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2年后中美日三角关系出现深刻变化，中国崛起及其外溢效应成为推动亚太形势发展的首要自变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深化调整期，日本战略自主性开始显现。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交织叠加，相互作用，衍生出复杂多重的“三角意涵”，中美日关系进入新一轮战略活跃期。中日关系改善扩大了两国战略转圜空间，缓解了三角严重失衡态势，也为中国外交强化多边视野提供了新契机，为深入认知“大国”与“周边”内在逻辑关联、精准把握中美日三角及其外部平衡变量、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下赢得多边战略博弈创造了新机遇。
关 键 词：中美日关系 三角 亚太区域合作 印太构想 一带一路
中美日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中国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基于从国际关系史例中抽象出的理论定义，严格意义上“标准的”三角关系有其国际体系、国家间交往层次上的前提条件，以及国家层次上关于所涉三方各自行为的前提条件。就前一层次而言，“标准的”三角关系需要具备三项条件：其中任何两国之间的基本关系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间里，既非纯粹合作，也非纯粹对立，而是处于合作与对立彼此交织状态；上述基本关系同样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间内有重要的变动，而非基本不变甚至没有足以令人广泛注意的波动；其中任何一国有关对外政策的重大变更，都会对其他一国或两国有关对外政策及整个三方关系造成巨大影响。就后一层次即国家层次而言，“标准的”三角关系需要具备两项条件：有关三方都具有基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三国都将纵横捭阖的典型多极均势及权谋外交(diplomacy of maneuver)视为三边关系的一大特征。按此标准衡量，无论是20世纪前期的中美日关系，还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中美日关系，均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三角关系。①
相较上述狭义观点，中国学术界普遍更倾向于广义界定，认为判断中美日三国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应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其一，中美日是否构成亚太地区的三极，并形成三边关系?其二，三对双边关系之间是否存在密切互动关系?其三，三国关系在亚太地区是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影响到三国与“三角”之外其他国家的关系?据此标准，可以认定：在近现代亚太地区多边国际关系格局中，中美日三角关系形成于20世纪初的近20年间(即至一战结束)。一战后，随着“外太平洋势力”的衰落，中日美分别作为弱而大、小而强、强而大的三个重要国家，出现于亚太并构成该地区的“三极”。三国之间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影响到三国与英俄等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构成中美日三角关系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②
20世纪70年代，美国从亚洲实施战略收缩，中日、中美相继建交，日本在同盟中实力地位上升，中美日三角呈互动增强态势，但明显带有不平衡、不等边特点。冷战后，随着俄罗斯势力从本地区大幅退潮，亚太战略格局中，中美日关系成为最具现实影响力的一组三边关系，不仅左右地区力量结构与战略走向，也制约着其他双边及中日俄、中日印、中日韩等三边关系的发展演变。“尽管在形式上并不存在一个机制严谨、规则明确、运作规范的中美日三边互动机制，但中美日关系的战略性调整及各方对外政策的制定，无不以其他一方或两方外交政策和国家行为作为参照系，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具有地区战略影响的三角关系，并作为一个整体以其演变左右着亚太地区的国际战略格局。”③在客观上，中美日之间，一国战略方针和对外政策的调整，都对另外两国的战略方针、政策策略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在主观上，三国也都具有明确的三角互动意识，任何一国在制定实施对外战略和政策时，都不得不考虑对另外两国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果。④
无论对照上述广义还是狭义的“三角”定义，都可以看出，在经过21世纪头十年美国扩大国际反恐、偏离传统地区战略轨道以及小泉纯一郎下台后日本政治乱象导致的短暂休眠期后，中美日三角自2012后恢复活跃，各方的“三角运作”意识更强，政策作为更加积极，战略互动更为频繁，三角整体联动性明显趋强。
一、中美日三角的“复苏”
自2012年开始，在各方实力对比持续变化、战略政策调整加速的内在驱动下，中美日三角关系出现深刻变化。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深化调整期，日本战略自主性开始显现，美日同盟走出低谷，三角陷入“美日对华”的严重失衡状态。
(一)中国崛起及其外溢效应成为推动亚太地区格局变化与态势发展的首要自变量，对美日同盟战略决策形成重大、直接影响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三年后即达到日本的1.8倍。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设立丝路基金；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进入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世界格局观及对自身国际地位、国际角色的认知发生深刻变化，从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的一员”、邓小平时代的多极世界的“一极”发展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谋求“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⑤。同时，中国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在东海、南海果断维权，东海巡航实现常态化，并于2013年11月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一带一路”对重塑中美日力量格局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投资持续扩大，出口迅猛增长。中国对低收入国家出口占比1995年仅为2％，2015年上升至14％，对“曾经的中低收入国家”出口占比达到1/3左右。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平台，2016年中国企业在沿线61个国家承接的建设项目达126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6％，占对外承建项目总额的51.6％。在美日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不光是“硬件的、有形的”，更是“软件的、无形的”，它不仅包括大量从中国走向世界各地的海量“设施联通”，而且还有附着于设施之上的技术标准的普及、卫星情报网的整备、电子商务网络的构建，以及潜在的地缘政治影响。包含多方面内涵的“一带一路”构想，引发了本质为如何应对“中国式全球化”的空前挑战。⑥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深化调整期，推动区内盟国及安全伙伴对华多边制衡
