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伟译）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性历史事件。这样形容它并不表示我们无视它在中国造成的许多惨剧，原宥它的荒唐暴行，或者全盘（或部分）接受它的经济、政治或文化政策。所谓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其定义几乎必然是指造成创伤的事件，其后果难以作非黑即白的评断，也未必能实现发动它的初衷，但却无可避免地把那些阻碍这股改变历史走向巨潮的人辗得粉碎。然而，我们必须把文革视为其历史环境中一些根深蒂固问题的表现，这个历史环境不独关乎中国当年的历史环境，还涉及与国内问题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国际环境。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些历史环境中，世界各地人民迫切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法，他们对於文革燃起的希望深感共鸣。
说文革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或许并不新鲜。文革自开始直至1970年代末被中国官方否定之前，已被各方视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重大事件之一。然而，自此以后（特别是在过去十年），文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不断被抹黑，这段历史被贬为自相残杀的事件，或党领导人的风流帐，特别是毛泽东，他的形象由原来的革命导师沦为色欲狂。这样重写历史不但没有以批判态度正视文革提出的问题，反而企图以大事化小和道德谴责的手法抹掉对这场历史事件的记忆。（大家或已注意到，这正是文革中人们把对手从历史中剔除的一贯手法。）或许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身处的这个年代正在试图忘却两个世纪的革命史，不独中国如此，全世界皆然。政治风气右转是革命史被抹掉的原因，中国的情况更有固执的东方主义在推波助澜。东方主义不承认中国社会是真正变动不居的，反而固守一种落后的文化心态，不断寻找证据支持在它眼中各种僵化的中国形象。像东方主义展现出的那种缺乏历史的社会，显然无法产生世界性历史事件。正因为出现这种历史被抹杀的情况，所以有必要重新恢复文革的历史事件地位，这不但是为了让我们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正视它，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恢复我们的批判自觉，好让我们亦能以批判的态度正视那些因为抹掉革命历史而被束之高阁的现代问题。
以下的讨论，将集中在三个足以证明文革有资格成为首要历史事件的层面上∶（1）作为共产革命史的一个新出发点；（2）各新兴国家纷纷独立后，作为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表现；（3）作为挑战公认的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规范而提出的社会思想。这些特点正是文革在进行的二十年（1956- 1976），深受各地人民支持的原因。我不打算在此论述文革对中国国内造成的影响，因这方面我已有另文讨论。但我要提出一点∶文革作为世界历史大事所带来的冲击，是与人们如何评价它对国内的影响有关的——这种看法和从前拥护文革、现在转而伐之的人的主张相反。当文革被视为影响世界的事件时，人们比较不注意它的不良后果。反之，现在这些不良后果被大肆渲染，或许不是因为出现了甚么新证明，而是因为文革从历史事件的位置滑落，遂令它的阴暗面浮上台面来。这点稍后再论。
文化大革命对世界有何意义？
文革是共产革命史上的首要大事。文化革命一词经过中国这一场变动而为人熟悉后，也可以套用在其他共产革命事件上，最显著的例子莫如1920年代末的苏联。这个词和它所带来的渴望包含崇高的意义∶如果社会主义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它就有两重明显的涵义∶（1）新生产模式将产生有助它达成目标的新文化；（2）革命领导层应致力创造这种新文化，以巩固新的生产关系。就上述两点来说，文革在逻辑上是紧随马克思主义的前提的∶文化生活和生存的物质条件之间有必然关系。新人类是新生产模式不可或缺的。
自文革以后，文化革命一词的涵盖面已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扩展至普遍的革命转化经验——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即把革命转化等同於由某一生产模式演变至另一生产模式。因此，文化革命被用作描述单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内部演变所相应产生的文化转变、伴随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而产生的转变、以及对於日常语言的态度的转变。换言之，文化革命的理念除了指涉特定的社会主义转变问题外，也开展了透视文化转变的新路向。
