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对于常年在农村中进行革命的中共来说,初掌大工厂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尽管中共在思想认识上对此有所准备,但是东北局及其基层在最初进占鞍山和接管鞍钢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和现代化大企业的格格不入。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鞍钢的秩序得以恢复。对现代工业管理与生产都外行的中共干部在领导鞍钢上,不得不将非党的技术精英作为依靠的对象,在鞍钢积极培养自己的干部与技术人才。在恢复生产中公开建党大大加速了基层党组织的扩张,这为发动群众运动恢复生产提供了组织基础。在早期恢复生产中,鞍钢仍倾向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器材物资问题,推动生产立功竞赛和创造生产新纪录。尽管他们也开始注意到需要建立经济核算制等生产管理制度,但是群众运动始终是首要方式。苏联的一长制最后之所以在中国,包括在鞍钢难以真正贯彻落实,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鞍钢; 接管; 复产;
1948年2月19日,解放军进驻鞍山。对中共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当时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为中共发展工业提供了绝好的平台。鞍钢接管与恢复的好坏直接影响中共的工业建设及未来的经济发展。即便到1951年年初,中共仍旧认为工厂接管是城市接管工作的核心部分,“管理和建设城市中最中心的问题是管好工厂、发展生产的问题”。1鞍山接管之初,东北局高层便关注到这一新课题。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后即谋划如何恢复与发展工矿企业和城市经济。现代大工业生产尤其需要技术、工人、干部以及设备,这考验着刚刚来到这里的共产党人。
现有关于城市接管与恢复生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讨论中共建政初期对城市本身的接管与改造,尤其集中在石家庄、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城市管理和政权建设方面。2也有成果关注中共高层领导在接管城市中的作用,3注重对接管经验的总结与研究。4有学者对城市接管和改造问题的研究做了较好的梳理。5作为城市接管与改造中比较重要的部分的工厂问题,上述成果更多的是对中共政策和历史过程的整体概述,对具体问题的探讨较少。近年来,这一现象有所改善,有的学者探讨了中共如何塑造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对工厂进行的民主改造,打造新的社会空间。6有的学者在中共对工厂原有生产管理制度的改造和建立新的生产秩序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中共如何争取工人对共产党新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及其对工人的政治教育。7亦有考察中共在工厂中废旧立新进行机构革新和工资改革的问题。8上述研究者一致认为接管和改造大工厂对中共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是否有意识地进行了新的社会空间的再造,以及如何具体解决工厂的生产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毕竟,如何搞好生产才是中共在工厂中最为重要与紧急的任务。
正如有学者所言,这一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而言,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因为“它不单是共产党执政的开始,也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转折点,更是中国当代史研究无法绕开的起点”。9作为当时中国最大钢铁基地的鞍钢,被中共视为恢复生产乃至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这里开始。鞍钢应该是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史研究的一扇窗口。现有成果中关于鞍钢的接管前后的问题的讨论大多是时人片断的回忆与访谈,以及对鞍钢各厂矿部门受破坏程度的统计和修复情况的概述。10本文拟通过对鞍钢接管和早期恢复生产做一历史考察,探究中共如何初掌大工厂以及在因应现代工业时如何调适革命的传统做法与现代工业。
一 初进鞍钢:接管与归序
鞍山接管后,除去小部分被战火破坏外,整个鞍钢大体完整,但是破烂不堪的厂区、残缺不全的设备、越膝深的荒草都使鞍钢显现出衰败之景象。进城的解放军第二天就张贴出布告,号召鞍钢员工到厂报到。在接管鞍山的问题上,东北局(南满分局)11也好,鞍山市委也好,显然都没有经过周密的筹划和部署,也没有通过做地下工作的城工部12予以准备,城工部事先“从未开会研究如何接收钢铁厂的物资人才及城市治安问题”,也未指定鞍钢专门守卫部队。13加之鞍山是由几个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共同打下的,战争过程中秩序混乱,并发生了部队进城抢劫事件。在进攻鞍钢的同一天稍早时候,中共中央就电告东北局,用接管石家庄的经验来提醒东北局在接管城市后一定要保持秩序稳定,防止混乱及恶性事件发生。14南满分局乃至鞍山前线是否及时收到该电目前还不得而知,实际情况是南满分局对接管鞍钢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南满分局要求统一有计划地搬运物资,但是因为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派负责人及时接管处理,导致鞍钢所属厂矿大部分被各部队和各单位占据,20多个单位各据一方,许多物资被私分乱搬,地方党政制止不住。
面对混乱情形,鞍山市委立即电告以陈云为首的南满分局,请求派人迅速接管鞍钢。1948年3月初,时任辽东办事处经建处副处长的柴树藩被任命为监理,取道桓仁、草河口、摩天岭前往负责接管鞍钢,之所以选择柴,主要是因为他多少懂得一点工业。15陈云要求柴树藩“取得地方党政和军队的支持,团结全体职工,把鞍钢接下来,要其它单位退出鞍钢,建立秩序”。16此时,陈云等东北局领导人已明确意识到东北的工作重心应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要掌握工业,加强工业的组织领导力量,要像搞土改那样,来配备和加强搞工业的干部。17土改是中共夺取农村后对农村进行塑造的手段,这就明示其对工业的态度,就是要像在农村搞土改一样,在党的领导下,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不但要砸烂旧制度,还要建立新秩序。柴树藩来到鞍山后即以辽东办事处接管鞍钢负责人的身份,找到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与市长刘云鹤,在鞍山市委和地方军区与公安局的配合下,宣布接管鞍钢,颁布了保护工厂的布告,对进出鞍钢以及搬运物资都做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陆续促使占据鞍钢的各单位撤出。18同时,在部队的支持下,武装了一批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纠察队,实行武装护厂。由于中共在鞍钢几乎没有党组织可以依靠,也没有可以信任使用的工人,故而只能借助工会这种工人熟悉并认可的力量来组织动员工人。19这些护厂工人大多出自被召回的原鞍钢工人,也有因为要度日而加入的工人,因为中共对于护厂工人都会发粮,加入护厂队可以得到不多但至少可度日的粮食。20由于鞍钢厂区过大,即便对重要部位派驻部队及工人武装昼夜看守,偷盗事件仍难以避免。21鞍钢接管不久后护厂队中就涌现出曹凤岐、郝新明、李振宽等护厂英雄。
为了鼓励工人护厂,中共对工人们敢于斗争的精神大加赞赏,不仅给予实际的物质奖励,而且还有政治上的荣誉与地位。如曹凤岐不但被评为护厂一等功臣,还接受了大报采访,荣登头版,1949年作为特邀人士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郝新明被任命为鞍钢护厂大队长,并获得4 000元救济费。冒死参加抢运器材的李振宽被推选为职工代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所在的集体也被评为先进单位。中共将这些工人树立为标杆,这使得本就认同中共的工人们更加感受到“党和组织的信任”,22尤其出席政协会议,不但是一种极大的荣耀,而且使他们从情感上体验到主人翁的地位,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忱。23这些工人不但平时更加努力工作,而且有空闲时,“还向工友们讲些革命道理,帮助工友提高政治觉悟”。24相对于这些常年在鞍钢的工人来说,中共作为“外来”政权,自然希望能够得到“本地人”的支持,而“本地人”的积极则会获得经济及政治上的回报。这也验证了华尔德所提出的施恩—回报体系。
二 留用与怀疑:非党干部与技术人员的使用
中共接管鞍钢要恢复开工生产,就必须解决技术人员的问题。由外行的党的干部来担任厂长、车间主任,哪怕马上着手学习技术,也无法达成目的。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留用那些没有离开的旧的技术人员。1948年6月,鞍山市政府要求在籍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专家,无论在职还是赋闲,一律在一个月内到鞍山市政府登记。25鞍钢想方设法留用相当一大批日本和德国的技术人员,以及国民党未能撤走的有留学背景的中国技术人员,同时又从国内各地招聘来一批专家和大中专毕业学生。在鞍钢恢复生产之初,留学欧美的技术精英成为了主要的依靠对象。
