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拱卫国家安全的前沿性区域，边境的安全及其治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安全的有效维护有赖于全社会形成一种国家安全意识和观念——国家安全文化，而国家安全文化在边境地区则突出表现为拱卫、保障边境安全的“戍边文化”。基于戍边历史、边境场域、政府建构因素形成的戍边文化，广泛分布于沿边生活的社会群体之中，构成了边民守边固边、自觉参与边境安全治理的心理驱动机制，是一种基础性的边境安全治理资源。随着国家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边境安全及其治理的内涵也极大地丰富和拓展。在此背景下，有效推动传统戍边文化的转型和重构，进而构建起一种新型戍边文化，成为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边境；边境安全；国家安全；戍边文化；守边固边
一、引言
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安全问题就与之相伴始终。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所在，关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同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发展息息相关。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在创造了各种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伴生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国家发展面临的安全环境越来越复杂化、安全内涵越来越丰富化、安全风险越来越多样化、安全任务维护越来越艰巨化，加强和深化国家安全治理势在必行。从长远来看，国家安全的有效维持和巩固，需要全社会形成一种稳固活跃的并由国家安全意识和观念构成的国家安全文化的支撑。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作了崭新而系统的阐发。此后在一些重要会议场合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均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特别强调和论述。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既在理论层面深化了国家安全的阐释力度，也从法理上赋予了国家安全全新的法律地位。其中，在国家层面上首次设立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增进社会大众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国家安全意识、提升国家安全认知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2019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则有专门针对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培育的阐述和要求。这样看来，国家安全文化作为国家安全建设的重要方面已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及议事日程，而将其作为一个专门性问题来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就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点，不同区域条件下的国家安全情势及其表现往往不尽相同。其中，相对于内地或核心区，边境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地缘禀赋、自然条件和人文结构，往往成为国家安全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区域，并会涉及国家安全的整体形势。因此，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境安全同国家整体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确保边境安全的问题。与内地或核心区安全相比，直接毗邻国家边界、直面他国、地处国家最边缘地带而形成的边境安全问题是较为特殊的，有着特殊性的安全问题生成逻辑及表征形态，同时集合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各种特点。总体上，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出隐匿化的趋势，但也不乏局部区域的冲突，非传统安全问题则构成了当前边境安全的主要形态。