文化革命涵盖面扩大，或许证明了文革对知识界（甚至包括那些不再把这词稪视作历史事件的人）的影响，不过，回溯这个词在当时历史环境的具体意义仍是很重要的。文革凸显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三个需要确切说明的重要问题。第一，它挑战社会主义革命（和一般革命）在制度化后不免非激进化这一公认的想法。这种想法源自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早期经验，指出一旦参与革命的一代凋零后，革命便会沦为例行公事和官僚作风，从而丧失其对抗权力迫切所需的乌托邦理想。当年文革正是驳斥这种思想的运动。这点不能和早期（如1920年代苏联）为社会主义创造合适新文化的做法混为一谈。虽然它和苏联的先例有共同目标，但文革创造新文化所持的理想，在於竭力阻止革命非激进化?。
第二，文革期间这一关注达到高畃，因为文革是对抗原来革命的另一场革命，这大大帮助了中国向全世界推广她的社会主义模式，用以抗衡原来的苏式社会主义，为世人渴望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抗独裁社会主义提供答案。文革试图为新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它运用的方法空前激烈，因为塑造新人的目的，是要对付新政权本身颟顸的官僚主义。文革以打倒旧文化为目标，但却以质疑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新“革命”文化为手段。由此看来，它的目标是真正革命性的，不只直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政体，也对抗社会主义统治集团。在各地人民厌恶官僚化的情况下，这目标获得各方回响，官僚化的特色似乎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表现中得到现代性。文革的反官僚主义和反精英主义，是促使新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重要因素，而新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要摆脱早期共产主义的政治模式。
最后，文革把马克思主义中关於文化与新生产模式（以及扩展至政治和生产模式）关系的新概念凸显出来。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假定新生产模式和新文化之间存在关连，但语焉不详，比如，到底是新生产模式创造新文化，还是文化领域中的独立性（autonomy）造就新生产模式。由於共产党内激进派（由毛泽东领导）不满1956年建立的新生产关系的文化影响不彰，遂决意把革命向前推进，他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决定把新一轮的革命活动锁定在文化领域。在此过程中，文化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程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用语），以使文化能够承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任。在这情况下，文化中被认可的独立性不管是来自中国固有历史遗产、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导的游击战革命遗产、或是处理社会主义革命后果的理论（亦是此理论赋予社会主义革命合法性）的必然结果（换言之，社会关系的物质转化无法自动产生新文化），都无关宏旨。结果很清楚∶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角是文化转化，而不是社会主义转化的作用。这种文化独立性和经济或社会独立性的对抗，和1960年代全世界发生的蜕变相共鸣，这点以下会再论述。在此只需说∶与从经济或技术角度理解的生产模式的机械式转化相逆，它极为强调革命的政治和思想层面的重要性，这导出一种异於以往现代化假设（包括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新的行动方向。
如果光以文革和共产革命史的关系，并因此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斗争这种二次大战后的社会学观点来观照文革，那是不足够的，因为或许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中（即使在共产革命胜利后）的暧昧地位，赋予文革具体历史特质的。若以其社会主义革命史来看，她属於第二世界；但若以其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来看，她却又处於第三世界。有一点必须谨记，文革和第三世界独立是同时出现的，而在1970年代毛泽东受地缘政治启发而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之前，文革和殖民地世界在意识形态上是相一致的，两者都以对抗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式社会帝国主义?为其根本。我认为农村式第三世界和都会式第一、二世界对比，无论对文革社会主义的新出发，或对其革命进程的思想主张都相当重要。