当时鞍钢有中国籍技术人员200多人,大多是随国民党到鞍山来的。1948年2月19日中共占领鞍钢后,除去已经离开鞍钢的,“国民党全厂干部技术人员及地方党政人员无一漏网”。26他们曾被作为俘虏集中起来送到辽阳刘二堡看管。但是,中共中央对此很快即表示了异议。柴树藩接管鞍钢后,鞍山市委立即下令禁止技术人员离鞍。274月9日,中共中央工委就鞍钢留用技术人员问题明确电示东北局:“对技术人员要善于留用,照顾他们及其家庭的生活,使其能够安心为我们工作。”28据此,东北局也开始注意到这些技术人员“将来鞍山复工时技术上尚可利用”,29很快指示鞍山市委派人将这批人从部队手中要回,并把他们全部接回鞍山。其中还有日本技术人员104人,中方协理6人和技术人员30余人。30为争取这些技术人员安心工作,7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城工部关于鞍山技术人员谈话的报告,要求做好留用人员的工作,为更好地激励这些技术人员发挥作用,“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31为此鞍钢为留用的技术人员提供了比较好的待遇,超过一般机关干部的两倍以上。32尽管如此,像擅长砌筑焦炉的德国工程师曼纳尔这种外籍技术人员仍想回国与家人团聚。中共不得不反复向其讲述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允诺在鞍钢恢复生产后送其回国。在争取到曼纳尔后,为了解决工作中的沟通问题,鞍钢安排懂英文和德文的工程师王振远协助曼纳尔工作,同时也让王利用这个机会学习相关技术。通过曼纳尔提供的线索,鞍钢从吉林等处找到修炉的原料,完成了焦炉修复。33
鞍钢对不同的留用技术人员采用不同的政策。对靳树梁、邵象华等中国技术专家,注重发挥他们的专长为我所用,而对日本技术人员则始终是使用与防范并存。恢复过程中,当日方技术人员与中方技术人员发生分歧时,往往倾向于采纳中方技术员的方案。这固然与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情感因素有关,认为日本技师政治上不忠诚,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日方技术人员技艺不精。34如在炼出的钢出现裂纹问题上,日本技术员认为是炼钢工人操作的问题,杨树棠等中国技术人员则认为是含硫高所造成。经过杨树棠仔细观察和分析后终于证明了他的判断正确。35
总体而言,对于这些留用的技术人员,中共注意运用他们的专业才能,将其分配到相应的岗位上,最终这些技术专家基本上都回到原来的岗位。即使对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存有戒心,但是出于现实需要,这些人大部分也都回到原来的岗位。鞍钢对他们也格外优待,将仅有的中型客车专门用来接送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而鞍钢自己的干部们则大多徒步上下班。36在1949年7月9日鞍钢开工典礼上,一名日本技术人员甚至还被邀请到台上佩戴上了大红花。37
鞍钢还通过留用技术人员来召集工人,参加工厂的恢复生产。一些从鞍钢离开的技术人员在李松堂38等人的影响下主动回到鞍钢,还有一些技术人员是靳树梁等人提出名单,鞍钢通过组织关系寻找回来的。东北局还在陈云的支持下从上海、湖北以及京津等地招聘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39由于技术精英们在鞍钢接管后的恢复初期有职有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之中共对之礼遇有加,地位尤为突出,基本上占据了鞍钢最重要的职位,掌握着鞍钢的具体事务,这让技术精英们显示出了极大的工作热情。这些技术人员对鞍钢的恢复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40
然而,这些专家毕竟不是共产党员,中共对他们始终不能完全信任。1948年12月26日,鞍钢公司正式成立后,所属的各处、部以及厂矿的原本由留用的技术专家担任的领导职位逐渐开始被中共“自己人”所取代。尽管这些干部在工业生产及管理方面不大在行,但是忠诚与信任成为了任用干部的首要因素。在这些非党技术专家被取代之后,中共自己的技术专家身居要津。蔡博等中共领导人的后代以及周传典等人不但技艺精湛,而且深得信任,他们既是解决诸多技术问题的骨干,又成为培养工人技术员的导师。
留用旧技术人员来恢复生产只是权宜之计,况且这些技术人员也不能满足鞍钢的需要。为了迅速恢复生产,东北局认为必须尽快聘请苏联专家来鞍,否则鞍钢难以全面复工。41陈云在1949年10月对苏联大使罗申坦言,恢复经济生产的一个重大障碍就是缺少既懂专业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从国民党接收下来的技术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的政治观念都亲美。在鞍钢,70名工程师中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42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而言只有苏联专家能够让中共放心使用。对于苏联专家的到来,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由于苏联1945年在东北掠夺机器等一系列行为,造成工人对苏联不满;苏联专家到鞍钢也在某种程度上使那些留用的技术专家心存疑虑,害怕自己被取代。日本技术专家宣称苏联技术不如日本。对于苏联专家来鞍钢一事,中共格外重视,刘少奇要求对苏联专家工作只准搞好不准搞坏,一旦出现问题,都要追究中方的责任。43鞍山市委也指示要加强与苏联技术专家亲密团结,尊重苏联专家意见,一旦与苏联专家发生分歧,都要从自身严格检讨,同时按照上级要求将此问题上升到反苏就是反革命的政治高度。44为此,鞍钢也做好各种准备,在工作、生活条件、工资待遇甚至是安全保卫上对苏联专家照顾备至,并向苏联专家详尽介绍了鞍钢各工厂的情况。中共利用苏联专家帮助恢复生产的同时,也要求鞍钢干部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从中加速学习,争取尽快学到更多的技术。
苏联专家到鞍钢后,也表现友好。一方面,这些专家尽心尽力地为鞍钢恢复生产给予技术指导,出谋划策,“询问甚详”。大到工厂的整体规划,小到管道、门房的设计建造,机器的安装调试都离不开苏联专家的帮助。苏联专家指导鞍钢如何组织领导生产,负责起草企业管理的材料,编制鞍钢生产建设规划,设置鞍钢的组织机构。45另一方面,这些苏联专家也向工人示好,他们走进工厂与工人握手,不嫌工人手脏,出入有灰尘、肮脏的地方,态度很不在乎,给工人们留下的印象颇为不错。46总体而言,鞍钢的工人与干部和苏联专家相处融洽,干部们觉得苏联专家确实比自己高明。47苏联专家到来后与留用的日德专家之间常有龃龉,戒备之心常存,相互提防。苏联专家对日德人员表面上平等相待,实际上疑心不断。对鞍钢而言,更主要的问题是日本技术人员利用中方干部不懂技术,隐藏恢复生产所需材料,工作耍滑不负责任,这些都进一步坐实了中共开始即认定他们在政治上不忠诚的判断,故此鞍钢逐步将日德等技术人员边缘化,乃至后来将其遣返回国。48
中共在接管鞍钢恢复生产之时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着不信任非党干部,特别是有西方、日本和国民党背景的来自曾经敌对阵营的旧人员的强烈的政治观念。在阶级分析观念已内化为中共干部思维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这种非我即敌的观念。即使聘请苏联专家来鞍,中共与苏联专家间不存在政治观念问题,但中共考虑的是搞工业生产与管理最终还是要靠自己人。尽管中央工委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不可能很快改变这一切,必须想方设法利用旧人员,但它也无法改变必须要政治挂帅,领导和管理必须依靠自己人的观念。
三 努力学会做“老板”:中共鞍钢干部初适大工厂
在接管鞍钢这样的大工业后,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即希望能够尽快恢复生产。由于鞍钢面临着“缺机器、资本、专家,原有干部缺指示”的情况,高岗向中央建议“准备调一批文化较高的干部进入工业。不如此,不能解决问题”。49随着中共在东北大获全胜,鞍钢的职员和工人开始陆续回到鞍山。1948年12月26日,东北局委派时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的李大璋以及技术干部郝希英、王勋等正式组建鞍山钢铁公司。50郝希英等人在中共党内算是多少懂点工业、有管理工厂经验的干部,但是高岗与东北局显然低估了恢复生产的难度,没有意识到这些干部在进入鞍钢后还是与这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格格不入,自己所掌握的那些领导与管理工业的经验无法适应鞍钢的情况。
东北局及南满分局在东北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时,就从南满分局及鞍山市调来一些干部进入鞍钢,1949年东北将鞍钢作为建设重点后,又从各机关和东北各省市地县调来大批地市县级以及部队中的团级干部。51整个鞍钢的干部人事安排全部由东北局组织部负责,鞍山市委无置喙之地。鞍钢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共对鞍钢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东北土改工作中颇有名气的干部马宾正是此时被调到鞍钢任职。马宾早年在新四军工作,是皖南事变的幸存者之一,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主要在新解放区做土改工作,其发动群众运动搞土改的方式曾被高度肯定。随着1949年中央决定恢复鞍钢生产,中央及东北局调派大批干部进入鞍钢,充实鞍钢的领导力量。此时在辽宁省委担任秘书长的马宾也奉命于当年9月到鞍钢就任第一副经理。之所以选中马宾担任这个职务,一方面与当时鞍钢干部的级别对应任命方式有关;52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马宾在工业方面掌握一些知识,以及他善于做群众运动工作的经历。
