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否分别源自廖平《辟刘篇》《知圣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桩“学术公案”。有关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的各种传言，经廖平及其门人、子嗣、后学不断增饰，逐渐变成“事实”，并衍出康有为“剽窃”说和廖平“影响”说。但复核羊城之会相关史实，廖平并未以《辟刘篇》出示康有为，而《新学伪经考》已成稿，绝不可能“剽窃”《辟刘篇》；廖平、康有为论学也未达成一致，不能夸大羊城晤谈对康学的影响。重读两人“交涉”的基本文献，廖平对康有为始终坚持“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从未指控《新学伪经考》“攘窃”；戊戌政变后廖平与门人炮制“祖述”说，意在与康学划界以自保，内心并不认康有为作传人。康有为确受《今古学考》《知圣篇》影响而迅速完成经学转向，但不能在两家经学之间确立唯一对应的渊源关系。通过还原史事和细读文本，弄清廖平、康有为“交涉”的始末与真相，可对这桩百年悬案作出裁断。
关 键 词：廖平；康有为；羊城之会；学术渊源；今文经学
作者简介：吴仰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学伪经’说的渊源、形成与回应研究”(11BZX045)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所在与研究思路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桩尽人皆知的“学术公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下简称两《考》，或单称《伪经考》《改制考》)，是否分别源自廖平《辟刘篇》和《知圣篇》(以下简称两《篇》)?百余年来众说纷纭，可归结为四种意见：康有为“剽窃”说，廖宗泽、章太炎、钱穆等持论最坚；①康有为未“抄袭”说，以钱玄同、张西堂等为代表；②廖平“影响”康有为说，以梁启超、汤志钧、李耀仙、陈德述、马洪林、黄开国、陈文豪等为代表；③廖平、康有为“互有影响”说，蒙文通、杨向奎、章权才等略有论及。④前两说针锋相对，尤以《伪经考》与《辟刘篇》的关系为争议焦点，持后两说者也多论及。学界普遍肯定康有为的经学转向与廖平有关，也不否认两《考》与两《篇》的关系，只是康有为受廖平影响到什么程度，两《考》对两《篇》是“祖述”“渊源”“引申”“启发”，还是“脱胎”“剥取”“承袭”“剽窃”，各家具体说法不同。已有研究还呈现“左右袒”现象：廖平的研究者较多主张康有为“剽窃”说，或突出廖平对康有为速成两《考》、转治今文的决定性作用；康有为的研究者则较多主张“影响”说，既承认康有为转向今文受廖平启发，又强调康有为对廖平学说作了改造、发展，否认康有为“剽窃”。
这桩“公案”一直是廖平、康有为个案研究和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经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疑点。近些年来，房德邻、刘巍、龚鹏程、刘芝庆、苏全有等从康有为《教学通义》或《广艺舟双楫》入手，寻找羊城之会前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观念，重估廖平对康学的影响，对康有为“剽窃”说力作反驳。⑤黄开国则针对房德邻、刘巍新说提出异议，认为《教学通义》“较多地杂糅了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强调两《考》受到两《篇》影响，并将廖平“影响”说上溯到《教学通义》。⑥这些探讨各有新意，却未能裁断这桩百年悬案。纵观已有成果，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研究者不是从记载廖平、康有为“交涉之事”的原始文献出发，而是采信廖平及其门生等层累失真的记述，接受钱穆所谓廖平对康有为“剽窃”的控诉，以此为前提开展研究，包括比较两《考》与廖平《古学考》《知圣篇》的异同，结果只是对旧说的证实或强化。新近的研究同样忽视对廖平、康有为“交涉”直接材料的审辨，甚至概不取信，转而借重羊城之会前康有为的各种著述，仍未获得突破。因为探讨两《考》与两《篇》的渊源关系，《教学通义》或《古学考》《知圣篇》均非原始材料，《古学考》《知圣篇》经一再修订，夹杂着廖平经学“三变”思想，《教学通义》也可能混羼康有为后来的思想。对于这些变动性材料，已无法还原其旧貌，不能据以有效地解决争议。而廖平、康有为“交涉”的原始文献，尤其往返书信经过彼此质验，足资信赖。因此从其语境出发，解读其本意，足以探悉真相，破解谜案。
有鉴于此，本文拟定如下思路：首先，追溯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问题如何从传闻演绎成“学术公案”，明悉由来，破除旧误。其次，审核羊城之会相关史实，对廖平是否以两《篇》出示康有为、两《考》是否羊城会后始撰作考证，揭明关键事实，实现根本突破。再次，重读廖平、康有为“交涉”基本文献，将历来指证康有为“剽窃”、两《考》“祖述”两《篇》和两人学术存在渊源关系的各种证据、证词细作辨析，察其原意，纠正误读、曲解。换言之，通过还原史事和细读文本，弄清两人“交涉”的始末与真相，对这桩百年悬案作出裁决。
二、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的形成
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问题从最初的传闻，经持续发酵、不断演绎，最终变成“学术公案”。以下分两个时段略作追溯。
其一，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问题先从传闻迅速介入现实，续经廖平等人大肆渲染而被坐实，在他去世后更广泛流传廖平“影响”说和康有为“剽窃”说。
廖平、康有为羊城之会以来，最初传闻如廖平所说“人有向秀之谤”“浅见者又或以作俑驰书归咎”，⑦谣传廖书被抄袭，但不明所指。随着康有为大肆宣扬“素王改制”说，社会上又流传康学源自廖平。如丁酉(1897)六月《湘学报》宣传“素王改制”，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湖南学政江标，直言“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⑧湘省名儒皮锡瑞十二月又载：“梁卓如送来《新学伪经考》，又从黄麓泉假廖季平《古学考》《王制订》《群经凡例》《经话甲编》。康学出于廖，合观其书，可以考其源流矣。”⑨通过合观两家著述，确认康有为讲《公羊》改制源出廖平。戊戌(1898)春夏间，康学风靡湖南，叶德辉大加批驳，特意提到：“尝考康有为之学，出于蜀人廖平，而廖平为湘绮楼下楼弟子。渊源所自，咸有闻知。”⑩七月间，湘抚陈宝箴奏请将《改制考》毁板，指出“此书大指推本《春秋公羊传》及董仲舒《春秋繁露》，近今倡此说者为四川廖平，而康有为益为之推衍考证。其始滥觞于嘉道间一二说经之士，专守西汉经师之传，而以东汉后出者概目为刘歆伪造”，(11)牵连而及“新学伪经”说。廖宗泽记戊戌政变后之事说：“门人施焕自重庆急函至，谓清廷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说始于先生，请速焚有关各书。”(12)从“浅见者又或以作俑驰书归咎”到“外间盛传康说始于先生”，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问题数年间从传闻介入现实，干扰廖平的生活与学术。
