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第一位帝王，号称中华民族的人文始袓。至少从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人们笃信不疑，无人提出疑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疑古思潮兴起以后，黄帝是否确有其人其事，在学术界遂成为问题。
毎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对历史的记述和研究，大体有三个系统：一个是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述的文献史学系统；一个是从社会发展角度切入，从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到马克思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学系统；再一个就是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诞生以来依据生产工具质地的不同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考古学系统。三个系统兴起和形成的时间有先后，观察问题的角度有侧重，所作论断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但三者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人类社会及其演进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三者在研究中，只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会发生一定的交集，甚至收到殊途同归之效果。
《史记·五帝本纪》和与之相关的文献自然属于文献史学系统，由于其始于口耳相传的传说，有些记载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不足为奇，但仍可从中获取有关黄帝和其活动的有价值的信息：
——黄帝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个族的称号；黄帝不是只有一世，而是有好多世，甚或十世、十八世；黄帝不是在位几十年，甚或几百年、两千五百多年（见许顺湛：《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宏观对应的研究》，《华夏文明》2016年第05期）。
——“黄帝”一名见于战国铜器陈侯因兹敦，更因《史记·周本纪》周灭商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氏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礼记·乐记》为“于蓟”），表明黄帝的传说不仅流行于战国，甚至可早到商末周初。
——黄帝继神农氏而起。《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乃征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举风后、力牧、帝先、大鸿以治兵。”表明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建立了行政、军事机构。
——黄帝时多有发明创造。《世本·作篇》“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证算数，容成作调历”，使“沮涌、仓颉作书，沮涌、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时播百榖草木，淳化乌兽虫蛾”。发明宫室、舟车、杵臼、耒耜、铫锄、弓矢、衣裳、釜甑。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表明传说黄帝活动地域是以中原为中心并波及到了黄河上、下游和淮河、长江流域。
——《史记·五帝本纪》虽采用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说，但其他文献尚有“少昊、颛顼、帝喾、尧、舜”“黄帝、少昊、帝喾、帝挚、帝尧”诸说。上述诸说中，前几位有所差别，但最后两位多主尧、舜，说明“五帝”的说法虽有异，但接续最后一帝的都是禹，即夏的开国之君。
从以上文献史学有关记载的梳理，摒除荒诞不经的成分，可以知道，黄帝不是一个具体个人的称号而是一个族的名称；黄帝族氏延续的时间不止是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黄帝是继神农氏而起，神农氏往上社会处于基本平等的状况，自黄帝开始进入社会复杂化、阶级形成、战争频仍、生产发展、文明初现的时代；继而经过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尧、舜的进一步发展，至禹受舜禅建立夏朝开始，社会由几个部落首长联合执政的政治体制转变为王位世袭的专制王国，开启了《史记·五帝本纪》之后由《史记·夏本纪》为标志的历史演进的一个新阶段。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考古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入中国，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断努力，重大发现层出不穷。即从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密切相关的核心地区中原新石器时代考古而言，迄今已发现了距今10000年左右的以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为代表的李家沟文化，距今7500年至9000年的以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以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为代表的磁山文化，距今5500年至7500年的以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4300年至5500年的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3900年至4300年的以河南洛阳王湾遗址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
从年代序列来看，其间绵延不断，已经没有缺环；从遗址规模来看，自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开始，陆续出现分化，超百万平方米的、几十万平方米的、几万平方米的遗址，应有尽有，在有的大型、超大型遗址中，出现了像郑州西山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等那样的设防城墙和壕沟，出现了像陕西华县泉护村南台地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河南灵宝铸鼎原西坡遗址那样的大型建筑基址，以及铸鼎原西坡遗址那样的大墓；进入河南龙山文化阶段，设防的城址像山东龙山文化、湖北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内蒙古和陕北的大口二期文化一样，城址和壕沟更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经济生活上，动物的驯养、植物的培育达到了新的水平，储藏粮食的窖穴随处可见；在精神文化生活上，反映宗教崇拜和装饰的小陶塑、陶环、玉器等屡屡被发现。以通过古人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和遗迹现象研究历史及其演变规律为己任的考古学家，将距今万年左右的李家沟文化称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磨制石器逐步代替了打制石器，农业刚刚出现，定居成为新的栖居形态；将从距今9000年至7500年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至距今7500年至5500年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称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农业代替采集成为主要生产部门，独立手工业岀现，手工业内部有了分工，彩陶烧造日臻繁荣，玉器、骨器等精神文化产品有了专门的制造，出现了单人葬、多人合葬和瓮棺葬等多种墓葬形式……将从距今5500年至43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聚落分化，冲突加剧，战争频仍，社会激烈动荡；将距今4300年至3900年的河南龙山文化称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或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社会处在重大转型当中。