2013年1月奥巴马总统进入第二任期，受内政与中东问题牵制，“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强度有所弱化，调门有所降低，更强调集中于“可实现的目标”。当年9月，奥巴马在联大发表演讲，强调将在剩下的任期内推动解决叙利亚内战、伊朗核问题，并为巴以关系缓和寻求新突破。与此前相比，“亚太再平衡战略”出现三点重要变化：一是在安全领域更新、扩展盟友和安全伙伴体系，强化三边及多边合作，利用“亚洲内部不断扩展的双边安全关系”，“将传统盟友与新兴伙伴连接起来”，促进地区“安全关系网络多元化”。⑦二是战略手段上更重经济，强调经济、外交、均势、价值观等手段的综合平衡运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作为推进“再平衡”的战略支柱，将加速完成TPP谈判并获得国会批准作为首要政策目标。三是战略地域范围出现扩大趋势，开始向太平洋、印度洋两洋兼顾的方向转变。2012年1月，奥巴马政府出台《防务战略指南》(简称“指南”)，将之前的“重返”(pivot)一词正式改为“再平衡”(rebalance)。国防部部长帕内塔在“指南”的前言中明确表示，美国的战略重点不仅包括太平洋，也包括阿拉伯海。
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继续提升区内盟国的战略地位，包括推动盟友之间的和解合作。2014年3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明确将继续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关键盟友”的安全合作，深化与新加坡、越南等“关键伙伴”的防务联系。同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期间，奥巴马以美日韩三边峰会形式促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自两人上台以来的首次会面。美国对“关键盟友”的重视还体现在推动日本发挥“桥梁作用”，发展与缅甸等地区“支点国家”的安全关系，扩展与印度等安全伙伴的军事合作，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海上安全装备、建立培训基地，推动亚太同盟体系从“轴辐”向“网络”转型。
(三)日本政治恢复稳定，安倍内阁追求“全面正常化”，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显现出战略自主性
2012年12月，自民党籍的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自2006年9月小泉下台以来“七年七相”、执政党两度更迭的政治乱象至此结束。对“全面正常化”的追求体现了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随着安倍“超长期执政”模式的开启，表现出极强的战略稳定性和持续性。安倍内阁以安全防务领域的“改革”为抓手推动国家战略转型，2013年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5年通过“新安保法”，实际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从部署常规高端武器装备等硬件、突破政治禁区等软件同时入手，渐次补齐国力结构的短板，强化军事实力与战略行为能力，在亚太地区安全中的影响有所上升。从中美日三角视域分析，日本的作为实际是为满足“三角”成立的基本要件：阻止日本一方综合实力的持续下滑而导致三国之间实力对比进一步拉大。而且，日本在维护综合实力地位的同时，开始显示出战略自主性。
“如果用三角关系在理论上的诸项先决条件来衡量，也可以大致证明1972年以来中美日关系的非三角性，而其中最突出的两点在于：日本缺乏基本独立的对外政策；与此相关，美日关系的基本性质始终是美国支配或主导的全面联盟。”⑧但事实上，2012年后日本在外交安全领域，相对于美国的自主独立意识与政策举措都明显走强。安倍内阁强化日美同盟，与强化自主行为能力实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前者是日本战略转型中的“显性主线”，后者构成“隐形主线”，前者掩盖了后者，但归根到底服从、服务于后者。正如战后日本反美民族主义思潮同时来自左翼和右翼阵营一样，无论是安倍的“摆脱战后体制”“战后外交总决算”，还是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同样都体现出日本以自身价值与战略判断为依据、谋求独立的国际认同的政治诉求。⑨在这一点上，中美日关系已经达到上述狭义的“三国都具有基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三角标准”。
(四)美日关系走出低谷，同盟重返“正轨”，中美日三角的“美日对华”不平衡态势加剧
在奥巴马首个任期的四年里，日本先后经历了五任首相——自民党籍的麻生太郎和民主党籍的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以及2012年底梅开二度的安倍。“短时间内东京领导层的频繁变更导致同盟的困难和紧张”⑩，美日关系出现起伏。特别是鸠山内阁时期，日本外交尝试从以同盟为中心转移到以亚洲为中心，提出建立“对等的日美同盟”，推动构建“东亚共同体”。日美围绕普天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搬迁问题，以及“核密约”事件(11)裂痕加深，同盟关系受到冲击，直至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才逐步恢复正常。