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必须被看为文革的重要文献之一（尤其是今天看来它似已不合时宜），因为它具体表现出新兴国家对於工业资本主义的敌意和对社会主义世界的热望，并和民族解放斗争（这到目前为止以中国最成功）思想相呼应。但它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革命论点（此为其理论基础）中找到思想依据并不重要，尽管它衍伸出有关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首见於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推论是尚可商榷的；重要的是，林彪把中国革命（以农村夺取城市）的范式套用到世界各国上，并突出这种革命经验的基本意义∶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对抗，是国际要关注的首要事项。它透露的讯息意味深长∶在解决世界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农业社会问题；正如要解决某一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前，先要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经济问题。但这讯息却不幸被文章的敌意盖过了。
在此提出这篇文章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向工业社会宣战，亦不是它对农业社会的强调，而是它表达出第三世界社会在非殖民化过程中而得的授权（empowerment）意识。这一授权意识在各色各样的发展意见被提出时显而易见，却难在资本主义或苏式社会主义发展策略中找得到。毛主义的发展范式也许是各种发展概念中最强有力的，它在新民族解放斗争中为新生政权寻求振兴经济力量时显著地表现出来。这种范式提出∶（1）发展策略需以国家全面发展为出发点。（2）要实现前一点，就必须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delinking）。
第一个前提早见於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文章呼吁要注意全国?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矛盾。第二个前提则在文革年代强调自力更生、避免在物质或思想上依赖外国时已清楚表明。其分析假设是根据第一个前提的逻辑，它指出如果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不免以此世界体系的经济需求为依归，而忽视国内的经济需求。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毛主义前提与中国革命渊源深厚。关於国内经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早在1920年代已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关注。这些前提在1960年代再度被提出，对第三世界发展思想影响深远，在这方面，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亚敏（Samir Amin）的著述可谓其典范。
这个新发展范式除了结构上的意义外，最后还提出隐含深邃社会意义的实质问题，这与当前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社会的关注相呼应。像自力更生这种毛主义发展思想中心的口号，不但指出要避免依赖外援，也呼吁人民积极参与发展过程。这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早期发展（资本主义或苏联式社会主义）概念中群众被边缘化，针对这一情况，在自力更生的概念中，人民既是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发展的目标。按此路线构思的发展，不再由专家当家作主，而是以人民为发展过程的核心。要落实这套过程，必须把集体价值置於私人价值之上，因为合作和日常协商对达致社会目标是攸关重大的。政治上，这过程需要以日常原则来参与集体决策，为草根阶层通过民主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契机。劳动人民（即大多数人）亦要负责管理他们的生产活动。坚持自力更生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承认人民主体性和他们能够按照社会目标来管理自己的主体性。
以政治为纲（putting politics incommand）这一自力更生的状况，意味公共价值优先於私人价值。能够绝对做到公优先於私的人，必须能从内心克服会导致个人主义的社会差别，不管是阶级和性别差别、劳动差别、专家和非专家的等级差别、以至最基本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差别。要塑造这样的人一方面要有恰当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由於社会转化和文化转化间存在对立，所以个人也必须致力达到文化上的自我转化。因此，我们需要促进人民福利的社会机构，并确保人民忠於集体机构，但这又需要献身於恪守承诺而不会占这种机构便宜的人。最后的一种需要，不但解释了发起文化革命的原因，也解释了文革教育政策的方向。