基于这样一种情势，边境区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及其治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不断加强该区域的国家安全文化建构成为现实要求。在独特的边境地理空间条件下，这种国家安全文化突出表现为维护和巩固边境安全的“戍边文化”。对此，部分边境地方政府也形成了一定认知，并进行了尝试性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的系列“文化戍边工程”就属于这方面的典型，其中包括“小白杨”戍边工程、“素质提升”工程和“家园文化”工程等，在激励和强化兵团人的屯垦戍边精神及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有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了戍边文化的探讨，并注意到了其在守边固边和边境安全治理中的重要功能：一是戍边精神锤炼，即主要基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垦荒戍边实践，提炼形成了兵团精神、兵团文化、扎根文化等边境文化形式；二是依托以哨所文化、国门文化、界碑文化等为主题的边防文化建设活动，探究和构塑戍边文化品牌；三是提出“文化戍边”概念，强调文化在守边固边中的重要作用，并把文化视为一种重要的戍边手段或方略[1]。
客观而言，不论边境地方的实践作为，还是学界的理论探讨，其实都在强调国家安全文化在守边固边和边境安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但总体来看，目前有关边境区域的这种特定国家安全文化即戍边文化的研究仍显欠缺，对其阐发也多限于表层，缺乏对其内涵的准确界定和把握，由此导致了对戍边文化这一重要而特殊的国家安全文化始终未能给出强有力的理论阐释。面对这种情况，笔者专门提出了“戍边文化”概念，就此来描述和分析边境场域这一特定的国家安全文化现象，以期形成新的学理性认知。
二、边境地区国家安全文化的特殊形态
概言之，戍边文化是国家安全文化在边境地区的特殊表现形态。国家安全文化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具有政治文化的一般内涵和基本特性，主要是指国家及社会大众对于国家安全的政治取向，本质上属于一种关于国家安全的认知、观念、意识和态度。国家安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历代统治者无不将其置于头等重要位置来对待。在此过程中，有关国家安全的治理谋划，在经由长期的实践沉淀之后，便常常会凝聚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这便是国家安全文化，其构成了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心理驱动因素。
自人类步入国家时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就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行为。在此基础上又伴生形成了相应的国家安全文化，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行为产生了影响。“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正是政治文化的一种基础性的功能。”[2]就实践层面而言，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是由各种治理行为构成的，但这种行为的发生往往又会受到一定国家安全文化的规约、支配和指导。我国疆域范围广袤，各疆域部分之间的差异性较为明显，特别在地缘、民族、宗教、社会发育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因此，各区域面临的国家安全情势是不尽一致的，需要遵循和实施一种差别化的治理理路。与此相对应，国家安全文化在各个地理空间区域也呈现出不同的表征形态，并影响着具体的国家安全治理实践。
在国家疆域结构中，边境是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部分，具有迥异于其他疆域部分的特殊区域特点。一是地理特质方面，边境处于国家疆域最外端，对内地或核心区发挥着安全拱卫功能，同时也是国家实施沿边开发开放的前沿。二是地缘属性方面，边境毗连国家边界，直面他国，地缘关系复杂，更容易受到邻国或周边局势的影响。三是人文特性方面，边境社会广泛存在的跨界民族、跨国婚姻、跨境交往等特有现象，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社会发育程度有限等特点，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重要诱发因素。在这样一种地理空间场景下，国家安全治理主要体现为对边境安全的维护和巩固，构成了国家安全在边境区域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态。
显然，维护和巩固边境安全，也有赖于边境地区的国家安全文化建构。在独特的边境空间场景下，国家安全文化就集中表现为一种拱卫和保障边境安全的戍边文化，而戍边文化这种文化形态和内容本身，也体现了沿边居民群体对于维护边境安全的主观取向。具体说来，戍边文化是沿边居民群体所持有的特定政治文化，发挥着规约、教育、引导和凝聚等功能，形成了边民守边固边、自觉参与边境安全治理的重要心理机制，具有自身独具一格的多重特性。