2012年底自民党重新掌权，中日围绕钓鱼岛争端对抗加剧，而日美同盟得到恢复和加强。进入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对华负面认知有所上升，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过软”，对中国若干政策动作的“反击”不力。“华盛顿的政策圈变了，开始倾向于认为‘迄今为止的对华接触政策是错误的’，‘中国在富裕起来之后也不会实行民主化’。”(12)“中国强势论”“另起炉灶论”等新的政策话语出现，要求全面修正对华战略。(13)奥巴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对中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采取模棱两可、实则怀疑和不接受的态度；继续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海和领土争端，采取带有明显偏向性的立场，并更多地将盟友和安全伙伴推向对华前台。2014年4月，奥巴马在启程访日前接受《读卖新闻》专访，宣称《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防卫，并支持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首位就这两个问题明确表态的美国现职总统。奥巴马“强烈支持”日本要在国际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对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充满期待”，承诺美国将与日本等盟国紧密合作，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2015年4月，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发布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两国作战协同范围从1978年版的“本土防卫”、1997年版的“日本周边”扩大到全球范围内的“无缝对接”。
二、中美日关系发展新态势
2017年以来，中日、中美以及美日三对双边关系出现重要变化，“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交织叠加，相互作用，衍生出复杂多重的“三角意涵”，推动中美日关系进入新一轮战略活跃期，表现出新特征。
(一)双边关系层面，中美、中日、美日关系均有显著变化
首先，中日关系逐步改善，合作步伐加快。2017年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逆转，2018年两国总理实现互访。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敲定52个合作项目，内容主要涉及第三方市场合作，总金额超过180亿美元；同时签署12项政府间协议，其中包括新版货币互换协定。剧烈波动、严重恶化达八年之久的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其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矛盾激化。2018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总统备忘录，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对从中国进口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在美国国内，对华强硬“非常罕见地成了共和、民主两党一致的政策”。(14)再次，美日围绕贸易体制、对朝政策等产生分歧，“同盟裂痕”日渐明显。特朗普指责“与日本的贸易缺乏公平”，威胁对日实施制裁。与澳大利亚等美国其他盟友不同，日本没有得到特朗普对钢铝产品进口关税的豁免，钢铁进口限制令最终也使日本产品关税上调。日本汽车制造业出口有四成销往美国市场，特朗普提出未来可能将进口汽车关税提高到20％。
除贸易问题外，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非常规外交政策”让日本感到同盟的可靠性“空前地不确定”。(15)特朗普要求日本购买更多美制武器，为驻日美军支付更多费用，但又回避就条约义务做出明确承诺，甚至威胁从东亚撤军。在朝核问题上，特朗普上台头一年采取了借同盟架构协调应对的路径，美日韩三方频繁磋商，共同对朝“极限施压”，但进入2018年后，日本“被冷落在美朝、韩朝之间高调的谈判之外”。(16)特朗普“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朝鲜准备放弃核武能力的情况下对其无限宽容”，这使东京对事态的发展颇为忧虑。(17)2018年6月，美朝领导人举行会谈，美方没有按日本所请关照其利益——解决绑架问题、朝鲜中程导弹问题，相反却使日本直面“东亚地区的‘1953年体制’将走向终结”这一重大而紧迫的战略挑战。(18)这样，无论是对朝政策本身，还是在推行政策的路径上，美日之间都出现明显分歧。
特朗普对朝政策的变化据信始于2017年11月，朝鲜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5”，并宣告完成“核导伟业”。“火星-15”在发射53分钟、飞行4472千米近程垂直弹道高度后坠入距发射点950千米的日本海。忧思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就此发表声明，认为若按标准轨道而非高飞轨道飞行，其射程可能超过13000千米。这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美国全境被纳入朝鲜导弹射程。(19)国际战略分析界认为，朝鲜远程打击能力提高、开始对美国本土构成现实威胁，是导致特朗普改变对朝政策的关键因素。对美日同盟来说，朝鲜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提升扮演了“规则改变者”的角色，因为“在华盛顿眼里，这意味着对日提供安全保障的价值下降了”。(20)
(二)双边关系变化衍生出复杂多重的“三角意涵”
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的改善，本质上是基于双方“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互利互惠为核心的双向多元合作需求”(21)的内在驱动，但美国因素的持续发酵，无疑对中日相互走近产生了进一步的助力作用。首先，日美分歧的扩大直接增加了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动力。特朗普一系列“退群”行动、“交易型”外交政策，迫使日本接受双边货物贸易谈判，“削弱了半个多世纪来支撑东亚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直接损害日本利益。“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是安倍内阁的第一要务，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像安倍那样为密切与特朗普的关系投入了如此多的政治资本。”然而安倍却基本上空手而归，所有幻想和设想都没有换得任何真正的特殊待遇，反而在贸易问题上招致美国相当粗鲁和敌对的态度。(22)在默默承受了许多沉重打击及个人羞辱(23)后，安倍认识到，现任美国总统反复无常，日本需要对冲。(24)其次，美国因素促使中日领导人同时“对当前国际趋势产生了不安”。“特朗普政府为中日之间维持稳定但不亲密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理由。”尽管两国领导人和公共舆论之间，特别是日本对中国仍存在深深的猜疑，但东京和北京有足够的动机，至少在双边关系领域尝试“新常态”。(25)固然“在遏制中国崛起方面，日本少不了要与美国合作”，但随着日美关系负面因素的上升，“从促使美国回归自由贸易体制的角度出发，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也在增加”。(26)