文革结束后，这些政策在国内外均受到批评。对於文革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评自然有其道理，但批评时必须慎重思考所持的论据。我认为最不相干的论据是认为文革妨碍促进现代化的教育，说它不相干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它评断文革政策所持的标准本身就是文革批评的对象。文革为了抗衡世界银行式教育（或为了成就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教育），提出自己的一套教育理想，以帮助建设它憧憬的美满社会。如果要指责这一种教育理想，不可能不先指责贯穿其中的社会理想，这当然与矛头指向文革的批评大大有关。若要以一种较不涉及意识形态成分的进路来研究这问题，则会使我们以违背文革的前提来判断其教育政策，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文革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想要达到美满生活必须有适当的学习和教育方式（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这可能为人们所忽略。
另一方面，专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把它模糊的（和庸俗的）社群和文化概念强加在社会上，在这种情况下，文革倡导的社群教育政策能否贯彻是另一回事。我想，这是普见於文革政策中的一种基本结构矛盾。不过，值得深思的是，虽然文革教育政策未能落实它们背后的社会构想，但却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为毛后时代政策的成功作出贡献；即以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塑造有才干的民众，解决地方问题并参与地方发展（这和大多数第三世界社会自上而下的文化处境大相迳庭，在第三世界，地方社会依赖集权中央的指导，而这些指导趋向迎合国际需要，而不是?眼於近在咫尺的内陆需求）。
在此，我要强调毛主义制度构想中一个受到经济效益观点批评、却对社会和政治组织仍然影响深远的层面，那就是坚持农业和工业结合，为的是要克服农业和工业（或乡村和城市社会）间的结构分歧，这种分歧似乎是现代社会的特质。这是1958年惨痛的大跃进的制度改革之一，然而，一如毛主义发展思想的其他层面，其根源系於中国革命史。虽然共产党人寻求这种结合，是出於延安革命年代的需要，当时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实行自给自足，但这种构想最早出现於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无政府主义著述中鼓吹的中国激进思想（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著述的启发）。必须注意的是，在无政府主义著述中，工农业结合建立自给自足地方社群这一概念，和塑造全能（兼可胜任脑力和体力劳动，藉以消除劳动分工造成的阶级分歧）同出一辙。不用说，对於拒斥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首要目标是要避免在重新肯定社群的价值时出现现代工业社会的异化现象。当它被纳入毛主义的发展思想，这些无政府主义理想也就和民族自治和发展的策略联系在一起。
即使是这样，无政府主义者把国家和社群对比，可能会告诉我们有关毛主义对社会的概念和它们所包含的矛盾。自力更生（这些制度革新可视为其体现）是一有多重意义的理念。它的目标不但是要藉自力更生来达到民族自治，还要做到社会各层面（下至地方）均能自治（这点在强调比较利益（comparativeadvantage）的经济学观点来看是堪以为忧的），以使地方社会自力更生，无须依赖外援，文革时代以山西大寨的成就为表表者。然而党官僚集团大权在握，可依照它眼中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利益来调度资源，这就和自治社群的构想相牾。自力更生不但是一种达致民族经济自治的手段，也是建立社群的方法。它的乌托邦理想，吸引了那些本来对中国民族主义缺乏兴趣的人。
所有这些承诺都有缺陷，特别是在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文革最终不仅没有将之消除，反而使之恶化，但这不是本文要处理的事情，我在此更关心的是这些毛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地人民有甚么吸引力。文革毛主义提出的发展范式不但解决了新兴后殖民社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凝聚社会的窘境，它似乎还解决了经济进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遇到的异化问题。无怪乎文革产生了一套关於发展的新激进理论，这套理论为了落实参与发展和民主管理的理念，不惜牺牲经济效益。因此，我们毋须惊讶文革为何能吸引那些原来没甚么理由会认同其革命目标的人，吸引那些从文革的社会成就中看到促进社会凝聚的新方式及落实社会目标的承诺的保守派。
当代视野中的文革
在我提出以历史角度评价文革的当代框架之前，先要厘清我对文革的概念。若根据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官方对文革的时间划分是一历时三年（1966-1969）的事件；若按照毛后政权的官方观点，却是“十年动乱”1966-1976）；我把文革理解为一历史事件所采纳的材料，则超越官方所划分的时间范围。这甚至可能提示出我在指向文革发展政策的革命根源，把文革变为整个中国革命的具体表现，这其实就是文革本身的主张。也许特别在后者上能看出，我赋予文革的历史意义不过是重复文革以往的主张而已。