马宾早在抗战刚刚胜利被调往东北时,就在沈阳搜罗了几箱子有关工业的书籍,努力学习工业知识,按马宾自己的话来说是“对搞工业建设有莫大的兴趣、志愿和决心”。53之后在任辽宁省委秘书长时,他还在省委机关所在的瓦房店兼职担任滚球轴承厂厂长,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尽管这些来自农村和军队的干部或能征善战,或群众工作经验丰富,但是充当厂矿长或车间主任一职,却不一定合适。54马宾与郝希英、李大璋、王勋等人毕竟只是在根据地搞过小军工厂,他们中不少人甚至没有见过大工厂,对如何管理大工厂更是知之甚少。55
毛泽东意识到中共对于经济建设不大熟悉,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去学习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向懂得经济的人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学。56东北局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尽快从战争转向工业建设,要由外行变为内行。为此,鞍钢组织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每天早上7点到9点学习业务知识,老师由邵象华等技术专家及新毕业分来的大学生充当。这些只有课本知识的大学生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自己对许多课程也是一知半解,甚至“自己也没有学过,只能现学现卖”。57鞍钢有时也会请日本技术人员讲课。58很多干部因为能够到鞍钢这样现代化的大企业工作而兴奋不已,很注意倾听技术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向技术专家学习。如时任鞍钢副经理的马宾像小学生一样,向当时留用的技术人员学习,早上5点起床,晚上还进夜校。他还经常把技术人员召集到家里来研究鞍钢的技术问题,同时请有丰富经验的老工人及技术人员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经过努力,他虽掌握了一些冶炼钢铁的知识,但离真正懂得冶金炼钢还相距甚远,对于管理鞍钢这样的大企业仍有“拿鸭子上架”的感觉。59后来马宾又找到与其相熟的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张秀山,要求留苏学习。
尽管干部们被提拔起来担任厂长等职务后如饥似渴地加紧学习,但仍“掌握不了生产经营的全局”,“在技术上还是漆黑一团”。60在鞍钢“只有政治厂长而无技术厂长”,这些决策者“还是没有学会做‘老板’”。61中共意识到自己在工业上的外行,在干部们刻苦用功之时,力求对原有制度尽量维持原状不动,没有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立即废除旧制度。“当我们还没有能够定出一套更合理有效的制度来代替旧制度中某些不合理或过了时的东西时,宁肯不轻举妄动,以免影响生产组织,发生无政府状态。”62这种做法使鞍钢在接管之后及恢复生产的早期保持了基本的稳定。但是,中共党的各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一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如果自己不懂业务,事事要听命于非党的技术专家,势必会造成大权旁落,最终导致企业的发展偏离党的路线和目标。因此,鞍钢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一开始就被明确要求必须要行政与技术双肩挑。
与此同时,中共高层认为培养工人干部比较容易,应从工人中培养选拔干部,以便充实到基层领导岗位。63“大批的培养和提拔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已成为目前全党性的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64为此,1949年初鞍山市委成立职工总会干训班,开始培训和选拔工人干部。选拔培训的对象大多数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文化程度较低,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对共产党朦胧的认知。对中共而言,这些工人都是值得信任的“自己人”,稍加培养即可担任在1949年6月公开建党后的基层党组织的骨干。
资料来源:此表为笔者根据中共鞍钢市委鞍钢炼钢厂《炼钢厂对提拔工人干部问题的简单总结》(1949年,鞍山档,3/1/8/18)制作。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这个时期的鞍钢工段长、班组长等基层干部最初都是由工人自己选举,在工厂开工后才逐步由上级从工人中培养干部加以委派。被提拔的或是在护厂、献交器材及立功竞赛中表现积极、有技术、经过考验的工人,或是在群众中有威信,或是一直追随并经过党的教育培养的老工人,甚至只要工作积极负责,能团结群众,工作上再有些办法,为人虚心,就能被列为培养对象。在所有这些条件中,经过党的考验、政治觉悟高成为首要的条件。65之所以将老工人作为选拔培养的对象,主要是考虑到这些人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可资利用,且这些本来就是积极分子的人会因为提拔而加倍努力工作。培养提拔工人当干部,既符合中共的政治理念,又能兑现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因此,“大胆提拔工人干部有益无害”。66从炼钢厂、燃气厂、发电厂等厂矿提拔的干部中可以看出向党靠拢、得党信任,是获得提拔的重要条件。对于那些有过政治历史污点的工人,在提拔的时候仍然有所疑虑,不能十分信任。笔者提取了炼钢厂8名工人干部晋升情况作为样本分析究竟哪些工人能够获得拔擢。通过表1可以看出,这些获得提拔的工人的共同点是有经验、有号召力的老工人,他们大多能够追随共产党,有过立功表现,已成为一名党员,经过政治训练,其轨迹大多是从工人培养成积极分子,再由积极分子提为技术员,进而从技术员拔擢为各级领导干部。而军转来的工人被认为政治上合格,没有经过政治训练就可提拔使用。
实际上,由于中共对现代大工业太过缺乏经验,很多事情不知如何入手,对于提拔工人干部的问题,最初也不是很重视,既不能做到未雨绸缪,又不能在出现问题后很快地因应,只是在工作需要的时候顺手现抓。因此,大部分被提拔的干部(尤其是基层生产一线的干部)都是现需现抓。有时由于太过强调政治清白,即使工人技术过硬、工作积极,也不敢贸然提拔。同时,担任各级领导的干部们也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在提拔干部时更多考虑的是与己的熟悉程度,这多少引起青年工人的不满。
按照上级指示,提拔干部主要在老工人中产生,这些老工人虽然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却大多受到旧社会习气的熏陶,政治理念淡薄,而且成为干部后,由于文化水平低,不但工作办法少,亦不知如何领导和管理工人,如何搞制度,进而造成了鞍钢在恢复时期生产上的混乱。67中共不得不想办法提高工人干部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则需从政治上提高。随着鞍钢各厂矿逐步恢复生产,以及生产立功竞赛与创造新纪录运动的开展,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做法,在培养选拔干部时逐渐将掌握技术、有工作能力和积极性作为主要考虑因素,政治水平和历史资格留作参考。6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生产的恢复,需要这些资历老、具有号召力且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老工人发挥带头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工人干部也确实“起着极重要作用”。在立功竞赛与创造新纪录运动的开展过程中,除去加班加点提高劳动强度外,提高这些老工人的技术也显得尤为重要。69
鞍钢厂矿众多,有的工厂干部也并非都是由训练班选拔,而是个别培养。像非主要部门的给水厂,就从没有办过训练班,该厂所有干部都是个别培养的。但是这也只是选拔方式不同,选拔要求与其他厂矿并无不同。70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工人干部在被提拔时最为重要的前提是他本身已是一名中共党员。
在鞍钢接管与早期恢复生产时期,中共很大程度上没有料到也不了解现代化大企业在管理上和技术上的难度,它是不可能简单地靠农民出身、只具有小学程度的干部,通过短暂的刻苦和用功就能够克服的。东北局所派来的干部也远远不能满足整个鞍钢的需要,这就使得鞍钢公司及厂矿的领导大多由派遣来的干部担任,而工段与班组等基层干部则大多从工人中培养。至少鞍钢的历史表明,接管时期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当1949年一些大城市易手时,中共拥有足够的受过经济管理训练的干部去接管支配现代部门的2 700个大企业”。71
四 在工人中公开建党