戊戌政变后，廖平惧祸自危，指使门人、子侄编撰多种著述，斥责康有为“祖述”廖平书稿而宗旨迥异，滋生流弊，刻意与康学划界以避祸。如1899年施焕等说：“东南文士祖述《知圣篇》，其弊已著。……至改制旧说，外间著有专书，违其宗旨，背道而驰。”(13)貌似泛泛之谈，实指《改制考》抄袭。廖平1901年更向张之洞倾诉“受业早年未定之说，为外人所攘窃”，(14)责斥康有为“攘窃”《知圣篇》稿本。《家学树坊》还讥贬《伪经考》“窃人之说”，(15)扩大康有为“攘窃”范围。1906年，廖平与门人编成《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其中《二变记》夹注提出“外间所祖述之《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而多失其宗旨”。(16)廖平等屡斥两《考》“祖述”“攘窃”两《篇》而宗旨乖谬，力辟康学以自明，结果适得其反，自我坐实了外界传言。随着《家学树坊》《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广泛流传，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竟成外人津津乐道的“事实”。如1918年四川《戊午周报》刊载《井研学案》，叙述经学“二变”：“《辟刘篇》又名《古学考》，以古文家《尚书》、《毛诗》、《左氏》、《周礼》其原流皆晚出伪说。力反秦火经残之论，以为诸经皆全文，《诗序》、《尚书序》皆歆弟子伪撰，《周礼》为《逸礼》，与《王制》同，其异者皆歆羼入。……此说为南海之所宗法，南海之《孔子改制考》宗《知圣篇》者也，其《新学伪经考》宗《辟刘篇》者也。”(17)虽将《二变记》“祖述”换成“宗法”，但强调廖平、康有为学术先河后海，可谓如出一辙。
1932年廖平去世，各种挽诗、挽联竞相谈论廖平、康有为的学术渊源。这些追怀文字可分两类：一是泛言两人学术先后关系，甚至从清代常州公羊学的进程，推誉廖平“继常州，拓湘潭”，“启南海，衍新会”，将王闿运、廖平、康有为、梁启超串为一体，建立近代今文经学谱系。二是具体提到两《篇》与两《考》的关系，或言及羊城之会，评说廖平对康学尤其对《伪经考》的影响，乃至讥责康有为“剽窃”。如国立四川大学《追悼会征文启》和刘节、侯堮、顾颉刚《祭井研廖公季平文》，均言及两《篇》，突出廖平对康有为考辨伪经的影响；胡静溪挽联、李承烈挽诗均提到羊城之会，认为康有为辨伪古文、讲素王改制源自廖平，并斥康有为“剽窃”。最典型者为胡翼挽诗：“《改制》篇成拾唾余，断言秦政未烧书。羊城会馆源头水，只见遗筌不见鱼。”又作注说：“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不言其所自来。其实康初见《今古学考》，倾倒先生甚至。及康与先生会于羊城会馆，先生历举始皇未焚六经确证，康大悟。未几，二《考》成书，名满天下，惟竺旧者嫉之。张之洞函责先生，指康为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18)责备康有为讳言两《考》来源，更将秦皇焚书六经未亡说指为廖平创发，背离事实。可见，廖平以硕学鸿儒辞世，不仅空前强化了廖平“影响”说，更扩大了康有为“剽窃”说的传播范围。
其二，廖平的子嗣、后学逐渐放大羊城之会对康学的影响，并有意论述康有为“剽窃”，个别学者又对“剽窃”说加以补证。
廖平辞世逾月，廖宗泽撰成《先王考府君行述》，其中特述羊城之会：“先祖己丑会试后，谒文襄于广东，长素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先祖以《知圣篇》《辟刘篇》示之，别后致书数千言……后访之安徽会馆，谈论移晷，顿释前疑。未几而康氏《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告成，盖即就《辟刘篇》《知圣篇》而引申之者也。”(19)首次断言廖平以两《篇》出示康有为、两《考》“引申”自两《篇》。蒙文通随后发表《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提出廖平、康有为互有影响，又说“及既与南海康有为见于广州，康氏遂本廖师之《今古学考》、《古学考》以作《新学伪经考》，本其《知圣篇》以作《孔子改制考》”，(20)认为两《考》本于廖平三书，使两家学术渊源关系更为坚实。
章太炎1935年应邀作廖平墓志，鉴于“世人猥以君与康氏并论，故为辨其妄云”，从人品入手分别两人高下，将康有为斥作“剽窃者”。(21)不过，对康有为所“剽窃”的廖平学说，他实指“素王改制”说，并非“新学伪经”说。(22)钱穆1936年评述康有为经学，一再宣称：“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长素书继《新学伪经考》而成者，有《孔子改制考》，亦季平之绪论，季平所谓《伪经考》本之《辟刘》，《改制考》本之《知圣》也。”钱穆考察康有为、廖平“交涉”始末，大量引述《经话甲编》《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及廖平致康有为信，显得论据充足，两《考》“剽窃”说几成定论。他又反复说“长素辨新学伪经，实启始自季平。此为长素所深讳，而季平则力揭之”，“《伪经考》一案，凡季平之龂龂于其事者，具如上述。而长素则藏喙若噤，始终不一辨”，(23)构建了廖平一再指控康有为抄袭、康有为一直刻意讳避的叙事模式，沿用至今。向楚1940年发表《廖平》长文，“悉依据《六译丛书》及其子姓、门人等所述”，其中述廖平经学“二变”说：“乃以尊今者作《知圣篇》，辟古者为《辟刘篇》，又复有《古学考》。自己丑试礼部后，谒之洞于广州。康有为与黄季度同访平于广雅书局，谈竟夕，并以《辟刘篇》、《知圣篇》示之。未几，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告成，盖《伪经考》本之《辟刘》，《改制考》本之《知圣》也。梁启超谓其师之学说原转变于蜀人廖氏，尽弃其旧说者指此。(平弟子胡翼挽平诗注：……近人钱穆谓今刻《知圣篇》非廖氏原书，稿本今藏康家……)”(24)向楚对羊城之会的描述，对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的认定，明显依据廖宗泽《先王考府君行述》，并采信胡翼挽诗和钱穆论述，再从追悼诗联中采入“谈竟夕”之说，堪称一次大汇集。
此后，廖宗泽编《六译先生年谱》，吸取各方材料与说法，继续放大廖平对康学的影响，并就“剽窃”说大作文章。他在光绪十五年(1889)详记羊城之会：“南海康有为于沈子丰处得先生《今古学考》，引为知己。至是，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先生以《知圣编》《辟刘编》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急当焚毁，并要挟以改则削稿，否则入集。先生答以面谈，再决行止。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两心相协，谈论移晷。康氏乃尽弃其旧学，而为先生之学焉。”(25)不仅拼接《经话甲篇》《知圣篇》和《清代学术概论》，比《先王考府君行述》显得更有依据，而且增添信息：一是广雅书局之会，在《经话甲篇》“余以《知圣篇》示之”句中妄增“《辟刘编》”，在“急当焚毁”后添入《知圣篇》“并要挟以改则削稿”两句；二是安徽会馆之会，将廖平所说“两心相协，谈论移晷”和梁启超所说“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学”混为一谈，达成羊城之会后康有为尽从廖学的结论。
廖宗泽还在光绪十六年误谓廖平由京返川途中，“闻江瀚得俞樾书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已成书，盖即本先生之《辟刘篇》而多失其旨者也”，(26)将《经话甲编》卷1所说与《二变记》联缀为一，强调《伪经考》出自《辟刘篇》。后来廖幼平将《六译先生年谱》稿本略作删减，编成《廖季平年谱》，悉数保留羊城之会的记载，将蒙文通、章太炎、向楚等文收作附录，1985年出版后，广为学界引用。李伏伽则对廖宗泽稿本加以增补，编成《六译先生年谱补遗》，1989年公开刊行。他先在光绪十四年添入“《辟刘编》初为《续今古学考》，作于去年，亦即康有为所据以作《新学伪经考》者”，再在光绪十五年补述安徽会馆晤谈，将《知圣篇》所述持书力诋之人指实为康有为，并牵缀梁启超“尽弃其旧说”及《康南海自编年谱》向陈千秋讲授“孔子改制”之事，讥斥康有为“讳言先生及其学之所出”。(27)尽管彼此小有歧异，关于羊城之会的细节日益丰富，学界论述廖平“影响”说或康有为“剽窃”说的证据也不断增多。
由以上回顾，可见这桩“学术公案”的形成，既有廖平戊戌政变后的渲染，更有廖平门生、后人、后学的演绎，对廖平、康有为“交涉”史实作层累性建构，不断放大羊城之会对康学的影响，甚至刻意指证康有为“剽窃”，使两人交往真相尽被遮蔽。因此，研究者必须冲破迷雾，还原史事，才能作出正确裁决。
三、《辟刘篇》《伪经考》成稿新考
廖平两《篇》是否成稿并在羊城之会出示康有为，一直是裁决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的症结。《伪经考》是否羊城之会后迅速成书，更是评判《伪经考》“剽窃”案件的紧要关节，但迄今无人论及。以下对这两个关键事实作一考证。
