同和承认，当然这里所必需的还是近代国家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国民。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使得日本成为了立宪国家，并确定了其统治的区域，与外国签订了条约，构筑了近代外交关系，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一员；在内政上，日本通过完善统治机构，确立了法制国家所需的制度和机能，并通过实际统治确立了国际信用。其中，尚没有完善的就是国民的政治位置。虽然宪法上保证了作为臣民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但其保证过于狭小而且也不充分。与西欧国家相比较，日本宪法这种缺陷可能就是由于日本没有经过市民革命而直接进入国民国家的结果。对此，目前有一种理解就是，江户时期当政者就已经构筑了近代日本所需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而在维新新政权成立后，萨长藩阀维系政权，并取得了统治支配权使得日本没有能够经过市民革命这一阶段，从而导致近代日本政治发展的不成熟。但是，在同大国清国进行全面战争这样一个日本史上从未经历过大事件中，藩阀的一切理论都行不通。随着国内舆论的统一和举国一致体制的形成，就产生了将历史上原本被轻视或忽视的人民通过近代民众理论进行组织，并实现战争的总动员态势的必要性。这里，由“人民”演变成了“国民”的民众在关乎国家命运中被强制参与了捐献军资、迎送出征士兵、照顾出征士兵家属、慰问出征士兵、举行胜利游行、参加战死者葬礼、奉迎天皇、协助建立战争纪念碑等一切能够支援战争活动的“国民”义务。在这个过程中，军人被社会所优待、逃避兵役者被社会所唾弃，正因为有日本国内这种军事体制的形成才使得战争能够进行下去。从这个角度讲，日本“国民”的诞生是在完成战争为目的的国家理论中实现的。

第四种影响中的从“国民”到“军国之民”的转变也是在上述理论中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国民”的认知过程主要就是依据战争动员和支援军事而完成的，所以，众多的民众也自然地以一个“国民”的身份协助了战争。甲午开战前，围绕甲午战争日本国内有“国民战争论”和“藩阀战争论”两种对立的论争，但是，通过广岛大本营的天皇亲政和民众的战争动员，甲午战争其实质上变成了日本的“国民战争”。民众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被编入到了支援战争的活动的社会组织中，并通过战争变成了“国民”，演变成了“军国之民”。

甲午战争是通过征兵体制进行的战争，这种征兵体制虽然确保了廉价而大量的兵源，但却没有保证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出征后家族的生活没有从体制上得到保障。被套上兵役义务的一般民众并不是职业的兵士，此前他们或是农民、或是渔民、或是商人、也可能是手艺人、也可能是官吏。总之，他们很可能是家庭中生活的支柱。这样，在这些士兵出征后的家属生活保障就是为了维持战争所绝对必需的问题。免去士兵的后顾之忧，并尽力控制社会不安和防止民众间原本就存在的厌战情绪的蔓延，就是地方名望家所组织的军人家属扶助运动产生背景。

近代战争的战争费用，大体上是通过国家的财政预算、公债发行和民众开展的军资捐献运动来筹集的。这可能也是不同于以往战争的一种方式。当然，从资金的数量上看，国家财政预算额会远远高于公债发行和通过民众开展的军资捐献筹集到的资金。但是，通过公债发行和民间捐献军资可以看出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是民众对于战争态度的晴雨表。尤其是民众开展的军资捐献活动的本身意义可能远远高于其所捐献的金钱的意义。甲午战争期间，军资捐献运动在慰问和救济出征士兵家属的同时，还将近世以来所存在的自然村落和部落作为组织媒体而形成的地缘关系进一步强化，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地区的民间运动之一。在许多时候，地方上的名望家族和有识之士成为了捐献军资的主体，从而在捐献运动中形成了“强制的共同体”。正是这一“共同体的强制”对于“军国之民”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个厌恶征兵的社会里，通过甲午战争能够使服兵役成为一种光荣，逃避兵役成为卖国贼的风潮中，其社会的原动力就是民众对于战争的合作。在战争中，民众被动员到了从出征士兵的送迎、凯旋士兵的欢迎到参加祝捷会、阵亡者葬礼、再到建立慰灵碑、战争纪念碑等所有这些民众从未曾经历过的有关国家、战争的仪式中。这些仪式从表面上看，都是一些有识之士发起的自发行为，但其背后的组织就是民众的地域生活体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这些连接民众和国家，民众和天皇的媒体就是第五点中的旧藩主。虽然历史已步入了近代社会，但民众中依然残留着旧藩主意识。对于此前与国家毫无关联地生活的“民”来说，不会轻易地接受日本的统治者已从“将军”奉还到了“天皇”，从“幕府”移位到了“朝廷”和“政府”的事实。民众最容易接受的仍然是旧藩主。战争中，旧藩主向出征士兵和阵亡者家属捐献慰问金，而这些家属在收到了旧藩主的慰问金后大为感动，甚至将其慰问信作为家传至宝深锁柜中。旧藩主的这些做法不仅消除了出征士兵家属和阵亡者家属的不满，还使得民众进一步认知天皇。旧藩主不仅协助了民众的军事统合的完成，也为天皇制国家的安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

通过上述阐述，我们可以看出，甲午战争所形成的近代日本，在其后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由于战败投降，“大日本帝国”彻底解体了。尽管如此，日本在其东亚世界的地位，作为国家基本上并没有改变，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并不是单纯的过去的历史事件。明治维新虽然是将日本带入了近代国家的契机，但并没有形成近代日本。日俄战争虽然是牺牲了许多人性命的大型战争，但同甲午战争相比较，其历史作用很小。甲午战争同以往战争相比，虽然很大，但同日俄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相比，就逊色了很多。尽管如此，甲午战争在日本社会和东亚世界中所带来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上述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