一是特定的对象群体。文化由人所创，人又深受其影响。同戍边文化相关联的人群，不仅有边境地方政府、驻军系统等，同时还包括生于斯长于斯的广大沿边居民群体。前者在戍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着建构者、倡导者和践行者的重要角色，后者同戍边文化的关联则较为特别，即戍边文化广泛存在于边民群体的生产生活之中，有着非常日常化的体现，因而显得更为简单明了、直白朴素。曾被外界称为“三人乡”的西藏隆子县玉麦乡，自然条件异常艰苦，交通通讯极为不便，几十年来，只有桑杰曲巴及其女儿卓嘎、央宗两代人在此接力坚守，在有一次接受采访时,卓嘎深情说道：“作为玉麦人，我们的职责就是放牧和守土固边。”[3]类似这种对于国家领土的责任意识和情感流露，从侧面说明戍边文化是同边民群体及其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是独特的空间环境。文化生成于一定的空间环境之中，并以此作为依托和载体。不同的时空条件，往往会伴生不同的文化样式。边境是戍边文化存续的基本空间载体，并区别于其他地理空间条件下的国家安全文化。在有边陲而无国界[4]的传统王朝时代，由于不存在相对稳定和明晰的主权性边界，戍边文化主要反映的是对伴随国家实力而呈现出盈缩变化的边陲之地或边塞要地的驻防。“在这样的条件下，尽管古代中国早就有‘边民’一词，但此时的边民并不具有现代性的国民内涵，也自然无法形成与国家认同、公民义务相结合的边民意识。”[5]近代以来的主权领土体制下，戍边文化在空间上获得了更为明确稳定的内涵和外延，在深层次上反映着国家对沿边地带的安全守护，并延伸到了边民的国家意识、国界观念、主权概念、边防认知等层面。
三是明确的目标指向。国家安全文化以维系国家安全为其要旨，在边境场域下则以维护边境安全作为目标取向。“边境最主要和基本的意义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领土界线范围，也象征着一个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安全，……当我们从主权的视角来看边境安全时，它所指向的一定是国家安全。”[6]在前主权时代，戍边的内涵及形式主要彰显为国防、军事、战争等元素，这样的戍边氛围多为对抗、肃杀、苍凉的悲情色彩所环绕，而守护边陲地带免遭侵扰及安宁自然是最为重要的目标追求。近代以来，边境获得了具体的主权意涵及明确的空间范围，并具有了更加多样化的目标指向。在此条件下形成的戍边文化，不仅蕴涵着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基本取向，而且关联着更为广泛的特定目标追求，涉及领土安全、政权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具有特殊性意涵的边境生态安全、疾病疫情防控、森林火灾防范等内容。
四是鲜明的情景再现。国家边界是界定和认知边境的核心要素。在这样一个由“线”而“面”的地理空间场景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主权性标识，包括界标、口岸、互市贸易点、边境通道、边防检查站、边境禁区等，形成了一种具象化的戍边文化符号，彰显着鲜明的戍边情景和氛围，标示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国民身份分殊，并意示着对来自国境线之外的其他要素的阻隔和屏蔽。另外，不同于其他区域，边境场景下的安全问题具有易发、多发、频发和突发等特点，生活于此地的边民总能或多或少“遭遇”这样那样的边境安全问题，甚而衍生为留存于内心深处的安全记忆。因此，维护边境安全，同时也是边民自觉不自觉的一种朴素意识和生活方式。据此可见，在独特的边境场域中，戍边文化还传递和表达着一种身临其境的切身之感，蕴含着鲜明的情景感和现场感。
三、戍边文化形成的二重机制
作为国家安全文化在边境地区的特殊表现形态，戍边文化更多是以观念的形式或自觉不自觉的意识潜藏于沿边居民的内心深处的，包括国家意识、领土认知、国界观念、边防认识和责任意识等多重维度。诚然，这种文化观念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特定的边境空间和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其中，毗邻国家边界的地域环境条件，为戍边文化的生发预置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空间场景。在此空间条件下，戍边文化既有基于边境特质之上的自发生成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了国家力量主导下的主动建构的一面，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和双向互动产物。
1.生成机制。在边境场景下，戍边文化的形成具有自身特有的内生逻辑及演进规律，由此造就了其独具一格的生成机制。也就是说，相较于其他外部力量嵌入推动下的主动建构，戍边文化的产生和演变，很大程度上具有源于边境特质基础之上的自生自发的一面，其内生性特点是较为明显的。戍边文化的这种生成机制，蕴涵着一种自发维护边境安全的秩序导向，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沿边地带权力覆盖的填补，以及对国家管边控边治边活动的力量补充。
