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实体得以长期延续，表现为大规模政治统一体。一个国家实体拥有着广阔而复杂的疆域和众多异质性的人口，但能始终保持政治的统一性，尽管其间经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周期变化，但总的趋向是统一，并以政治统一体的形态进入现代世界。运用长周期理论对这一政治现象做出解释，认为中国政治统一体得以长期延续在于有三重共同体的支撑：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共同体；二是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文明共同体；三是多民族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进入近代之后，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政治统一体仍然得以维持下来，并将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人类更高形态的文明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推动政治统一体的持续。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今天的中国是在长期历史上形成的，并具有其自身的特性。美国的中国学开创者费正清表示：“尽管中国疆土广袤而各地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继续到今。”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中国被认为是世界唯一持久的国家。造成这一结果的机理，仍然是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并会给予当下国家演进以启示。本文以长周期理论为视角，提出政治统一体得以长期延续的三重共同体基础。
一、长周期理论与中国政治统一体
周期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和时间内的起伏变化、某些特征多次重复出现的状况。这种变化具有内在的规律性。运用周期理论，有助于认识、把握事物发展的状态、特点和规律，从而提升人们对事物的解释能力，更好地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周期理论是观察、认识、分析事物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一种方法和工具。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周期性变化，即经济周期。这种周期性变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一给定的条件决定的。只要这一条件不变，经济周期便难以改变。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发现，最重要的是理解造成经济周期的条件和机制。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和国家演进过程时，也注意到了因为条件和机制而造成周期性变化的特点，只是这种周期具有更长的时段性，属于长周期。在一个长时段内，由于某些要素，造成社会的长期不变，或者周期性变化。马克思注意到了印度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现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则是长期不变的村社制。他引述村社制时表述说：“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名、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古老的村社制塑造了印度长期停滞不前的特性，尽管在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多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但社会没有变化，形成了一个长周期。只是随着村社制的解体，这一长周期才得以改变。为此，马克思指出：“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因此，人类社会的长周期是由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反复出现的要素构成的周期性变化。村社制构成印度社会的长周期，在这一长周期内，无论政治发生什么变化，村社制会反复出现，不断再生，直到村社制解体，长周期才被打破。
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发现由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治水是东方社会的重要特性，并构成长周期政治。在这一长周期内，会发生因为政府职能的履行而造成社会兴衰和政治成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荒废，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在由政府履行公共职能这一政治长周期内，政府职能履行如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会导致国家的周期性变化。“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造成农业兴衰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统治，就如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变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一样。政治的长周期是由政权、政府及其运行决定的，体现为政治和社会周而复始的变化。治水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中央集权政府治水构成东方社会治水的长周期。政府治水职能的履行状况，造成治水社会的周期性变化。
因此，长周期理论是了解人类社会和国家演进规律的重要视角。长周期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长期运行并由于内在规律发生周期性变化的状态。它包括以下三个要素：构成长周期的时间段及给定条件；长周期内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造成周期性变化的机理。
长周期理论对于分析中国的国家演进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中国是一个在固定的空间内长期延续的国家实体。黑格尔指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二是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是以改朝换代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演进的。“中国由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绵延不断，才使中国的古文明得以持续到20世纪。”
这种长时间延续并以朝代更替的方式演进，使得中国政治的长周期特点表现格外突出。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政治现象反复发生并有规律地起伏变化，形成政治长周期。其中产生诸多重大命题，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百代皆行秦政制”。直至近代产生了“三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