廖宗泽、向楚等一致提出廖平曾以两《篇》交给康有为，论者无不引以为据。唯独房德邻指出羊城之会前两《篇》均未成稿，惜欠确证，学界仍多采信旧说。黄开国还对旧说作了补证，但关键证据“《廖平年谱》稿本”蹈虚，(28)两《篇》成稿问题要再作探讨。《经话甲篇》卷2载：“丁亥作《今古学考》，戊子分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论古学为《辟刘》。”(29)钱穆就“丁亥作《今古学考》”质疑，(30)后人受其影响，怀疑此则经话不可信，或将“丁亥”校改作“丙戌”。其实本句误在脱字，据廖宗泽引刘子雄日记，(31)当是“丁亥作《续[今]古学考》”。
廖平追述戊子(1888)将《续[今]古学考》分作两《篇》，并非指两《篇》当年均已成书。廖平戊子腊月出川会试途中作《知圣篇自序》，则此书已成稿。《知圣篇》跋文又说：“此册作于戊子，盖纂辑同学课艺而成。在广雅时传钞颇多。”(32)《知圣篇》提要也说：“平客广州时，欲刊此本，或以发难为嫌。东南士大夫转相钞录，视为枕中鸿宝。”(33)因此，《经话甲篇》卷1记康有为来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圣篇》示之”，确凿无疑。但《辟刘篇》未与《知圣篇》同时成稿，《六译先生年谱》戊子年下说“成《知圣篇》一卷，附《孔子作六艺考》一卷，《辟刘篇》一卷，《周礼删刘》一卷”，(34)其实有误。近年公布的一通廖平书札，恰能显现羊城之会前《辟刘篇》书稿状态。此札为己丑(1889)正月廿九日廖平写给张之洞心腹幕僚赵凤昌，内称：“昨得郑君手示，言师帅取阅《周礼删刘》。艸本一册，当交来使送呈，至询寄还之处，则仍寄伍山长处可也。弟驳刘歆之书，尚有《辟刘》一篇，言其详悉终始，因涂抹太乱，未便上呈，俟还家后，重理清本再寄陈，以博师座一噱。”(35)可见《周礼删刘》已成稿，并贮于行箧，而《辟刘篇》此时尚未写成清本，难以示人，更未随身携带。廖平自戊子腊月出游，至庚寅(1890)冬月返蜀，则庚寅初春康有为到广雅书局拜访，廖平手中绝无《辟刘篇》书稿可出示。廖平无意中自道《辟刘篇》情状，足破后人各种臆说。
《伪经考》叙目末署“光绪十七年夏四月朔”，(36)《康南海自编年谱》又说“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37)康有为未明言《伪经考》编撰始末。但钩稽各种史料，能窥知《伪经考》编撰的大体经过，确定其成稿的大致时间。
其一，康有为戊子、庚寅年间经学蓝图与《伪经考》始撰时间。
康有为戊子上书不达，是其人生与思想一大转折。《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记上书失败后各事说：“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徙居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既不谈政事，复事经说，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既大收汉碑，合之《急就章》，辑《周汉文字记》，以还《苍颉篇》之旧焉。”此处透露康有为同时撰作数书，可惜后人失察。“既不谈政事，复事经说”与“既大收汉碑”两句紧接，研碑版、考文字与辟伪经、明真孔实是齐头并进：《广艺舟双楫》《周汉文字记》从文字流变辨古文字之伪造，是为“还《苍颉篇》之旧”；《伪经考》从经典流传辨古文经之伪造，是为“发古文经之伪”；《改制考》论六经皆孔子改制创教之寓托，是为“明今学之正”。《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八年追记《改制考》编撰经过：“是书体裁博大，自丙戌年与陈庆笙议修改《五礼通考》，始属稿，及己丑在京师，既谢国事，又为之。”(38)正是对戊子“复事经说”的补充，明言己丑续撰《改制考》。
康有为庚寅冬间致信朱一新说：“南归以来……惟将宿昔所诵之经深思默诵，以娱吾日。其有所见，笔之于书，不能复已，又将与门人，言先圣之道所在。”“聊以暇日发明遗经，以教童蒙。”即指编撰《伪经考》等书，其中提到：“改制之说，创立更奇，且草稿甚乱，未能呈政，惟亮之。”(39)此草稿即《改制考》。此札抄本还附言“《新学伪经考》二本、《长兴学记》一本，谨呈上”，(40)则庚寅冬间《伪经考》成稿之际，《长兴学记》已可示人。康有为翌年七月答朱一新又说：“沮格而归，屏绝杂书，日夜穷孔子之学，乃得非常异义，而后知孔子为创教之圣。……先辟伪经，以著孔子之真面目；次明孔子之改制，以见生民未有；以礼学、字学附之，以成一统；以《七十子后学记》续之，以成大宗。”(41)所谓“先辟伪经”“次明改制”分指两《考》，“礼学”指与陈庆笙议改《五礼通考》，“字学”指《广艺舟双楫》《周汉文字记》，《七十子后学记》则见于《伪经考》。(42)可见，《广艺舟双楫》《伪经考》《改制考》等均为戊子、己丑年间同步撰写，编出康有为的经学蓝图。
己丑除夕定稿的《广艺舟双楫》，多处存留《伪经考》信息，从中可窥知《伪经考》书稿状态。龚鹏程指出：“《广艺舟双楫》中屡屡论及刘歆伪造古文及经典事，《原书》第一，甚至径云：‘古文为刘歆伪造，杂采钟鼎为之(余有《新学伪经考》辨之已详)。’不但如此，《分变》篇全文几乎也完全和《新学伪经考》卷三下中间一大段相重复。这种现象，显示在写《广艺舟双楫》时，《伪经考》已有了部分成稿。”(43)据此，与《广艺舟双楫·分变第五》大段雷同的《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至少应在己丑岁末成稿。
其二，廖平庚寅春间在广州安徽会馆已见到《伪经考》书稿主体。
一般都认为廖平甲午(1894)春间始见《伪经考》，殊不知他在1932年回忆说：“戊子应南皮师之召入粤，庚寅羊城安徽会馆之会，康长素有《伪经考》，外貌虽极炳烺，足以耸一时之耳目，而内无底蕴，不出目录学窠臼。”(44)明言自己早在安徽会馆见到了《伪经考》书稿。其实《致某人书》也说：“今观《伪经考》，外貌虽极炳烺，足以耸一时之耳目，而内无底蕴，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洽鄙怀也。当时以为速于成书，未能深考，出书以后，学问日进，必有改异，乃俟之五六年，而仍持故说，则殊乖雅望。”(45)相隔三十多年而词句如一，廖平始终不肯宽恕《伪经考》的缺失。他庚寅见到《伪经考》稿本时评价不高，但考虑书稿匆促而成，予以体谅，期望日后改进，及至甲午见《伪经考》刊本，发现五六年后“仍持故说”，甚为失望。由“今观《伪经考》”云云的今昔对比，可见“成书”“出书”之书并非《伪经考》刊本，而指安徽会馆所见稿本。因此，根据廖平晚年回忆，证以《致某人书》留存的《伪经考》稿本与刻本对比信息，《伪经考》在庚寅春间已基本定稿。
庚寅六月以后，陈千秋、梁启超相继投入康门，康有为授以“孔子改制之意”“诸经真伪之故”，(46)两人也参与两《考》编撰。《伪经考》叙目提到“门人好学，预我《玄》文。其赞助编检者，则南海陈千秋、新会梁启超也”，最后三篇序说又分别交代他俩“赞助编检”的具体内容。(47)梁启超也回忆：“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48)称《伪经考》“方成”，指他们参与编撰时全书即将告成，而所补三篇非书稿主体，故谦退不表，仅说“分任校雠”。由庚寅夏秋间《伪经考》仅剩不太重要的三篇未成，也可证廖平春间所见应是《伪经考》书稿主体。
其三，康有为庚寅秋冬两次以《伪经考》书稿送请朱一新评阅。
康有为庚寅春间移居广州后，与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往来较密，先以《广艺舟双楫》书稿求序，得到称誉，(49)续将《伪经考》书稿送阅，却大受批评。双方由此书信往返辩论，起自庚寅秋冬之际，迄于辛卯(1891)夏秋之际。(50)朱一新曾劝康有为不必费力攻伪经，言及“足下谓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皆同条共贯，大著未获卒业，不知其说云何”，(51)则康有为首次所送《伪经考》不全。康有为随即作答，并再送一批文稿，希望朱一新理解他攻驳刘歆、“发明遗经”之苦心。(52)此札抄本有附言数行：“《新学伪经考》二本、《长兴学记》一本，谨呈上，暇当趋聆大教也。又启。”可知康有为得悉朱一新索阅《伪经考》余篇，随即补送二本。假如他此时没有余下各篇书稿，必定遽难补送二本。朱一新阅过补送书稿后仍力驳其说，康有为无奈提出：“若《伪经考》，事理万千，足下若欲正之，望将此书逐条签驳，至于穷处，足下必能内疑而目及一二，偏说单辞，终久不能合并，徒费纸墨，终无益也。”(53)他要求朱一新“将此书逐条签驳，至于穷处”，必指《伪经考》全稿而言。