对日本来说，“近年来美中关系已远远超出两国关系范畴，发生了质变，波及众多国家”，更是决定日本外部环境的首要变量。中国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相互叠加，两国关系的“实力非对称性”特点逐渐淡化，美中关系最终可能演绎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是全面协调和均势状态，即“G2”的形成；二是全面对立状态，包括权力转移理论所涉及的军事冲突。作为三角中最弱的一方，日本既不乐见中美关系顺利发展，导致自身被边缘化，又无法承受中美关系过度紧张，迫使其选边站。所以，“无论美中关系朝哪种前景发展，日本都需要从国际协调主义立场出发，预先采取措施，避免受到冲击。”(27)包括在全球治理领域，美中就某些问题可能存在着利益交集，但要提防两国将有损日本利益的政策强加于人。(28)总体来看，在中美日三角发展演变的当前阶段，日本奉行的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核心的“日本优先”原则，(29)基本政策是在中美之间保持动态“微妙的平衡”。
中日关系的改善没能解决两国间的所有问题，结构性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即便如此，中日关系“有限的改善”也足以扩大两国战略转圜空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三角博弈态势。中美日三角的“美日对华”的基本格局没有变，但在区域合作方面，中日围绕如何重构秩序、建立规则存在分歧的同时，在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体制上存在共识。“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是中日共同的固有利益，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彼此的关系非常重要”以至于“大到不能倒”。“中日关系更为稳定的基础将始于经济的考量，包括双方可能探索以更为协调的方式推进亚洲基础设施的发展。中日都将基础设施投资视为长期外交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尽管彼此在具体做法上常常出现分歧，但某些分歧并非不可弥合。”(30)
(三)日本战略自主性上升，中美日三角进一步满足了“三方都具有基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要件
从三角结构看，恰恰是力量最弱的日本一方，其充分的战略活跃度决定了中美日三边能够形成“三角”而不是“中美+”的结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因内政因素或有中断，但日本总体上一直在为“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到来未雨绸缪，其国家决策机制持续“改革”、安全理念和政策不断更新、就地区秩序与合作规则积极发声，以综合手段有效弥补了因长期低增长而丧失的经济体量优势，保住了作为三角一方的战略地位。美欧战略学界认为，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都在对美国从亚洲实施战略收缩和撤退的风险进行前瞻性评估。(31)安倍重掌政权后、特朗普入主白宫前，日本政府即已开始调整安全政策，以增强独立行为能力。
2017年以来，鉴于国际环境的巨变，上述风险看似更加迫在眉睫，日本追求战略自主、强化国际行为能力的趋向进一步显现，包括在国际战略上主导全球自贸规则与秩序重构、在地缘战略上主推“印太构想”、在大国关系上主打“日中协调”倡议。(32)安倍内阁在继续将日美同盟置于外交首位的同时，积极寻求最小化“特朗普风险”造成的利益损伤，愈益显示出维护“独立于美国的日本国家利益”的能力。(33)目前，“东京的战略圈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日本现在应该抓住机会，做它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有人甚至建议实施“更果断的变革”。(34)日本的相关举措还包括，在防卫领域，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装备常规高端武器系统，更新防卫观念，考虑突破防卫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1％的限制。
(四)三角的互动与竞争，重点围绕“一带一路”沿线、亚太地区秩序与合作规则展开
2017年以来，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同度持续上升。同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包括29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在内，共有140多个国家、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多名代表出席。“作为由单个国家提出的构想，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能得到如此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响应，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中国在与沿线国家构建或升级伙伴关系时，所签署文件中经济交流合作内容明显增多。中国与不同国家建立不同的、适合该国国情的经济交流框架，最后形成综合性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这也是中国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行的布局。(35)2017年7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获得穆迪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最高信用评级，由此将得以发行低息债券，以已缴纳资金为基础、完成新的融资目标。“一带一路”将对中国产生“一石数鸟”的战略效果，仅就经济层面而言，它将促进国际产能合作这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新形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存在感急速上升；促进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有效利用。从趋势看，“一带一路”金融支持环境在逐渐完善，“一带一路”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将进一步上升。(36)