我曾在另文解释过为甚么我认为以1956至1976这二十年为期来观照文革才算恰当，因此我不再赘言，仅想指出这种分期法旨在指出文革有其历史脉络，或者说1966-1969或1966-1976年间发生的种种事情，早在1956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后浮现的问题中已有迹可寻。但我认为文革最淋漓尽致地阐明了这些问题，并在全世界凸显它们。正是透过文革对这些问题的阐明，毛主义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发挥遍及世界的影响力。
关於文革和整个中国革命间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与文革派的主张相反，文革并非中国革命的极致表现，不是革命产生的唯一革命选择。在革命视野中，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有不止一个毛主义，而且文革宣扬的某些毛主义的意向，和中国革命初期同属毛泽东政策的其他意向相颉颃。对毛泽东的接班人来说，文革显然违反了中国革命的初衷。然而，从它倡导的政策中，文革表达出和中国革命史同样悠久的主题，有的甚至超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本源。而文革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事件，是因为它以阐述这些主题来获得其意义和独一无二的特质，这点有商榷的余地。若失去了这些赋予它合理性的中国革命根源，文革充其量只是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力斗争或统治者的过失。这也许说明了为甚么毛后时代领导层试图把文革和革命史截然分开，因为他们要在否定文革的同时，维护中国革命的合法性。相反，这亦是海内外中国反对派企图把文革和整个中国革命挂的原因，他们不但要质疑文革，并希望藉此动摇整个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我想在此指出，若要对文革进行真正具批判性的评价，就必须认识它的历史真实性，即认识它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意义，以及它随?这些历史环境变迁而变成一桩遥不可及的历史事件，只剩下各种恶行和压迫的记忆。但要批判地理解文革，毋需把对当代人有意义的记忆都抹掉。事实上，这样做不但妨碍了批判地理解文革的需要，也妨碍了批判理解过去和现在对於思考它的方法。对於文革蒙难者来说，要求他们以批判的态度思考它是太强人所难，但这只是当代人要完全贬低它的记忆的部分原因。在道德或政治层面谴责文革的大不乏人，过去二十年来他们沆瀣一气，当中有曾参与文革、无论在思想和罪行上都脱不了关系的中国人、忘掉了自己曾经多么醉心文革的外国人，还有许多人把这历史弄得俗耐不堪，以作为风行世界市场的商品。意识形态和消费式揭秘心态的诡异结合，使得任何对这事件稍有见识的论述均欲说无从，遑论有批判的见识的著述。我不想在此分析过去二十年关於文革文献的转变（不管它如何重要），只想提出一个问题，为甚么二十年之前曾被激进派、保守派都视为革命（和发展）成就范式、为之喝彩的文革，现在竟受到如此指责和贬斥，无法为当代提供启示？我故意给这问题以抽象和思辨性的答案，盼能抛砖引玉，激发更多有关历史记忆的讨论，但这答案也作出承诺，把有关中国革命的批评从现今遭知识界贬斥而湮没的境况中挽救出来。
今天文革似乎已无关重要，那是因为它针对的问题已无甚意义。这点在前文论述它关注的首两件事情中显而易见。当年文革出现的意义重大，它对抗无可避免的?非激进化过程，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或一般革命）史上的突破。当今天社会主义和整个革命政治理念都被丢到过去，革命政治的突破就变得不?边际，更遑论其历史意义。关於文革作为第三世界政治复兴的体现也大抵相同。在1960年代文革的历史环境中，第三世界理念在国际政治话语中举足轻重。今天，第三世界已谈不上是一完整理念，更不用说是甚么承诺，提出以革命的第三世界方案替代公认的发展范式已无可取之处。第三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正急於为自己披上第一世界的外衣（与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主张相反，现在已没有第二世界可言了）；尚未进入发展中经济国家之林的第三世界社会，现已弄得乌烟瘴气，显然不靠外国援助就难以求存。
上述转变并非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而是国际关系转变的结果。我曾在另文说过，我们所知的整部社会主义史，无非是第三世界史，必须透过它们与资本主义内在演变的关系来理解。殖民主义（以及针对它而出现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阶段的产物（尤其在第三世界）。虽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仍然屹立不倒，但当代资本主义所追求的世界关系，已跟从前产生第三世界或试图牵制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迥然不同。资本主义这一新阶段（管它叫世界资本主义、晚近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弹性生产或积累）的出现，使早期世界关系的概念和由此得出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变得与现实脱节。或许欧美跨国企业仍然主宰世界经济，但他们当中加入了原属於第三世界的新成员。或许宰制世界的大国仍然存在，但当民族国家的许多势力（包括人员和文化上）已被跨国企业所取代，如今再大谈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已不比以往能那么理直气壮了。而在此中最重要的是，以往眼於国内力场的发展范式，已被重视出口、发展跨国经济的范式所取代，侈谈民族经济自治已无甚意义。以前与资本的经济运作密不可分的民族国家，现在却被视为这种运作的障碍而受到抨击。资本仍然主宰一切，但已被置於一个不同的系统下，这系统追求包容而非排斥。