随着中共取得胜利,如何与工厂中的大量工人打交道,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接管鞍钢也好,恢复生产也罢,没有工人肯定无法完成。由于中共是工人阶级政党,在革命年代即组织工人运动,在执政之后也高调宣示工人是主人翁,那么中共就不得不陷入一种张力之中,既要兑现对工人的承诺,又不能任由工人“漫天要价”从而阻碍生产发展。不只在鞍钢,中共在接管上海后也遭遇到这种困境。72如何将工人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巩固党在工人中的领导地位,并发动工人为工业化而努力,是中共要达到的目标。在接管与恢复生产这个鞍钢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央及东北局就十分重视工人问题。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不但提出中共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还提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城市和企业,要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同时要求各地尽量做好职工的生活稳定工作,在工厂中要有专门的副厂长将50%以上的精力来做这个工作。73所有这些的着眼点就是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
中共在鞍钢公开党和建党,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在东北的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再需要像之前那样从事地下斗争;另一方面是由于接管和恢复初期,中共在鞍钢没有党组织可以依靠,在数量庞大的工人中势单力孤,无法实现政令通行。中共在鞍钢做出公开党的决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人群众对党的认识模糊,存在误解。有的工人竟然认为共产党是做特务工作的。74这对即将领导工人进行鞍钢恢复生产的中共有负面影响。公开建党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在鞍钢的基层建立党组织,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中共基层党组织建设,发展党员。除了巩固中共在工人和工厂中领导地位的目的外,还要着眼于下一步能够发动工人迅速恢复生产。
鞍钢接管之初党力薄弱,虽建立党支部,但仅有8名党员。随着调派进入鞍钢的干部到来,党员数量有所增加。鞍钢党的工作一直由鞍山市委主管,公司一级不设党委,厂矿一级设立党委,党委书记都是老干部。1949年6月鞍钢恢复之初,厂矿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车间、工段都设有总支、支部。在干部配备上,公司及厂矿党委书记、厂长都由老干部担任。工会、团的干部则由从工人中选拔上来的一批干部担任。东北局发出“大量、慎重”发展党员的指示后,鞍钢很多厂矿并未立即执行。主要原因是各厂矿支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行政的负责人,在党政双肩挑的情况下恢复生产的任务繁重,无暇顾及党的发展。756月6日,鞍山市委发出《关于发展党的决定》,要求鞍钢从6月上旬起,通过开展生产竞赛,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从中吸收党员,逐步健全党的基层组织,计划到1949年年底发展1 000—1 500名党员。76随后鞍山市委直接派出组织部长鲍成吉、宣传部副部长邢路等,分别深入到鞍钢的炼钢、炼铁、轧钢、修造4个部,督促其公开发展党组织。77
鞍钢各支部在公开党的问题上顾虑重重。有的党员自认在恢复生产中没有发挥党员作用,怕公开后保不住党籍;有的党员认为自己作风不好,公开后会降低自己的威信。78在了解到这些顾虑之后,鞍钢安排布置党员和工人通气,了解工人对公开党的看法。有些工人对共产党表示羡慕和向往,但也有些工人认为是否公开党是党的事儿,与己无关。79针对上述情况,鞍钢各厂矿党支部向党员和工人群众讲明公开建党的重大意义,同时向党员保证公开党不会对其个人利益造成损失,而只是希望这些党员能够改正错误。在思想上吹风之后,各支部按照要求将公开建党、吸收工人入党与恢复生产结合起来,在恢复生产中发掘和培养积极分子,同时要求党员起带头作用,力求树立党的良好形象。此时的工人对党的认识模糊,很多工人“只知道党好,但到底怎样好,为什么要入党,普遍的不知道”。80对究竟什么人可以参加共产党也不清楚,甚至有些工人认为工会就是共产党。81因此,七八月鞍钢大多数厂矿普遍开办短期训练班,把积极分子抽调进班,向他们讲授党的基本知识,由党龄较长的党员带头与这些积极分子具体讨论讲解,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提高工人的政治认识。各支部根据工龄长、工作积极、历史清白、拥护毛主席等几个条件从中遴选入党人员。这使得党支部的党员数量骤增。如制铁部在1949年7月前只有5名工人党员,7月底党员人数增至37名。七八月的训练班为鞍钢打下了建党的基础。很多厂矿都觉得“开办这种小型短期训练班是在工厂中建党的最好方式”。82训练班结束后,由于有了基本的力量,在之后的九十月便不再采用训练班的方式发展党员,而是通过现有党员下去了解积极分子,提名交党支部及小组长,然后由小组长与支委个别谈话并自觉提出入党要求后再吸收入党。
新党员入党,都举行了公开而严肃的入党仪式,借助这个仪式,中共在鞍钢公开亮相。入党仪式上,新党员都戴上大红花,面向党旗及领袖像宣誓,被批准入党者莫不感到这是一生中最大的光荣,“纷纷誓以实际行动,忠诚的为无产阶级和人民服务”。仪式还吸收各厂团员及积极分子观礼。会上很多积极分子兴奋地发言,检讨自己的缺点,表示决心,争取入党。83公开举行入党仪式除了要让新入党的工人增加荣耀感和使命感以及燃起积极分子的激情之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让未能入党的积极分子和工人群众明了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共产党,对党员的标准做到心中有数。84截至9月,整个鞍钢共建成45个支部,先后发展1 000多名工人入党,仅用三个月就完成了全年计划的一半。著名的老英雄孟泰也在此时加入共产党。
在1949年7月正式开工之后,鞍钢发展党员显示出明显的实用色彩,发展重点放在直接生产中最主要的部门,忽视了间接生产部门。85许多工人积极申请入党,认为入党无上光荣,86不仅处处显得高人一等,而且党员的身份又有助于他们得到升职升薪等实际好处,这就导致一些间接生产部门和非主要部门工人的不满。此外,一些工人工作积极,但因为“历史有问题”还是被拒之门外。很多没能入党的人“感觉很悲观,不知何日才能入党”。87在恢复生产时期,过于强调这些条件,挫伤了这些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许多未能入党的人牢骚多多、怪话连连,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发展党员中遭受到不公。在发展党员时基层多采取双重标准,工人入党只需一个介绍人,而技术员入党则要求3个介绍人,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在吸收党员中的偏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基层干部的“保险”思想,怕入党之人日后发现问题使自己担责。88尽管鞍钢在开始发展党员的时候,“提出的条件较严,生怕坏分子钻进党内来”,89但是在发展党员过程中,一些厂矿未严格执行入党手续。有的不合党章规定,或者没有经过党的小组与群众讨论,只是采取简单的支部大会讨论办法草草通过,支部及总支书记也不把关,送到即批。90也有些支部偏向于自己的小圈子,乐于发展自己身边的熟人。
到1949年底,鞍钢的党员总数增至2 722名,仅下半年就发展新党员2 205名。从1949年9月中旬开始,鞍山市委连续办了5期党训班,共培训鞍钢的新党员1 488名,绝大多数是1949年6月以后入党的,占96%。91鞍钢各厂矿公开建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共的组织基础。一些党员因为公开而改正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促使他们在恢复生产中积极表现。虽然过于强调政治意识与历史问题导致在建党中发生偏差,但是大部分党员在献交器材和恢复生产的生产立功竞赛等运动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多都被评为功臣。各支部借助发展党员来摸清工人积极分子思想情况、制订发展党员计划,指挥厂矿工作,组织恢复生产。
五 献交器材与恢复生产
1948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要“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92“只有机器照常转动,人员照常工作,才是真正接收了企业。”93中共接管之初的鞍钢机器不转,人员缺乏,如何能够迅速恢复生产以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成为中共最急于解决的问题。由于缺乏管理工业的经验,中共只能根据自身的革命经验,采取政治手段来达成目的。政治动员可以最大效力地在短时期内调动各种资源。
鞍钢恢复生产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机器物资奇缺。94受到战争的影响,鞍钢的设备流失严重,加之苏联拆走很多大型设备,使得鞍钢在短期内恢复生产困难重重。一方面,鞍钢及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向苏联寻求援助。经过谈判,苏联将很多拆自鞍钢的设备返还,中共中央也从苏联购置了不少工业设备。95另一方面,鞍山市委还决定将在国共争夺鞍山期间抢运出去的器材全部运回来。96当鞍山市委得知很多小型设备、器材及零部件都被工人拿回家,便开始考虑将工人手中的器材收回来以利恢复生产之用。鞍山市委及鞍钢的领导们对购买、没收还是无偿交回三种方式的利弊进行分析,鞍钢轧钢部主任吴铎认为最可行的自然是动员工人无偿交回。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同意这个做法。97鞍山市委意识到如果采用开展群众运动献交器材的办法存在“利害得失的问题”。98很多工人回到鞍钢,并非都是抱着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工业的伟大理想,更多的是像以前一样到工厂做工谋生,无偿献交器材不大可行。这些工人“对工厂的复工因器材的缺乏和各种困难,信心不高”,一旦献交器材运动失败,那么无疑会加剧人心不稳、士气低落。为此,鞍山市委计划把修复鞍钢恢复生产的意义和目的向工人讲清楚,通过发动献交器材运动来让工人们看到“共产党是有办法的”。发动献交器材运动既要达到回收器材的目的,又要能够激发工人的热情。