“百代”、“三千年”、“百年”均属于长周期的时间规定。在这一时间段内，有着其他时间段所不具有的基本要素。如由于“皆行秦政制”，所以将“百代”视为一个长周期。由于有“大变局”，所以将“三千年”和“百年”视为一个长周期。在长周期内，会发生周期性变化，如国家整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国家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造成周期性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前人提出了命题，也有《资治通鉴》这样的经验大成，但未能从学理上深入探讨。构建长周期理论，有助于认识和分析中国的国家演进特点和规律。
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实体得以长期延续，表现为大规模政治统一体。一个国家实体拥有着广阔而复杂的疆域和众多异质性的人口，但能始终保持政治的统一性，尽管其间存在分裂，但最终是以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进入现代世界，没有像欧洲那样裂变为若干政治实体。费正清深刻认识到历史中国对于当下中国的重要意义，他对比说：“欧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来，一般地说不会多于中国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国更多的民族也是问题。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过往，我们更多的使用“大一统”的概念对中国政治实体加以表达，但这一概念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难以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了解和通识，因此，用“政治统一体”这一概念更具有通约性或者普遍性。
中国作为政治统一体的长期延续已是基本事实，最重要的是对这一事实加以解释。为此，本文引入“共同体”的概念。“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只有通过共同体的方式才能将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并获得统一性。费正清在指出中国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时，表示“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继续到今”。中国作为政治统一体的长期延续，依靠着三重共同体的基础。
二、政治统一体的政治共同体基础
国家是一种政治共同体。人们依靠这一共同体实现其有秩序的生活。这种秩序主要依靠国家权力来建立和维系。国家权力的性质、配置和运行的可持续的规范，便构成国家制度。这种制度体现在政治共同体之中，并维持共同体的运行。不同的人们在国家共同体中获得政治统一性。如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西欧四分五裂的封建社会向统一民族国家转变时说的：“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中国作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是在秦朝时才定型的，并形成了帝制国家，即以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
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的政治统一体的定型，经历了漫长的兼并争霸战争。这一战争起源于“分”，即秦之前分封诸侯的国家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是建立了一个以地域为主导的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而且形成了支撑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帝制体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以帝制体系为支撑的大规模政治统一体的构造是中国国家演进的内生性结果。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实行宗法分封制。受长期历史上的血缘关系的支配，西周通过宗法分封制治理一个大规模国家。分封之后的诸侯成为利益主体。在孟子看来，“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诸侯国拥有对土地及其土地上的人民的直接治理权，并直接处理相应的政事。对于诸侯国的人民来讲，周天子更多的只是遥远的象征性权威。诸侯国才是人民的利益和命运所在，尤其是在天子权威衰败和天下秩序崩溃的春秋战国时代。由利益而引起的冲突最终引起战争。“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史记·秦本纪》)兼并是对他国土地的并吞，即运用暴力将他国的土地和人口占为己有。“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墨子·天志下》)争霸就是各诸侯国争夺霸权，攻城略地，寻求最大权力并占有更多土地和人口，成为霸主。
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正是在长达数百年的兼并争霸战争中产生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兼并争霸战争的尘埃落定之时，秦王嬴政宣布自己为始皇帝，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皇”与“帝”连起来。丞相王绾与李斯等上书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琅琊刻石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兼并争霸战争中统一中国的事实说明，只有统一才能获得秩序，只有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才能维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在那里，君主专制是一个洪炉，在这个洪炉里各种社会成分被搀合在一起”。
秦统一后的帝制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政治共同体。首先，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配置权力资源并组织和治理国家。“所谓‘皇帝制度’，是指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起，直至1911年清朝宣统皇帝遭辛亥革命推翻为止，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家体制，故它是指一种政体。”这一政体形式将中国地域上的人口联结起来，国家得以组织和治理。“国家是一个身体，而与君主同体。”其次，“废封建，立郡县”。皇帝独揽中央大权，地方权力来自于中央的授予并服从中央权力。“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汉书·地理志》)通过郡县制实现皇权中央对所辖地方和人民的直接治理，建立“法令由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再次，以帝制为中心的政治共同体有共同的疆域；实行“书同文”，通过同一文字将统一的国家政令传递到疆域范围之内；统一的货币，形成全国性的流通和统一的大市场；“车同轨”，有共同的基础设施，修建由首都通往全国的驰道，便于政令的统一传达和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形成。