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广州《广报》刊粤城藏珍堂售书广告：“南海康长素先生所著《新学伪经考》，在本堂发售。此书考得《费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左传》《尔雅》《说文》皆是伪书。初印白纸精本，收回纸墨工价银二两正。”陈占标据此提出1891年秋万木草堂刊《伪经考》非初刊，“最初刊刻成书并且发售的应为1890年”，(54)所说欠当，但可见《伪经考》1890年秋已基本成书并可按期付刻、发售，又可与康有为秋冬时节分两次将《伪经考》全稿送朱一新评阅互证。此外，康有为庚寅“岁暮凋寒”之际答朱一新札中，还提到“以鄙人创说少异儒先，今兹故人学士诘难纷起”，(55)这些诘难者也必定较早见过《伪经考》书稿或知悉其事。
综上所述，康有为戊子上书不达后，同时着手《广艺舟双楫》《伪经考》《改制考》《长兴学记》等编撰，己丑岁末《广艺舟双楫》定稿，《伪经考》部分成稿，庚寅春间《伪经考》基本成稿，至冬间，《伪经考》续成全稿，《长兴学记》成稿，《改制考》也有部分草稿。《广艺舟双楫》自注“余有《新学伪经考》”，《长兴学记》自注“余有《孔子改制考》”“余有《新学伪经考》”，(56)论者据以推断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长兴学记》刊行后作了添改，或怀疑己丑前不可能撰《伪经考》，甚至说康有为羊城之会后通过“剽窃”而速成两《考》，都因太拘守《伪经考》刊刻时间，未深究康有为戊子至庚寅年间撰述情况，不知其各处自注所说两《考》实指稿本，更不知羊城之会廖平并未以《辟刘篇》出示康有为，反而见到《伪经考》书稿。
四、重读廖平、康有为“交涉”的基本文献
检视既有成果，多数论者坚执旧说，尤其采信钱穆之论，视廖平为喋喋不已、满怀怨望的原告，视康有为为作贼心虚、故意讳避的被告，而个别学者力图翻案时走向另一极端，对廖平的陈述概加怀疑，甚至指其伪造材料。争议双方未能平心静气地看待廖平、康有为留下的原始材料，不解其本意，难悉其真相。以下将相关文献细作解读，根据语境，求其原意，消除附会、误解。
(一)廖平《致某人书》(1895)
此信为现存记述廖平、康有为“交涉”时间最早、内容最多的材料，也是后人论述廖平指控康有为“剽窃”的关键文献。据内容，全信可分四段：第一段就《伪经考》《长兴学记》刊行和《孔子会典》将成，慨叹“弹指之间，遂成数万宝塔，何其盛哉”，充分肯定康有为攻驳伪经、彰明圣道的成绩，并将《伪经考》与《今古学考》作为经学名著相提并论，“得朋友欣忭何极”一语，尤见廖平视康有为作学术同道，并无指责之意。第二段先忆安徽会馆论学对《左传》有分歧，再就《伪经考》责备康有为治经无根柢，学问无长进，并未涉及《伪经考》渊源问题。第三段追述“昔年在广雅，足下投书相戒”，感念康有为的箴诫，借此往事规劝康有为“久宜收敛，固不可私立名字，动引圣人自况”，纯自朋友立场进言劝善，毫无刺讥之心。末段专就“吾两人交涉之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廖平虽声明“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坦言康有为辨伪经出于自创，“然足下深自讳避，致使人有向秀之谤，每大庭广众中，一闻鄙名，足下进退未能自安”数语，却被解读作廖平婉讽康有为“剽窃”，康有为则深有讳忌，长期避而不答。(57)特别是“向秀之谤”，钱穆为坐实廖平指控康有为“攘己书事”，将“向秀”校改作“郭象”，(58)后人多加采信。
其实此句“向秀”并非笔误，而是廖平用以自指。他说“人有向秀之谤”，又说“浅见者又或以作俑驰书归咎”，前句“人”即后句“浅见者”，“向秀之谤”即后句“以作俑驰书归咎”，廖平说别人谣传自己被抄袭，并非暗讽康有为“剽窃”。他认为浅见之人有意谗间，敦促康有为不能“深自讳避”，宜自证清白，并让廖平消除作俑之罪。为改变“吾两人皆失”的窘境，廖平主动澄清《伪经考》与己无关，明言“天下之为是说，惟吾二人”，又说“吾之学详于内，吾子之学详于外”，指出两人立说属同时并起，各有所长，让康有为坚信自有其学，不必困于流言。廖平进而提出“其中位置，一听尊命，谓昔年之会，如邵、程也可，如朱、陆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以邵、程或朱、陆比拟两人为并时学侣，各自名家，以白虎、石渠代指两人论学有异同分合，希望彼此今后“称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闻，患难与共”，由各自隔绝、易招谗间，变成“通力合作，秦越一家”，(59)同尊孔经，共昌圣道。统观全信，廖平绝无指控康有为“剽窃”之意。
(二)廖平《经话甲篇》(1897)
《经话甲篇》卷1连续两则经话，涉及《伪经考》和羊城之会，历来大受重视。前一则记苏州拜会俞樾，谈及廖平经学“二变”，俞樾不以其新说为然，廖平失望之余，感慨说：“盖旧误承袭已久，各有先入之言，一旦欲变其门户，虽荫老亦疑之。”(60)本是叙述廖平、俞樾交往，研究者却脱离语境，摘引“乃《辟刘》之议，康长素逾年成书数册”，证明廖平“辟刘之议”启发了《伪经考》。即使羊城之会廖平又向康有为述及“辟刘之议”，但从《致某人书》责备《伪经考》从稿本到刊本无实质性改进，批评康有为“先入为主”“仍持故说”，窥知康有为并未采信其说，因此不能认为《伪经考》源于廖平“辟刘之议”，何况羊城之会前《伪经考》书稿已成。此句看似突兀，实有深意：俞樾不信廖平包括“辟刘之议”在内的“二变”新说，转年却又力辟刘歆的《伪经考》问世，廖平因以经学后劲标新立异，暗讥老成宿儒拘守陈说，末句“见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即是此意，一个“见”字将廖平借康有为隐讽俞樾之心显露无遗。可见，此则经话特以康有为作衬托，隐与俞樾争胜，绝非暗讥康有为袭其“辟刘之议”。后一则经话更以康有为作主角，开篇称赞他“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再历叙羊城之会前后两人交往诸事，以见始终堪作“知己”，文末说“长素刊《长兴学记》，大有行教泰西之意”，比拟为“儒门之达摩，受命阐教者”，可谓推崇备至。中间述及羊城两次会晤，仍是引康有为以证己学，“得此大国，益信不孤”。(61)后人却将廖平回忆羊城之会与“明年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串在一起，作为他讥讽康有为“剽窃”的证据，甚至认为《知圣篇》直接启发了《伪经考》。这些说法与《伪经考》成书史实不符，也割裂原文情境，违背正常逻辑，因为本则经话主旨绝不涉及两人学术渊源问题，根本无法推出廖平指控康有为“剽窃”等言外之意。廖平本拟“以《王制》为经”，(62)建立今文经学新体系，但听闻康有为《孔子会典》将成，即决定放弃《王制义证》的撰作，正视康书如同己出，绝无妒忌之意。
《经话甲篇》卷2也有一则经话，由《周礼》真伪引出话题，概述廖平古学、今学基本观点，然后交代两《篇》撰写经过：“丁亥作《[续]今古学考》，戊子分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论古学为《辟刘》。庚寅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合，逾年《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也。”(63)文末提及羊城之会，还是引康有为作佐证，但论者截取“议论相合”一语，认为两人羊城论学相合，康有为大受影响，尤其摘引“倚马成书，真绝伦也”，认为廖平讽刺《伪经考》抄袭成书。如钱穆说“长素以接席之顷，惊其新奇，穿凿张皇，急成巨著”，指廖平以此句讥刺“长素攘窃己书事”，李耀仙继谓“《伪经考》之书成倚马”，是有“他人之说为之先导”，指其因抄袭而速成。(64)这些说法不仅与《伪经考》成书史实不合，更脱离原文语境作臆解。“倚马”典出《世说》，形容学有素养，下笔成章，后世引用多作褒义。“倚马成书，真绝伦也”一语，并无讥刺康有为“剽窃”之意，不过叹惜《伪经考》“速于成书”。(65)后人因坚执康有为“剽窃”说，不细心体味其语境，以致正话反解。
(三)廖平《与康长素书》(1913)
