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对概念，现在流行着一大套说法，例如：本质/现象、主观/客观等二元性是西方哲学特有的痼疾；西方人重分而中国人重合，一个主要证据就是西方哲学采用两分式的思维而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应当克服二元性，能够克服二元性；要么改变概念思维统治哲学的局面，改而采用诗意的思维；要么，假若哲学真与概念思维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就干脆结束哲学。
这些提法，我以为基本上是错的，或可疑的或不中肯的。一个突出的可疑之点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课题名目繁多，对立概念、成对概念、对立思维、两极性、二元、二元宿根、二值性、二值体系、二元取值、两端、成对范畴、两分式思维、双主观念、对偶性，等等。如此杂乱无章的众多名目，难免让人疑心这个题域本身有点杂乱无章。这里所说的二元，和二元论是一回事吗？这里所说的两分思维，和辩证法所谓两分法或一分为二有什么异同？
这个题域有好多混乱和错讹，我们最好花点力气加以澄清。对偶性质分析是概念分析的基石，要从根本处回答这里牵涉的种种问题，必需大量技术性的讨论，但我们是否可能依循常情，把这个题域中的主要脉络分疏一番呢？今试说如下。
对偶无处不在
从常情来想，人原来都是追求一元的。统一、和谐、贯通，都是好词儿，对立、矛盾、分裂，总归不是什么好事儿，主张冲气以为和的，自然不愿滞留在分裂之中，高喊斗争的，一样不是要永远对立下去，而是要通过斗争把天下统一到自己手上来。我们最多承认矛盾不可避免，只好听天由命，这离爱矛盾还差得远。
在另一个意义上人也追求二值中的一值。富人有富人的烦恼，穷人也不妨穷快乐，可家家户户都孜孜以求富起来，待人接物也鲜有不嫌贫爱富。我们明知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但忍不住求利而不求弊。老子早说明了祸福相倚，但连神仙都知道避祸求福。何况老子自己并不曾因了事物要互相转化的辩证法就当真主张相反两项完全等值，得道者天长地久，不道者短命早已，长久可比短命好多了。
于是就生出一个简单得有点可笑的问题，那就是：既然大家都求二值之一而避其二，为什么还会生出对偶来？而且一旦生出来，竟几千年铲除不尽？也许，二元只是假象，甚至只是一种伪装，那我们又要问：既然克服二元的要求这么朴实这么强烈，谁还会用二元来伪装自己呢？
的确，对偶无处不在。我们的语言在各个层次上依赖对偶。大小多少上下来去是些对偶语词，高下相倾，生死相随，贫富贵贱莫不双行双宿。这些成双成对的语词叫作绝对反义词。没有哪种语言缺得了这样的语词。此外还有大量的语词，虽不是绝对反义词，却经常对照使用。
门和户一大一小，一外一里；疾和病古时一轻一重，现在一重一轻；沟宽而缝窄；椅子有靠背而凳子没靠背；这些不是反义词，但明显地包含对偶。植物和动物，草书和楷书，唇音和舌音，离反义词更远。却也常对照使用。水火不相容、鱼龙混杂、披着羊皮的狼，这些表达都基于两两相对。
至于在特定场合，则任何概念都可以甚至必须通过与另一个概念对照得到界定：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历史与悲剧，历史方法与数学方法，历史与虚构。此中自有道理：对称是美的基础，也是理解的基础。
大小多少，植物动物，历史未来，我们的思考离不开这些概念，用到概念就是概念思维吗？不应这样说。就像用到数字并不一定就在从事数学。这个问题，得请反对概念思维的论者来回答。要看他们设想与概念思维相对的是什么，是诗意的思维，形象思维，或是什么，以及诗意的思维又是什么样子。我问过几个持此论者，哪一种思维叫概念思维，均未听到回答，我并不主张凡使用一个词儿就必须会定义它。但事实上，我的确没见到对“概念”、“诗意思维”之类的较完整的叙述。否弃不知其为何物者是件难事。我眼下所能说的只是，思维离不开概念，概念难免包含对偶。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神秘：所谓“二元宿根”者，并不单单埋在“概念思维”之中，这宿根一直扎入我们最原始的感受与最基本的思考——感受总带着好恶，思考总摸索着方向，没有零位的感受和思考。就此而言，把两向性称作“二元宿根”，是有点道理。但反过来说，既为宿根，一旦拔除，难免把枝干花叶一道连根拔起，在对待宿孽这个问题上，佛家的主张与基督教之对待原罪，都有疑问。
可以避免使用二元性概念？
人们经常引海德格尔等当代大师为反对两极性思维的典范，其实海德格尔本人有很多出名的成对概念，如zuhanden（当下上手的）/ vorhanden（现成在手的），ontologisch（存在论上的）/ ontisch（实际存在的），Welt（世界）/ Erde（大地），不胜枚举。