政治属于上层建筑。政治体系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得以延续取决于社会的需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共同体，与分散自立的个体家户制密切相关。秦统一前的商鞅变法做了两件事，一是分家，一是立户。所谓“分家”就是通过分家析产，将过往的宗族大家拆分为一个个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家——由父母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所谓“立户”，就是以家庭为依据将所有人口编制为户籍人口，负责纳税、服役、完成官府任务。分家立户具有革命性意义。它使得国家权力穿越过往的族群外壳，直接到达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同时，它也是帝制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皇权从中央，经由郡县，到达乡里，一直延伸到家户，大大提升了国家对社会的纵向渗透和控制能力。国家治理充分利用家庭这一生命生产和物质生产合为一体的血缘组织，将个体成员横向地联结起来实行自我治理，从而节约治理成本，提升国家治理的再生能力。与此同时，分家立户的家户制具有天生的自我分裂性，它不能进行横向的自我联结，形成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只能依靠高高在上的统一的皇权进行整合。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权，社会很快就会陷入一盘散沙状态。
中央集权的政治共同体大大增强了国家治理能力。早期中国起源于治水，治水一直是国家的功能，也是存在的依据。这是大规模农业社会的要求。马克思指出：“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大型治水难以实现当事人的自愿联合，只能由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得以在多个诸侯国竞争中胜出，重要原因是举全国之力兴建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得到保障，为兼并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秦帝国统一后，地域规模更大，对大型水利工程兴建的需要更为迫切。中央集权的政治共同体大大增强了国家治理能力。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疆拓土，修建长城，修筑驰道，修建水利工程，重构社会秩序，国家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便在于拥有了“中央集权这个使一切国家迅速发展的最有力的政治手段”。
规模愈大，维持政治统一性愈难。规模和距离是帝制国家与生俱来的“敌人”。这个“敌人”是打引号的，也就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困难。在经济、技术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将广土众民联结起来，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这是因为权力和能力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必须借助于物质条件。愈是集权，对物质条件的要求愈高。马克思在谈到“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的同时，又尖锐地指出：“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赋税由人民承担，必然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尖锐对立，使得政府成为人民的压迫者。国家规模和权力愈大，剥夺压迫能力愈强，引起的反抗也愈甚。在中国，皇权具有绝对性，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从事治理，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国家命运完全系于皇帝一人之身。“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荀子·议兵》)“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君主制的绝对性权力会无限放大权力的任性，其剥夺和压迫性更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承接“虎狼之国”的秦风，实行强力统治，修建大量工程，人民承受的负担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度，很快造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众自发的大规模反抗。秦始皇设想的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统治，只到了二世便被终结。之后的王朝也未能万世长存。这是因为小农经济有限的剩余难以支撑庞大的皇帝官僚集团及其统治体系，超出了一定限度便会导致政权更迭和政治共同体解体，即“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当然，政治共同体可能因为暴政、异族入侵等原因而解体，但重建的政治共同体在同一地域内，仍然要借助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官僚体制进行治理，帝制体系因此而获得重生，只是王朝得以更迭而已。经历分裂分治的战乱之后，政治的统一性仍然是国家演进的主导方向。“中国历朝的统治者厉行中央集权，同时又把大统一作为神圣的追求。”这是因为，大型公共工程、小农经济和抵御外敌入侵的历史条件仍然存在。只要这些历史条件存在，帝制体系便是维持政治统一体的有力支撑。清人恽敬表示：“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制也。”(《大云山房文稿》卷1《三代因革论》)毛泽东也认为，“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帝国之后还有汉帝国、唐帝国、明帝国、清帝国等，属于一个空间地域内的多次性帝国。帝制国家的存续意味政治统一体经历一个个朝代而延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全新的政治共同体。支撑这一政治共同体有全新的政治架构。只是这一政治共同体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长期历史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传承的政治共同体存在诸多有助于维系政治统一体的因素，如中央集中统一治理，也延续了一些消极性元素，如郡县体制下公权力的私人化。后者正是需要通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加以解决的。
三、政治统一体的文明共同体基础