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8月安倍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表示要“把亚洲到非洲一线建设成为发展与繁荣的大动脉”，构筑一个“由高质量规则覆盖的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的世界”，并在此后成功说服特朗普总统接受这一概念。2017年11月，特朗普亚太之行首次提及“印太战略”，与安倍共同探讨这一概念，并就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加强合作达成一致。不过，在战略宣示层面以“印太”取代“亚太再平衡”后，美国政府迟迟未就新战略做出系统性阐释与政策跟进。特朗普连续缺席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被认为对亚太地区缺乏持续兴趣，强化了外界“美国在减弱对亚洲的承诺，中国的作用正在增强”的印象。(37)
特朗普政府对世界重大问题“漠不关心”，使日本陷入“一种特别的焦虑情绪”之中，认为美国领导层基于稳定的国内政治基础设计、实施对外政策的能力在下降。(38)为平衡中国影响，日本尝试部分承担起原本属于美国的角色，把“如何努力引导世界秩序走向健康发展”作为头号战略课题(39)，把“一带一路”沿线、亚太地区作为推行“战略性外交”、“安全外交”及传统经济外交，主导秩序重构与规则制定的重点区域。在外交安全领域，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外，与印度、澳大利亚、东盟国家建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日韩情报合作，尝试与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在区域合作领域，日本坚守被特朗普抛弃的TPP框架，推动“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于2018年3月签署协议，12月30日正式生效。日本外交、安全及国际合作重点加速向亚洲回归，这一动向被美欧战略学界称为“日本版的重返亚洲”，(40)带有明显的因变量行为特点，本质是对中国崛起及美国相对衰落的对冲。
三、基于三角之变的战略思考
中美日三角恢复活跃，对具有发展优势的中国总体有利，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新抓手，为在动态发展中把控“时”“势”、多边战略博弈争取相对有利结果提供了新机遇。而三角中相对较弱一方以及影响三角平衡的外部变量，应成为相关战略操作的首选切入点。
(一)强化处理中美、中日两对双边关系的“三角思维”
尽管中美日三角“美日对华”的基本格局没变，但随着中日关系改善、美日分歧增加，2012-2016年间中日对抗加剧、美国对华政策负面因素上升导致的极度不平衡态势有所缓解；尽管美日同盟“美主日从”的基本结构没变，但在政治意愿、战略意识与实际操作层面，日本的自主独立性无疑空前上升。日本无意放弃日美军事同盟，也无意舍弃对华经济合作，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增强军事能力，巩固战略资源，以“灵活的能力”应对可能的地区危机或安全环境的迅速恶化。日本对外战略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即经济与安全的“二元结构”冲突进一步突出，安全上不得不继续依赖美国、依赖同盟的同时，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等经济领域，推动区域合作的动力增强。美日在“应对中国崛起”这一最高战略层面仍高度契合，但并非完全一致，更达不到美日两“点”无限接近、重叠为一“点”的程度。为此，中国应更注重日本作为独立“一角”的角色，对美日区别对待。
基于美国在三角中的顶点地位，中日关系很难达到“不受别国影响”(41)的理想状态。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对中美关系、美日关系的“反作用”在上升，已不再是后者的完全因变量，中国对日外交也越来越带有超越双边的全局意涵。从日方看，改善对华关系，也有借对华合作平衡日美关系、牵制特朗普对日用强的意图。日本战略自主性的加速提升，从长远看可能将使中美面对“日本何去何从”这一共同的课题，但从近中期看，是可以利用的事态发展，为通过中日关系影响中美关系、美日关系创造了条件。战后日本靠“吉田路线”起家，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同为核心利益，难分轻重，日本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术，核心是避免在两个利益之间陷入选择的困境。从自身利益出发，日本需要阻止中美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42)
较之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往往更带有紧迫性，更具有“生死攸关”的特点，但基于自身经济产业体系特殊的安全脆弱性，日本对国际贸易战有着本能的恐惧。这源于它对全球供应链的高度依赖。“日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复杂的供应链的弹性，这些供应链帮助建构了美中贸易相互依存，反过来又为美中贸易相互依存所塑造。”(43)由于所需材料和工业设备遍布世界各地，日本企业尤其容易受到贸易下滑的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属日本工业品出口下滑幅度最大。日本判断，美国鹰派所主张的美中“脱钩论”不可能变成现实，但中美贸易争端向高科技、安全领域扩散并走向长期化，将对日本造成严重冲击。在贸易战长期化背景下，相关国家经济增长率将承受0.5％-1％的下行压力，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为6％，美国的GDP年增长率为3％，即使减速也能保持正增长，但日本是相对的弱者，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1/4、中国的2/5，GDP年增长率只有约1％，只要下滑0.5％就会损失惨重。(44)
(二)以灵活调整把控“时”“势”，注重发挥“动态相乘效果”
日本在推进构建区域合作框架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动态相乘效果”——在推动CPTPP谈判、达成协议过程中注重积累各种有形、无形的战略资源，后续再将这些资源充分用于推动其他谈判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样，日本对中美日三角以及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政策带有明显的多重两面性，这种多重两面性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处于动态调试之中，也体现出对“动态相乘效果”的运用。
