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1999年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已历经21年的建设与发展。1999年5月，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在陕西西安吹响，当时的目标是再造山川秀美的大西北；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开启了西部地区开发建设的第一个阶段；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标志着西部大开发进入了承前启后、深入推进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进一步加大了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力度。经过不断地努力，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持续增长，总体面貌极大改善，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到2020年，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10年。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旨在为西部地区解决发展问题、增强发展动能，也标志着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三个阶段，西部地区将在新时期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以“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为主题，于2020年7月12日在线上召开第十六次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同时对新时期如何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展开讨论。本文基于参会专家发言内容，重点围绕“西部大开发20年：成就、经验与挑战”“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新使命”以及“推进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对策与路径”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综述。

二、西部大开发20年：成就、经验与挑战

西部大开发经历了两个10年，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开发初期的17%提升到了20%以上，与其他地区的人均GDP的差距也明显缩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善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等多位专家在发言中表示，西部地区20年来取得了全方面的重大历史性成就，生态环境得到极大保护和改善，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推进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国家边疆安全得到了保障。同时，区域经济迅速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差距明显缩小，对外开放也有所增强，西部地区的材料物资采购、工程施工建设和技术人才引进也对包括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形成了较大的溢出效应和拉动作用。此外，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基于世界视角和绿色发展视角，进一步肯定了西部大开发的意义，他认为2019年西部地区用20年的时间，以世界国土面积的5.2%、世界总人口的5.0%，实现了世界3.4%的GDP，并且人均GDP实现从极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发展，不仅对中国，对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中国以全球6.6%的植被面积，达到了全球植被覆盖面积净增量的25%，西部地区对此也有着极大的贡献。

20年的西部大开发历程也形成了一系列各省政府合作、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政策工具和对口扶持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在发言中提到，在推进西部开发的政策工具上，除了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国际通行做法外，中国还实行了“对口帮扶、对口援助”这一特殊工具，不仅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发展加大支持，而且还组织东部发达省份对西部贫困落后省区“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帮扶，这是促进西部落后地区发展的一个有效政策工具，也是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一个体现。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刘亭以浙江为例，介绍了浙江在“对口支援”“对口帮扶”“对口合作”三方面的成功经验，浙江有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可移动的要素资源，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有土地空间、能源等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双方优势互补，在市场机制下成功带动当地光电资源可持续开发和产业链形成。

西部大开发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社会文化等多种原因，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相对落后。尽管20年来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但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西部大开发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与会专家们在肯定了西部发展成就的同时，从地理区位、区域发展、产业发展、生产要素、发展形势五大方面指出了西部地区面临的发展困境和发展挑战。

对于地理区位方面，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指出，地理距离是西部发展面临的一大困境。新疆除了自身拥有2000多万人口形成的消费市场以外，周围2000千米范围内，基本没有很大的消费市场。同样，以兰州为中心画一个半圆，覆盖到的国内消费市场也很少。交通能力可以改善空间距离，但是运输距离的影响很难改变。新疆曾经的大规模煤电、风电和光伏电开发，输送至缺电的山东电网和华中电网，3000千米的输送距离需要花费国家大量的补贴，此外，新疆的粮食和瓜果等农副产品、成品油的运输，都因运输距离过长受到极大限制。中国区域协会理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肖金成也表示，西部的边境线很长，但是相邻地区都不是很发达，这是一个现实。