尽管秦帝国延续时间并不长，但在同一地域上又不断再生成同样的帝国，而不像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帝国一样，成为无法再生的废墟。秦政权灭亡了，帝制体系却延续下来了，并重建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共同体，为政治统一体的重建奠定基础。
为什么在中国，政治统一体得以在政治共同体分裂和崩溃基础上又得以重建，重要原因在于政治统一体不仅依托于政治共同体，而且依托于文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因为政权的推翻会解体，改朝换代，而文明共同体则会延续下来，并为政治共同体的再生和政治统一体的重建提供基础性条件。
恩格斯将国家与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成果的总和。国家是对文明成果的集中反映，它推动着文明成果的创造，同时也是特定文明社会的产物，是在长期积累造成的共同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共同体。
在恩格斯看来，“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文明成果是创造出来的。人类社会在不同地域基础上创造着自己的文明，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希腊罗马文明是世界重要的文明共同体，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出了古希腊城邦国家和罗马帝国。但是，古希腊城邦国家和罗马帝国覆亡后未能在同一空间上重建和再生。其重要原因在于其文明共同体对生产性的排斥。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和罗马人利用航海优势，从事商业贸易和战争征服，获得大量财富，并建立起奴隶制度。自由民虽然在政治、文化方面有诸多创造，但不事生产，甚至排斥生产。当专事生产的奴隶不愿再生产时，文明的源泉便枯竭了，政治共同体也难再生和重建。恩格斯因此指出：“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让自由的罗马人来做有失他们的身份”。
在没有国家之前，中国的先民便已存在，并创造了大量文明成果。随着定居农业的产生，国家逐渐生成了。农业文明是中国文明及其国家的重要根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由农业生产所创造的文明高于其他文明。这种文明为人们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并具有可持续性。它可以通过人们与土地的反复交换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正是在这种反复交换中锤炼出中国人的勤劳品质。在农业文明共同体内，劳动不仅不受排斥，反而成为人们所普遍信奉的信条。“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吕氏春秋集释·士容论·上农》)韦伯对中国人的勤劳给予极高评价，他说：“中国人的勤奋与劳动能力一直被认为无与伦比。”在著名农史学家孙达人看来：“没有个体小农就没有战国秦汉以来的新时代，就没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领先于世界的新文明。”世界文明发源地都来自于农业文明，唯一保存并传承下来的是中国。中国创造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农业文明奇迹。这一文明反过来又支撑着政治统一体的延续。无论是什么朝代，都视农业为国之本。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宣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后的朝代无不重农兴农，在于“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汉书·文帝纪》)，“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汉书·食货志》)。因为公共工程的修建，大大提升了农业文明的水平，并造成了农业族群对帝制国家的依赖。
国家是对文明社会的概括，同时也创造着文明。为了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文字得以创造并使用。方块汉字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承载着文明的精华。“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持续稳定发展且历久弥新的自源文字符号系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不仅统一了文字，而且将统一的文字随着文书行政的方式广泛传播。这一文字后被称为汉字。以汉字为代表的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特征。有文字、知礼节使得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秦国规范了此前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沟通的人群的书写方式，这个革新把帝国内所有的地区联结为一体，并建立起一个国家认可的文化典籍体系。”“文字统一为确定中国身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但行政部门有统一语言，而且全国各地都可分享经典的同一文本。”政治共同体可能解体，王朝会发生更迭，但统一的文字及其承载的文明会传承下来，并推动着政治统一体的重建。
政治共同体具有变动性，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倒退性。但文明共同体具有稳定性和积累性。下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基础上生存发展，累积成果。这种文明成果的堆垒，为政治共同体的重建和再生提供了条件。“秦汉以后逐步完善的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制度，这对于封建统一大国是必不可少的通信工具和制度，它们为统一国家内部跨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提供了畅达的通道。”自帝制体系产生以后，中国的国家政权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统一与分裂相伴相随，但在原有的地域上会不断再生产新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政治共同体尽管是对旧的政治共同体的替代，但又是一种承继。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帝制统一于一人，皇帝家族被推翻，改朝换代，原有的政治共同体会解体；但文明统一于全国，只要全国还有人在，还有人所赖以生活的山河在，文明共同体就会延续，并为政治共同体的再生提供基础。
正是由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和长期延续，使得中国作为政治统一体维持下来。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工业文明的产生，以农业文明为主的文明共同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经过百多年的努力，中国以赶超的方式，实现了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跨越，中华文明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这种文明不仅继承了中华文明过往的精华，而且正以超越性的姿态向世界贡献新的文明成果。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便超越了过往以狭隘的家庭、国家为单位的文明形态，主张人类共同应对所面临的问题。这为中国这一政治统一体的维持提供了更充分的道义基础。
