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是史有前例的。一百年前人类便经历过一次类似的全球性大流行病。欧洲殖民者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更是因为所谓“免疫优势”，使90%以上印第安人因其带来的疾病失去生命，而在此之前欧洲因为肺鼠疫传播减少了1/3-1/4的人口。此次疫情不仅事先有警告，而且给出警告的机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共同筹备的全球备灾检测委员会(GPMB)于2019年7月发布了题为《全球处在危险中》的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存在暴发一场席卷全球、可能导致8000万人丧生的大规模流行病疫情的现实威胁，但世界各国在各个层面都缺乏持续的政治意愿去做预防准备。然而，流行病属于典型的“小概率大影响事件”，即便史有前例、即便警告声不绝于耳，事先要求人们做出牺牲严加防范并不现实，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大概率大影响事件”需要应对。仅就公共卫生健康而言，目前每年全球死于心脏疾病的人数就接近2000万。换言之，在资源有限、概率小且难测的情况下，将注意力集中在“大概率大影响事件”的防范与应对上，既应该是思维底线也有其合理成分。

尽管历史不等于未来，根据经验进行的预测误差可能很大，但仍是我们思考未来的基本依据之一。历史告诉我们，尽管前面提到的几次超大规模疫情突如其来且汹涌澎湃，但持续时间都不很长，两年左右便销声匿迹，因而对人类的损害虽然巨大但基本属于短期冲击。经过一段时间修复后便重回原有历史轨道。当然，即使同样是短期冲击，持续6个月和持续12-24个月的后果也将有着天壤之别。如果我们把此次疫情粗略地假定为持续2年左右的短期巨型冲击，那么仅就世界格局问题而言，我们就必须同时思考两件既相互关联但又彼此相异的事：一是疫情对当下世界格局造成了什么样的和多大程度上的冲击；二是未来世界格局因冲击的力度和形式而显露出的最可能的演化路径。

总体而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启的历史进程，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特定方式在某些方面加速或延缓了这一进程。冷战结束标志着美苏两极结构让位于单极世界，标志着一个地域上较完整、规则上较统一的世界市场首次现身于人类历史。随之而来的全球化加速向深度和广度迈进，其间“一超多强”格局也逐渐定型。“9·11”事件作为冷战后历史进程的一个“巨扰动”，在给既成世界格局冲开了一道裂痕的同时，也给风风火火的全球化投下了一道阴影。尽管如此，世界仍沿着冷战结束形成的历史惯性在原有轨道上继续前行。如果说“9·11”事件对冷战后世界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迟缓全球化的速度和转移霸权国关注的问题焦点上，那么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大国实力对比和全球化转向上。2009-2019年，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接近速度如此之快(从35%升至66%)，与其他强国之间差距拉大之明显(中国GDP占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GDP的比重从91%升至274%)，在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进而开始动摇“一超多强”格局。与全球化齐头并进的保护主义则将行进在平坦大道上的全球化带入崎岖路段。如果拿冷战结束、“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做参照系，此次疫情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程度大体上介于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和“9·11”事件之间，即小于前者大于后者，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将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但小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实际上大萧条并未截止于1933年，从高点一路下降的失业率在1936年仍为16%。

此次疫情作用于现有历史进程的加速力或迟滞力突出地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世界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上。物资、人员和服务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因控制病毒传播而停顿，从而彰显了现有产业链过长、过细带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随着各国应对产业链危机的举措依次出台，本国、双边或区域等小范围“自力更生”局面便有可能逐渐形成，其惯性势必延续到疫情结束，乃至最终常态化。那些决心以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向世界开放的经济体，出于最小化产业链断裂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使产业链进一步通向“脱钩”。这种为了规避“脱钩”风险却又强化“脱钩”的事与愿违机理，可称为“脱钩悖论”。

相对于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主观”上的断裂更值得警惕。冷战后20年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在全球铺开并创造了巨额贸易收益。中国从中获益颇丰，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主要基地，并从一个单纯的垂直分工参与者逐渐变为高科技的水平竞争者。中国成功控制住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为最终战胜这一人类共同敌人做出了巨大贡献与牺牲。然而令国外部分人士担忧的是，中国抑制病毒传播初战告捷显示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大增。有鉴于此，带有浓重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保证“产业链安全”的呼声在其他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鹊起，并大有让“稳定”盖过“利润”的势头。原来主张通过建章立制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势力，在产业链“客观”断裂的现实面前也已开始改变态度，甚至主张与中国实现产业链全面“脱钩”。在此背景下，在全球产业链“客观”断裂和“主观”断裂的共同作用下，发达国家与中国正在形成两个平行体系的景象正变得愈发清晰。换言之，美国和中国正在开始形成两个“异质”的“全球化”动力之源。

疫情冲击下的各经济体内部情势演化是影响未来世界格局走势的重要决定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为了挽经济大厦于将倾而施行非常规政策，在收到短期效果的同时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了种子。这便是表现为“三低三高”(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高资产价格、高收入差距)的脆弱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时一触即溃的基本原因。面对股市巨幅震荡，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采取了无底线的救市行动，并暂时稳定住了金融市场。然而，这种带有饮鸩止渴性质的做法非但没有解决以“三低三高”为表、以深层结构矛盾为里的痼疾，反而让现有包括经济风险和社会分裂等在内的痼疾得以延续和强化，从而让目前的危机成为未来大崩溃前的一次真实预演。对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中低收入脆弱国家而言，此次疫情可能对其基本民生带来摧毁性冲击，并可能产生社会失序、政府失能、边境失效的局面，甚至不排除生物病毒和社会动荡同时跨境传播的可能性，进而给日益脆弱的全球产业链以沉重一击。

透过产业链看未来，世界格局走势大体上有四种可能情景：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将现存多边或诸边抑或全球或区域体系冲垮击碎，世界各国以邻为壑，甚至进入丛林战争，霸权国家将更加肆无忌惮，强权即真理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从旧秩序废墟中形成新秩序将持续数十年。所幸此种情景出现的概率极低。二是多边或全球体系全面坍塌或名存实亡，全球化借以前行的多边合作与区域合作两个轮子只剩下一个，以主要国家间博弈为特征的世界多极化呈现出区域集团化态势。区域主义本身同时也将进行重组，有些地区合作机制会得到加强，有些会被创立，有些则被改组，而且不排除有些将走向消亡。三是出现两个(或三个)平行体系，它们以产业链“脱钩”为标志，结果是肢解或淡化了多边体系。其划分标志多重，主要包括对体系规则的理解和执行、经济体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涉及地域与文明背景等因素。如按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等指标衡量，平行体系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平衡的平行体系和不平衡的平行体系，亦即各体系综合实力对比总体上旗鼓相当或强弱明显。四是再全球化进程得以启动。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世界共同的敌人，特别是其带来的短期巨大冲击力让人类开始警醒，深切感受到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早就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做并且能够做的，就是携手并肩巩固、完善和创新现有全球多边体系。

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历史将回归常态。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人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尽管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但做出选择的还是人类自己。主导国家间的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安全的程度与方向。尽管就目前态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但疫情已经昭示：除了同舟共济并肩前进，人类不存在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