也是，我们上哪儿找没有镜象的概念呢？黑格尔正题反题折腾了几十番之后，终于归于大一统的绝对理念，然而，理念对面还有自然，绝对对面还有相对。老子贵和、贵无为、贵在下，但无为而无不为，在下是为了达乎“太上”和“上善”。只有倒霉的哲学生会继续寻找一个更高一级的概括，以为他也许运气好，终于碰上了一个独一无偶的终极概念。就算你找到了一个什么太极，等你到了那儿，就发现还有一个无极守在旁边。
在对偶范畴里这样翻来覆去折腾哪儿都到不了。历史上提出的很多成对概念，不是为了建造登往更高范畴的阶梯，而是体现了无可取代的洞见，成为今人常借以看待世界讨论学术的一些视角。悲剧与历史，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分析与综合。效颦者也喜欢提些稀奇古怪的成对概念，它们之味同嚼蜡，不因为其成对，只因为没包含什么洞见，不具备建构力量。
一组概念提供了一个视角。站到这个视角上，是为了有所见。这个视角是启发性的，而不是教义性的。无论它是多么优越的视角，人们还将变换角度，树立新的两级来透视世界。
小孩子看电影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笑他幼稚。但这只意味着我们后来又学会了从很多别的角度来看待人事：内心与外表，愿望与无奈，本性与环境等等，而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像孩子那样把人分成好人坏人。我们知人论世远为复杂精巧，但好人坏人这样简单的区别始终隐含在我们的感受议论之中，并且由好莱坞投射为那么多好人坏人一望而知的影片来提供我们成年人娱乐。老于人情世故，或宽宏善解，往往就是从一个角度换到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事情，例如超出美丑来看看善恶，超出善恶来看看前因后果。在此一事此一时我们可以超出善恶，不过，自从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能整体上超出善恶之外了。
二值体系属于宏大理论
感受带着好恶，概念对偶成形，这些并不造成什么特别的麻烦，我们为什么非要加以克服？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不舒服？不是概念的对偶性质，而是用某一个概念及其必然携带的镜象概念来解释整个世界，是用某一对“范畴”来概括天下万物的宏大理论。提出分析和综合，不因此就陷入了二值体系。通过酒神和日神的对照来看待艺术史或历史，不等于二元论。如果我们坚持这组概念高于一切，其它的概念都以某种方式附属于这组概念，那我们就建立了一种“宏大理论”，把对偶概念一一排列成一个二值体系。
如前所言，一组概念提供一个视角，而无论多么生动的视角，都可能变得僵固，谁要硬把整个艺术史大事小节都套用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来作一番分析，那你拿他有办法？唯心唯物的区分，原不是全无意义，但像我们的哲学史教科书那样，凡说到一人一派，皆先分出个唯物唯心，当然先就倒了听众的胃口。问题远不在于有没有非分析也非综合的命题，如奥斯汀所举的“英国是一个六角形”之类，而在于只在某些场合，命题是分析为真抑或综合为真这个问题才提得中肯。
宏大理论通常是坚持从一条主线来解释它的课题，因此所求一元而非二元，但概念的对偶本性就邀请一个对立面，使得宏大理论落入二值体系。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只须提到弗洛伊德后来不得不在泛力比多理论上增加所谓的超我概念。
楼房高这话描述楼房的一个特点。楼房高平房矮，我不会傻到说所有房子都高，一切皆高。可宏大理论概括天下万物。如果你说一切皆高，自然就生出“低”这个字摆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来。你说一切皆因力比多，那往何处安排人生中那许多显而易见的超越现象？你说一切皆相对，就会生出这话本身是否过于绝对的嫌疑。一切皆有，所有人皆自私，这些宏大命题都会各自生出麻烦的问题。
传统哲学是否都是二值体系？这里牵扯相当繁复的辩证，因为哲学和宏大理论有说不清道不白的亲缘。但我愿说出我得到的结论：哲学其实不是宏大理论。我甚至要说，二值体系不仅属于那些制造宏大理论的人，也属于那些把什么都听成宏大理论的人。
二元是西方专利？
有一个极为流行的说法：西方人重分而中国人重合，凡说到东西差异，莫不如是说，合比分要好、要高。可在我看来，什么该分什么该合，端视事务而定，没有一般的原则来决定孰高孰低。
