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2年9月来到清华大学的。那年春天我报考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副所长秦元勋[2]教授（秦公）的研究生。考试完后，秦公来信问我愿不愿意去清华大学读他的研究生，因他是清华的兼职教授，在清华也带研究生。就这样，我来到了清华园。
在我的入学通知书上，导师列的是秦元勋教授，蒲福全教授。秦公当然名满天下，但当时我却真的不知道蒲先生是何人，更不知他的工作和人生经历。这些都是以后别人告诉我的，特别是蒲先生的夫人青长明先生。
蒲福全教授、本文作者郑力刚，1985年6月于蒲福全家中
蒲福全教授和师母青长明先生1928年（大约）出生和成长在成都的一个大家庭。在相当的意义上这个大家庭和巴金的《家》所描述的那个大家庭很有些貌似。从小到结婚的第一，二年，他们都以“七哥”“八妹”互称。但青师母给我解释过不止一次他们并不是近亲。在那个时代，在“天府之国”的这大家庭显然不仅仅能不饿，有几个孩子能上清华并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争得面红耳赤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国家需要，刚在清华数学系读满三年的蒲先生于1952年毕业并留校工作。和先生同读三年一起毕业的还有董金柱[3]，王萼芳，张鸣华等。同年毕业的还有日后我入清华时的系主任萧树铁[4]先生（读满四年）。工作不久，蒲先生和董金柱一起成为秦公的第一批研究生。二十四岁就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秦公，眼光很高，指导蒲董两君攻克希尔伯特的第十六问题：平面多项式系统极限环的存在和分布。具体是董先生搞分布的研究，蒲先生做由高阶焦点跳极限环的工作，双管齐下。不久，秦元勋和蒲富全提出一套由高阶焦点跳出一族相套的极限环的方法，具体提供了在奇点附近构造出具有三个极限环存在的例子。差不多同时， 秦元勋和董金柱解决了二次系统极限环的相对位置分布，如果两极限环成串，则同向旋转；如果不成串，则反向旋转。在平面上只有顺时针和反时针两种旋转方向，因此，最多存在在两串极限环。这些非常有意义的结果和创造性的方法，时至今日依然被引用。
1984-03-24：郑力刚1984年3月4日硕士论文答辩于清华。
左起：秦元勋（秦公）教授，王联研究员，蒲福全教授，郑力刚
我相信蒲先生在1957年的上半年是应该春风得意的。在清华，他是当时年青人中人数很少的有研究生资历的，更重要的是他和导师在著名的问题上刚做出重大的结果。但在下半年的一天，青师母告诉我，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在系里和错误的人吵了错误的一架。此“错误的人”不甘罢休，借错误的潮流和棍棒，将蒲先生打成右派。
这错误的一架吵的是什么，还有这“错误的人”是谁？蒲先生从未和任何人讲过，包括师母。于是二十五年后，当我在清华的主楼进出时，很有可能和这“错误的人”打过许多次照面。而这时也在系里工作的师母则更有可能每天上班时都见到这将蒲先生一家都打入深渊的“错误的人”。
我日后常想，那位将蒲先生打成右派的人，看到作为右派的昔日同事，不知是否心有怜悯？而当历史宣告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以后，是否有所醒悟，更有所忏悔？“宜粗不宜细”地检讨历史，在一定的程度上诚然不失为一时之策。但没有彻底的心灵忏悔和觉悟，荒唐的历史有很大的可能会以另一形式重复。
以自己的努力和成绩眼看就要“三十而立”的蒲先生，可惜因为一时的意气“被立到”那边去了。青师母百思不解的是昨天还是“人民的一员”的丈夫，如何今日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更不堪忍受的是“组织”多次批评她何以还为“右派分子”保留了一个温暖的家。这界线都到哪里去了？长时间的和残酷的压力终于导致青师母一度精神分裂。师母不止一次对我讲过此事，但我从未问过具体的情节和时间，更没有询问是如何好的。
成为“右派”的先生，自己“被人民拒绝”倒也算了，可怜的是连累了师母和三个儿女。真正是“运交华盖”。只是鲁迅先生尚能“破帽遮颜过闹市”，而蒲先生只有“破帽遮颜躲闹市”份儿。但无论如何“躲”，这“命”是“躲”不过去的。文革时，革命小将“活老虎”都敢打，这些“死老虎”的右派就更不在话下。青师母告诉我在文革中，蒲先生在清华坐过水牢。[5]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6]自被打成右派后，“被人民拒绝”的先生当然没有了朋友，真正是“断六亲”。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日子里，只有学跨文理，识通古今的张鸣华[7]教授冒着风险，不时关心当年的这位同学。
我来到清华后，首先就去拜访蒲先生。时五十多的先生状况已完全非几年前可比。不要说右派的身份已被改正，在科研方面他也是系里的骨干之一。更难得的是在当时清华乃至整个中国住房都很紧张的情况下，他在清华西南区的教授楼群里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当我问起自己以后做什么课题时，蒲先生很客气但也很实在的说，因你已经做了一点工作，秦公会对你有些特别的考虑。事后的发展果然不出蒲先生所料。秦公对我很是器重，他给我的题目都没有和蒲先生商讨过。后来我硕士论文的结果以秦公和自己的名字发表在《中国科学》（中文版以及英文版）。
蒲先生给我们开了一非线性分析的课，主要参考Richard Bellman的《Methods of Nonlinear Analysis》一书。他也对我讲过不止一次发散级数是很有用的，并谈过对解决希尔伯特的第十六问题的展望。那时我还上过力学系王和祥教授讲的《最优控制》，并有些心得和蒲先生交流过，他很是赞赏。
在我答辩不久蒲先生就作为访问学者去加拿大和美国一年。这一年我已留校工作，不时在系里见到青师母。青师母很是喜欢我，有一次谈话时她很认真地说，要不是小姐姐（先生的两个女儿我都以姐姐相称）比你大好几岁，我一定要你做我的女婿。闻此之言，真令我动容。晋豫让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蒲先生和青师母如此看重我，一直到今日都让我心存感激！
85年春天蒲先生从海外回到清华，向我介绍了他非常认可的Angelo B. Mingarelli教授和生气勃勃的渥太华大学。他看到我当时在系里为航天部干一个不是很有意义的课题更被众人推举为系工会副主席干不少杂务，很是焦急。
