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书写了充满生机的“春天故事”。在世界舆论的多样化格局中，“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正迅速成为重要的参与元素。这一趋势的出现，给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提出了新的挑战与理论启发。

如何用中国话语准确诠释中国现代性的独特轨迹？在重构与创造中，怎样提升中国话语的科学性和影响力，避免活生生的实践性经验沦为“经院理论”？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万俊人。

■ 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是一件敏感且困难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落入或夸夸其谈、自我炫耀，或强人所难的俗套。构建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也需要谨慎平和的心态

■ 30多年的经验当然非常丰富，但哲学反思仍然需要与其保持某种距离，这才是合乎规律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的现象确乎不少，应当引起知识界和全社会的注意

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需要面对批判吸收及改造外来话语的巨大挑战，改变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被给定的心理定向”

本报记者夏斌（以下称记者）：有人说，新中国的成立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现在到了解决“挨骂”问题的阶段。但坦率地讲，在话语体系构建上，我们依然停留在“瞎子摸象、误打误撞”的状态。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就仍难以有效支持思想上的自我创造，更谈不上精神上的“自给自足”。原因何在？

万俊人：确切地说，新中国的成立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改革开放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现在的确到了解决“挨骂”问题的时候了。“挨骂”的问题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自己过于被动，原因或许是自信不够，或许是自力不强，但不管什么原因，被动似乎是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被给定的心理定向”，确实需要根治和彻底改变。另一方面，总有外人不断敲打，通俗来说就是所谓西方百余年的强势性影响。对此，我们一直坚持顽强反抗，但这种反抗多表现在情绪情感、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力量等显性层面，却很少有比较成功的文化精神或价值理念上的反抗。即便有一些，也主要集中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鲜有文化精神上的深层次的有效反抗。

应当承认，迄今为止我们仍处于西方话语霸权的主导之下，国际社会中也尚未真正形成中西文化平等对话之格局。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中国足够强大了，是不是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回应话语霸权？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应该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在此我愿作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学会独立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而不能总是停留在简单接收、照搬和重复西方现代性话语的低级层面。“鹦鹉学舌”不是真正的话语和独立的表达，也不会受到“原声者”的真正尊重。

其次，如何建构我们自己的现代话语？应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话语是非常完备有力的，是人类传统文明和文化系统中一个独立自恰、清晰连贯且影响力较大的体系，但同时它也是自我封闭的。进入现代文明后，无论语法规则，还是语汇语词，抑或话语方式，我们又基本上是在借鉴、学习或者被迫接收、仿效西方式的现代性话语。譬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语汇都是从西方直接移译过来或者借助于先行近邻日本的翻译而移植过来的。这里面包括哲学、形而上学、逻辑学等学科名词，也包括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这类现代性文化价值的“关键词”。在双重因素交织影响下，构建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体系就需要从基础做起，不仅要面对如何转化传统文化话语的重大任务，还要面对如何批判吸收以及借用、改造外来现代性话语的巨大挑战。

如果“第二次启蒙”是指从单纯追随西方现代性的向度转为具有批判反省的中国现代性反思，我可以理解甚至部分赞同

记者：网络上有人提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关键是启发民智。为此，需要开启第二次启蒙运动，以扩大见识、摆脱愚昧，抵制古今中外各种“神”对民众精神的压制。

万俊人：我赞同思想启蒙，但对“第二次启蒙”的提法存在疑惑。中国是否真正完成了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任务，显然还需深入探究。如果“第二次启蒙”是指从单纯追随西方现代性的向度转为一种具有批判反省力度的中国现代性反思，即从西方现代性思想中解放出来以寻求独立自觉的思想和理论建构，则我是可以理解甚至部分赞同的。

不过，启蒙本身的含义就在于人们敢于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思想权利。就启蒙这一本质而言，它永远都无所谓“完成”，因而也就不存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之别了。就此而言，对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来说，自由而理性地思想或者创造性地思想，实乃一项永恒的任务及精神状态。

平实而论，西化的确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调，虽说其间的内涵多有变化，但总体趋势并未改变。时下，不少人看到所谓儒学复兴或“国学热”，并担心其消极影响。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国学热”，也极少认真地对待过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百余年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好“新”恶“旧”，却始终没有真正明白“旧”的价值和“新”的意义。有些时候，“旧”的并不一定不好，如古董；“新”的也并非绝对的好，如网络游戏、核武器等。

在建构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进程中，对于古今中西，如何看，如何说，如何用，始终是值得拷问和深究的。我们不仅需要重新梳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也需要厘清现代中国文化的新传统，包括建国60余年特别是近30多年来中国改革发展的新经验。按照美国思想家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的说法，一种思想、观念、制度和生活实践经验若能持续绵延三代，即可视之为传统。能够将它们整合为一种连贯自恰的文化和文明体系，从而以独特而理性的话语方式叙述之、传播之，则所谓中国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便可卓然生成。

哲学思维偏少将严重制约话语体系的构建。如果惯于用既定的理论框架去裁剪日新月异的现实，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记者：近年来，对于“中国模式”以及“中国道路”为什么会成功、“中国特色”包含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等核心问题，国内学术界研究颇多却始终未能形成共识。对于自己的行为实践、价值取向都无法给出明晰阐释，这显然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一大掣肘。

万俊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宏大、独特且复杂的社会变革图景进行清晰解释，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0多年的改革发展让中国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当然值得梳理和总结。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话题关涉甚大，理论风险亦高，一时的粗浅可能难以避免。相关的争议或过多的解释性言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不妨将其视为理论建构之前进行充分合理辨析的具体体现。

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以下两个现象：一、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是一件敏感且困难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落入或夸夸其谈、自我炫耀，或强人所难的俗套。因此，构建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也需要谨慎平和的心态。二、哲学思维偏少对话语体系构建形成严重制约。具体表现为，哲学研究存在盲区，如对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习惯于用既定的理论框架或原理去裁剪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而不是与时俱进。

冷静地看，哲学就像 “涅瓦河畔的猫头鹰”，总是等到黄昏才起飞。作为一种思想和理论的反思或者后思，新的哲学通常只能产生于新的现实经验得到较为充分而成熟的呈现之后，其与经验实在之间的滞后距离有时甚至是很长的。30多年的经验当然非常丰富，但对于这些经验，我们崭新的甚至是全新的哲学反思仍然需要保持某种距离，这才是合乎规律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的现象确乎不少。这或许与世俗主义文化沉溺于作秀、忽悠、显摆等浮华特性有关，应当引起知识界和全社会的注意。

归根结底，用中国话语诠释中国现代性，要求我们树立高度的自觉和自信，创造性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语汇、理论概念、语法逻辑和话语规则，以准确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又不排斥其他现代化模式的道路。它是包容的、开放的，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它是现代的，也是基于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资源的；它是连贯的、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传承，也是创新的、需要在不断学习和探索中逐步改革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