廖平1913年进京，得知康有为近况，即殷勤致信。“忆昔广雅过从，谈言微中，把臂入林”，通过深情忆往，想重建“同游旧侣”关系，修复戊戌政变后大辟康学的裂痕。接着盛赞康学宏深，“弹指之顷，七级宝塔，法相庄严，得未曾有”，又说“巍然大国，偪压弹丸。鄙人志欲图存，别构营垒”，自谦不敢与之争锋，只好别辟新国。廖平屡屡自变其学，并非全是受人逼压，而且他对“太岁再周，学途四变”的成就沾沾自喜，绝无受康有为逼迫陷入困境之意。末段特别说到呈送《伦理约编》，“钩深索隐，难得解人，以石投水，端在足下”，“寻行数墨，世不乏人，若此秘微，惟恃知我”，处处引康有为作知己，希望他认同自己“救时保教奇策”，一起“尊孔”“救国”。(66)可见，廖平此信叙旧话新，寻求与康有为重建学术共识，对他满是敬佩之情，绝无怨恚之意。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特记“在北京日与康有为书，时康在日本，仍望分工合作”，(67)颇知此信本意。
(四)康有为《答廖季平书》(1913)
康有为先感慨“昔闻执事说经铿铿，见忤当道，其与仆书三焚，不略同耶”，对廖平重修旧好的用心有所体察，然后大谈《伪经考》撰作事。廖平曾吁请康有为不要“深自讳避”，但据现存文献，康有为直到此信才有回应。他叙述自己“偶读《史记》”发现疑点，进而创发刘歆伪作群经之说，“既信史公而知古文之为伪……于是孔子之道四通六辟焉”，是对廖平“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的落实；“惟执事信今攻古，足为证人，助我张目”，是对廖平“天下之为是说，惟吾二人……其中位置，一听尊命”的回应；“道路阻修……无自发明”，(68)是对廖平“仍持故说，则殊乖雅望”的解释。康有为此信直接回复廖平，应不致讳饰两人交往论学的实情。廖平随即答书大谈保教尊孔诸事，评议康有为的孔教会宗旨，(69)不再提“吾两人交涉之事”，可见对康有为所说各点并无异议。假若廖平自始即执定康有为“攘窃”并“屡屡自道其事”，直至1913年“犹未忘夙恨”，则当“始终不一辨”的康有为终于正面回应，(70)还将“新学伪经”说归于自己闲翻《史记》的发现，仅说廖平起“证人”作用，廖平岂会沉默不辨?廖平同时答复江瀚，径将“崇今摈古”等新说指为“康长素所发明者”，(71)又哪会指控康有为“攘窃”?
(五)康有为《重刻伪经考后序》(1917)
后序接续前信之意，详述《伪经考》缘起，既交代常州公羊学派疑攻刘歆作伪的学术渊源，又补充自己对读《史》《汉》的收获：“于是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于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万理千条，纵横皆合矣。”(72)较之前信，更能呈现“自有其学”的缘由。有学者提出：康有为自编年谱将形成古文经学之伪的观点提前二年多，掩饰对廖平的剽窃，《伪经考》自序不讲撰述起因，后序却大谈源起，更是欲盖弥彰。(73)这种批评并无根据。《伪经考》第四篇写道：“古学惑人最甚、移人最早者，莫若《汉书》。……余读《史记·河间献王》、《鲁共王世家》，怪其绝无献王得书、共王坏壁事，与《汉书》绝殊，窃骇此关‘六艺’大典，若诚有之，史公何得不叙?及读《儒林传》，又无《毛诗》、《周官》、《左传》，乃始大疑。又得魏氏源《诗古微》，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反覆证勘，乃大悟刘歆之作伪。”(74)早已明言对读《史》《汉》，借鉴魏、刘，发现刘歆作伪的惊天秘密。
1891年康有为答朱一新又说：“仆之忽能辨别今古者，非仆才过于古人，亦非仆能为新奇也，亦以生于道咸之后，读刘、陈、魏、邵诸儒书，因而推阐之。”(75)对创发“新学伪经”说的自陈，与《答廖季平书》《重刻伪经考后序》前后联贯，可证他承前人之绪，足以形成“新学伪经”说，不必经羊城与廖平接席相谈，一夕而悟，才能写出《伪经考》。即使按某些论者逻辑，康有为面对廖平一再指控而保持沉默，直到1917年才以反廖平的方式作回应，然而《伪经考》宣称二千年间无一人发奸露覆，答朱一新说攻伪经是推阐自前儒，其时廖平绝无“剽窃”指控，康有为何必故意否认，岂预作开脱?当然，他忘却“足为证人，助我张目”之说，不提与廖平的学术交往，反讥廖学驳杂失伦，不肯认作同道，“观其尊伪《周礼》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谋，翩其反而也”，(76)以致被认为“可能是在驳剿袭之讥”，(77)确是败笔。
综观廖平对“吾两人交涉之事”的所有叙述，除戊戌政变后数年内力辟康学外，对康有为始终表示赞誉、钦佩，视为知己、同道，承认《伪经考》自有创发，并未指控康有为“剽窃”。钱穆等所谓廖平多年来龂龂相争，屡讥康有为“攘窃”，实因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有成见，以致严重误读了原始文献。
五、重探羊城之会与廖平、康有为学术分合
探讨廖平、康有为“交涉之事”，羊城之会最为关键，但相关史料缺乏，二人论学详情已无法知悉。后人通过拼接法，将廖平各处追述串联起来，似已窥豹一斑，实则郢书燕说，用来论述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乃至论证康有为“剽窃”，往往流为臆谈。以下分三点重作探讨。
第一，从康有为“驰书相戒”到“两心相协”。
《经话甲篇》卷1述羊城之会说：“(康有为)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两心相协，谈论移晷。”(78)廖平以《知圣篇》出示，康有为作长信争辩，却未涉及《知圣篇》内容。廖平此前也提到：“昔年在广雅……谓《今古学考》为至善，以攻新莽为好名，名已大立，当潜修，不可骛于驰逐。”两处均谈广雅书局之会，足以互证，可知康有为作万言书批廖平“好名”，即“以攻新莽为好名”；所谓“骛外”，即“名已大立，当潜修，不可骛于驰逐”。在羊城之会前，康有为已撰两《考》等书，驳斥刘歆作伪媚莽，阐扬孔子“素王改制”，此时不可能反对廖平“攻新莽”、说“素王”。因此，康有为“以攻新莽为好名”，是从不该“好名”的角度反对廖平“轻变前说”。他主张廖平维护已有之名，反对他自变其学，并不涉及对廖平“二变”具体经说的认同与否。数年后廖平反过来告诫康有为：“今足下大名震动天下，从者众盛百倍，鄙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久宜收敛，固不可私立名字，动引圣人自况。”(79)同样并不针对康有为的具体经说，而是规劝康有为不能贪慕虚名，举动太过。事实上，康有为乍见廖平经学“二变”作自我否定，激烈反对，但经安徽会馆再次晤谈，康有为即能理解、认同，“两心相协”应有此意。
无独有偶，《知圣篇》也提到：“初刊《今古学考》，说者谓为以经解经之专书，天下名流因本许、何，翕无异议。再撰《古学考》，外间不知心苦，以为诡激求名。尝有人持书数千言，力诋改作之非……乃杯酒之间，顿释前疑，改从新法。”(80)所述某人对待《古学考》与康有为对待《知圣篇》正同。康有为责斥“轻变前说”与某人“力诋改作之非”，均是反对廖平自变其学，追逐名誉，不涉及经说内容，“两心相协”与“顿释前疑”指康有为与某人转变态度，不再反对廖平舍旧图新。
第二，廖平、康有为“议论相合”与“万不相合”。
据《经话甲篇》卷2，廖平由论《周礼》真伪，指斥刘歆窜乱，说到自己著书考辨：“丁亥作《[续]今古学考》，戊子分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论古学为《辟刘》。庚寅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合。”末句谈及羊城之会，必因《周礼》真伪而发。若据《古学考》与《伪经考》，廖平、康有为对《周礼》真伪仍同中有异。因此，廖平说“议论相合”，不说“相同”，反映羊城之会两人论学必有分歧，但能求同存异，互相尊重。
廖平另在《致某人书》中回忆：“惟庚寅羊城安徽会馆之会，鄙人《左传》经说虽未成书，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学列入新莽，则殊与鄙意相左。……在吾子虽闻新有《左氏》之说，先入为主，以为万不相合，故从旧说而不用新义，此不足为吾子怪也。”可见两人在安徽会馆谈及《左传》真伪，但持论有异。廖平批评康有为拘守旧说，未从其新义，竟用“万不相合”强调双方分歧之大。
关于安徽会馆之会，廖平既说“两心相协”，又说“万不相合”。至于“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合”，并未言明在广雅书局或安徽会馆。后人忽略“万不相合”，却将“两心相协”与“议论相合”连缀为一事，认为两人安徽会馆论学意见相同，康有为大受影响，岂可信据?