实证研究证明，日本对中美贸易战的应对是一个随形势发展变化而不断修补、完善的动态调试过程。在特朗普对华强势施压的初期，日本先是附和美国、对华转嫁压力，避免矛头指向自己。2018年3月，“钢铁过剩产能全球论坛”在巴黎召开，美方出示调查清单并“追究中国的责任”，日本附议提出(导致钢铁产能过剩的)“震源地在中国”。(45)4月，世贸组织数字贸易意向国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日本与美国一道提出含有保障数据自由流通、禁止强制技术转移等高水平自由化规则的方案，矛头指向中国。但同月，中日高层经济对话时隔八年重启，双方就维护国际贸易自由化、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达成共识。同期，日方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与“一带一路”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9月，日美欧贸易部长三方会议发布联合声明，提出世贸组织改革方案，主张加强对补贴某些行业的“第三国”的执法力度。10月安倍访华，中日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多项协议。如此朝秦暮楚的背后，是面对特朗普强势施压、中美贸易战升级，日本的忧虑同步上升，担心最终难逃池鱼之灾。日本尤其害怕被美制裁的“东芝事件”重演。中国是日本最大货物贸易伙伴，据中方数据，2017年中日双边贸易额重返3000亿美元规模，达到3029.9亿美元，同比增长10.9％。而在日本的对华出口中，使用了美国零部件或软件的商品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46)
日本要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保持“微妙的平衡”，为此采取的战略步骤、政策举措往往表面看似矛盾，用词晦涩婉约，令人费解。对此看穿识破、精准把握，是中国外交调动中美日三角的认知基础。站在日方立场看，“必须不能留下日中一致对抗华盛顿的印象”；但维持稳定的对华关系对日本来说同样至关重要，所以也不能与美国一道对华施压。“像美国那样一味施压，只能迫使中国与其正面冲突，导致东亚和平陷入不稳定状态。”“如果日美联手对华，加强对‘一带一路’政治、军事层面的指责，将导致日中关系再度恶化。所以，日本只有更加自主地承担起维护东亚和平与繁荣的责任，并从这一立场出发，与中国展开密切对话，在安全保障与贸易投资两方面，努力将其拉进现有的规则之中。”①日本对华展开“创新合作对话”，讨论在高端技术、知识产权等领域展开合作，以及就第三方市场合作提出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四项标准”等，都是日本意识到美国对华态度趋于严厉、为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而刻意提出的。“四项标准”可以看作是为寻找“印太构想”与“一带一路”的接点而设置的前提条件。②
(三)把握“大国”与“周边”的内在逻辑，处理好“三角”外部平衡变量
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运筹好大国关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是深刻认知“大国”与“周边”之间复杂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实际上，美国的对华认知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中国周边国家帮助塑造的，其中日本、东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美日三角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与地区秩序的整体构建息息相关，需要放到整体对外战略系统中定位和运作，而目标应是借助上述内在关联性，使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进入良性互动、良性循环。
在影响中美日三角走向的诸多外部平衡变量中，东盟尤其重要。美国、日本历来重视东南亚中小国家在推行地区战略、赢得大国博弈中的作用。2010年2月奥巴马政府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大幅提升东盟国家的战略定位，首次将其明确划分为正式盟友(菲律宾、泰国)、战略伙伴(新加坡)、可预期的战略伙伴(印尼、马来西亚、越南)三类，提出要强化与正式盟友的关系、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同可预期的战略伙伴“发展新的战略关系”。③较之美国，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政策更为细密，对其战略心态把握得更为精准，政策手段更富柔性。譬如，在借力东盟对华博弈问题上，日本就注意到，东盟国家在日中之间常常表现出政策两面性，“即便是与日本持相同立场的国家，在某些问题上也可能倾向于中国；而某些倾向中国的国家也会在某些情况下与日本持相近立场，即便不是从正面赞同日本，至少也不会站在日本的对立面”。为此，日本需要多多用心，“使第三国理解日本的对华政策，不要将其误解为旨在阻止中国大国化的结盟政策。即使是在批评中国时，也要不断强调其目的在于指出中国的不当行为，而绝不是为了构筑‘对华包围圈’以阻止中国的‘大国化’”。(50)2018年8月，日本决定改称“印太战略”为“印太构想”，目的不仅是为“避免刺激中国”，深层原因更在于迎合东盟国家“不想在中日之间选边站”的战略心理，博得其认同和接受。(51)
总之，包括中日关系在内，如果“周边关系不能大致地搞好，对美关系就没有大致搞好的希望”。近年来中美关系特别重要的不良方面和不良阶段，许多都深刻地出自中国周边的麻烦或“乱子”，出自中美两国就这些麻烦或“乱子”的结构性和情势性摩擦、对立和竞争，出自美国对这些麻烦或“乱子”的鼓动、利用或“添乱”。(52)这应是这一轮中美摩擦带给中国外交的深刻启迪。从长远战略角度看，争取中国在周边有愈益增多的友国、战略中立国甚或严格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同时愈益减少或克服紧邻中国的战略对手或对美国的战略附庸，将大大有助于减小甚或杜绝给美国提供客观的便利，使其无法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钳制和抵御中国的“统一战略”。(53)
注释：
①时殷弘：《中美日“三角关系”——历史回顾·实例比较·概念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②臧运祜：《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述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③林晓光：《中日关系与中美日三角关系：战略利益的结构分析》，《中日关系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④杨伯江：《中美日三角：利益磨合与前景分析》，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⑤《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年10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2017-10-28]。
⑥伊藤亜聖「中国の『一帯一路』構想と日本」、『地域开発』2017年8·9月号。
⑦Ely Ratner,“Rebalancing to Asia with an Insecure Chin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8,No.2,2013,pp.25-7.