考古学上发现的遗迹、遗物和遗迹现象，是人和人类社会各种活动的遗留和反映。从社会演进的角度，苏秉琦先生将距今5500年至4300年以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坛、庙、冢为代表称为古国阶段，他在1985年辽宁兴城考古座谈会上所作《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报告（刊于《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1986年）中说“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是我国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与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尚有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凌家滩“古国”和以河南灵宝铸鼎原西坡遗址为代表的仰韶“古国”，这些所谓“古国”，其发展程度大体相当于西方学术界所说的“酋邦”。由于“古国”一词缺乏确切的含义，我建议径可将该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称为“酋邦”。高于古国的，苏先生从地域不同角度考虑，称之为方国。方国其实就是王国，这是强制性权力高度集中和膨胀、暴力使用泛滥带来的结果，其标志是斧钺等专门武器的大量存在和使用、设防的大型城址的涌现以及随处可见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王国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国家，最早出现的王国，长江下游以良渚城垣、祭坛、高等级墓葬、大型水利设施和统一的神徽为代表，黄河流域以山西襄汾陶寺古城、宫殿、观象台、铜制品等为代表。如果说良渚、陶寺是王国的第一个小阶段，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夏、商则是王国阶段的第二个小阶段，西周、东周是第三个小阶段，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帝国，历史便进入了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国阶段，直至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而结束。
考古学、社会学和由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载形成的文献史学，尽管观察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使用材料不同，但都是对中国古史所作的梳理和概括，在实事求是原则基础上，运用恰当的方法，是可以互相印证和对应的。1996年启动的“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史和夏年的研究即是一次很好的尝试。文献史学根据文献夏有十四世十七王和四百七十一年（或四百七十二年）积年的记载，以推定的夏、商分界之年1600年为起点将夏朝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考古学以文献“禹都阳城”之阳城在登封为据，推定登封王城岗大城即阳城，以其为代表的遗存为最早的夏文化；以“太康失国”“后羿代夏”记载为据，推定新密新砦期遗存即羿浞代夏时期的夏文化；以“少康中兴”记载为据，推定二里头文化为少康中兴至桀亡时期的夏文化，并运用碳十四测年技术，测定王城岗大城年代范围“上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年至前2055年或公元前2110年至前2045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70年至前2030年或公元前2100年至前2020年，其中值约为公元前2055年，与距文献推定的夏之始年基本相符”（见李伯谦《“禹都阳城”新证迹》，《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我们运用同样的方法和研究路径，还推定了襄汾陶寺遗址即文献所记“尧都平阳”之所在地（见李伯谦《略论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帝尧之都中国之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夏朝始年既已推定为公元前2070年，那么，从两个途径即可大体推出黄帝时代开始之年。一条途径是以夏朝始年加上传说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之年，以上诸帝在位之年传说不一，对此前引许顺湛先生《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宏观对应研究》一文已作过研究，他选定“黄帝10世1520年，颛顼9世350年，帝喾10世400年（包括尧），帝舜1世50年”，合共2320年，加上夏朝的2070年，黄帝时代开始之年便是4390年。但帝喾10世400年将尧年包括其中之说似不可为据，因《春秋命历序》明言“帝喾传十世乃至尧”，尧自不应包括在帝喾年世内，《易纬稽览图》即言“尧一百年”，加上尧年，则黄帝时代开始之年则应为4490年。另一条途径是据文献从神农到黄帝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记载与考古学文化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到庙底沟类型之间的显著变化相对应，参考碳十四测年结果，推定这一社会重大转型的年代应在距今5500年至4300年范围内，取其中值为距今4900年，与从口耳相传到文献史学推定的年代较为接近。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华古代文明起源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相关学科的共同参与。考古学上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自然是主要的立论根据，但《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载的包括黄帝在内的有关传说，通过剔除荒诞不经部分的可信性研究，仍是包含有史实素地的有价值的可贵史料，将其与考古材料比对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得出最接近事实的论断，具有不可忽略或替代的重要意义。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原文载于《光明日报》2017年08月26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