第三，廖平“辟刘之议”前后有变化。
《经话甲篇》卷1叙苏州之会时提到：“乃辟刘之议，康长素逾年成书数册。”廖平“辟刘之议”仅此一见，具体内容不明，但因与《伪经考》连类而言，后人据此认为廖平隐讽《伪经考》剽窃成书。近年有学者对康有为“剽窃”说提出质疑或作了否定，但仍坚持廖平对康有为大有影响，所据还是“辟刘之议”。廖平对俞樾所述“辟刘之议”，应指《辟刘篇》初稿的主要思想。《辟刘篇》书稿不存，但据廖平及其门人描述，可窥其大略。廖平致赵凤昌札中说：“弟驳刘歆之书，尚有《辟刘》一篇，言其详悉终始。”廖平门人也提到：“当作《辟刘篇》时，以十二证删驳《周礼》与今学违反诸条，南皮张尚书、富顺宋检讨累以为言，而四益持之益坚，几至以干戈从事。”(81)推想廖平撰稿之初，指斥刘歆窜乱《周礼》应相当激烈。廖平拜会俞樾时谈及“辟刘之议”，并与逾年所见《伪经考》书稿相提并论，则廖平此时揭批刘歆应与康有为不相上下。
廖平甲午三月经龙积厚得到《伪经考》刊本，甚不谓然，当时所拟尊经书院堂课题，如三月题有“康长素以《尔雅》《说文》为伪古文辨”，“六艺未尝焚佚考(补康书所未备)”，四月题有“古文学案(可否仿《乌台诗案》为之，康书未备者补之，‘五经不全’、‘五经皆非孔子作’二条，尤宜阐发)”，六月题有“《尔雅》乃今学非古文说”，(82)显系针对《伪经考》缺失，希望院生对康说作纠补、批驳。四月间，廖平又将《辟刘篇》修改成《古学考》。他将书名完全换改，不仅内容大异，主旨也应大变：所谓“辟刘”，是极为激烈地批驳刘歆，而“古学考”取名较平和，书中也鲜见对刘歆作激烈批判，与广雅书局之会廖平“攻新莽”迥异，较《伪经考》肆意攻击刘歆、王莽更成鲜明对比。可知廖平“辟刘之议”在羊城之会后大有变化，特别是以《伪经考》为炯鉴，将《辟刘篇》大作改造，撰出学术上更成熟的《古学考》。因此，不能根据空无所指的“辟刘之议”或全改旧观的《古学考》，来论证廖平、康有为之间的学术渊源，或讥斥康有为“剽窃”。
简而言之，探讨廖平、康有为羊城之会，只能依靠有限史料，遵守文本语境，理会廖平原意，从中窥知一二细节，不能奢望以碎片重建整个史实。根据羊城之会的现存材料，难以证明廖平在指控康有为“剽窃”，也不能被“两心相协，谈论移晷”等字面迷惑，忽略二人论学歧异，夸大羊城之会对康学的影响。
六、《二变记》“祖述”说辨析
《二变记》叙述廖平经学“二变”苦衷，交代两《篇》缘起，很有价值，文末夹注指责两《考》“祖述”两《篇》“而多失其宗旨”，(83)更是历来论证廖平、康有为经学渊源的铁证，并由“祖述”二字，衍化出“宗法”“引申”“所本”“剽窃”等说法。然而两句“祖述”是否可信?夹注本意何在?以下略作辨析。
据前文考证，羊城之会前《伪经考》已大体成稿，廖平也未将《辟刘篇》草稿交康有为看过，《伪经考》如何“祖述”《辟刘篇》?甲午六七月间，御史参奏《伪经考》，词句严峻，故入人罪，却未指康有为涉嫌抄袭。廖平随后作长文批评《伪经考》，开篇称“统观全书，其于目录之学，尚有心得，然未能深明大义，乃敢排斥旧说，诋毁先儒，实经学之蟊贼也”，(84)再从观点到方法一一指摘，予以全面否定，翌年又责备《伪经考》“内无底蕴，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洽鄙怀也”，哪肯认同《伪经考》与自己有渊源关系，并甘做“经学之蟊贼”?廖平还因“人有向秀之谤”，对康有为直言“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承认“新学伪经”说为康有为创发，又哪会食言自肥?此前《家学树坊》指斥“康作《伪经考》……依托四益以为藏身之固，窃人之说以要世名，亦热中躁进之一端”，公然歪曲事实，是向“主持名教者”表白，(85)原来别有隐情。同理，“《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显属言不由衷。廖平后来答江瀚称“崇今摈古”之说为康有为发明，与《致某人书》相符，已对特殊情境下妄指《伪经考》“祖述”“剽窃”自作纠正。
戊戌政变后，廖平及其门人、子侄对《改制考》与《知圣篇》的纠葛极为敏感，力驳康学以自明。廖平向张之洞禀报：“受业早年未定之说，为外人所攘窃，变本加厉，流行失真；海内名宿，颇多指摘。《翼教丛编》等书，未能攻坚，反助其缺。特命儿子师慎编集《家学树坊》二卷，以正其谬。”(86)“变本加厉，流行失真”一语，可与《二变记》夹注“多失其宗旨”互证。他以《翼教丛编》批驳康学不力，嘱子侄编《家学树坊》，托门人撰《〈知圣篇〉提要》《〈知圣篇〉读法》《〈知圣篇〉撮要》《致箌室主人书》《答〈亚东报〉箌室主人书》等，连篇累牍，不惮其烦，既从学术层面揭批《改制考》依托《知圣篇》而悖其宗旨，还从心术层面与康有为区分正邪，如：“轻躁之士发愤著书，每多非常可骇之论，托名卫道者以此归罪于四益。……窃以心术、学问古分两途：正人端士使为今学，正也；古学，亦正也。佥人宵小使为今学，邪也；古学，亦邪也。”(87)
廖平更特意重订《知圣篇》，对康学明攻暗击，如强调“素王”说为经中旧义，“自乱法者假旧说以济其私，变本加厉，谓孔子以改制立教。人人皆可改制，更由立言推之行事，此说者之过，非本义有误”，又谓《公羊》传存古法，“自某等托之《公羊》，以为变法宗旨，天下群起而攻《公羊》，直若《公羊》故立此非常可骇之论，为教人叛逆专书，遂云凡治《公羊》皆非端人正士”，(88)驳斥康有为借“素王改制”宣扬变法、创教之误。《知圣篇》还有两则经话诋斥诸子改制立教、传教之说，(89)均对康有为而发。事实上，廖平经学“三变”改讲“小大”之学，是自内而应敌；批驳《改制考》，洗刷与康学的关系，则是由外而自保。梁启超评议廖平“其最后说，则戊戌以后，惧祸而支离之也”，(90)揭出其学术迁转的内情。
可见，《二变记》夹注中两句“祖述”有可信，有不可信，廖平与门人笼统言之，另以“而”字一转进行评说，“多失其宗旨”才是夹注的重心，强调两《考》与两《篇》高下有别、正邪相反。后人却未察及整个夹注重心所在，反而引两句“祖述”以证廖平、康有为经学渊源。其实，在康学沦为“伪学”的背景下，廖平及其门人看似指认两《考》与两《篇》的渊源，实则为避祸而极力“辟谣”，亟与划界以自保，内心并不承认二人学术有承继关系。《〈知圣篇〉读法》有一段话耐人寻味：“或以某等传四益之学，其有无不足辨。惟朱子师法二程，立义非标程说，别无明据，方足以云宗派。某等著书甚多，无一语齿及，则足见非私淑，且采拾旧闻，持之有故，言之成章，并以见四益此编，亦述旧闻，辑旧说，初非自创门户，好为奇诡也。”(91)以朱熹师法二程为参照，指康有为著书从不明引廖平，不属私淑，不认他作传人，并强调廖平、康有为均属自创其学，互无干系。后来蒙文通说“惟《伪经》、《改制》两考，不能谓非受影响于廖师，特自有廖氏学，不得以康氏之言概廖氏之耳”，(92)更揭出《二变记》“祖述”说言外之意。
及至1913年，廖平主动写信与康有为重修旧好，并公开刊行《致某人书》《答江叔海论〈今古学考〉书》。他称“崇今摈古”之说为康有为所发明，不啻是重申“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尤其他以《经学四变记》摘刊本寄送康有为，“求证高明”，绝非借此指责康有为“攘窃”，而是重申《致某人书》所说“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务”，希望趁着“洋溢蛮貊，今当其时”，与康有为联手“尊孔”“保教”。(93)因此，只要理解《二变记》“祖述”说的真实意蕴，就不会断章取义，引以论证廖平、康有为学术存在渊源关系。
七、梁启超“证词”辨析
除廖平各种“说词”外，梁启超对廖平、康有为学术关系的论述历来备受重视，已成评判“公案”的重要“证词”。梁启超1904年宣称：“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1920年又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94)由两句“不可诬也”，学界一致称赞梁启超不为师讳，主动揭出康有为长期讳避的“攘窃”事实。房德邻则提出梁启超对其师“早年思想转变的细节并不了解”，不太承认这份“证词”的效力。(95)梁启超作为康门高足，又参与两《考》编撰，其说法不容轻易忽视，也不应过度解读。
梁启超两次说“不可诬也”的语境，同是论述晚清公羊学由王闿运到廖平、康有为的发展，但各有所指。第一次是在肯定廖平“固集数十年来今学之大成者”后，叙述康有为的情况：“吾师南海康先生，少从学于同县朱子襄先生(次琦)。朱先生讲陆、王学于举世不讲之日，而尤好言历史法制得失。其治经则综糅汉、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96)可见，此处强调康有为与廖平的渊源，是相对于朱、康关系而言，朱、康虽属师生，却无经学家法的传承，而康虽与廖无师生之谊，却受其影响而转治今文，此“渊源”落实在经学家法上，并未涉及两《考》与两《篇》的关系。第二次则先称赞廖平前期“颇知守今文家法”，然后痛惜其经学“三变”：“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97)意即廖平虽其人不足道，康有为却受其学影响而专重今文，由此强调廖平前期经学不容抹杀。探明两句“不可诬”的内涵，可知与所谓两《考》“祖述”两《篇》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岂能引以证明梁启超大义凛然举发其师“攘窃”?
至于廖平对康学的影响，梁启超确有论及。所谓康有为“尽弃其旧说”，指放弃《教学通义》古、今兼采的经学立场，不再周、孔并尊，转而专宗今文、独尊孔子。梁启超未明言康有为所见廖书为何，论者径指为两《篇》，但康有为从推崇《周礼》转而专宗今文的关键时期，应为戊子冬上书不达至庚寅春羊城之会，当时他能见到的廖书，有据可查者只有《今古学考》和《知圣篇》。《今古学考》表面平分今古，实有尊今抑古之意，江瀚即从书中标举“孔子晚年论定之说”，察觉廖平“慨欲继绝扶微，存真刬伪”的学术志向和“崇今摈古”的经学立场，并拈出“足下谓史公不见《左传》，而《周礼》乃莽、歆伪书”等重要观点，告诫廖平不必“龂龂焉以张徽志、争门户”。(98)康有为读到《今古学考》后极为折服，受其影响开始转向信今斥古的学术道路，也是理所当然。《孽海花》影射康有为窃取廖平绪论，“变本加厉，说六经全是刘歆的伪书”，(99)正指康有为承《今古学考》之说而作《伪经考》。蒙文通也将《今古学考》列作《伪经考》的直接来源，但误加《古学考》。王森然撰《廖平先生评传》时转录蒙文通之说，即删去《古学考》，(100)专讲《今古学考》。可惜，后来学者多忽略《今古学考》对康有为经学转向的影响。
梁启超另言及晚清学者研治《公羊传》的成绩：“晚清则王壬秋著《公羊笺》，然拘拘于例，无甚发明。其弟子廖季平关于《公羊》著述尤多，然穿凿过甚，几成怪了。康先生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101)显然指康有为从《知圣篇》“一转手”而撰成《改制考》等书。相较而言，居守书斋的廖平从汉宋兼采、今古并治到“尊今抑古”的转变，经历了“一变”“二变”，前后将近二十年，(102)而康有为因戊子上书不达，大受刺激，痛感“世变大，则教亦异，不复能拘常守旧”，(103)急切中探索孔子真经绝学、撰作两《考》等书时，获益于《今古学考》《知圣篇》，“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两年间就从古今兼采、周孔并尊转为专宗今文、力崇孔教，建立以“素王改制”为核心的“公羊家新说”。梁启超所谓“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本义在此。
不过，肯定康有为受廖平影响而迅速转向今文经学，却不能在两家经学之间确立唯一对应的渊源关系。因为康有为提出“新学伪经”“素王改制”诸说，并非依赖单一的学术资源与思想来源，而是汇集前贤时辈各种思想、学说，正如梁启超称“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104)何况康有为前期各种著作中，已有较多“伪经”“改制”等说法，均在未读《今古学考》《知圣篇》之前。