一是场域生成机制。在空间形态上，“边境是基于边界线所划定的一定的‘区域’”[7]，其存在一些区别于其他非边境区域的独特边境要素，如界标、口岸、边民互市点等社会地理现象，以及跨境务工、跨国婚姻、跨界犯罪、边境难民、“三非”人员等跨境事务和问题。边境地区的这些特有现象，为戍边文化的形成预设了一个特定的空间场域。在位于中哈边境的新疆哈巴河县白哈巴村，传唱着这样一句歌谣：“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羊牛。”同样诞生于此地，并被誉为西北边境“第一民兵哨所”的主人公马军武夫妇曾动情说到：“界河在，家就在。”[8]不论歌谣的广为传唱，还是护边员的深情流露，都十分形象地勾勒出了边境场域的独特性。正是在此空间场域下，“国”与“边”、“家”与“国”、“小家”与“大家”均被紧密地关联在了一起，而对生活于这一空间场景的沿边居民来说，其不仅可以在边境时刻感受到国家在场，获得一种不同国家分属下的身份意识，更在于家国意识和家国情怀的凝聚与巩固。
二是历史生成机制。在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对边陲之地的治理，往往是以安全防卫和维护统一作为基本追求。为此，除了针对某些边陲要塞进行驻兵防守而外，还广泛实施了屯垦戍边和移民实边等治边举措，如是便形成了为历代统治者所遵循的“以人戍边”传统，发挥了重要的守边固边功能。“习惯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习俗，便成为不言自明、与生俱来、默认一致的‘自然法则’。”[9]历史传统及其习惯的成熟定型，常常可以为后世提供基本的价值导向和行为模式参照。到了近代中国，在戍边活动成为国家边防管理的直接体现之后，沿边居民守边固边的国防意义及其重要性也随之凸显。有鉴于此，在延承了历史上的镇守边关传统基础上，当代中国还深入实施了“爱民固边”战略、兴边富民行动等国家工程。这些做法在推动戍边文化意涵的不断丰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重大事件生成机制。一般而言，某一特定时空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战争、政权更迭、突发事件等，常常是改变或形塑政治文化的触发因素和催化剂，并影响着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知、情感和评价。20世纪70-90年代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对当地沿边居民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而其在无形之中形成的深刻战争记忆，往往又转化为了强烈的家国意识。特别是部分年长者对战争的亲历，以及对子孙两代亲属及其他人员的现身说法，使得“保家”与“卫国”的密切关联有了更为直观的体现，并凝聚形成“守好了边关，就是守好我们自己的家园”[10]的深刻认知，强化着边民的守土固边信念和意识。另外，边境与他国的毗连，也使得那些发生于邻国沿边地区的重大事件，如近年来缅北地区的频繁战事，及其大量难民向我方的涌入，同样会对我方边民带来触动，并在两相比较中获得更为明确的家国认知和体验。
四是生活生成机制。作为边境场域下的特有人群，沿边居民是戍边文化的主要持有者。“根在这里，脚下站立的地方就是家。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是天然的家园捍卫者”[11]。在此空间场景下，沿边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已超出了其原初意义，不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及宣示，也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守边固边体现。“面对蜿蜒的界河，背靠亲爱的祖国，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12]。虽然与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不过是边民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但其无疑也是戍边文化的生动写照和直观体现。与此同时，“多数这些政治文化取向，在个人生活里，是隐含的，而且常是无意识的”[13]。同样，边民的守边固边观念和意识，也多是在一种自发状态下生发和形成的，其中尤以家庭的影响至为重要，如为媒体所报道的“护边员之家”“三代护边人”“夫妻哨所”等现象，就反映了这一客观事实。
2.建构机制。所谓建构机制，即主要由国家力量的介入而推动戍边文化形成和传播的方式。边境是国家之边境，没有国家也就无所谓边境。国家对边境的安全稳固和繁荣发展负有全面而直接的职责。在此过程中，同时也推动了戍边文化的建构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戍边文化是国家力量与边境场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现实中，边境的国家在场及其不断施加影响，是通过一系列政治社会化机制来完成的，其在促成戍边文化的建构、传播和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一是宣传机制。宣传的意义在于启发和引导边民的戍边意识、观念及行为自觉，蕴涵着国家对守边固边的价值期许和思想导向。对此，有两种形式较为突出。一个是典型事例报道，即通过代表性的戍边事迹宣传，来肯定和弘扬守边固边行为及其精神，激发边民守土固边的自觉意识。近年来，有关长期默默坚守沿边一线的守边人及其事迹的报道屡屡见诸新闻媒体。如新疆乌什祖孙四代接力守边防，云南河口界务员杨天才35年如一日的坚守等。此外，戍边题材还被搬上了银幕，电影《我的喜马拉雅》就反映了两代守边人驻守边地、留守边关的感人情怀。另一个是边境法规传播，即通过开展周期性的边境法规宣传活动，来提升沿边居民的法治意识，涉及边境打击走私、贩毒、赌博、非法出入境以及反邪教、生产作业、维护边防设施等内容。在这两种形式中，前者传导的是一种自发型戍边文化，后者则着眼于管理型戍边文化的塑造。