⑧时殷弘：《中美日“三角关系”——历史回顾·实例比较·概念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⑨杨伯江：《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全面正常化”走向探析》，《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
⑩塞布丽娜·蔡：《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亚太政策——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美国2049计划研究所，http://www.knowfar.org.cn/report/201311/05/1580.htm[2018-05-06]。
(11)2010年3月，日本外务省第三方委员会证实，1960年日本与美国修订《日美安全条约》时曾与之达成密约，默许载有核武器的美军舰艇停靠日本港口。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公开承认核密约的存在。核密约违背日本“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自民党执政时期历届内阁均予以否认。时任外务大臣冈田克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能排除美方曾将核武器运入日本的可能；不过自1991年美国宣布美军舰艇停止携带战术核武器以来，核武器应该没有进入过日本。
(12)吉崎達彦「日米中それぞれの思惑—米中間選挙後の米中関係—」、『東亜』2019年1月号。
(13)Harry Harding,“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8,No.3,Fall 2015.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Re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 Special Report,No.72,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rch 2015.
(14)吉崎達彦「日米中それぞれの思惑—米中間選舉挙の米中関係—」、『東亜』2019年1月号。
(15)Ben Westcott,“Donald Trump’s Unconventional Diplomacy Is Pushing China and Japan Closer Together”,Oct.24,2018,https://edition.cnn.com/2018/10/24/asia/japan-china-us-trump-intl/index.html[2018-12-08].
(16)同上。
(17)Jonathan D.Pollack,“Abe in Beijing,The Quiet Accommodation in China-Japan Relations”,http://www.sohu.com/a/271996844_617737[2018-12-08].
(18)宮家邦彦「『1953年体制』終わりの始まり」、『產経新聞』2018年6月21日。该文认为，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使半岛分裂格局固定下来，由此产生的地区稳定使得日本战后重建、韩国的“汉江奇迹”、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1953年体制”的稳定框架一直支撑着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如果朝鲜拥核成为既成事实，日本将面临修改“无核三原则”的重大战略安全抉择，或允许美国核潜艇靠港、部署美国战术核导弹，或自身拥有核武器。
(19)朝鲜此前试射的“火星-14”“火星-12”射程覆盖美国太平洋基地和西太平洋地区，这些地区处于美国海基和陆基导弹防御系统防护之下。但是“火星-15”打击能力所及的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目前尚不在导弹防御系统防护范围内。
(20)Takako Hikotani,“Trump’s Gift to Japan:Time for Tokyo to Invest in the Liberal Order”,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17.
(21)杨伯江：《弘扬条约精神，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5期。
(22)Ben Westcott,“Donald Trump’s Unconventional Diplomacy Is Pushing China and Japan Closer Together”,Oct.24,2018,https://edition.cnn.com/2018/10/24/asia/japan-china-us-trump-intl/index.html[2018-12-08].
(23)Jonathan D.Pollack,“Abe in Beijing,The Quiet Accommodation in China-Japan Relations”,http://www.sohu.com/a/271996844_617737[2018-12-08].
(24)IAN BREMMER,“Japan’s Tricky Balancing Act between the U.S.and China”,Oct.18,2018,http://time.com/5428169/risk-report-japan/[2018-12-09].
(25)Jonathan D.Pollack,“Abe in Beijing,The Quiet Accommodation in China-Japan Relations”,http://www.sohu.com/a/271996844_617737[2018-12-08].