思想宣传和组织动员是中共最有效的工作方法。991948年12月1日,鞍山市职工联合总会召开扩大会议,布置开展献交器材运动。5日,发出指示,动员工人献交器材。20日,鞍钢普遍开始了献交器材运动。22日,鞍山市政府发出布告,号召全市人民积极献交器材,加速恢复鞍钢生产,明确表明无论器材来路如何,藏在何处,只要无保留地献交出来,便“不究既往,并酌情给奖”,而对于隐匿不报不献交者,“严加惩办,绝不姑宽”。100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实行交叉累进工资制,101鼓励按劳取酬。这样极大地激发了鞍钢工人的劳动热情。为了能更多地搜集到器材,鞍山市委与鞍钢采取了宣传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分子示范引导及给实惠的办法。鞍山市总工会成立了“就业介绍所”,规定凡是积极献交器材者可以优先录用到鞍钢工作。这个政策显然激励了很多工人,他们想方设法找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器材献出,以作为进入鞍钢的入场券。
动员工人,本应是工会的分内之责,但此时的鞍钢工会因与鞍山市工会合署办公,缺乏独立性且人少质低。整个工会分为13个分会,仅有的36名干部中只有7名是专职脱产的,其余都是工人与职员,工会会员也只有200多人,单靠工会无法独自完成任务。最终,市委决定由鞍钢行政出面协同市委组成工作队,102“在运动开始时,召开了干部联席会进行动员与布置”,向干部们讲明献交器材的意义以及动员的组织与步骤,要求总工会所有同志都亲自下厂参加动员与帮助各分会筹划运动的开展。“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103
献交器材,思想先行,内靠积极分子,外靠干部。鞍钢在发动运动之前就积极做好思想工作,“献交器材运动是通过打通思想方法展开和发展起来的,由始至终贯穿着思想启发”。104而所谓的思想启发,其实就是启发工人积极献交器材、踊跃跟党走。积极分子多的地方献出的器材就多。105鞍山市委通过献交器材运动发展积极分子,靠积极分子的带头来营造气氛。积极分子成为中共发展党组织吸收的主要对象,利用其作为发动群众运动的内在骨干,辅之以党政干部等外在骨干,共同将群众运动起来。这些积极分子在配合与追随党的同时,也获得政治荣誉与地位,成为党员乃至提拔为干部,这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在此之前,鞍山市政府做出明确规定,对于那些踊跃献交器材的工人给予一定的奖励,“自动献交者,按物资实价发给30%—50%的奖金”。106
献交器材,除动员的软方式,也伴随着硬手段。在鞍山市委发出号召工人群众献交器材运动的布告之后,市委与市政府颁布了《物资清查条例》和《献纳器材条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主动献交器材者奖,倒卖和藏匿国家物资器材者罚,以此来震慑和推动运动的广泛开展。市政府配合市总工会,动用各区、街道政权的力量,进行深入的发动。
鞍钢各厂矿召开职工大会做动员,宣传献交器材于国于己的意义,并且组织工会干部到工人家中动员,秧歌队、宣传队齐上阵,同时也借助报纸、广播等现代媒介广泛宣传,营造热烈的氛围。摆满的器材证明了运动取得的成效,但是敲锣打鼓、扭秧歌之类的举动则反映出这不仅仅是单纯的献交器材,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出于鞍山市委的精心安排,利用献交器材的宏大场景来展示民心所向,及中共治下到处一片火红的新景象。尽管献交器材运动轰轰烈烈,但是整个鞍山并非处处如此。有的分会因缺乏工作经验,当大会轰起后,就没了下文,群众情绪下去时就再轰。有的分会对积极分子不知如何使用,导致运动中断。尽管市总工会投入很大的精力开展献交器材运动,但是人手也不完全够用,107在运动中,仍是工会干部做主力,行政干部“忙于计划搞生产”。
无论如何,这个运动还是收到了效果。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献交器材总数达52 462件。其中运动开始的前十天就收到重要器材1 123种,108有的居民当场献交车床、电机,有的区6天就献交器材130车,甚至有的工人将自己开电料行剩下的电气材料全部献出来。1091949年2月,鞍山召开了庆功表彰大会。但是,有资料显示,献交器材更多的是诸如电流表、各种灯泡、电线、螺丝、水泵、轴承、铣刀、锯条、钳子、电钻、钻眼机等工业生产中的辅助器械或零部件以及电机等中小机器,大型器材不多。110
献交器材运动虽然对恢复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的影响。整个运动在收获器材的同时也使中共组织有所收获,运动开始一个月即“发现与培养了303名积极分子,在数量上虽不太多,但他们不论在运动中和工作上,团结在分会的周围,形成了骨干,给发展会员,培养干部,推动工作打下了有力的基础”。111 有此基础,鞍钢建立和发展各级党组织就颇为顺手。
在随后1949年4月开展的立功竞赛运动与10月开展的创造新纪录运动中,鞍钢仍旧以政治手法,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促进恢复与生产。为了完成生产任务,鞍山市又一次动员工人掀起献铁运动。112立功竞赛实际上是为了加速修复,而创造新纪录则是着眼于提高生产。鞍钢各厂矿从接管到1949年末陆续修复,采取边修复边恢复生产的方针。陈云视察鞍钢与贺龙出席炼钢厂开工,显示出中央对鞍钢的格外重视。而鞍钢的开工典礼上中共中央所送的“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更体现出鞍钢的地位与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在根据地工厂中组织过生产,在接管鞍钢后也按照原有的方法组织恢复生产。中央确定任务后,鞍钢便想方设法来完成指标。1949年1月鞍钢即制订了修复计划,并在3月进行了修订。这个计划本身比较粗糙,“仅仅是指出了哪些工程在哪些期间配合哪些设备,如何的修复起来”,113真正执行起来困难较多。共产党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不敷使用,而且从未接触过如此复杂的工业生产,鞍钢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由于太过缺乏现代工业生产的专业知识,许多干部头脑中少有工业生产常识,更没有经济核算的观念。每件工程应需人工、材料多少,实耗多少,始终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修建记录只记载了付出的新材料,而未把现场实际使用的旧材料也记录在内,对于剩余的材料也不办理退料手续,特别是一些零星物资如氧气、电石等更是缺少记录。整个修复过程下来,实际浪费很多,造成成本剧增。
苏联的经验证明,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为一个经济上独立的工业国,只有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为实现工业化,必须最严格地节省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开支,并不断地增加这些基金。114实行经济核算的目的也在于此。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在企业管理上需要把战时实行的供给制转变为经济核算制。中共高层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李富春就讲:“过去在农村与战争的环境下,生活与生产上习惯于供给制度,不打算盘,做工作只求完成任务,不讲花钱多少。现在要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必须实行经济核算。拿供给制度不打算盘的习惯去从事工业建设,就会不计算劳动力,不计算原材料消耗,不计算成本,结果浪费很大,国家财产损失严重。因此,一定要建立经济核算制和定额制。”115
在中央指示下,东北局发出贯彻经济核算制的决定,鞍山市委也奉命搞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行经济核算制的运动。经济核算,就是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运用会计核算、统计核算和业务核算等手段,对生产经营过程中活劳动和物资消耗以及取得的成果,用价值形式进行记录、计算、对比和分析,借以发掘增产节约的潜力和途径。而中共在鞍钢实行经济核算制,最初并不是通过建立上述制度,而主要是以发动合理化建议运动和反对浪费、创造新纪录的形式展开。由于专业人才的缺乏,中共的干部并不具备现代经济管理知识,他们更习惯于用在根据地和延安时期的政治手段,发动组织群众献计献策,降低成本。各个厂矿的工人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凡创造新纪录,或者在生产工作上有所改进,都会被给予物质奖励,116并由此衍生出计件工资制和超额奖励制。这些制度办法虽然或多或少学自苏联经验,但更多的是在恢复生产实践中的无奈选择。鞍钢要完成上级的生产任务,光靠思想意识的提高肯定不行,主要还是要让工人动起来、机器转起来、产量涨上来。