对于区域发展方面，西部地区存在区域增长动能转换受阻、西南西北差异加大、城乡差距较大等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表示，西部地区从2008年以来一直在四大板块中保持领先增长的位势，这两年被中部地区超越，西部地区整体发展动能有所减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也提到，采用各省份的生产总值及实际增速进行测算，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从“十二五”期间四大板块中最高的11.0%回落到“十三五”期间的7.5%，比中部地区低0.3%，城镇化率也进入减速阶段。此外，西部地区的南北增长分异十分明显，西北地区落后于西南地区，且差距在加大。城乡发展差距过大也是西部地区面临的一大问题，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除广西、重庆、四川、新疆外，其他8个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秦尊文也表示，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一树独大”是区域发展20年来的老问题，以2019年全国26个省的各个省会城市GDP在全省的占比来看，排名第一的是西部地区城市，银川、西宁、成都、西安、昆明、乌鲁木齐都处于前13位。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整体质量不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善同通过投入产出数据，说明了西部地区参加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和国内价值链的分工程度都较低，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增加值率要高于东部地区，但参与东部生产的增加值率和参与向国外出口部分的增加值率都很低，从电子电器行业投入产出的拓扑图来看，西部地区也还是一个很小的供给枢纽。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认为产业发展是西部地区最大的难点，尽管《指导意见》强调西部地区全国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但西部地区的新能源消纳难题至今并未得到彻底解决。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提到，西部地区产业产品竞争力不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多是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传统产业增速放缓，而新兴产业培育较慢，发展不足；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农业经济比重高，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和新兴产业比重较低；市场化程度和活跃度不高，国有经济比重大，民营经济发展慢。

从生产要素角度来看，西部地区对于投资依赖大，创新和人才集聚动力不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体雁研究发现，即使是成渝双城经济区，人才总量在过去一些年也是相对下降。未来10年、20年人口，甚至包括人才的总量进一步从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无法改变。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也表示，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资源的高消耗并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西部地区技术进步贡献率远远低于中国平均水平，政产学研协同发展缺乏有效政策，研发投入和力量弱，成果转化率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高层次创新和科技领军人才不足，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有效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引人留人能力弱，对高层次人才、高素质劳动力吸引不足。

西部地区在新时期发展面临的环境和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表示，从内部环境来看，新疆稳定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南疆汉族人口比重不足15%，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是南疆问题的核心。从外部环境来看，金融危机余音未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美关系恶化，严重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国际政策协作，而全球疫情蔓延高发，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衰退。各种压力向处于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低端的西部地区传导，西部地区面临更大的经济发展失速风险。

三、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新使命

21世纪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动力和重要途径，西部地区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更是具备了增长、生态、协调、开放四个方面的新发展要求和发展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表示，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仅是区域战略或边疆战略，还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核心战略高度相关。对新时期经济增长而言，从东部地区形成增长极，必须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在西部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是国家经济发展顺应客观规律的一个核心战略路径；国家强盛和民生改善的核心战略问题，也要求经济发展的红利扩散到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和生态环境大保护，密切关系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问题；西部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化战略的开放前沿，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从沿海开放转向全方位开放的划时代标志之一；此外，后疫情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将负起提高中国经济以至国家安全质量和畅通效率的重大使命。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开忠提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历史使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西部人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二是更加着力解决“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交通瓶颈问题，打造沟通欧亚腹心地带、边缘地带的亚欧交通枢纽；三是进一步加强清洁化能源基地和国际通道建设，打造能源支撑引领中国和亚欧绿色低碳转型的亚欧内陆枢纽；四是进一步应对生态危机，打造中国和亚洲生态安全屏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陈文玲同样认为，西部地区会成为新一轮中国对外开放，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前沿阵地；疫情常态化下，西部地区将在国内内循环、与周边国家中循环中发挥转换带、连接桥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的生态也会在全国生态体系中发挥重要的屏障作用；未来西部地区也会成为投资高地、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和开放高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提到，要按照更加注重抓好大保护，更加注重抓好大开放，更加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形成“大保护”“大开放”“中心城市引领和城市群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格局。

新时期的西部大开发相比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无论是时代背景、发展条件还是发展环境都已经大不相同，在党中央、国务院《指导意见》的指导下，西部地区将开启新的发展局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樊杰提到，西部地区已经出现了三个重大变化，一是西部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区位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国家安全和重构全球战略格局，特别是发挥“一带一路”倡议愿景的前沿地带和关键地区；二是西部大开发20年来生态建设和绿色生产技术取得重大进展，为西部地区在大保护基础上进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三是基础设施等建设大大改善了西部地区的投资营商环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同样认为，西部地区是未来中国崛起的关键所在：一是从数据上看，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变化值为29.7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产业技术革命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区域时空成本，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扩大内需战略都给西部带来发展机遇；三是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同时也代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四、推进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对策与路径