依据西方爱好对偶两分来证明西方思想位卑一等，这难以成立。既然对偶的宿根扎得如此之深，如此广为滋蔓，按理就不可能是西方的专利。其实，由于中国语言文字格外工整对应，中国人倒格外喜欢挖掘或建构对偶关系，气与器、理与请这些对偶概念一向在中国思想史上突出醒目。例如上面所举几何图形一例，在别的语言里，似乎比较偏于看到并列，而中文偏有“方圆”这组对立的概念。又如天和地，现在外国人那里也是一组对立的概念，但其着重程度远不能与中国的“天地”相比。汉语由单音词向双音词发展，仍然特别适合采用这一造词法。长短概念尺寸：除了对称，简直没别的说法，大小概念规模。中国人特别偏重概念。此外，更由于中国的理论家不注重实验与分析，中国人格外喜欢构建宏大理论。四肢五官六脏，何须一一解剖研究，只消分出阴阳虚实表里就中。史湘云话说了，天地间从古至今，都是阴阳，千变万化，究竟理还是一样，大至天地、水火，小至蚊子、瓦片儿，都要分出个阴阳才好。
然而，主体和客体、自我与社会，这些两分法难道在西方哲学中不是突出得多吗？是的。二元性原为一切精神活动所固有。西方思想特别注重形式化，因而有了哲学这个学科，对范畴二元性的讨论就格外细密醒目。我们却不可据此判定西方人的心智格外分裂，说他们格外喜欢二元化而不注重流贯交融。西方人最早开始研究肺结核，今天的研究仍然最多，这不表明西方人患肺结核最多最重。
否弃概念思维，让哲学改用诗意思维，或结束哲学？
哲学是概念思维的典型，实际上，概念分析是哲学的核心工作，所以哲学常要处理成对的范畴。前已说明，那些主张拔除两向性的哲学家，一样要用到成对的范畴，或者自己再造出一些这样的范畴来。其实，我们不要为时髦所骇，躲躲闪闪，使用主体客体本质现象分析综合这些范畴完全可以是正当的，我们既可以说坚强软弱何不能说主观客观？
我不认为有一种终极的方法，可以克服宏大理论冲动，而且我担心一旦彻底消灭了这种冲动，思考就不会再有什么乐趣。使用对偶语词，这本身则不会造成一个两极对立的世界。山高而海深，世界并没有因此变成高和深的对立。事理说到一处，便须由适当的概念来引导。有时比高下，有时论好坏，有时评美丑，有时分因果，有时分辨潜能现实，有时讲形式内容。世上每一件事物，你固然都可以分出一个阳面一个阴面，或者一高一下，也可以用形式内容来说讲一通。只不过有时比高下有意义，有时就没有意义。有时用形式内容来分析，事理便显明了，有时用形式内容来分析，只是套用了两个概念而已。这简简单单，是因为高下因果形式内容这些词，是有其特定意义的。如果一切都同等程度地适合用阴阳来解释，阴阳就是自身不具意义的词汇了。
所以，所需要的不是否弃对偶范畴，而在于用它们适当地述说，对偶语词，像别的语词一样，是用来述说一个世界里的多种事物的，而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我们说到森林和树木，说到有人主观武断而有人客观冷静，说到有的纸币是真的有的是假的。现在你问我，整体和部分是什么关系，主观和客观孰先孰后，真本身和假本身怎么区别，我该怎么回答呢？我们也许可以脱离了物理学来研究数学。然而，一旦，我们脱离了概念的使用来梳理概念，自然要觉得空疏，希望客服对偶性，希望回到源头处。
精神的不安
源头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大谜团。我猜，我们凡人大概回不到主客消溟浑然一体的“原始境界”。因为概念的对偶性（概念的辩证法）原来自精神所承载的生命及其天然的不安（精神的辩证法）。生命不能不有所求取，不会没有取向，然而，制定方向就是在局部设定了某种线性，而任何一条线都有两个方向。“一不住一，而自为两端”（方以智）。《易余·知由》几何学似乎把点作为最基本的概念，其实直观分析的最简单元素是线，中学课本上就不出现点的定义，这个定义是为了理论完备从后面向前投射的。概念是线而不是点，因为概念交织。一端是所欲求，另一端是所鄙弃。两极性的确是宿根。从生命的隐秘本性深处生长出来。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凡事不能两全，而精神偏有求全的倾向，或竟不如说，由于精神有了求全的倾向，凡事就不能两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无论多高的境界，都要反过来面临割舍较低境界的苦恼。说较高境界包容了较低境界也无补于事。谁不这么说？绝对理念也统摄万有。如果较高的真能完整包容较低的，或真能包含较低事物中的积极事物，我们就可以生活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里面了。精神的辩证法让我们苦恼的却是其实还有割舍。精神的冲突不同于生计之艰难，虽然可以拿生计艰难来譬喻。从理解上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形而上学本性”。越是求全的人，越陷入精神的冲突，而越深地寄寓在精神的冲突之中，越体现出精神的平稳健康。相对主义，由一种否定性的精神而成为主义，这里也有精神本身的矛盾，精神的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