二是动员机制。在以边民为主体的边境社会条件下，“一个边民就是一个哨兵，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哨所，一个村庄就是一支部队”[14]。就实践层面来看，为把散在的边民凝聚为守土固边的哨兵，进而形成家庭变哨所、村庄变部队的护边格局，国家构建实施了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管边控边治边机制。与党政军警履行的法定守边固边职责一样，沿边居民的守边固边义务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要不断激活和释放边民的守边固边意识及行为自觉，并将其整合为坚定的守边固边力量，最终形成“有生命的边防钢铁长城”，根本上还有赖于动员机制的作用发挥。这一机制的意义在于，让边民充分感知到家与国、捍卫边关与守护家园的一致性，不断塑造和激发其守土固边的主体意识，并自觉把这种意识转化为守土固边和主动参与边境安全治理的具体行为。
三是国民教育机制。国民教育是更为系统和有意识的社会化机制。“人们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同样对其政治态度有影响。”[15]在边境社会，国民教育传输的一般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政治观念，对沿边居民国家意识的培养和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尤为特别的是，沿边一线国门教育的积极发展，构成了边境国民教育中的一道靓丽风景。国民教育中的这一特殊形式，通过依托和利用“国门”的资源，直接把课堂置于具体的边境场景中，以感知国门文化、国门前宣誓、国门前诵读，以及参加国门升旗仪式、体验边防巡逻、听讲界碑故事、参观战争遗址等方式，融爱国固边教育、国防安全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历史文化教育、国家认同教育等为一体，使沿边青少年的领土主权意识、爱国意识、国防意识、国家安全意识等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强化。
四是政策机制。随着边境地理空间重要性的日趋凸显，国家制定出台了多种政策举措来实施边境治理。其中，有两类政策较为典型。一个是国家层面的专门性政策，如兴边富民行动，形成了以固边、安边、兴边、稳边、护边、睦边等为价值追求的边境治理目标体系。另一个是边境基层政府开创的特殊做法，如在上级政府支持下，云南省麻栗坡县实施了同互为毗邻的越南村寨之间以结义形式缔结为友好村寨的政策。结义之后，不仅意味着彼此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更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约定和承诺，发挥着显著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作用——双方边民要在各自村寨范围内的界碑维护、环境保护、火灾预防，以及反对非法跨界、反对跨界犯罪活动、遵守双边陆地边界管理制度等方面互促互进。从这两类政策可以看到，其在关注于某类边境事务治理的同时，也在倡导和形塑着特定的戍边文化，并推进了戍边文化的发展。
四、戍边文化与边境安全的巩固
戍边文化广泛分布于沿边生活的社会群体之中，构成了边民守边固边、自觉参与边境安全治理的重要心理驱动机制，是一种基础性的边境安全治理资源。有学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一个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16]。事实上，在人的任何行为和意识背后，均潜藏着文化的影响，文化塑造着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同理，边境安全治理中的边民参与及其守边固边行为，归根结底就是在特定的戍边文化导引下生发的。这意味着，边民的戍边文化状况及其差异，对于维持和巩固边境安全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一种情况是缺乏戍边文化，即边民的国家意识、国界观念、边防认知、责任意识以及边境安全意识等较为匮乏。在此情况下，边民守边固边的意识和行为是难以形成的，这不仅不利于边境安全的维持和巩固，还可能造成新的边境安全问题。对此，在我国领土主权体制构建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就有典型例证。清末，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冲击，中国开始着手同周边国家勘界立碑。但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清政府并没有足够的主动权进行勘界活动，而沿边居民国家认同意识的缺失，又加剧了边境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例如，在今天的中越边境云南省红河州段，当时的土司因受法国殖民者的利益蛊惑，竟在未开始正式划界之前，便允许对方“来勐莱建筑营盘，设立邮电，而勐梭、勐莱一带，纵横千里之地，法人不用一兵，不折一矢，竟于最短期中据而有之”[17]。