在1949年底之前,整个鞍钢都在边恢复边生产,生产的同时也在修建。鞍钢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建设工地。这使得鞍钢的恢复生产更加复杂,不仅生产无序且修建也无完整的计划,许多工地无人负责现象严重,修复与生产成本浪费严重。
中央及东北局一再要求建立经济核算制,但鞍钢的工人与干部对此多有抵抗情绪。这是因为一旦搞经济核算就意味着有定额甚至是超额的任务要完成,工人自然不愿受到约束,而对干部来说,搞经济核算无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支配开支,而且一系列的表格制度也着实让这些本就不在行的干部腻烦不已。因此,鞍钢的干部更倾向于使用擅长的政治动员与群众运动的手段来完成恢复生产的任务。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相比制度层面的管理,中国的干部更擅长通过群众性的生产动员达到增效降耗的目的”。117这种方法既能高效地完成任务,又不会受到种种制度的约束,因此受到鞍钢广大干部的青睐。尽管中共中央几次告诫,不要把农村的方法搬到城市,但在1948年后期和1949年初期,许多进城的干部仍设法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动员。118鞍钢在学习了苏联模式之后,在生产中建立了经济核算制,但是受到人员素质及实际情况的影响,经济核算制在鞍钢的实行并不像苏联那样严格。119
结 语
对于常年在农村中进行革命的中共来说,进入大城市,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变动。120尽管中共在思想认识上对于接管城市和工业有所准备,但是对于初进大城市和初掌大工厂的中共而言,一切都还是那么陌生。东北局及其基层在最初进占鞍山和接管鞍钢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和现代化大企业的格格不入,甚至于中央再三指示后,在观念上和做法上仍旧是跟不上,或做不到位。
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鞍钢的秩序得以恢复,对工业企业管理与生产都外行的中共干部不得不将非党的技术精英作为依靠的对象,但对他们却不能完全信任。在鞍钢的接管与早期恢复生产过程中,中共时刻都用阶级观念和政治意识来审视敌我,区分内外,囿于缺乏技术人才的现实需要,有时不得不暂时将政治意识搁置一旁,但其内在须臾未忘。中共作为讲政治的政党,政治意识早已内化于心,在革命战争年代亦擅长以发动群众运动达成自己的目标。接管鞍钢后,对招来的工人在对其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在工资制度、职工福利方面延用了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办法;121强调以政治意识的标准来培养自己的干部与技术人才;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器材物资问题,推动生产立功竞赛和创造生产新纪录;公开建党大大加速了基层党组织的扩张,为政治意识统领鞍钢生产与发动群众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总之,中共接管鞍钢始终力图强化自己的政治意识并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恢复鞍钢生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党政干部对于群众(政治)运动的贯彻能力,要远高于经济制度建设的实践能力。”122与苏联相反的是,中国严重缺乏受过训练的工业管理人员,而拥有充足的进行政治工作的党员干部。123中共自身组织内部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体制,以及党的组织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广泛而深入的渗透是中共能够进行有效动员的组织保障。中共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迅速恢复了鞍钢生产,使得中共更加坚信这种方式对加快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鞍钢的接管和早期恢复生产中的种种,无一不在影响着之后的鞍钢,强调政治觉悟与发动群众运动的影响颇为深远。群众运动可以更好更容易地发动起工人,运用政治动员使经济生产变得更加高效,然而这种方式在高效生产的同时又禁锢了其他生产方式的可能。这既是对中共革命传统的继承又是对革命传统的固化。当然,运用这种方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中共对于国家工业化的迫切要求,现实恰恰需要这种既高效又节约成本的做法,更何况这种做法又是信手拈来。政治挂帅与群众运动的做法不断被使用乃至真理化终导致此后毛泽东深信此法比苏联物质刺激的方法更加先进,中共突破了苏联模式,要为中国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苏联的一长制最后之所以在中国,包括在鞍钢很难真正贯彻落实,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注释
1《西南局关于城市工作会议报告》(1951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2李国芳:《初进大城市:中共在石家庄建政与管理的尝试(194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郎琦:《中国共产党城市接管与建设工作研究》,红旗出版社2016年版;庞松:《略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的接管》,《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熊阿俊、郭为桂:《组织嵌入:1949—1953年成都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整合》,《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高峥:《接管杭州:城市改造与干部蝉变(1949—1954)》,李国芳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
3李国芳:《刘少奇与1947年石家庄市接管》,《党的文献》2009年第3期;吴强:《邓子恢与中南区城市接管探究》,《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于之伟:《为全国做样板:陈云与沈阳城市接管的成功》,《兰台世界》2014年第11期等。
4张颐:《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接管的历史经验》,《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王永涛:《试论我党接管沈阳的成功经验及其指导意义》,《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3期等。
5林超超:《中共对城市的接管与改造——一个初步的研究回顾与思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163页。
6符鹏:《天津解放初期工厂接管的历史实践与伦理意涵》,《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7李洋:《1949年前后中共对石景山钢铁厂的接管与改造》,《第九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论文集》,2013年。
8耿丽珍:《从官僚资本企业到国营企业——1949—1952年北京市清河制呢厂的接管与改造》,硕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6年。
9林超超:《中共对城市的接管与改造——一个初步的研究回顾与思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二),第140页。
10王恩宝:《王崇伦与鞍钢建设》,《党史纵横》2016年第5期;姜曦:《邵象华院士访谈录:国民政府接收鞍钢第一次复产》,《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余扬斌:《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钢铁工业——从零起点到新生》,《冶金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5期;杨春茂:《新中国工业史上的伟大开端——恢复鞍钢的日日夜夜》,《党史纵横》1988年第5期;松本俊郎:《满州国から新中国へ鞍山铁钢业からみた中国东北の再编过程1940～1954》,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等。
11全称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南满分局。1946年10月31日(12月7日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报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吉林省临江市成立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也称辽东分局),陈云任分局书记,萧劲光、萧华任分局副书记。南满分局领导辽宁、安东、辽南3个省委及旅大地委。1948年4月,东北局撤销南满分局,将所辖3省及旅大地委改归东北局直属。
12全称为城市工作部,东北局的城工部成立于1946年初,主要负责领导敌占城市地下工作,包括情报收集、党建、学运、瓦解敌军,也负责所占城市的恢复建设工作。1948年9月后改为统战部。