而且秦公当时应孙中山先生的孙女的邀请出任黄河大学的首任校长，大部分时间不在北京，以往每周一次的讨论班也没有了。这时，蒲先生一方面大力支持我出国，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我在出国之前的这段时间再做些有意义的工作。于是他介绍我去见著名的物理学家，他的堂弟蒲富恪[8]院士。这位连大年三十的夜晚也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工作的书生很热情地向我解释了他在热力学格林函数方面的一些工作和想法，希望我也能参与。
我1986年6月来到渥太华随Angelo B. Mingarelli教授读博士并很快被此社会高度的精神文明所感动，进而深深地爱上这片美丽自由的土地。五年后先生和师母也来到渥太华。师生相见，感情依旧。让我略为吃惊的是年纪已是六十多的他们决定从此在加拿大生活，当然他们的儿子在此是一重要的原因，但师母谈过几次对时局的忧虑是他们决定的主要因素。先生依然寡言，但谈到未来时，他有很清楚的认识。他说不会再从事数学的研究，考虑做点别的。但也没有谈这些别的是什么。
先生和师母大约93年左右离开大渥太华地区搬到多伦多。于是打电话成为我们联系的方式，特别是每年圣诞和春节前我一定祝先生和师母圣诞快乐，新春愉快。很多时候是师母接的电话，近十多年，她常感叹我还如此惦记着他们，聊一段后，她常常这样叫先生“蒲福全，你的得意门生来了”。
其实我对先生和师母在多伦多的生活所知并不是很多。开始时对于他们毕竟是不容易的。值得高兴的是加拿大的福利和对老人的关注使先生和师母的生活，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非常愉快。他们组织了一些朋友一起办“读书会”，每周一次大家一起谈谈读书的心得。他们更是积极参加清华校友的活动并多次慷慨地捐款给校友会。更不用说的是他们对这里环境的热爱，“回北京就生病”，先生不止一次这样告诉我。
我常思索先生和师母为什么六十多岁时决定移居加拿大。在八十年代中期，历史和现实无疑让许多作者这个年纪和相同经历的人彻底失望，以致我清华的一同学后又成为同事的友人那时直言“是个人就想出去！”而这也确实成为事实。系里我们那一届共十一个研究生，一个不剩地都来到西方，日后更是没有一个回去。“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鸦，巢堂坛兮”。[9]我，同时也相信我的同学们，还不至如骄傲和狂妄到自比鸾鸟和凤凰，但“日以远兮”的确不假。因为我们毕竟年青，毕竟在出国之前受过一定的教育，而更重要的是来到西方我们马上就浸浴于真正的寻求知识和探索未来的环境中。是以在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都能有一份好的工作，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于是，我和我的同学们的选择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但另一方面，对于先生这个年纪的 人，这选择就不是显然的。
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清华教授的生活至少在中国是不错的。更难得的是清华园，“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10]而清华教授的家，在理想的意义下，应是“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11]然无情的华夏现代史和当代史，那有一天是能让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的“去来澹荡”中仍有一个“仙居”的家？
孔夫子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12]加拿大美丽富饶，但更难得是其和平自由平等和福利的社会，离“危”和“乱”实在是太远了。否则的话，只有太阳系以外的星球才可以考虑。蒲先生和青师母在六十多的年纪“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13]选择在加拿大定居，无疑完全去掉钱锺书先生以及许多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末期那“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14]的悲哀和无奈。
郑力刚，2021-01-07
注释：
[1]《论语·公冶长》
[2]郑力刚《千风万雨都过尽，依旧东南第一山 — 纪念敬爱的导师秦元勋教授》，2008-10-10。
[3] 郑力刚《是真名士自风流 — 董金柱教授侧记》，2008-11-20。
[4]郑力刚《那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 — 纪念敬爱的萧树铁教授》，2016-01-20。
[5]清华文革时有人坐过水牢一事，我还听过别人说过。
[6] 陈寅恪《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等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
[7]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张鸣华教授，是抽象代数方程组和程序结构理论的专家。但先生发表的《东汉南宫考》，《屈原诗歌属于中原文化》等文章，也让那些以文学史和历史学为生的人刮目相看。
[8] 蒲富恪，1952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同年蒲富全毕业于清华数学系）。后留学苏联并于1960年获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博士学位。以其独创的适用总个温度区域的磁化强度的工作而成为最年轻之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青师母告诉我蒲院士刚从成都来到北京去买“棉鞋”结果店员拿出“棉线”给他。
[9] 屈原《涉江》。
[10] 清华一坐南朝北的临水厅堂，横额是‘水木清华’。北廊柱两侧联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清道光二十年进士殷兆镛书。据考此联实出自清乾隆六十年（1795）《扬州画舫录》。
[11] 同上。
[12]《论语·泰伯》。
[13] 屈原《远游》。
[14]钱钟书《阅世》，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