到了民国之初，边民也没有因为国家边界的划分而真正建立起国家的意识和认知，其在维持原有边疆土司管理的社会秩序下，“既缺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散处边地，易受外人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亦可为外国人。朝秦暮楚，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对于国防上及安定后方生活危险殊甚”[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源于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国家建设，沿边居民的国家意识、国界观念和边防认知等逐渐得以确立，并在总体上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然而，在特定时期的个别区域也出现了因边民国家意识匮乏而产生大规模外流现象。影响较大的当属1962年发生的“伊塔事件”，其造成的边境地区大面积土地抛荒、社会陷入混乱、基层政权遭受冲击等问题发人深省。在追溯这一事件的历史根源时，有研究者就认为当地边民祖国观念混乱、国界意识极为淡薄[19]是该事件发生的重要心理诱因。时至今日，也存在个别边民因国家意识淡薄，无视边防管理规定而非法出入境、非法留宿邻国边民或使用“三非人员”的情况发生。这些现象在深层次上说明，戍边文化对边民的守边固边活动以及边境安全稳固的影响是具体而深刻的。
另一种情况是拥有戍边文化，其与边境安全之间的关联又构成了另一番景象。一是“有但弱”，即边民对边境安全具有一定意识和认知，能够配合和服从国家的边防管理规定，但缺乏主动参与守边固边的自觉及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边民主要对政府制定的有关边境安全的政策制度、法规条文等输出环节有感知，而对输入内化过程则缺乏足够认知和参与。换言之，只有当边境地方政府作出明确要求或进行宣传动员时，边民才会参与边境安全治理，存在明显的参与程度、广度和效度的有限性问题。诚然，这对于促进边境安全稳固仍不乏积极意义，并且一般也不存在边民主观上破坏边境安全，或走向边境安全治理对立面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是顺应边境安全治理需要的，但也不排除当个体利益与边境安全利益发生冲突时，会出现更偏向于个体的情况发生。如此一来，边民对于守边固边以及边境安全治理参与，就只是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而非义务和责任来看待。二是“有且强”，即边民具有强烈的边境安全意识和认知，不仅积极服从国家边境管理体系，并且能够主动转化为守边固边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在此情况下，边民的国家意识、国界观念、国防认知和责任意识等，均有着较为强烈的表现。近年来，随着国家边境治理力度的持续加大，以及边境安全治理的不断深入，涌现出了许多边民积极履行守边固边义务和责任的典型案例。2017年10月，西藏隆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讲述了全家两代人扎根玉麦，在闭塞艰险的环境中几十载如一日为国守边的故事，同时表达了继续放牧守边的决心。在回信中，习总书记对卓嘎、央宗姐妹“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的信念和行动予以了高度肯定，勉励她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20]。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回信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边民爱国守边现象的关注，也引发了对这种长期默默守边固边、不畏艰险、忠诚奉献的“玉麦精神”的学习和讨论。而这种“玉麦精神”无疑就是戍边文化的生动写照和有力诠释。
面对漫长的边境线，戍边文化的建构和发展，对于促进边民扮演好维护边境安全稳固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此基础上的边民守边固边功能发挥，拥有不同于政府、军事等边境管控力量的独特优势。一是护边日常化。边民的抵边居住、居边生息、贴边生产生活，本身就是守土固边的深刻体现。这也说明，边民的守边固边活动，是融合于其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之中的。二是柔性护边。针对非法跨境、非法生产作业、乱砍乱伐林木资源、毁损边防设施等行为，边民尤其是其中的兼职护边员，通过同一村寨或毗邻村寨的“熟人”身份的介入，往往可以起到政府或军事部门的强制性管理所不具备的治理效果，并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三是协助边境异常问题处理。边民依托熟悉沿边区域的优势，更能深切感知到多样、突发的边境异常情况，特别是对森林火灾、抗灾救险、群体性偷渡、难民涌入等边境处突，以及其他日常性边务的配合与协同发挥着独特作用。四是力量补充。毗邻国家边界的边境区域，由于自然地理状况、周边情势、民族宗教、跨界互动关系等错综复杂，其对日常边境安全维系所需的人防成本往往较高。而边民的自发参与，则形成了体制内管边控边力量的重要补充，能够更为有效地达成治理目标。