13《柴树藩保存1949年4月底有关接收鞍钢经过的电报稿(二)》,《鞍钢史志通讯》1985年第1期。
14《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1948年2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9页。
15柴永广:《柴树藩的大海般情怀:接管鞍钢恢复生产秩序》,《潍坊晚报》2014年4月14日,第B3版。
16柴树藩:《从接收鞍钢到全面复工——追记1948年鞍山的一些人和事》,《鞍钢史志》1987年第2期。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页。
18《鞍山市政府、鞍山市卫戍司令部关于保护工厂的布告》(1948年4月),鞍山市史志办公室编《鞍山市志·附录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19《中央关于修改〈接收敌伪和蒋占企业后的改造管理与工运方针的决议〉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8月2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313页。鞍钢成立时只有8名党员。这也成为鞍钢之后要公开建党的原因。
20王群:《关于鞍山总工会筹备经过的报告》,《鞍钢史志》1987年第2期。
21顾建建:《柴树藩传略》,王宗光主编《怀念柴树藩同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22郝新明:《护厂斗争的回忆》,《当代鞍钢史料选辑》1984年第2期。
23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是中共为筹备建国事宜而召开,意义重大。在出席会议的662名代表中,鞍山籍的共有6位,其中正式代表4人,分别是吕正操(解放军总部代表、铁道兵团副司令员)、张学思(解放军总部代表、海军学校筹建负责人,张学良之弟)、杨克冰(东北解放区代表、东北妇联主席)、阎宝航(中国全国社科工作者代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副秘书长),特邀代表2人,分别是宁武(民革北京分部主任)、曹凤岐(鞍钢耐火厂工人)。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第3版。
24李振宽:《冒着枪林弹雨向后方抢运器材》,《当代鞍钢史料选辑》1984年第2期。
25《鞍山市政府布告:为技术人员登记由》(1948年6月),鞍山市史志办公室编《鞍山市志·附录卷》,第46页。
26《柴树藩保存有关接收鞍钢经过的电报稿(二)》(1948年4月),《鞍钢史志通讯》1985年第1期。
27《鞍钢60年大事记(1948—2008)》,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2009年,第1页。
28《鞍钢60年大事记(1948—2008)》,第2页。
29《柴树藩保存有关接收鞍钢经过的电报稿(五)》(1948年4月),《鞍钢史志通讯》1985年第1期。
30日文资料中记载当时的日本技术人员为100名,见松本俊郎:《满州国から新中国へ鞍山铁钢业からみた中国东北の再编过程1940～1954》,第287页。该书讲到了日本技术人员在鞍钢修复过程中的作用。
31《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1948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32《尊重优待建设人才鞍山钢厂工程人员参加我区建设工作》,《人民日报》1948年8月29日,第2版。
33焦炉出焦后,中共履行承诺,送曼纳尔经上海、香港返回德国。临行前,送给他600美元和一些黄金作为报酬。1956年,张益民到德国时,被告知曼纳尔先生还健在,他时常怀念中国并感激对他的礼遇和照顾。见周宣城、张益民:《炼成新中国第一炉焦炭》,《人民政协报》2016年6月23日,第12版。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7页。
35杨树棠:《重返鞍钢》,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60年回忆录》,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杨树棠,炼钢专家,1909年9月生于河北省宣化县。1934年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1937—1939年赴德国克虏伯炼钢厂实习,曾任鞍钢公司副经理、国家一级工程师。
36杨树棠:《重返鞍钢》,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60年回忆录》,第72页。
37松本俊郎:《满州国から新中国へ鞍山铁钢业からみた中国东北の再编过程1940～1954》,第292页。
38李松堂,1908年生,江苏睢宁人,1935年6月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机电系,1937年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冶金系留学,并到克虏伯钢铁厂实习,归国后主要从事轧钢工作,1946年任鞍钢协理。1948年后任鞍钢轧钢部总工程师,是著名的轧钢专家。
39李大璋:《我在鞍钢的片断回忆》,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60年回忆录》,第55页;张同舟:《鞍钢恢复和建设的两个重要历史关头:陈云同志在恢复建设时期对鞍钢工作的指示》,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60年回忆录》,第31页。
40据统计,当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被遣返回日本后,东北的技术人员占工作总人数的比例降到了0.24%,技术人员变得相当缺乏。由此可判断在恢复生产中这些技术人员发挥了相当的作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41《陈云年谱》上册,第547页。
42《罗申与陈云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28日),转引自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43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李越然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44中共鞍山市委:《市委关于加强与苏联技术专家亲密团结的指示》(1949年8月11日),3/1/23/4,鞍山市档案馆藏(以下简称鞍山档)。
45李大璋:《我在鞍钢的片断回忆》,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60年回忆录》,第55页。
46李大璋等:《六、七两月苏联专家同志在鞍山的情况报告》(1949年),鞍山档,3/1/20/8。
47关于苏联专家的问题,已有学者做出考察。代表性成果便是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一书。该书着重从中苏关系的角度考察了1949年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作用。尽管中苏双方关系比较和谐,但也不意味着双方会一直亲密无间,几年后的“一五”计划时期,中方对苏联专家的优待导致许多人尤其是鞍山本地人对苏联专家心生嫉妒,不断发生琐碎的冲突。见《鞍钢在苏联专家招待和保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189号,1954年8月23日。对于“一五”期间苏联专家在鞍钢的相关情况,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见Koji Hirata,“Sino-Soviet Cooperation and the PRC's First Five-Year
Plan:The Case of the Anshan Iron and Steel Works,1952—1958,”《“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材料”工作坊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2019年8月28—29日。不过,苏联专家的作用尚需进一步考察。
48李大璋等:《苏联专家同志在鞍山的情况报告》(1949年9月10日),鞍山档,3/1/20/9。
49《杨尚昆日记》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50李大璋:《我在鞍钢的片断回忆》,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60年回忆录》,第53页。
51仲恩荣:《历程:我的回忆》,冶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52省级干部安排为公司领导,地级干部一般被任命为厂矿长,县团级干部则被任命为车间主任。见李大璋:《我在鞍钢的片断回忆》,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60年回忆录》,第55页。
53马宾:《努力学习技术变外行为内行》,《当代鞍钢史料选辑》1984年第1期。
54《陈云年谱》上册,第516、522页。
55王勋:《恢复鞍钢生产的两件“法宝”》,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60年回忆录》,第64页。
56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57姚卫薰:《在开拓鞍钢金属物理测试领域中成长》,《鞍钢史志通讯》1985年第1期。