杨向奎针对“廖、康两氏的学术源流问题至今争论不息”，早就指出：“廖、康今文经学之争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引起波澜而经久不息也是意料中事，但也是该作结论的时候了。好在廖、康两氏的著作俱在，出版年月清楚，他们之间的学术影响问题是不难解决的。”(105)房德邻近年再次提出：“康有为的两《考》是否袭用廖平的两《篇》这桩学术公案已经有100多年了，应该有个了断了。”(106)本文初衷即在踵继前贤，力图对这桩百年悬案作一裁断。
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实际牵涉两个问题：一是两《考》与两《篇》的“版权”纠纷，二是廖平、康有为经学的“源流”关系。这两个问题时相缠绕，当事人和后来者却未必有明晰的辨识。迄今学界热衷于探讨极端的康有为“剽窃”说和折衷的廖平“影响”说，仍将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以致纠纷难解。更严重的是，已往研究多基于一个有致命错误的前提：廖平一再倾诉两《考》“剽窃”两《篇》，而康有为长期讳避不言，后又故意掩饰真相。曾有学者慨叹：“在解决这个历史悬案时，偏见会把人们引入歧途。”(107)的确，很多人因有先入之见，无论替廖平申冤“维权”，还是为康有为辨诬“翻案”，都不能客观对待历史文献，引述中寻章摘句，解读时断章取义，结果治丝益棼，整个研究始终走不出迷局。
本文将廖平、康有为学术“纠葛”厘析为三，即《伪经考》“剽窃”《辟刘篇》、《改制考》“祖述”《知圣篇》和廖学“影响”康学，对准症结，迎刃而解：第一，复核羊城之会廖平、康有为论学基本事实，发现廖平未以《辟刘篇》书稿出示康有为，而《伪经考》已成稿，所谓《伪经考》“剽窃”《辟刘篇》原是诋诬之论。廖平片断追述中所谓“两心相协”“议论相合”，并不表示两人论学达成一致，相反分多于合，因此不能放大羊城之会或“辟刘之议”对康有为经学转向的影响。第二，重读廖平、康有为“交涉”的基本文献，发现廖平对康有为始终坚持“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从未指控《伪经考》“攘窃”。至于戊戌政变后廖平惧祸自危，与门人炮制“祖述”说，本意在斥责康有为“多失其宗旨”，亟与康学划界以自保，内心并不认康有为作传人。第三，辨析梁启超对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的论述，探明两句“不可诬也”的真正内涵，确认《今古学考》《知圣篇》对康有为迅速完成经学转向的影响，但不能在两家经学之间确立唯一对应的渊源关系。
总之，百余年来争论不休的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其实并不复杂。研究者如能抛除成见，细读两家著作，比观互证，即能还原史事，息讼止争。
注释：
①廖宗泽：《先王考府君行述》，《中国学报》(重庆)1943年第1卷第1期；(章)太炎：《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制言》1935年第1期；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25页。
②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5册，北平：朴社，1935年，第28页；廖平：《考古学》，张西堂校点，北平：景山书社，1935年，“跋”，第2页。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页；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9-42页；李耀仙：《廖季平的〈古学考〉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5期；陈德述等：《廖平学术思想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2-153页；黄开国：《廖平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陈文豪：《廖平经学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262页。
④蒙文通：《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108页；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4卷，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第342、350页；章权才：《清代经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5页。
⑤房德邻：《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刘巍：《〈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氏与廖平的学术纠葛》，《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龚鹏程：《康有为的书论》，《书艺丛谈》，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156-157页；刘芝庆：《论康有为与廖平二人学术思想的关系——从〈广艺舟双楫〉谈起》，《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北)2009年第41期，第334页；苏全有、王申：《康有为剽窃廖平说质疑》，《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房德邻：《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⑥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⑦廖平：《致某人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7页。
⑧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6，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16页。
⑨《皮锡瑞日记》，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44页。
⑩叶德辉：《答友人书》，《翼教丛编》卷6，光绪戊戌长沙初刻本，第438页。
(11)王先谦：《再致陈中丞》，《虚受堂书札》卷1，光绪丁未长沙刻本，第42页。
(12)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卷4，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323页。
(13)《及门诸子书目序》，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223-224页。
(14)李伏伽：《六译先生年谱补遗》，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432页。
(15)廖师慎编：《家学树坊》，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789页。
(16)《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545页。
(17)《井研学案》，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642页。
(18)《六译先生追悼录》，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482、442、453、524、457、459页。
(19)廖宗泽：《先王考府君行述》，《中国学报》(重庆)1943年第1卷第1期。
(20)蒙文通：《经史抉原》，第108页。
(21)(章)太炎：《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制言》1935年第1期。
(22)章太炎在《说林上》《诛政党》中，把“新学伪经”说渊源归于戴望，可佐证他不太可能主张《新学伪经考》剽窃廖平。
(2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13、723、715、718页。
(24)向楚：《廖平》，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553、555页。
(25)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卷3，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296页。
(26)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卷3，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297页。
(27)李伏伽：《六译先生年谱补遗》，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412、413页。
(28)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71-672页。
(29)廖平：《经话甲篇》卷2，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册，第169页。
(3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16页。
(31)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卷3，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289页。
(32)廖平：《知圣篇》，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册，第228页。
(33)廖师慎编：《家学树坊》，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763页。
(34)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卷3，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290页。
(35)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笺素珍赏——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36)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5页。
(37)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页。
(38)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6、21页。
