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不会感恩，这是当下引人忧虑的一个社会问题。不会感恩，并不是说没有感恩，它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感恩的不足或缺位，二是感恩的过量或扭曲。而从“施恩”与“受恩”的关系上看，感恩是人之秉性，知恩是感恩的意识基础，报恩是知恩诉诸于外的行为选择，而戴德则是社会对施恩人的集中褒奖。
在达尔文主义环境下的社会里，人际间的关系天生就是非友即敌的陌生人关系，放任的竞争关系摧残了人的“善”性，突出了人的“恶”性。由于是过度竞争关系，各种社会要素也将进行剧烈的变动和调整，并走向新的平衡。因此，达尔文主义社会应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可以独立地出现于某一历史时期，也可以随时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时期的任何一个阶段。
我们可以发现，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外貌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下的达尔文主义社会，而之后的将近二十年社会则陷入了财富经济下的达尔文主义社会。二十年前流行双方划清政治界限，二十年后则因经济原因出现群体性“下岗”、社会福利严重失衡及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由于个人的被动适应，社会并没有形成充分的自生自发秩序，来修补因“恶性”的出笼造成的社会价值观剧变和断裂。
在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生成机制不能有效运作之时，社会就会要求制度性秩序来补位。以国家强力或威权为后盾的制度性秩序总倾向于干预主义和沙文作风，反而会使所预期的目标适得其反。
而在社会自生自发秩序良性融合并促进和谐社会之时，自生自发秩序中某些秩序自然剥离出来上升为制度性秩序，从而进一步保障自由平等和谐的人际社会关系的稳定。如从感恩层面上看，国家设立“母亲节”是通过制度性安排来表达对母亲的感恩，设立“教师节”感恩辛劳的教育工作者。
感恩文化本质上应属于自生自发秩序范畴。在一个社会不能提供自生自发秩序有效形成的土壤之时，良性的感恩文化也无从建立。即使这个社会曾经有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样的行为信条，但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失序困境的人会觉得这样的古训相当遥远。
在这样情况下，正如前面所论述过一样，僵硬的制度性的感恩秩序不得不引入进来，如“树榜样、立典型”，神化形象，并启动全民动员机制号召向某某学习。在意识形态达尔文主义社会中，被树榜样的施恩人士通常会得到许多或许本人并没有想过的政治好处，如升官。而在经济财富达尔文主义社会中，会获得本人并未想过的额外经济和名誉好处。
而为了强化施恩人的形象，将会要求受恩人不断将感恩的心态重复呈现于别人的视线下进行“展览”，这会对受恩人造成过分的心理负担，从而降低到施恩行为的评价，甚至产生冷漠心理。这也是造成感恩文化严重受损的主要原因之一。
诚如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大师哈耶克所警示一样，我们应当尽量“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方式去摧毁我们的文明”。要解决感恩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当务之急就是扁平化社会的棱角，倡导公平和公正的生活秩序。只有在宏观层面的问题解决好了，才会给自发自生秩序腾出足够的空间，人际之间会更和谐，人们会越来越来看重友爱的社会环境对造就个人幸福生活的价值，恩泽才能发出应有之光，才能被受恩者与施恩者共同接受，“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的自然自发秩序才会成为社会共同景仰之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