58田野青:《忆鞍钢恢复时期动力工作几个片断》,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60年回忆录》,第81页。
59马宾:《努力学习技术变外行为内行》,《当代鞍钢史料选辑》1984年第1期。
60《陈云年谱》上册,第516页。
61《陈云年谱》上册,第514页。
62《中央关于修改〈接收敌伪和蒋占企业后的改造管理与工运方针的决议〉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8月2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315页。
63《杨尚昆日记》上册,第8页。
64《中共中央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1948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1986年,第501页。
65中共鞍钢市委鞍钢炼钢厂:《炼钢厂对提拔工人干部问题的简单总结》(1949年),鞍山档,3/1/8/18。
66中共鞍钢动力部燃气厂支部:《动力部燃气培养干部的情况报告》(1949年11月17日),鞍山档,3/1/8/21。
67中共鞍钢市委鞍钢炼钢厂:《炼钢厂对提拔工人干部问题的简单总结》(1949年),鞍山档,3/1/8/18。
68制铁部总支委员会:《关于培养干部和建党工作的总结》(1949年),鞍山档,3/1/8/27。
69中共鞍钢轧钢部:《轧钢部提拔干部的报告》(1949年11月15日),鞍山档,3/1/8/22。
70中共鞍钢动力部给水厂支委:《给水厂工人下级职员提升方式及所起的作用》(1949年11月14日),鞍山档,3/1/8/20。
71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72裴宜理:《国家的主人?人民共和国早期的上海工人》,周杰荣、毕克伟编《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姚昱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82页。
73《陈云年谱》上册,第543页。
74中共鞍钢轧钢部中型厂支部:《关于公开党、群众有哪些反映》(1949年),鞍山档,3/1/8/1。
75鞍山市总工会:《鞍山总工会总支委员会关于公开党的工作报告》(1949年10月31日),鞍山档,3/1/8/9;中共鞍钢炼钢厂支部:《炼钢厂建党第一阶段总结介绍》(1949年9月),鞍山档,3/1/35/4。
76《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发展党的决定》(1949年6月6日),鞍山市史志办公室编《鞍山市志·附录卷》,第61页。
77制铁部总支委员会:《关于培养干部和建党工作的总结》(1949年),鞍山档,3/1/8/27。
78鞍山市总工会:《鞍山总工会总支委员会关于公开党的工作报告》(1949年10月31日),鞍山档,3/1/8/9。
79鞍钢耐火厂党支部:《耐火厂月份支部工作简报》(1949年8月),鞍山档,3/1/35/11。
80制铁部总支委员会:《关于培养干部和建党工作的总结》(1949年),鞍山档,3/1/8/27。
81中共鞍钢炼钢厂支部:《炼钢厂建党第一阶段总结介绍》(1949年9月),鞍山档,3/1/35/4。
82《本市各支部自六月以来积极发展工人党员》,《工人生活》1949年9月11日,第1版。
83《就厂开办小型短期训练班是在工厂建党的最好方式》,《工人生活》1949年9月11日,第1版。
84中共鞍钢炼钢厂支部:《炼钢厂建党第一阶段总结介绍》(1949年9月),鞍山档,3/1/35/4。
85中共鞍钢中型厂支部:《中型厂建党中如何保证完成生产计划的报告》(1949年3月22日),鞍山档,3/1/14/18;中共鞍钢轧钢部中型厂支部:《关于公开党、群众有哪些反映》(1949年),鞍山档,3/1/8/1。
86制铁部总支委员会:《关于培养干部和建党工作的总结》(1949年),鞍山档,3/1/8/27。
87立山党支部:《立山支部10月份工作报告》(1949年),鞍山档,3/1/15/5。
88动力党支部:《三月份工作报告》(1949年4月5日),鞍山档,3/1/15/8。
89制铁部总支委员会:《关于培养干部和建党工作的总结》(1949年),鞍山档,3/1/8/27。
90动力党支部:《三月份工作报告》(1949年4月5日),鞍山档,3/1/15/8。
91钟翔飞:《党的火种播撒在钢铁工人中》,《鞍钢日报》2015年5月23日,第7版。
9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
93《中央关于修改〈接收敌伪和蒋占企业后的改造管理与工运方针的决议〉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8月2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313页。
94《鞍山曙光——鞍山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党史资料汇编》,中共鞍山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1992年,第280页。
95李彦、吴小铁整理《千磨万击还坚劲——吴铎回忆及回忆吴铎》上册,自印本,2008年,第261页。
96徐杰:《修复鞍钢恢复生产》,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60年回忆录》,第57页。
97李彦、吴小铁整理《千磨万击还坚劲——吴铎回忆及回忆吴铎》上册,第260页;杨春茂:《鞍钢恢复时期的日日夜夜》,《当代鞍钢史料选辑》1984年第2期。
98《鞍山市委关于群众献交器材运动总结报告》(1949年1月19日),鞍山档,3/1/4。
99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268页。
100《鞍山市政府布告:号召市民“献交器材运动”》(1948年12月22日),鞍山市史志办公室编《鞍山市志·附录卷》,第50页。
101松江省职工代表筹委会编《工运参考资料》,1948年,第4—5页。
102当时在鞍钢的管理体制上,公司一级没有设立党委,而是由市委书记杨春茂兼任监委,厂矿一级设立党委,由鞍山市委直接领导。市委的工作重点放在鞍钢。见中共鞍山钢铁公司委员会组织部、鞍山钢铁公司史志办公室、鞍山钢铁公司档案处编《中国共产党鞍山钢铁公司组织史资料(1948—1987)》,未刊,1992年,第33页。
103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104《鞍山市委关于群众献交器材运动总结报告》(1949年1月19日),鞍山档,3/1/4。
105《鞍山市委关于群众献交器材运动总结报告》(1949年1月19日),鞍山档,3/1/4。
106《鞍山市钢铁五金电器机械出口管理暂行办法》(1948年7月1日),鞍山市史志办公室编《鞍山市志·附录卷》,第47页。
107此时鞍山市总工会筹委会统一领导鞍钢53个厂矿工会、市属31个公私营企业基层工会和4个城区工会。见《中国共产党鞍山钢铁公司组织史资料(1948—1987)》,第638页。
108松本俊郎:《满州国から新中国へ鞍山铁钢业からみた中国东北の再编过程1940～1954》,第156页。
109杨克冰:《追求与奋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110经理处:《呈献品总统计表》(1949年),鞍钢档案馆藏(以下简称鞍钢档),500/2.1/2/12。
111《鞍山市委关于群众献交器材运动总结报告》(1949年1月19日),鞍山档,3/1/4。
112《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献铁工作的决定》(1949年10月28日),鞍山市史志办公室编《鞍山史志·附录卷》,第71页。
113鞍钢经理处:《1—8月份修建工作中的经济核算检讨》(1949年),鞍钢档,500/2.1/2/8。
114梁思尼阔夫、彼特洛勤科:《劳动经济》,中国工会访苏代表团翻译组译,工人出版社1955年版,第355—356页。
115李富春:《贯彻二中全会的路线,贯彻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1949年7月1日),《东北行政导报》1949年第5期。
116《工业部关于开展群众性创造生产新纪录的决定》(1949年9月),《东北工业》1949年第6期。
117林超超:《生产线上的革命——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业企业的劳动竞赛》,《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118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第67页。
119已有学者开始探讨1949年后的中国工业生产中到底在哪些层面、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了经济核算制等苏联管理模式的问题,见林超超:《苏联经济核算制与中国计划经济》,《史林》2016年第1期。笔者赞同此文中的观点,只不过由于东北的具体情况与上海等地多少有所不同,如果一概认为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立的经济核算制是一种低效管理,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120《杨尚昆日记》上册,第38页。
121李大璋:《我在鞍钢的片断回忆》,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60年回忆录》,第54页。
122林超超:《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123华尔德(Andrew G.Walder):《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