四、政治统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基础
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要素是人，人又是分为族类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地域、经济、文化和历史，形成民族共同体。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鲜明特点是在多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多民族的结合为政治统一体的延续提供了人群共同体的基础。
费正清在比较欧洲和中国时指出：“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其重要原因便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基础不同。
现代欧洲国家构成来自于古罗马帝国。罗马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帝国。“罗马的行政和罗马的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只有一条把他们自己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沉重的赋税造成“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罗马帝国崩溃造成民族大迁徙，欧洲从文明形态坠入“黑暗的中世纪”，陷入四分五裂的封建状态，其地理版图犹如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这也就是今日欧洲的版图。
在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进程中，也存在着由边缘民族发起的对中心地带和主体民族的挑战。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的国家进程便处于民族之间的互动之中，甚至出现非汉民族进入中原并执掌国家统治权的朝代。但广大的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没有因此长期陷入四分五裂的封建状态，成为像欧洲那样的许多个主权国家。中国不是一族一国，而是多族一国。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为政治统一性提供了基础。
民族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的人群共同体。在不同国家，人们对民族的定义有所不同。在罗马，对民族的界定主要是政治民族一个维度，如在消灭原有族群文化和语言基础上形成的统一的罗马人。公民身份是罗马人的唯一标识。当这一公民身份带来的只是沉重的赋役，“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公民宁愿不要这个公民标识。所以政治共同体一旦遭遇危机，民族共同体就不复存在了。现在再找不出来当时古罗马时期的所谓的罗马人，没有这个族群了。
中国人很早就是从血缘、国家、文明和地域的多个维度来看待民族的。尽管有了国家，但地方的民族的自主性没有被摧毁，把人们连接起来的纽带除了政治行政以外，还有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明和共同的地域。人们不仅是国家的臣民，还是祖宗的子孙，有自己的文明礼仪习俗和故乡情结，所以诗人讲“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国破了山河在，只要有人这个国家就会重建起来，他们不会把野蛮人视为救星。他们希望改朝换代，重建政治共同体。
中国长期的地域和民族结构，是一个一主多元的结构。华夏族群为什么能够率先在各个族群中领跑，就是因为率先建立了国家。国家是一个文明的集装器，通过国家的形式积累了大量的文明，形成了有较高文明形态的核心地区和主体民族。最早的核心地区就是基本经济区，先是黄河，然后就有长江，再有珠江，整个核心基本经济区支撑了中国的华夏民族，即之后统称的汉民族。“由于秦之统一，因此中华民族遂融凝会合成一体。从前华夏夷狄之分而治之之局面亦随即消融，而成为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会。当时之巴蜀开辟于秦，两广及安南要待秦并六国后，遂开始为中国之郡县。于是全国人民生活于同一版图，沐浴于同一文化。”
中国和欧洲曾经在同一时段遭受游牧民族的挑战。游牧民族这一“上帝之鞭”把欧洲抽打得四分五裂，但是臣服于强大的汉帝国。当然，任何文明有成熟期，也有烂熟时期，到了宋朝，中国就到了烂熟的时期了，所以人们经常讲“崖山之后无中国”。烂熟了以后怎么办？需要有非主体民族来激发中华文明的原始活力。但是非主体民族很难替代主体民族，因为没有农业、汉字、行政管理机构，非主体民族的统治是很难持续的。这在于农业生产在古代世界是一种更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生产部门，文字可以生成更多的精神文明成果，使得汉民族共同体有一种民族优越感。“来自北方的一波又一波游牧征服者发现了这一点，除非他们接受中国的帝国文化，否则就无法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更无法使江山永固。”即使是原有的政治共同体解体了，国家政权为异族所执掌，但民族共同体的特性不会轻易改变和放弃。如孟德斯鸩所说：“在中国，改变的一向是征服者。因为征服者的风俗并不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并不是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逐渐地被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要比被征服的人民被他们所同化容易一些。”无论哪一个民族统治都要建立起统一的帝制国家，统一的帝制体系则更强化了多民族的统一性，由此为政治统一体的再生、重建提供了基础。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面临四分五裂，及至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一空前的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自觉。在先进政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争取到民族独立。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格局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为维持中国政治统一体提供坚固的民族共同体基础。
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是在长周期政治过程中形成的，期间经历了分裂和动乱，即古人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无论是怎样的分，最终的趋向都是合，即将广土众民合为一体。最终得以趋向于合，将政治统一体维持下来的根基便在于由政治共同体、文明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所形成的多重维护。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家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