(39)《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光绪乙未菁华阁刻本，第27页。(新旧两版《康有为全集》均失收此札)
(40)《康长孺复朱先生书》，《朱蓉生康长孺往来书札》，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抄本。
(41)康有为：《答朱蓉生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5页。
(42)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16页。
(43)龚鹏程：《康有为的书论》，《书艺丛谈》，第156页。
(44)廖平：《陆香初目录学叙》，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第581页。
(45)廖平：《致某人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第436页。
(4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9页。
(47)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1册，第356、483、522、545页。
(48)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饮冰室文集》之44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8页。
(49)朱一新：《复康长孺孝廉》，《佩弦斋杂存》卷下，光绪二十二年顺德龙氏葆真堂藏板，第28-29页。
(50)《康南海自编年谱》误将这场辩论移后一年，置于光绪十七年辛卯冬，具体考证见吴仰湘：《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1期。
(51)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光绪二十二年顺德龙氏葆真堂藏板，第12页。
(52)《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光绪乙未菁华阁刻本，第27页。
(53)康有为：《答朱蓉生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6页。
(54)陈占标：《〈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前引《广报》资料转录自此文，但误作《广振》)
(55)《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光绪乙未菁华阁刻本，第36页。(新旧两版《康有为全集》均失收此札)
(56)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53页；《长兴学记》，《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49页。
(57)廖平：《致某人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第436-437页。(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以此信作于1895年，较可信)
(5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17、718页。
(59)廖平：《致某人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第437页。
(60)廖平：《经话甲篇》卷1，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册，第140页。
(61)廖平：《经话甲篇》卷1，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册，第140-141页。
(62)廖平：《今古学考》卷下，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册，第46页。
(63)廖平：《经话甲篇》卷2，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册，第169页。
(6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22页；李耀仙：《廖季平的〈古学考〉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3期。
(65)廖平同年上书张之洞：“己丑承命校考《左氏》，三年之中，遂成巨帙。或以为倚马成书，而不知前此之经营惨淡者非一日矣。……则以未治之先，其攻之也不遗余力，则其治之也可以速成。”(李伏伽：《六译先生年谱补遗》，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423页)他以“倚马成书”自况，并以“速成”相解，可见其本意。
(66)廖平：《与康长素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第547页。
(67)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卷6，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375页。
(68)康有为：《答廖季平书》，《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19页。
(69)廖平：《再与康长素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第549-551页。
(7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16、718、720页。
(71)廖平：《答江叔海论〈今古学考〉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第417页。
(72)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379-380页。
(73)黄开国：《廖平评传》，第243页。
(74)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16-417页。
(75)康有为：《答朱蓉生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2页。
(76)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第381页。
(77)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65页。
(78)廖平：《经话甲篇》卷1，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册，第140-141页。
(79)廖平：《致某人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第437页。
(80)廖平：《知圣篇》，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册，第222页。
(81)帅镇华：《答〈亚东报〉箌室主人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789页。
(82)廖平：《尊经书院日课题目》，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512、516、524页。
(83)《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545页。
(84)廖平：《评〈新学伪经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第552页。
(85)廖师慎编：《家学树坊》，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789页。
(86)李伏伽：《六译先生年谱补遗》，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432页。
(87)黄镕等公拟：《致箌室主人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774页。
(88)及门公辑：《〈知圣篇〉读法》，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766、767页。
(89)廖平：《知圣篇》，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册，第203、212页。
(9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91)及门公辑：《〈知圣篇〉读法》，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765页。
(92)蒙文通：《经史抉原》，第108页。
(93)廖平：《与康长素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第547页。
(9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05页；《清代学术概论》，第53页。
(95)房德邻：《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9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05页。
(9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3页。
(98)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中国学报》1912年第2期。
(99)曾朴：《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100)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0页。
(101)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页。
(102)关于廖平经学“一变”“二变”起止时间有多种说法，此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初变八年、二变十二年之说。
(103)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38页。
(10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3页。
(105)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4卷，第347页。
(106)房德邻：《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07)章权才：《清代经学史》，第255页。