新时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新技术、新业态和新需求的涌现，为我们重新发现新时期西部地区的新发展优势、推进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提供了新的机会。关于推进形成新时期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意见》已经做了全面、明确的说明，核心在于“大保护”“大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大保护”“大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对于推进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的对策与发展路径，与会专家学者们从区域格局、发展环境、产业发展、要素流动、对外开放、生态保护六个方面发表了深刻见解。

区域格局方面，专家们肯定了中心城市的提升发展是西部地区新时期发展的重要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认为，要实现有质量的快速发展，核心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提到，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大，绝大部分是山地、沙漠、河流，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新时代西部开发要形成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新格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体雁以贵州贵阳和广西百色为例，说明地缘政治格局和交通格局的变化使西部地区一些原本处在边缘性区位的城市和地区逐渐成为新的中心型区位城市和地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善同也认为，西部地区中心城市自身提升和对周边的辐射带动非常重要。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湖北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秦尊文认为，要在西部地区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一是要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二是积极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建设，三是适当下放部分省级管理权限，四是要探索市委书记高配模式。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宏观经济组副组长丁任重认为，发挥西部地区“西三角”重庆、成都、西安的带动作用，是西部大开发重要一环。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久文认为，在保护为主的前提下推进西部地区开发，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将作为主要支点，兰州—西宁、呼包鄂榆，环北部湾，天山北坡、昆明和贵阳等地区应成为二级城市群。中国区域协会理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肖金成则认为，西部地区现有条件无法形成多个和较大的都市圈、城市群，更重要的还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每个区域有一个城市来辐射带动。此外，部分专家对于区域格局划分提出了相关建议。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认为，西南和西北地区在资源禀赋、发展条件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建议将原西部地区重新划分为西南和西北两个区域，有助于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则认为，现阶段人为力量还不能大幅度地改变三大自然区和地形的三大阶梯对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未来较长时间内，全国格局不宜进行大的调整。

发展环境方面，软性制度环境和硬性基础设施建设既是西部地区的短板，也是推动西部地区发展环境由相对劣势转化相对优势的重要抓手。对于软性制度环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等专家认为，西部地区要对标国际通行做法和国内先进经验，通过深化各领域改革，建立公正、透明、可持续的政策法规体系和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开放、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秩序。此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体雁认为，要推出一批更能体现西部大开发的重大体制改革，例如更加宽松的产权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提到，国家要统筹协调西南、西北地区的发展，在推动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过程中，国家在政策上一定要给予更多的支持，以便促进西北地区尽快走上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轨道，同时要着力建设高水平的农村全面小康，全面统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刘亭则进一步强调，在今后形成“新格局”的过程中，要突出并大力推进“对口合作”的方式，“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认为，要一体推动新老基建发展，在5G和数字技术等方面力争与东部并行或走在前列。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表示，要加大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在西部地区，新基建和传统基建可以同时发力，共同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来说，新基建对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陈文玲、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都认为，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行“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把西部地区放在重要位置，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完善一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大生态工程。

产业发展方面，在新时期实现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换挡升级，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和数字产业，从而促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是与会专家们的一致看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陈文玲认为，中国产业转移要尽量在全国形成内循环，龙头企业要向西部发展，在西部形成新的产业激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认为，要抓住西部地区“特色”拓展提升产业链条，一是推进融合发展、拓展特色产业体系，二是创新运作机制，提升生态、能源等特色资源的价值。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体雁以贵州贵阳的大数据产业、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自治州的林业经济、广西巴马县的现代长寿产业，以及西藏林芝地区的藏药产业集群、西部干旱地区的沙产业和节水产业为例，说明了西部地区如何创新资源观，发现新资源、新价值，发展现代化的特色资源经济，以及如何创新知识观，发现地方性知识的全球价值，从而发展西部地区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宏观经济组副组长丁任重认为，西部地区应当着重于产业结构的提档升级，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提到，西部地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地方企业，是地方发展特色经济的基础，要解决运输距离对西部地区产品竞争力的影响，西部地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数字技术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且能够降低区域对自然历史条件和现实发展基础的依赖，发展数字经济将成为促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对此，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提到，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营造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环境；发展新型基础设施，推动西部地区数字产业链和消费升级；加强东西部合作，推进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体制创新；加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领域的安全治理。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开忠认为，要把西部私营个体经济放在全国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来，实施最优惠的、具有西部特色的支持政策，强化创新创业和数字化发展支持，鼓励私营资本进入西部。

