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浙江诸暨地区提出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做法，用于群众教育。该做法被毛主席批示，向全国推广，成为政法工作典型。改革开放之后，“枫桥经验”被运用于社会综合治理，发展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基层矛盾化解机制。近年来，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枫桥经验”又做出新探索，并在全国推广。

“枫桥经验”与政法口的工作有关，主要涉及基层矛盾解决。维护社会稳定属于基层工作的重心。建设平安社会是各地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枫桥经验”正从之前的作为具体领域的工作方法向整个基层社会治理延伸。

不同时期“枫桥经验”的核心都是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将问题放在基层解决。其中，有两点要注意。一是，所谓的“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都是作为工作原则，而非机械目标。“矛盾不上交”不是“矛盾不能上交”和“禁止矛盾上交”。“矛盾不上交”是指，当群众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时，就让群众自己解决，如果群众自己解决不了或是解决不好，就应该逐级上交。二是，因为做到了上面的这一点，群众自己基本能够将问题解决好，上级党委政府才能腾出手解决群众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将精力集中到办大事上。

在以上两个前提下，基层党委政府能做到既“消极”又“积极”。“消极”在于不主动干涉群众，将矛盾首先留给基层，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办。保持“消极”而又不出差错的原因在于，基层组织“积极”地发动群众，将群众团结在身边。党委政府在思想和组织方面“积极”，发动群众自己解决问题，才能够在具体事务上保持相对“消极”。“枫桥经验”的精髓在于这种“消极”与“积极”的辩证统一。

目前，全国不少地区的基层政府都在创新“枫桥经验”。很多地方推行“枫桥经验”时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没有做到活学活用。一些地区学习“枫桥经验”，推行基层网格化管理，建设“横到边、纵到底”的网格体系，将村民小组变成网格单元，将行政村变成网格站，将小组长变成网格员，让村主任兼任网格长。试图通过网格体系将整个社会矛盾、社会事务和农民居民诉求囊括在内。一些地区推行网格化管理的目的是将治理触角向前延伸，提早发现矛盾，通过数据平台分析社会矛盾规律，为当地治理提供参考依据。

网格化管理与“枫桥经验”都做到了对社会治理的全领域全覆盖，形式上相似。但是二者本质完全不同。“枫桥经验”是基层党委政府“积极”组织动员群众自己解决问题，群众是主体。网格化管理体现的是政府“积极主义”治理逻辑，基层政府将所有的社会事务包揽下来。

政府通过网格体系实施“积极”治理，一方面，帮助群众解决了一些问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后果。之前，群众矛盾反应到基层处理，乡村干部在处理矛盾的过程中建立与群众的联系，通过动员群众来处理矛盾，形成基层治理规则，在矛盾化解过程中形成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政府积极介入基层，基层社会规则被政策法律规则替代，基层自我化解矛盾能力弱化。

基层治理很大程度上是要激活社会自身的秩序维持能力，尤其是在乡村基层社会，很多内生资源可以利用。很多基层事务和社会矛盾，属于日常小矛盾，是群众能够自己解决和被社会自身消化的。网格化管理造成治理吸纳社会，以及国家治理吸纳基层治理，致使原本社会自身能够消化或群众能够自己解决的矛盾，在全域治理和政府“积极主义”治理下变得不可解决，成为必须消耗国家正式治理资源的事务。

社会治理具有协商性、模糊性和妥协性的面向，政府“积极主义”做法打破治理与社会的边界，让每个人的权利意识锐化，调解、协商、合作变成不可能，社会反而更容易发生矛盾，并且发生矛盾之后更加难以处理。基层治理的悖论在于，政府积极治理导致基层治理不可能。造成这一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将“枫桥经验”机械地理解为“矛盾绝对不上交”，甚至是追求社会绝对无矛盾。

2020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