这些资本主义内的结构演变将产生它们自己的文化革命，这就是本文题为两个文革的原因。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和哈维（David Harvey）等理论家最先指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要求和生产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信手拈来以后现代主义一词概括之。这是另一场文化革命——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正巧和中国文革同时发生，尽管当时没有人注意到它的恒久意义。现在来做个事后诸葛亮，回首前事倒也饶有趣味。正值文革爆发、高唱其发展政策之际，台湾和南韩分别在高雄和马山设立出口区。或许当年批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激进派没有想到，拥有发展前景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但事实却是如此。而且在这些以出口区为代表的出口型经济体系蓬勃发展之前，提倡经济发展的民族自治的呼声已销声匿。不消说，这些经济特区之所以成功，归根究柢是仰赖日新月异的科技，使生产活动得以跨国进行。也正是这些科技使资本主义中的新文化革命得以成功，其核心是它选择充当影像和资讯生产者，而非商品生产者（商品仍需要生产，不过是在第三世界地区，第一世界则担任设计世界的智囊团）。资本主义文化革命在思想层面生产的正是文化本身，而不是以生产文化为手段来达到其他目的，比如社群。
以这种观点看，中国文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原来针对的那个造成各种问题的世界，已逐渐被另一个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力量主宰的世界所取代，不管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世界的批评者，对於出现这种情况都始料不及。文革是对抗帝国主义或抵抗第一世界宰制第三世界的革命的产物，它针对的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当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已在创造新的国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关系时，这些问题也就显得无关重要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间的矛盾，在它们被道出之时已被纳入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概念中，这些概念自其时起便证明在包容矛盾方面有极大能力；因此，当激进派仍在为如何适当对应资本主义的过时概念争论不休时，商界已能运用毛主义策略来制定力场计划。
不管是思想失败也好，实践失败也罢，文革期间出现的毛主义的消亡，不光因为它是一种失败的革命思想，更因为推陈出新的资本主义世界已和当初产生毛主义时大相迳庭，使毛主义日渐脱离现实。文革毛主义今非昔比，不再被视为对未来的解答，而只是过去的璭延残喘，被现代世界超越而变得毫不相干。
文革——或者说得更准确点，文革挪用的革命毛主义——对现代有没有启示？我认为有。今天背弃毛主义对现代性的选择，是整个扬弃以激进选择替代资本主义趋势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忘记，虽然由於资本主义的内部演变，使得早期社会主义针对其宰制地位所提出的挑战丧失意义，但资本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它的这些演变又制造了（并仍然继续制造）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些自有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即存在，有些是由资本主义的新生产和组织方式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当下作为它们的出发点，但这并非说过去对於当下没有启示作用，重拾早期的革命挑战是克服资本的意识形态霸权不可或缺的。但过去的重要性不仅在於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毛主义对於社会的革命性构想（前述毛主义提出的关於地方社会的根本问题），尤其可能出乎意料地有助我们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的问题。