要素流动方面，与会专家们着重提到了人口要素特别是人才的流动问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开忠提到，要让西部人口率先自由流动起来。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绝大多数城区人口密度低下，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许多利用不充分，完全有条件在全国率先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应率先全面放开落户限制，让西部人口自由流动起来，并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的同时，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放开落户限制要求的情况纳入中央巡视范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体雁同样强调了建立一个对流型的人才流动体制对新时期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可以把东部地区跟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资源，独特的地方知识，独特的特色产业相关的人才相对往西部地区流动，形成一种对流型的人才流动格局，同时要推动西部地区的国民自愿服务制度，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和大学的西部计划制度，给西部地区的同学，特别是要回西部地区工作的人，读研究生、读博士生更多的优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曹文炼认为，应该运用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甚至说要研究新时期的在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的基础上的新举国体制的力量，加快加大生产要素，包括最重要的人口向西部地区的转移或配置。要有大学、医院等公共资源，特别是名牌大学去西部，人才才能去西部，人口才能向西部地区集聚。此外，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社科院原院长张占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等专家提到，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科技创新具有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原因，对人才吸引力有限，要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的人才引进、人才激励和流失补偿机制。一方面对于紧缺型高端专业人才，要比照中东部地区条件，相应提升人才待遇标准，以及更加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和完善对西部人才流出地的反哺机制。

对外开放方面，与会专家们表示西部大开发的前20年里，西部地区主要是向东部地区开放，未来则要转向国内、国外同时开放。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宏观经济组副组长丁任重认为，西部地区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沿边地区区域合作，例如新疆要主动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云南、广西要主动参与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内蒙古应当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云南应当积极融入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合作等，同时要大力发展中欧班列。中国区域协会理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肖金成认为，大开放是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开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面向发达国家，要要借助“一带一路”，通过陆路向东南亚开放，向中亚开放，向东欧、西欧开放，面向国际市场、南亚市场、东南亚市场、中亚市场开展国际秩序合作，例如云南、广西可以和东南亚国家相邻地区开展合作，新疆可以和中亚国家相邻地区开展合作。

生态保护方面，西部地区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和资源富集区，与会专家们在讨论中肯定了新时期西部地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发展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社科院原院长张占仓、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宏观经济组副组长丁任重、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刘以雷等专家认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导向要由大开发转向大保护，确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关促进，实现“两山”理论在西部地区更好落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在“十四五”时期，要考虑在西部地区如何实行一系列重大的、必要的生态工程，例如三江源的保护工程。如果能够用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生态环境方面形成新的格局、新的态势，不仅对中国，也会对全球的绿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本身也是衡量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其生态贡献可能更高于经济贡献。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久文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社科院原院长张占仓提到，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水资源缺乏，制约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同样制约西北地区的生态建设。未来10—15年时间，应当下大力气把西北地区的水资源问题彻底地解决。根据现有论证情况，西线南水北调工程启动的条件已经具备，技术准备与资金筹措都比较可行，应尽快启动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改善西北地区因为缺水而导致的生态环境脆弱情况，以便为西北地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注入足够的活水与活力。

五、结语

本次“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专题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学者们以“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为主题，全面分析了西部地区开发建设2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相关经验，以及新时期新格局下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使命，从地理区位、区域发展、产业发展、生产要素、发展形势五大方面指出了西部地区面临的发展困境和发展挑战的同时，也就推进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的对策与发展路径，从区域格局、发展环境、产业发展、要素流动、对外开放、生态保护六个方面发表了深刻见解，为西部地区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导下如何实现“大保护”“大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建议，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肖金成，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 100038）。

沈体雁，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副秘书长（北京 100087）。

（本文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