综上可见，戍边文化的有无和强弱，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边民守边意识及行为，常常会对边境安全稳固产生深刻影响，而边民在守边固边中的独特价值又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当然也要看到，上述有关戍边文化的两种形态，以及每一种态度类型下的边民护边行为及其与边境安全之间的关联性分析，不过是一种理想型的简化描述和划分，其在现实中往往是混合型的。一方面，同一边境区域的戍边文化不仅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而且不同人群或同一群体持有戍边文化的状况也会不尽一致。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传统、地缘形势、民族宗教、人口密度，以及面临的突出边境安全问题不同，戍边文化在不同边境地区的分布及凸显程度会有区域性差异。尽管如此，戍边文化在凝聚守边固边力量、发挥边境安全治理功能中的作用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并需要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和政策举措来强化这一特定的国家安全文化。
五、戍边文化的转型与重构
总体上，戍边文化的形成与强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前主权国家时代，由于“边”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流变性，以及边民国家观念的含混、边防意识的淡薄、国家身份归属的混乱，戍边文化的表现是有限度的。近代以后，国家主权领土体制的构建，使得沿边地带的国防意义不断显现，边民国家意识、领土主权观念、边防认知的构建由此才真正进入国家视野[21]。但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国家基本处于“有边无防”状态，边民与国家的关系仍显疏远和淡薄，更未能形成对国家、国界、边防等的强烈认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生的国家政权自建立伊始，便全面致力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符号构建，包括设制建政、悬挂国旗、开展民族工作、进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推广国民教育等，国家权威第一次真正渗透到广大沿边地区，边民可以真切感受到边境的国家在场，国家观念也在无形之中得以空前增强。于是，更好地动员和管理边民，有效激活和释放边民的守土固边功能，就成为边境安全治理中的重要议题。
当前，国家发展的全面性、均衡性和外向性趋势及要求，使边境及边境治理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国家决策层有关“治国必治边”的强调，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针对“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22]的宣示，兴边富民行动的持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等，均表明边境治理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由此，边境安全、稳定和发展所面临的情势也是从未有过的，对戍边文化转型的要求和期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戍边文化的转型，最终又要通过戍边文化的再建构来实现。而戍边文化突出的建构性特点，不仅意味着对其进行再建构的可能和必要，更意示着这种转型和再建构主要应依托国家力量的干预和主导来进行。
其一，戍边文化内涵的丰富化。推进戍边文化发展，关键要不断拓展“戍”的内涵。在汉语语境中，“戍”的字形为人持戈防卫，本义是守边或防守。这说明，原初意义的戍边是指军事活动，即专门针对边缘地带的军事守御行为。在领土主权体制下，国家边缘地带的典型形态，主要是指毗邻国家边界的边境地区，其承担着拱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功能，具有先天的主权性、封闭性、排他性和阻隔性特点。在此意义上，戍边之“戍”的基本意涵主要就聚焦于传统安全领域。
但随着边境安全形势的总体向好，尤其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持续推进，边境已由传统的封闭型空间，转向开放与流通特质更为明显的区域，即昔日复杂敏感的战争地带已变成市场化趋势鲜明的物资交流地带。在此条件下，戍边之“戍”的基本意涵，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防御范畴，同时还应涵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各种问题，包括作为基础性领域的边境开发、建设和发展等内容。毕竟，边境治理中的边境安全并非完全独立的领域，其与边境的开发、建设、发展和稳定是紧密相连且互为一体的。