近几年世界各地的激进活动纷纷转向，从原来强调民族国家转而注重地方运动。激进活动转向的原因之一，自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於解决社会问题一筹莫展，叫人理想破灭，然而，这一理想破灭本身却是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对国家丧失信心的其中一环。尽管民族国家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已经消亡，但在过去二十年来，各国急於摆脱以往为造福人民而肩负的责任。除此以外，国家与跨国资本主义的勾结日见露骨，国家再度毫不忌讳地充当资本利益的促进者，有时候还把它们自称代表的民众利益置诸不顾。各地的国家?私有化?过程程度不一，视乎民众的抗拒能力而定，这种私有化代表一种世界大势，冲击?以往民族国家捍鼄公域抑制私利的概念。这同样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产物。在此意义下，社会主义国家自1980年代末期的没落（破私立公的最极端形式），可视为世界进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部分。
以往，国家在跨国资本主义势力和地方社会需求之间，扮演中介斡旋的角色，而“公共国家”（public state）衰落的其中一个副产品，就是上述功能的削弱；因此地方社群要比以往更直接地面对世界经济的需索。换言之，近年来地方社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单是因为对国家或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失去信心所致，还因为跨国资本的运作打破了地方社会原来闭关自守的状态，利用它们来达致目的，而当这些地方社会再无利用价值时就弃若敝屣。正是这种资本运作塑造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地方面貌。地方社会必须自求多福，摆脱对国家的依赖，方为对应之道。这对於孕育地方运动是相当重要的。我不是说地方运动全然专注地方事务就能成事。要有效抗衡资本的世界力量，地方运动就必须缔结跨地方联盟（不只是在国内，而是跨国界地进行）；身处世界资本主义的环境，或许任何一地（比如美国或中国）工人的福祉都要比以往更息息相关。但是，面对新的形势，要釜底抽薪地保障人民的福祉，就必须以地方为出发点。
我想这就是以毛主义形象呈现的中国革命记忆最能提供给当代的启示。如前所述，文革时期的毛主义把地方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它是源於中国革命史上更早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构想，后者把地方和国家脱，并认为地方社会的首要工作是摆脱和反对民族国家。因为毛主义重地方社会程度的自力更生，故包含了地方自治的理想。它的产物众所周知。特别重要的是在地方社会层次实现工农业结合制度化，为毛泽东时代以及毛后时代的中国创造独特的社会布局，这解释了为何中国社会与其他早期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在向资本主义世界系统开放之时，能制衡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的力量。这种社会布局的成功实有赖於革命时代的经验，虽然它或会制造腐败和滥权的条件，这在今天叫人忧心忡忡，但它也培养自力更生、集体活动和地方政治领导和民众间紧密合作等习惯。
虽然北京当局仍握有控驭力，并迅速把中国社会圆满发展的功劳往身上揽，但这些成就其实主要应归功於地方社会自求多福的能力，这点耐人寻味。若把北京共产政权和中国地方社会孤立起来看固然不妥当，但作一个分析性的区别亦不无助益，我们可藉此看到中国两个相冲突的发展范式。一个是以政府为核心，保障共产政权和它栽培的新生管理阶层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占据要津，但它除了造就极权国家资本主义以外就无甚裨益。另一个范式则建基於地方社会之上，承接早期地方发展以人民福祉为先、国力为次，并指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革命遗产。后者在政治上激进之处还在於，尽管它明显不是排斥国家，但要求重拟国家的领土范围（体现於新地方分权主义的主张）和势力范围。换言之，它提出重新思考国家的界限和责任，对抗现政权界定的国家权限并以此为其合法性的主张。
由於现政权倾向采纳它的革命遗产，而舍弃其反革命极权倾向，换句话说，中国社会不但继续提供一种挑战资本主义霸权的现代性的不同选择，而且亦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格局制造的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法。也许毛主义构想的遗产在中国最显而易见，但在世界各处的地方运动中也可见其踪影。在第三世界地区（从印度到恰帕斯），自力更生的主张巩鼄地方社群、抵抗资本肆虐；除此以外，它在第一世界社会唤起人们记忆中生气焕发的社群，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虚幻社群（virtual commnuity）分庭抗礼。或许文革未必称得上是唯一（甚至最忠实）根源於中国革命史的毛主义构想的代表，但它有声有色地向世人展现了这种构想的力量，将萦绕往后好几代人的记忆，这足以证明它堪称世界历史事件。然而，它不只是一朦胧的记忆而已。我们可能会试图把它的记忆驱散，但它是挥之不去的，因为在历史现实中，它回答的问题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不论喜欢与否，每当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时，它就与我们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