(26)「米中に秋波とけん制」、『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5月18日。
(27)高木誠一郎·舟津奈緒子·角崎信也「米中関係と米中をめぐる国際关系」、『平成28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国際秩序動揺期における米中の動勢と米中関係—米中関係と米中をめぐる国際关系—』、公益财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所、2016年、1-2頁、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8_US-China/00-introduction_takagi_funatsu_kadozaki.pdf[2018-11-28]。
(28)高木誠一郎·舟津奈緒子·角崎信也『平成28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业国際秩序動揺期における米中の動勢と米中関係—米中関係と米中をめぐる国際関係—』、公益财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所、2016年、300-301頁、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8_US-China/20-summary_recommendation_takagi_funatsu_kadozaki.pdf[2018-11-28]。
(29)吉崎達彦「日米中それぞれの思惑—米中間选挙後の米中関係—」、『東亜』2019年1月号。
(30)Jonathan D.Pollack,“Abe in Beijing,The Quiet Accommodation in China-Japan Relations”,http://www.sohu.com/a/271996844_617737[2018-12-08].
(31)Richard J.Samuels & Corey Wallace,“Introduction:Japan’s Pivot in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Issue 4,July 1,2018,pp.703-10,https://doi.org/10.1093/ia/iiy034[2018-12-12].
(32)吴怀中：《日本谋求“战略自主”：举措、动因与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6期。
(33)Jonathan D.Pollack,“Abe in Beijing,The Quiet Accommodation in China-Japan Relations”,http://www.sohu.com/a/271996844_617737[2018-12-08].
(34)Richard J.Samuels & Corey Wallace,“Introduction:Japan’s Pivot in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Issue 4,July 1,2018,pp.703-10,https://doi.org/10.1093/ia/iiy034[2018-12-12].
(35)江原規由「一带一路をどう深読みするか—伙伴関係による一帯一路FTAの構築—」、『東亜』2017年11月号。
(36)伊藤亜聖「中國の『一带一路』構想と日本」、『地域開発』2017年8·9月号。
(37)《特朗普缺席亚洲峰会，加剧人们对美国对本地区承诺的担心》，《华尔街日报》2018年11月14日。
(38)Richard J.Samuels & Corey Wallace,“Introduction:Japan’s Pivot in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Issue 4,July 1,2018,pp.703-10,https://doi.org/10.1093/ia/iiy034[2018-12-12].
(39)田中明彦「『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の射程」、『外交』2018年1·2月号。
(40)Richard J.Samuels & Corey Wallace,“Introduction:Japan’s Pivot in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Issue 4,July 1,2018,pp.703-10,https://doi.org/10.1093/ia/iiy034[2018-12-12].
(41)「他国に左右されない安定した日中関係に」、『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8月10日。
(42)IAN BREMMER,“Japan’s Tricky Balancing Act between the U.S.and China”,Oct.18,2018,http://time.com/5428169/risk-report-japan/[2018-12-09].该文认为，从战略上看，日本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政策，只有在中美关系没有彻底脱轨的情况下才能奏效。如果事态发展到极端地步，包括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将别无选择，只能站在美国一边。为此，日本要竭力避免出现中美矛盾失控的局面。
(43)Ali Wyne,“The Implications of U.S.-China Trade Tensions for Japan”,https://www.rand.org/blog/2018/09/the-implications-of-us-china-trade-tensions-for-japan.html[2018-12-06].
(44)吉崎達彦「日米中それぞれの思惑—米中間選挙後の米中関係—」、『東亜』2019年1月号。该文认为，美国不少人认为由于中国剥夺了美国的繁荣，才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的没落。从经济角度看，这种指责根本是错误的。国家间贸易本来就是双赢的关系，不是剥夺对方国家繁荣的零和游戏。美国有7万家企业依赖中国市场，失去中国市场是难以想象的。5G时代即将到来，通信技术的开发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将无法取得进展。
(45)『米中に秋波とけん制』、『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5月18日。
(46)吉崎達彦「日米中それぞれの思惑—米中間選挙後の米中関係—」、『東亜』2019年1月号。
(47)角崎信也「日米中それぞれの思惑—『平和友好』以後の日中関係—」、『東亜』2019年1月号。
(48)川島真「日中関係『改善』への問い」、『外交』2018年11·12月号。
(49)http://odam.defense.gov/omp/Functions/KnowledgeManagement_DecisionSupport/Strategy％20Management/FY07％20QDR％20Quarterly％20Updates％20to％20Congress.pdf[2018-11-18].
(50)高木誠一郎·舟津奈緒子·角崎信也『平成28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调調査研事業国際秩序動揺期における米中の動勢と米中関係—米中関係と米中をめぐる国際関係—』、公益财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题研究所、2016年、300-301頁、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8_US-China/20-summary_recommendation_takagi_funatsu_kadozaki.pdf[2018-11-28]。
(51)「インド太平洋消えた『戦略』政府が『構想』に修正」、『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1月13日。
(52)时殷弘：《当前中美日关系的战略形势和任务——一种宏观视野的讨论》，《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
(53)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