其二，戍边文化传播的普遍化。由于受教育程度、家庭氛围、社会经历等差异，沿边居民中的不同群体持有的戍边文化状况是不平衡的。一般说来，整体素质偏高、有守边意识和行为的护边之家、有过重大事件经历的人群等，会持有较为强烈的戍边文化，反之则可能趋弱。在这种情况下，重构戍边文化，还应以推动其更加普遍化的传播作为着力点，以便让更多沿边居民持有戍边文化，并内化为参与守边固边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一是认知更广泛，即提高戍边文化的受众认知度和知晓率，使其不仅流行于官方认识和宣传层面，更为广大沿边居民所感知和体认。二是氛围更浓厚，即通过构塑和营造浓郁的戍边观念、意识和氛围，给人以熏陶、感染、教育和引导。三是利害更敏感，即对边境安全的危害性认识和洞悉，尤其是对某些显性边境安全问题可能潜藏的安全隐患，具有足够高的警惕性和敏感性。
此外，在边境治理新形势下，戍边文化传播的普遍化还应有更高的立意和追求，即其传播不应限于边境地区，也不应仅仅为沿边居民所持有，更应有机融入国家安全文化之中，进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样，当人们谈论国家安全时，应自觉意识到或关注到边境及其安全，并形成支持边境开发、建设和发展的意愿。在信息化条件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达成上述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断加强与信息化的整体发展趋势的融合对接，自然也是推进戍边文化传播普遍化的必然要求。
其三，戍边文化运用的广泛化。当前，要让这种更具适应性和广泛影响力的新型戍边文化，在凝聚守边固边力量、发挥守边固边功能、维护边境安全稳固等方面绵绵发力，还涉及戍边文化的运用问题。总体来看，国家有关边境治理及边民问题的政策安排，为戍边文化的有效运用创造了条件，而依托于具体的国家边境治理政策，则是推进戍边文化广泛运用的理性之选。一是同边境治理的国家政策安排相结合。在兴边富民行动、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等专项边境政策中，国家均关注到了边民的守边固边作用，并明确要把边民抵边居住、贴边脱贫、居边致富，安居守边、定心守边，以及边民国家意识、国民意识、国防意识的提升作为重要的政策取向来看待，这就为戍边文化在国家边境政策中的广泛运用创设了空间。二是同针对边民问题的专门政策安排相结合。近年来，国家除了强调要对边民予以特别倾斜、补助和扶持，以肯定其居边生产生活的意义之外，还首次针对边民守边固边出台了专门的政策，即2017年国家印发的《关于加大边民支持力度促进守边固边的指导意见》。面对这些新机遇和有利形势，理应加强戍边文化的建构和发展，以便充分利用这一特殊而重要的边境安全治理资源。三是同边境地方的护边员机制相结合。护边员生于边境、来自边民，因其熟悉沿边环境以及与沿边居民的熟人关系，从而成为维护边境安全稳固重要而独特的力量。这意味着，戍边文化不仅要转化为护边员群体内在价值的一部分，同时也要能够形成更为广泛的守边固边示范效应。
六、结论与讨论
戍边文化是国家安全文化的特殊表现形态，其在守边固边以及边境安全治理中的资源性价值是极为重要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戍边文化并未形成系统的学理认知，更没有将其作为特定的国家安全文化来对待。此外，一般在提及边境安全和守边固边时，往往多强调具体治理政策举措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戍边文化这一特殊而重要的治理资源的强调和运用明显不足。在漫长的守边治边历史中，戍边文化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特别在当前戍边文化对于边境治理的重要意义被深刻凸显出来的新形势下，立足国家安全文化层面来加强戍边文化研究就成为必然。
然而，近年来部分涉及戍边文化的议题，只是局限于从传统戍边概念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其中，“文化戍边”概念的提出和阐发最具代表性——一种把文化视为戍边手段的理论和观点。诚然，文化对于戍边的作用和意义是无可否认的，但“文化戍边”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歧义性则是不容忽视的。这是因为，戍边之“戍”的原义为军事防守。伴随着边境安全内涵的发展，戍边的形式和内涵也日趋丰富，并形成了以军事力量、技术力量、民防力量等为主导的戍边手段。显然，要通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具体如价值、信念、理想、象征符号等来戍边，并视其为一种戍边手段，这在逻辑上是难以自洽的，也不切合实际情况。
实际上，这些在戍边实践中累积形成的价值、信念、理想、象征符号等，本质上就是一种戍边文化。而自觉把戍边文化作为一个专门的国家安全文化课题来系统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在此过程中，不仅要看到戍边文化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人群差别以及区域性差异，更要抓住戍边文化这种特定的国家安全文化的本质属性，即其在促进边民守边固边、参与边境安全治理中的资源性价值，以及在开发边境、建设边境、发展边境、繁荣边境中的基础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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