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与城市永无声息地对峙着。城市侵袭了旷野昔日的领地……越来越多地以井然有序的繁华，取代我行我素的自然风光。”这是毕淑敏在《旷野与城市》中的描述，也是很多人对于城市发展的印象。

“人们总是习惯于将绿色与城市对立起来，但在我看来，城镇化的底色原本就是绿色的。”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专访时表示。

“城镇化促进人口由分散居住到集中居住，虽然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但由于人口进入城市之后，对自然的影响不是扩大而大大缩小。”肖金成解释说，“一方面，城镇化让更多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大大提高，给生态用地腾挪出更多的空间；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方式发生转变，靠毁林开荒获取生活资料的压力减小，养殖等带给环境的压力也会减小，这在我国西部地区已取得明显成效。”

让绿色回归城市

《环球》杂志：从乌托邦，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梦想，再到生态城市，自古以来对于城市的形态人类有很多的设想，你如何看待城市发展与生态之间的关系？

肖金成：城市发展经历了很多阶段，一方面人们需要城市带来的种种便利，另一方面又需要亲近自然。“田园城市”是针对大城市流弊而提出的理想主义城市形态，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城市的有机疏散理论十分活跃，从而演变成松散型城市。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低密度的松散结构会带来通勤距离的加大和个人汽车使用，这也就导致更多的能源消耗。随后，城市人口日益膨胀和可供建设的土地极度稀缺，使建设紧凑的城市越来越受到关注。

但不论是松散型还是紧凑型城市都要避免走向极端，虽然紧凑型城市可以节约土地、节约资源，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但也不能使城市密度无限增加。城市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要在城市集约度和环境适宜度之间保持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同时要注意产城融合，尽可能减少远距离通勤，这样既能够减少通勤时间，也可以节约交通费用，还能够减少交通工具的排放。

城市既要传承原本的工业文明成果，又要以全新的理念纠正工业革命带来的弊端。传统的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使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荒漠化等生态问题的困扰。这是工业化带来的问题，要通过技术创新减少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城镇化的底色本来就是绿色的，现在要做的则是让绿色发展回归城市发展的主题。

《环球》杂志：自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以来，中国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取得了哪些成绩？

肖金成：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以来，中国倡导绿色发展模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均下降20%以上，能源结构不断优化，煤炭消费比重下降8.1%，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高6.3%，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森林面积增加1.63亿亩，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近2000平方公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开创了绿色发展的可喜局面。

其次，绿色出行、无纸化办公、垃圾分类等绿色生活理念已经在很多城市形成，让人们在分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的同时，履行好应尽的可持续发展责任。

要绿色也要发展

《环球》杂志：一提到绿色发展，往往会有部分人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此消彼长，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肖金成：这是典型的工业化思维。应彻底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过去的工业化没有考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多以隐形成本、外部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形式存在。

绿色发展并不意味着只考虑环境不考虑发展，而是生态保护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根据环境经济学中的“波特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活动，进而提高企业生产力，抵消由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这一假说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发布的《绿色发展新时代：中国绿色转型2050》中得到印证。根据该报告，在2035年之前，绿色发展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率与常规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率大致相当，但从2035年开始，绿色发展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率会超过常规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率。

虽然影响环境的产业因此提高了门槛，增加了成本，但绿色发展也会促使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比如环保设备、环保技术、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清洁能源、绿色建筑、节能服务等大环保产业的崛起也能够增加就业和加快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绿色发展转型后带来的经济效益要高于转型前的经济效益。

绿色转型需要社会合力

《环球》杂志：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从家庭、学校、社区、出行、建筑等方方面面提出绿色创建行动，将给未来的绿色城市建设带来哪些影响？

肖金成：我2016年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社区会对每一个新居民进行指导。每一个社区都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对新来的居民提供各种辅导，熟悉本社区的管理条例。绿色社区所反映的是当地人们的需求和态度，维护的是大家共同的利益，倡导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社区成为最基础的、非营利的、多合作伙伴的环境组织。

这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因为绿色城市本身就需要政府部门、社区、学校、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打合力牌，才能实现绿色生活。

政府多加宣传，通过学校、媒体的强大影响力，通过加强教育、宣传引导、监督约束等各种方式，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意识；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节能产品，实行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的绿色生产方式；此外，还要大力发挥社会团体的力量，通过协会、学会等社会团体培养公民个人的绿色生活理念，摒弃奢侈浪费，大力倡导适度、科学、低碳、环保、循环的绿色生活方式。

《环球》杂志：既然城镇化本身就是绿色的，那应该如何进一步释放城市的绿色动力？

肖金成：绿色发展离开体制机制保障就会沦为“一纸空文”，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必须加快构建绿色发展领域的政策制度框架，创新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

首先，对于污染性企业不能简单一关了之，要通过制定环境保护标准，建立治理长效机制，引导企业主动转型。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强化排污者责任，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记录和违法排污黑名单制度。尽可能少采用行政命令，政策不能朝令夕改。

其次，要避免多头管理。开展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设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统一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监管城乡各类污染物排放和行政执法等职责，减少多头管理带来的政策执法难度。

第三，要培育支撑绿色产业发展的服务体系，搭建绿色产业信息服务平台，为绿色产业量身打造绿色金融扶持政策。

在国际合作中践行绿色发展

《环球》杂志：在国际合作中如何更好地践行城市的绿色发展？

肖金成：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主动落实《巴黎协定》的要求，加大行动力度，力争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尽早达峰，之后快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主动落实减排责任，加快绿色转型，为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贡献出中国力量。

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G20峰会、南南合作、金砖国家会晤等国际合作机制为载体，将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和标准融入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中，在海外投资中实行更加严格的绿色标准，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绿色转型。

我们曾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和地区绿色城镇化建设做过比较分析。数据反映，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还处在城镇化前中期阶段。对于南亚、东南亚和亚得里亚海附近国家来说，目前处在城镇化快速增长时期，但总体而言仍以粗放型增长为主，还未进入绿色城镇化为主的阶段。因此，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倡导绿色城镇化、分享中国的绿色城镇化经验非常有必要。引导它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通过增加环保投入，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使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好处，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